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索氏家族源流简介.doc

一、   敦煌索氏家族源流简介
据《姓氏考略》记载：“殷人七族，索氏之后。”“胡人有索氏，唐之索元礼是也。”索氏出自子姓，是汤王的后代。据《元和姓纂》载，商朝的王公贵族有七支，形成七姓公族。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把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封在鲁（今天的山东省境内），建立了鲁国，并且把殷商七族中的六族迁徙到鲁国，这六姓分别为徐姓、条姓、萧姓、索姓、长勺姓和尾勺姓。他们都是“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他们在服从周公法制的前提下，在鲁国担任各种“职事”。[⑩]其中的“索氏”定居于鲁，于是形成索姓。周武王灭纣索氏出了不少力，后来定居在鲁国因而成为名门望族。P.2625号《敦煌名族志》也有记载：“索氏，又其先商王帝甲封子丹于经索，因而氏焉。武王灭商，迁之于鲁，封之为侯。秦并六国，庄侯索番钹仕，国除。汉武帝时太中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徙边，以元鼎六年从钜鲁南和迁往敦煌。”
这些文字只是简单介绍了索氏家族姓氏的来源。其实每一个姓氏都有它的来源，这并不能作为选择索氏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更重要的原因是索氏家族在迁移到敦煌这一地区后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对整个敦煌地区的影响。
敦煌古称“瓜州”，是羌、戎、匈奴等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生产生活的地区。汉代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统治者为了适应封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地区连年用兵，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设置敦煌郡。从此，大批中原汉族士兵、农民、商人移居于此，其中包括一些官吏和将领。这些官吏、将领凭借其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家族的势力，逐渐形成敦煌地方豪族。
除以上所说的移民敦煌地区的汉人以外，敦煌还是中国历代帝王流放罪徒的重要场所。毫无疑问，敦煌的这一特殊功能也构成了本地区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向敦煌流放罪徒尽管由来已久，但现在留下来的有关这方面的确切记载也多在汉武帝以后。向河西地区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11]这里所谓的罪徒不包括那些“悖逆无道”者、“抱怨过当”者、“恶少年”以及赤贫无赖、游惰闲散之人，而是侧重于指那些因冒犯尊严而遭弃逐的政治犯以及其他有过之人，这当中包括因诸王欲谋不轨而受牵连者，有因直谏忤旨而冒犯天颜者，有因办事不力而有失君望者，如此等等。巨鹿索氏迁居敦煌就是这个原因。
在敦煌名族中，以巨鹿索氏迁入最早，p.2625号《敦煌名族志》云：
　　“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徒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巨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迁敦煌，骏在东，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其长幼，咸累代官族。”
　　敦煌索氏为西汉太中大夫索抚之后，原居河北巨鹿，于元鼎六年（前一一一）迁入敦煌，这一支后来被称为“北索”。王莽天凤三年，索氏家族又有一支由巨鹿西迁而至，这一支为鸣开都尉索骏之后，称为“南索”。在历史长河中，“北索”影响较大，名人众多。西晋大政治家、书法家索靖和执掌归义军政权的索勋都属于北索。而南索势力弱小，影响较小，逐渐为人遗忘。后代敦煌索氏追根溯源，都将郡望称为“巨鹿”。又因为索氏家族在建都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前凉政权中影响甚大，后来被列入“凉州六姓”之中。
敦煌索氏家族是汉唐时期的名门望族之一。在从汉末到唐末的八百年间，索氏族人一直活跃在变化纷繁的敦煌历史舞台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氏家族有名闻域内的《索氏谱》。[12]注引《索氏谱》“（索）元，字天保，敦煌人，父绪，散骑常侍。元历征虏将军、历阳太守。”清代学者张澍辑录的《续敦煌实录》收入索氏人物四十四人。索氏家族是敦煌大族的典型代表。
索氏家族教育经历了两汉时期的初创、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极盛阶段和隋唐时期的继续发展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有资料记载的索氏家族成员的情况是在汉武帝之后，在两汉时期，索氏家族移民至敦煌以后，重视农业生产，逐步奠定了家族发展的经济基础，凭借其努力在敦煌地区形成郡望，成为当地有名的望族。到了魏晋南北朝，也就是河西的五凉时期，索氏家族内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与政治的挂钩使得家族的地位迅速上升，家族内部也逐步形成了一股以儒学传家的家学、家风，为以后家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由于五凉时期河西统治阶层对儒学教育的重视和提倡，索氏家族内部也涌现出一大批在儒学方面有相当造诣的优秀人才，表现出家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迹象。