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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风云
“滚滚长江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该书艺术地为人们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画卷。从东汉末年宦官之祸到黄巾军起义失败，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终于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共约90年的烽火岁月，大体上分为军阀混战、封建兼并、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四个阶段。《三国演义》中人物众多,而且十分生动,在民间广为流传,特别是一些杰出人物甚至是中外闻名,家喻户晓,影响深远,这是其他历史段落无法比拟的.六十年间如此群星闪耀,构成了三国人物的特殊品貌和持久的魅力.
《三国演义》是一个世代累积型的历史小说，其中蕴藏着自三国故事出现以来的民间叙事特征，这一点已被诸多学者认可。苏轼《志林》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说书艺术，而且已显现了“尊刘贬曹”的倾向。再加上宋元以来异族乱华，战乱频仍，“人心思汉”，“明君贤臣”成了人民心目中急切的期待和追求。所以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要契合大众的心理，要满足大众的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东坡词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多少自认英雄的人或是自信即成英雄的人在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风云乱世中摸爬打滚，四起干戈，却也渐渐被历史淘出了长河。英雄，此二字不知纠葛了几多逐鹿群雄、东征西讨的人的心绪。多少人又葬身名利场下？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把《三国演义》放到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中来考虑。整体来看，人物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由特征化到性格化转变的过程，《三国演义》处在长篇小说的开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在人物塑造的艺术手法上很成熟，必然带有史诗中英雄人物的特点，即“高贵的单纯”。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从政治上思想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个性，往往以道德品质来定位，所以个性就无法大放异彩。在哲学上流行唯理主义，孔子就是以“礼”来统摄其整个政治理想的。罗贯中是大儒，他的思想指导方针是非常明确的，即儒家的政治理想“仁政”，君主要“仁”，臣下要“忠”。所以，这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是以反映抽象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为核心的。
作者是按自己的理想来建构人物的，或褒或贬，都体现了人物的主要特征，给人的印象非常强烈。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较多深刻论述。可是，我觉得，毛宗岗父子所谓的“三绝”基本上是一种“政治品质”或“道德品质”，而且似乎还可以加上一绝，即刘备的“仁绝”。这相当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独特的品性，他们可视为“抽象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
“奸绝”曹操。“奸诈”是其本质属性，作者为了尽现其特性，多角度、多层次地反复渲染。一出场，就写他诈“中风”以诬叔父，给人一种“从小看大”的思维引导。之后，写他梦中杀人，又误杀吕伯奢一家，多疑中透出狡诈。后面写其杀粮官以欺全军，也是以凶残凸显奸诈。作品中也不断地直接写到他的奸诈，如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等等。虽然从客观上可以看出曹操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博大胸襟，而事实上，刘备的“自领益州牧”而称帝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区别仅在于姓氏不同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的确是把他与刘备作为对立面来写的。作品中有文字为证：“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

“仁绝”刘备。“仁”是对君主的政治道德要求。一开始，就写其“与乡里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而且，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后来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紧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可见作者是把他作为“仁政爱民”的理想皇帝来写的。不过，如果我们去查看陈寿的《三国志》，就会发现历史上的刘备其实也是好色贪财的，只是在这里，毛宗岗父子对他的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净化和升华，以至于极端到像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

“智绝”孔明。“智慧”是臣子必须具备的，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伴君如伴虎”的日子里保全自己，才能做稳和做好奴隶，当然我们不能这么看待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里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小说却一反其说，不仅写其经邦治国的政治才干，而且更是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这无疑寄托着历代读者和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他的前后《出师表》渗透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精神，闪现着动人的个性风采。白居易曾深有感喟“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但从整体上看，罗贯中在小说中既不写“危急存亡之秋”的形势特点，也不写对政局战局的悲观情绪，只一味地写其神机妙算，如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七擒孟获等，以便保持其“智绝”的光环。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写其“智”是服从于“忠”的，是服从于“鞠躬尽瘁”的，甚至近似于“愚忠”。这就提醒我们，作者是在塑造一个为了“圣主”的礼贤下士而奉献出全部生命的贤臣典型。

“义绝”关羽。“忠义”两难全，这一点关羽也不例外，不过他能把“义”做的如此“绝”，实在千古之下，罕有其匹。所以作者对他的歌颂也特别着力，甚至大胆对历史细节进行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处理。《三国志》中记载杀文丑的本是刘备，罗贯中却把它转嫁给了关羽。同样地，“古城会斩蔡阳”的本也是刘备，但在罗贯中的笔下，却成了关羽用以“释兄弟之嫌”的精彩展示。即使是最经典的、历来为人所传颂的“单刀会”也是改头换面而来的，历史上是鲁肃去赴关云长的宴会，在小说中却成了最能表现关羽胆识的不朽情节。“华容道上放曹操”更加丰富了关羽的“义”，也更有人情味，虽然对蜀汉不忠，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其“义”的刻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尊称他为“义绝”。

从上面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有意这么塑造人物的，趋于“意象化”，而且我们把这些人物的特征化性格归结为“品性”似乎更为恰当。
英雄之说本无定论，每个人心中的三国都有一个英雄，但刀光剑影之下，鼓角争鸣之远却总躲不过一个满头华发，黄尘裹身。 英雄，英雄之说本戏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