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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寅生平经历与事业初探
李莅 刘君君
【摘要】 梁寅，江西新余人，元末明初著名的学者、儒士。他长期隐迹山林，兴办学校，教授诸生，同时又潜心研读经史、撰述文章，写下了大量诗文。为此时人称其为“梁五经”和“石门先生”。本文据所存《石门集》和其他零星资料，对其生平经历和平生事业试做初步探析，以期对弘扬传统文明、促进地方文教有所裨益。

【关键词】 梁寅 生平 事业

梁寅（1303—1390），字孟敬，汉族，江西新余人。他生活在元蒙统治走向衰亡和朱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一生以儒为业，隐而不仕，敏而好学，博识多才，潜心学问，著作等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寅平生著述甚富，于易、书、诗、春秋、周礼，皆有训释。其史学则策要、史断等书，杂著则耄言、论林、搜古集、格物篇等书，不下数千卷”，故时人誉之为“梁五经”。另外，梁寅自17岁开馆授徒始就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四方弟子，先后创办了宗濂书院和石门书院等，故又享有“石门先生”的美誉。但是他的著作多已散佚，有关其行状、著述的史料也寥寥无几。为了发扬传统文明，建设地方文教，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梁寅其人，使梁寅的为人与事业不致湮没无闻，本文拟就后人收集重订的梁寅《石门集》及相关资料，对其生平经历和平生事业，试做简略阐述。

一 梁寅生平经历简述
梁寅在世凡八十七年，据《四库全书》《新喻粱石门先生集》所收明嘉靖国子监博士石光霁所撰的“石门先生行状”和梁家族谱的记载，其生平经历可归纳综述如下。
1303年（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7岁，入塾读书。
1320年（元仁宗延佑七年，庚申），17岁，立志兴学，开办学馆，教授生徒；同时博求书籍，得《四书》、《书传》、《胡氏春秋》等，“无师指授，皆自点读，穷心力求”。未几又得春秋之文凡十部四十卷，“录而观之”、“求之益力”。
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癸亥），20岁，赴南昌谒见前翰林应奉滕玉霄，得到器重，被留置学馆检校群书，尽观所藏古今书史。
1324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21岁，携文拜谒前国子监博士、儒学提举刘有庆，被荐于南昌富豪邓氏、姜氏，教授其子弟。
1329年（元文宗天历二年，己巳），26岁，因学员大增而辟馆僧舍，一边广读经史、精研礼仪之学，“用功益勤锐”。
1332年（元文帝至顺三年，壬申），29岁，参加科试失利，遂从母训，决弃功名，继续“授徒豫章”（今南昌）
1324年（元顺帝元统二年，甲戌），31岁，母丧，筑舍坟侧，守孝苦读。后此舍发展为书屋（即学校）。
1347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44岁，在家乡创宗濂书院。
1348年（元顺帝至正八年，戊子），45岁，应行省架阁官张君济之聘赴江宁（今南京）训导张氏之子，不久又应郡博士罗罕之请执集庆路儒学司训一职。次年辞职，续操儒业。
1351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辛卯），48岁，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回归故里。嗣后十九年，他始终“以儒为资”、“善默以容”、“持身弗辱”。
1368年（明洪武元年，戊申），65岁，应征赴京师参与编修礼书，其间“讨论精审，诸儒皆服”。
1370年（明洪武三年，庚戌），67岁，参修《大明集礼》成，又参与编修《元史》，“称旨，授以礼部主事”，“以老力辞”，归，应江西省臣礼聘参与明经举士考试的“文衡”（评卷）工作。
1377年（明洪武十年，戊午），74岁，创建石门书舍（后为石门书院），至1390年（明洪武二十二年，辛巳），87岁，卒于家乡。