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吐蕃占敦煌地区和归义军统治敦煌的特殊时期，家族的教育为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也不断改变自身的策略，以求得家族的生存与发展。佛教的广泛传播，为索氏家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索氏家族成员大多加入佛教组织，在佛教思想的传播和佛教义理的阐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佛教教团的高级僧侣，同时也繁荣了家族的文化，使得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的融合在索氏家族内部得以很好地体现。
晚唐以后，由于敦煌地区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逐渐消失，中央王朝对河西地区的重视已大大不比从前，敦煌失去了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的作用，因而，它的发展也逐渐被统治者所遗忘，索氏家族自此之后走向了衰亡，再也没有资料记载索氏家族成员发展状况了，所以，作者有理由推断，索氏家族自晚唐之后逐渐衰落了，因此，作者在写作时只选取汉至唐这一索氏家族发展的繁荣时期进行分析，对于之后索氏家族发展的情况不做赘述。
二、索氏家族教育的演变过程
（一）索氏家族移民活动的完成及家族郡望的建立——汉魏时期
1、索氏家族移民活动的完成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颜师古注：“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即言暴力长乃遭刑而徙谪敦煌者。这应该算得上是有关徙居敦煌者的最早的记载了。
元封四年以后，因罪徙居敦煌者，还有以下几件事：武帝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叛，“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13]宣帝时，霍光家属谋反未诛者，曾徙敦煌郡。成帝时，陈汤、解万年因罪徙敦煌，按《汉书·成帝纪》：“永始二年十二月，昭曰：前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匮竭。万年佞邪不忠，毒流众庶，海内怨望，至今不息，虽蒙赦令，不易居京师。其徙万年敦煌郡。”[14]
敦煌后来的一些世家大族如索氏，其先也是被流放到敦煌的政治犯。“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忤旨从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敦煌”[15]
两汉是索氏的初发时期。索氏自西汉徙居敦煌，西汉没有见载的人物。东汉明帝时有西域戊己校尉索頵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胡二万人讨后部王涿鞮，杀后部王[16]。
严格地讲，东汉时期的索氏家族还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但他们在敦煌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与索氏家族成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索氏家族自汉武帝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往敦煌，但由于他们是因“直谏忤旨”而从边，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被强迫、被迫弃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他们感到他们的家族的命运与上古时期被流放到敦煌的“三苗”差不多，这种心态在敦煌边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厥有桑门颖秀金上人，俗性刘，其先洛阳人也。或因官避地，届三苗之乡。”[17]“记曰：天成厥壤，允姓曾居。地戴流沙，陶唐所治”[18]。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敦煌人物的碑稿、神志铭、功德记当中几乎成了开篇套语，这足以证明，这种心态在敦煌边民当中不但相当普遍，而且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心理也不断地激励着索氏家族的成员凭借自身的良好修养，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家族，以期在这个新的地区立身扎根。
索氏家族的成员离开故乡故土来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家族本身的扎根立身问题。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对土地人们往往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农业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他们的生存情趣、生活节律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同时也需要依托这种基础来加以维护。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在生存根基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总是要千方百计地从土地（农业经济）中寻找“根”的意识的缘故了，因为直觉告诉他们，他们摆脱陌生的变化无常的环境的袭扰以及根治失落心态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使自己寻找到那份农业民族对泥土的特殊感情，从中去体会这个民族所熟识的一切。因此，“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迁移到四周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讨生活的传统。”[19]索氏家族成员也不例外地将他们的热情和才智运用到这块新的土地上。
当时的敦煌地区是一个以游牧民族聚居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地方，被称为是“蛮夷之地”，以索氏家族为代表的移民并没有继承当地的游牧习惯，而是继续他们以前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目光投放在敦煌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很快，他们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敦煌这块土地资源相对较宽裕、生活相对较有保障的地方争得了生存的资本，解决了最需要解决的生存、繁衍问题。
2、家族郡望的逐步建立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史称他“既到，抚结豪杰，怀辑羌胡，甚得其欢心”[20]。这里的“豪杰”主要指河西的豪强大姓，其中就包括索氏家族在内。
　　西汉时期，在政治上居于重要地位的是开国功臣、贵族子孙及方吏、军人和儒生。豪族的影响局限于地方，还没有形成对政权的垄断。
　　东汉王朝建立以后，随着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的形成，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日益巩固了。由于他们对土地的长期占有和对仕进选拔的垄断，当时就出现了一批累世公卿的门第，如杨震四世三公、袁安四世五公等等。更由于刘秀政权是凭藉南阳、颖川两郡豪族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面对豪族的压力，刘秀不得不对他们采取拉拢优待政策。因此，东汉时期就出了一批累世仕宦家族。索氏家族成员经过不懈的努力，凭借自身的优良品质及对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掌握，很快就占有了一定量的土地，社会地位也随之显著上升。史载：
　　“ 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专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在家四岁，复拜武威太守。……生子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21]。
　　可见张奂祖孙三代连任太守之职，在河西地区颇有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敦煌索氏也是累代为官，p.2625号《敦煌名族志》中就记载了索氏家族累世为官的盛况：
　　“后汉有索頵，明帝永平中为西域代（戊）已校尉，居高昌城。頵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弟（第），拜尚书郎，后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当，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弟华除为郎。华之后衾，字文长，师事太尉杨赐展。孙翰，字子曾，师事司徒，即咸致仕官。宗人德，字孟济。祖毅，太尉掾。父桓，杜陵令。德举孝廉，拜驸马都尉，桓帝延熹元年，拜东平太守。子韶，西部长史。祖子降，子袒，其父宜，清灵洁静，好黄老，沉渗笃学，事继母以孝闻。”
索班，《后汉书·班勇传》记载：“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使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张澍认为此索班汉使虽不著地望，然太守曹宗即敦煌人，而长使必本郡人可知[22]。
《水经注·河水注》：“敦煌索万力，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鄯、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滨河……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23]
从这些记载来看，索氏自东汉初已经开始显露，出任官职的人逐渐地多了起来，特别是这些人文化修养较高，大多出身于孝廉、明经等，一些家族优秀人物的不断涌现，带动家族社会和经济地位也不断提高。索氏家族因而成为敦煌的望族。