二 梁寅生活时期的划分
据上文所述，梁寅一生的经历，从横向看，就是读书、育人、著述三件事，从纵向看，大概可以以刘福通举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刘福通举义之前，即从1303年出生至1351年由江宁返回故乡，凡四十八年，属于前期。这一时期，除去成年前的17年，是梁寅投身教育、刻苦研读、兼事撰述的时期。在这一时段里，梁寅的主要作为，一是开办学校、授徒读书，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一是博览群书、潜心研究、辛勤撰述。其间虽然曾经一度放下教鞭，外出拜谒硕儒俊贤，但究其用意则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历览四方、交游名士、开阔眼界、丰富学识，为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培养后生之才、阐释儒家经典，打下坚实基础。
事实上，梁寅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早年开馆授徒之初，鉴于地处穷乡和家境贫寒而难以得到可读之书，就通过种种渠道广搜群书。在得到《四书》、《书传》和十部四十套关于“春秋”的书籍时，喟然长叹：“是何筌蹄之为也哉！”, “筌”，捕鱼之器；“蹄”，捕兔之器。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这是怎样的捕鱼猎兔的工具啊！”意思就是：这些经文典籍是获取知识和功名的根本工具，有了它，就可以而且应该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和个人的理想。于是从此以后，他就早晚诵读不止，苦心钻研不倦。后来，在寓居豫章、江宁期间，更因缘机遇得识众多名士、遍读富豪官宦的家藏书卷，从而眼界大开、学问日进，为其教授诸生、撰写文章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其间即使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了，也仍然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志日益确，学日益赡，文章日益工，著述日益盛”,至于教学成绩更是卓然可观。其弟子遍布赣水流域，远至江宁首府，“吴楚之间多名士，皆其门人”,,其高足金幼孜、黄子澄、练子宁，更成为有明一代的忠臣良吏。,
（二）刘福通起义之后，即从1351年由江宁回到故乡授徒至1390年87岁辞世为止，是为后期，即梁寅退隐山林、专事教育、潜心著述的时期。前后39年之中，梁寅除了短期奉旨参与《大明集礼》和《元史》的纂修，又应聘参与江西科考的“文衡”外，绝大部分时间是留在家乡的偏僻山村里自己创办的石门书院讲经授课，全身心投入兴办教学、培养人才，同时纂要勾玄、注经释典的事业中，从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既做到了“以儒为资”、“持身弗辱”，又成就了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文人、儒士和学者的事业，实现了桃李满园、著作等身的宿愿。《四库全书》《新喻梁石门先生集》载有晏斯盛在乾隆十五年写的《序》，上面说，梁寅“著作等身”、“如《周易》则有参考，《尚书》则有纂义，《毛诗》则有演义，《春秋》则有考义，《礼记》则有辑略，《周礼》则有考证，历代史则有史断、策要，杂著则有《耄言》、《辑训》、《类训》、《宋论》、《搜古集》、《格物篇》、《春秋丛说》，诗、赋、记、序、碑铭、传赞、题跋则有《石门集》。今御纂《易》、《诗》、《书》、《春秋》四经，多有其说，纲鉴、史断亦多采及。省志称先生著作不下千余卷者不虚。”但是，时人认为，他“之所以重当世而传后者，非徒以其文也”，因为梁寅尤其可贵的是，他读书穷经，“不戚戚于贫贱，不役役于富贵”，“其德性识趣有过人者”，“当于古人中求其比”。正因为这样，他才获得了“梁五经”和“石门先生”的赞誉和美称。