中国历史由秦汉入三国，在官僚铨选制度上出现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魏文帝根据陈群的建议，吸取前朝在察举、推荐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制定并推行了“九品官人之法”（即所谓九品中正制），用地望（家世的地位和声望，即门第）来取代战争时期单一的“唯才是举”政策。[24] 陈群是曹魏三代重臣（曹操时任御史中臣、领丞相东西曹掾；文帝时为尚书、顾命大臣；明帝时开府，为司空），一向雅杖名义，以正色立朝，鄙视那些既无家族背景、又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军政暴发户，称他们是所谓“秽德秽行”之徒，深知无法靠这批战前和战时的无赖来治理国家。于是就有了这一以力纠时弊为目标的制度改革。[25] 其设计目的，是为了保证将各地方的精英，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右姓”成员选入各级官僚机构。这样，冠于人名之前的“姓”，就作为一项重要的标志，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姓”不仅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在其基本规定中还同时包含着地缘关系；同姓、异姓不仅是同或不同的血缘关系的标志，而且就其起源来说，还是同或不同的地缘关系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地缘关系决定了同姓和异姓之间的区别。当人们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显赫姓氏，并以此来表示自己的身价时，必须具体指明本人或本人所属群体曾经所处及现在正处的地域范围，以及这一地域范围与他所希望联结的某姓之地域范围之间的源流派关系：包括共同的姓源和始祖，自然出现的世系分支，因某种历史原因而发生的分支迁移过程，等等。
在魏晋以后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所谓“郡望”，就是这样一个以地缘范围来明确血缘团体性质的术语。郡望，即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尊敬的显贵望族，如清河张氏、颍川陈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等。还有著名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秦观《淮海集》卷二二《王俭论》：“自晋以阀阅用人，王、谢二氏，最为望族。江左以来，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子为主婿，女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亦犹齐之诸田，楚之昭、屈、景氏，与国同其休戚者也。”同郡，俗称小同乡，故郡望又称为“乡望”。《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纪二》，梁武帝敕曹景宗：“韦叡，卿之乡望，宜善敬之！”胡注：“曹景宗，新野人。韦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阳，既同州乡，而韦为望族。”郡望又称为郡姓。《资治通鉴》卷一四○《齐纪六》，记齐明帝亲自批准，河东薛氏“乃入郡姓”。胡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除郡姓之外，根据该姓所居地的远近、方位和行政区划的性质，还有州姓、县姓等多种名称。
敦煌索氏家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壮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名望，成为显赫的望族显贵。索姓被列入“凉州六姓”之一，由此可以看出索氏在敦煌当地的地位及影响。
    3、经济实力向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转变
索氏家族的发展盛况，可以用宋孝王在《关东风俗传》中记载六朝时期“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盛况来形容，“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盛况一直为人们广泛征引，用来描绘魏晋六朝时大宗族集中聚居于某地的盛况。但“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宗族聚居现象本身，只有当其纳入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中之后，才会成为推动家族成长壮大的基础，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包括国家和地方政治两种形态），没有政治利益的引诱，由自发性聚居产生的家族，只能是个别和舒缓的。而在利益的鞭策激励下，利用各种手段依附或加入政治组织，就成了社会各层次人们求生存、求发展的普遍原则。
成长中的家族由经济实力转向政治和文化发展，可以从东汉魏晋时期敦煌人的仕宦和治学两方面看到迹象。敦煌索氏一族，“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族父靖，父湛，北地太守”。[26]从这个世系大致上也可以看出王莽时迁入敦煌的巨鹿索氏一族东汉后逐渐追求向外政治发展的过程。最初的安家活动之后，在明帝时期（公元58年——75年），第二代人时，索氏家族有人出任东汉驻西域长官，第三代人则到了刺史一级，到了东汉后期，索氏家族已经出了全国性的郡级长官多人。政治上的发展，反过来也加强了本族在敦煌社会中的影响和实力。文化实力也随着经济、政治实力的成长而发展，出于调整家庭内部兄弟关系、乡里家族间关系的需要，传统的孝悌观念成为东汉中期以后敦煌家族的行为规范。有孝悌之风的家族在地方社会乡里赢得了地位，反过来又影响着地方社会中乡里家庭的行为。索氏家族中的成员大多以孝闻名。几乎每一位有史书记载的索氏家族成员的介绍中都提到“德举孝廉”、“明经”等字样。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敦煌索氏虽居远地，却屡受征召，出任太守、刺史一类的品秩较高的官职，发展成为河西地区的一个仕宦之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文化、家风为世人所尊崇，例如索湛“才明举孝廉、明经”，索翌“有父武才，明兵法”，索袒“德举孝廉”，似乎已为一个以儒学传家的家族，开始具备魏晋时期世家大族最突出的特征——家风、家学。
（二）索氏家族“家学”发展的极盛时期——五凉政权割据河西
1、索氏家族家学传统的奠基人物——索靖父子
在大动乱的十六国时期，“中州板荡”，“生灵涂炭”[27]，不仅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学术文化也被扫荡殆尽。与此相反，在西北边陲，河西一隅，五凉政权相继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却是经济复苏，文化昌盛，学者云集，人才辈出。或开馆延学，发展教育；或著书立说，弘扬学术；或营窟造寺，宣传佛法，出现了河西历史上空前的文化高峰。史书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与中原”。[28]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上承汉魏之宗，下开隋唐之源，“继前启后，实我国文化史之一大业”[29]。其中，索氏家族成员为这一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通过荀学的中介而走向汉代儒学。[30]汉代儒学不同于先秦儒学，后者是对已经消失了的历史阶段的哲学反思，前者是对现存政治关系的哲学构思；后者侧重于超功利的理想追求，前者则侧重于功利性的现实追求；后者强调道德实践，前者则强调政治实践；后者游思于哲学义理，前者则沉湎于经学章句。颜之推说：“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31]所以有的学者便把这种儒学称之为“政治化的儒学”。然而汉王朝没有也不可能万世永存。随着汉王朝的动荡，“苍天”的倾覆，和汉王朝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汉代儒学走向没落。
汉代儒学走向没落，但是从魏晋以来“学在家族”为基础的地域之学相继出现。“学在家族”和“政在家门”是相联系的。前者意味着学术中心的由官府下移家族，后者则说明封建人身所有权的由集中走向分散。以“学在家族”为基础的地域之学的出现和分割性的氏族地主经济的形成是相联系的，前者说明学术中心的由中央下移地方，后者则反映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由淡化转向浓化。随着这一历史本质关系的转变，封建性的高门大姓的势力激剧增长，国家权力因之衰弱不振。世代相袭、门第森严的世族地主阶级进入历史的舞台。作为封建官僚主要成分的儒士，由中央转入地方，由朝堂走向田园，学术中心也随之下移了，史学家因之感叹道：“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32]然而，在一些地区和家族中崇儒之风依然未改，儒学仍旧在继续沿袭和流播。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更是当时中国北方儒学特盛之地。
敦煌索氏在河西地区的望族地位的完全确立，归功于西晋时期的索靖、索琳父子。他们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卓越的才干大大提高了敦煌索氏家族在全国的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奠定了索氏“礼乐名家”的社会地位。
2、博通经籍——奠定了“儒学化”的发展方向
在权力导致财富的封建时代，“博经通籍”正是获取权利、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之时，西周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实在是保存家族的重要手段。河西儒士中，首推敦煌索氏。索靖不仅是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是被称为“草圣”的书法家张芝的晚辈，与尚书令卫瓘并称“二妙”。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芝草书，在我国书法史上贡献很大。唐张彦远《书法要录》卷八引张怀瓘《书断》：“索靖，字幼安，敦煌龙勒人，张伯英之隶孙。父堪，北地太守。幼安善章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韧劲则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则过于卫瓘。……” [33]“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银钩趸尾。”[34]索靖还曾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各二十卷及《草书状》等书。[35]
索靖可谓一代文化名人，《晋书·索靖传》：“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汜忠、张彪、索珍、索永俱诣太学，迟明海内，号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  他与索氏另外两位人物索珍、索永以及乡人汜忠、张彪俱以文学知名，被称为“敦煌五龙”。他的五个儿子并举秀才，少子索琳领太尉，转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录尚书，“承制行事”。[36]
索氏家族其他见载者有：索袭，前凉时人，“虚静好学，不应州君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37]他被敦煌太守阴澹称为“硕德名儒”；索沈“少游京师，授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38]索绥，父戢，晋司徒，“绥家贫好学，初举孝廉，为记室祭酒。……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张骏命西掾集阁内外事付绥，著《凉国春秋》五十卷，《十夷颂》，《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39]建康太守索晖著《凉书》；[40]西凉时还有索敞，“专心经著，尽能传延明业，凉州平，入魏，以儒学为中枢博士。”“京师贵游之子，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他著有《丧服要记》等书。[41]索泮“及长变节好学，有佐世才器。”张天锡时为冠军记室参军，后官至中垒将军、西郡武威太守，典农都尉。前秦时为建威将军西郡太守，弟弟索菱为伏波将军典农都尉，皆为吕光所杀。索商为张天锡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询为张骏理曹郎中。索辅位张轨太府参军。索振为张重华徵事；索遐位张重华司直。
后秦政权中有索棱，“好学博文，姚苌甚器重之，委以机密，父章诏檄，皆棱之文也。”[42]历平原太守、太常，姚兴以棱为太尉、领陇西内使。索卢濯为姚苌骑都尉。特别是以敦煌为基础建立的西凉政权，初沙州治中索仙、敦煌护军郭谦推李暠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西凉建立后，任命大臣二十一人，索氏占了四分之一，有左长使索仙、牧府右司马索承明、威远将军西平太守索训、广武太守索慈、武兴太守索术，居敦煌大姓之首，由此可见索氏在西凉政权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凉段业时有右卫将军敦煌索嗣，子索元绪，北凉沮渠蒙逊时为敦煌太守。[43]
通过索靖父子及索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努力，逐步奠定了索氏家族以儒学传家的家学传统，为索氏家族以后的发展和繁荣确立了基本的发展方向，从以后的索氏家族发展的情况，也同样可以看出，基本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前进的，即使在吐蕃和归义军统治的特殊时期，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依然深深地占据着索氏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当中。
3、走现实性的政治化道路，继续壮大家族的势力
敦煌索氏家族成员一开始就为家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敦煌名族志》云：“后汉有索頵，明帝永平中为西域代（戊）一校尉，居高昌城。頵子堪，字伯高，才明，举孝廉，明经，对策高弟（第），拜尚书郎，后迁幽州刺史。其抚玄孙翊，字厚山，有文武才，明兵法，汉安帝永初六年拜行西域长史。弟华除为郎。华之后衾，字文长，师事太尉杨赐展。孙翰，字子曾，师事司徒，即咸致仕官。宗人德，字孟济。祖毅，太祖桓，杜陵令。德举孝廉，拜驸马都尉，桓帝延熹元拜东平太守。子韶，西部长史。”索頵又见于《后汉字·西域传》，文中称他“欲废后部王立破虏侯细致”。此外，还有西域长史索班，清代学者张澍称“此索班汉史虽不著其地望，然太守曹宗敦煌人，而长史郡人可知”[44]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索氏家族成员在一开始就已经积极投身于家族的兴旺事业中来了。
索靖是北地太守索堪之子，索抚之后，他深受汉武帝器重，曾任酒泉太守，拜驸马都尉，死后赠职司空，极其荣显。索靖是西晋朝廷的重臣，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极有影响，泰康末年，河西王司马禺禹举兵洛阳，索靖率领从雍州、秦州、凉州赶来的义兵，英勇与敌作战，中剑而亡。索靖五子“皆举秀才”，而少子琳“少有逸群之量”，更是西晋政权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任安西将军，冯翊太守，侍中，太仆等要职。西晋末年，刘聪进犯关东，劫掠长安，晋怀帝被囚禁，索琳立晋愍帝。他与匈奴刘聪大小百战，最后被刘聪所杀。索靖父子的显赫功绩使敦煌索氏成为河西望族，后代敦煌索氏都自称索靖之后，曾一度掌握归义军政权的索勋，就称其祖为索靖。《大唐河西归义军节度索公记德之碑》云：“公玉裕，讳勋，字封侯，敦煌人也，……祖靖，仕魏晋，位登一品，才术三端，出入两朝，功名俱遂。”
索靖在唐代仍然为人们所怀念、敬仰。P.3721号《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云：
“丙辰，开元四年六月县令赵义本到任，其令博览经史，通达九经，寻诸古典，为张芝索[靖]俱敦煌人也，各检古迹，具知处所。”
前凉时期索氏一门先后居要职者有十二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不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是难以维护家族的地位和利益的。索氏家族中许多人以武功见长，握有军权。在前凉政权中索孚担任伊吾（今新疆哈密）都尉、张掖太守；索元会任征虏将军。正是由于他们掌握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在当地颇有名望，又有号召力，历史悠久，索氏家族在各政权频繁更替之际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前凉历时七十六年，于西元三七六年为秦所灭。前秦占领敦煌后，略阳人王穆起兵反抗，敦煌索嘏和敦煌郭禹“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45]，支持王穆的反抗斗争。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迅速瓦解，敦煌又处于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