三 梁寅平生事业分析
如前文所述，梁寅在其两个阶段的生活中，长年累月、夜以继日所从事的事业，总起来看，就是研读经史、著书立说和开办学校、教授诸生、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两项。这两项事业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其关系是否又有主次之分呢？这是应当作出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们之间既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有谁主谁次的区别。其道理概括地说就是，前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和提高，但是，前者的发生和进行及成功，不仅由于后者的促成，更由于后者为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资基础。具体地说则可分为如下三点。
第一，梁寅著书立说是业余行为而非专职为之。梁寅的主要职业是开馆授徒、培养人才。研读经史、撰述文章是他的“副业”而已。
我们知道，古人写书同今人著述，其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在古代，以著书立说、写诗作赋为终生事业的人，虽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的。古人写书撰文，多数是业余行为。他们之中除了个别人是奉命写作而外，多数人是在为宦从业之余，观有所感、读有所得之际，将自己的见闻感受、心得体会，诉诸毫端，书之竹帛，积而久之才集成煌煌之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远的像作《史记》的司马迁，写《汉书》的班固，他们都是当朝的“太史”。“建安七子”，孔融是献帝时的北海相、大中大夫；徐干在东汉时官至中郎将文学；王粲，曹操时任承相椽；阮瑀，是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陈琳，先是何进的主簿，后为袁绍的掌书记、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应玚、刘桢，都是曹操的承相椽属。至于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个个都有一定的官职，有的甚至还当上了宰相。而专门注经释典的人物，如东汉笺注《毛诗》、《周礼》、《仪礼》、《礼记》的经学大师郑玄，就曾经少为乡吏，后入太学；北魏写《水经注》的郦道元，曾担任过河南尹，御史中尉和尚书主客郎中等职；宋代著《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的大理学家朱熹，更不是布衣一个，宋高宗时，他历知南康军、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如此等等，不胜缕述。梁寅终生注经释典不辍，自然也不是专职为之。诗词不必说，其文都是作于开馆授徒之余，甚或就是为了开讲授课而专门撰写的教材讲章。（参见下述第二点）
第二，开馆办学是引发梁寅注经释义的精神动力。
梁寅17岁开馆收徒教书之初，未必想到了将来要去研究经籍、著书立言、做一个经史学家。相反，他不过也像古代书馆的一些经师和今天的一些教师那样，之所以在教书之余写写文章，然后走上著书立说的道路，起初不过是为了把书讲清楚讲透彻而大量检阅各种资料，逐渐丰富了知识、加深了见解、积累了心得体会，然后才把它写成讲章教案；而在此同时，又逐渐培养了研究兴趣，进而则把兴趣化为志向，把研究目的从单纯的为了解决教学需要而逐渐转向将教学与研究、讲学与著述结合起来，于是文章一篇篇出来了，著作也一本本问世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提要》在评述梁寅所撰的《诗演义》时说：“是书推演朱子《诗经》之义，故以‘演义’为名。前有自序云，此书为幼学而作，博稽训诂以启其塞，根之义理以达其机，隐也使之显，略也使之详。今考其书，大抵浅显易见。切近不支。”体现了元代儒学的“笃实”之风。另外，梁寅在其《致李伯韶书》中也说“寅之于经妄出鄙见，以发前贤之余意，为初学经者略启其端耳”。可见，梁寅从事写作的初衷，并不是为了“立言”以邀名，而是“为幼学而作”，给自己教授的学生提供一些“浅显易见、切近不支”的教材或参考资料，以“启其塞”、“达其机”、“启其端”。这就是说，开馆授徒对于梁寅后来的著书立论所产生的作用，既是一种动机的激发，也是一种精神的动力。
第三，开馆办学还是梁寅从事著述的物质条件。
首先，梁寅开办学校既不在通都大邑的地方，也不是物阜人丰的今天，而是六百多年前元末明初的穷乡僻壤。彼时彼地，不要说一“书”难求，就是要买点油盐酱醋，也得跋山涉水。所以梁寅办学之初，才会为了解决授徒课书和个人进修的需要，想方设法到处搜求书籍文献；搜得几十本之后，便如获至宝，“录而观之”，自己断句、早晚诵读、刻苦专研。读完这几十本之后，梁寅更感到处身山野、书籍太少、见闻狭窄、问学困难，才又不得不放下教鞭外出交游学习。于是当他因缘机遇被延至邓氏、姜氏和张氏等富豪显宦家里课其子弟之时，便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尽阅他们家里的丰富藏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从而知识大增，学问大进，为其著书撰文打下了极其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开馆授徒，梁寅怎么能得到那么多书籍供其刻苦诵读、潜心钻研？又怎么有机会做到对经史子集博学精通、融汇于心，从而能援笔写书？梁寅能做到这一切，都是开馆授徒给他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梁寅终生矢志兴学，曾多次创办了大大小小的书馆、书院，而书馆或书院，在古代既是教学机构，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宋以后，情况更是这样。书院的发达和理学研究的推动关系非常密切。理学既以书院为基地传授开来，理学思想也在书院这块沃土上得以发扬光大。然而，不论是小的书馆还是大的书院，其开办，其教学，其研究，都要有充足而且固定的经济来源的支持，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经费哪里来？主要的就是来自私人捐赠或官方拨给的“学田”梁寅出身寒微，当然拿不出经费来开办私学书馆，他开馆办学并在学馆中研究学术，其经费只能来自私人或官府的提供。有了经济来源，梁寅才能收徒讲学、研读经史、撰写文章而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说，开馆办学给梁寅从事著述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
因此，从上述三点理由看，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梁寅一生的事业和终身的作为，主要的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但这项事业和他从事的另一项事业——注经释典，著书立说，又是相辅相成的，不能断然分开。前者促成了后者的发生、开展和成功，后者也促成了前者的兴办、提高和发展。因此，梁寅首先是元明之际江左一带的著名教育家、名儒、名士，然后才是名重一时的经学家、著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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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寅研究课题组．梁寅生平及“夫子堂”遗迹概[J]新余高专学报，2005，（3）．

Liang Yin's Resume and His Major Academic Achievement
[Abstract] Liang Yin, the famous Confucian scholar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 of Yu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of Ming dynasty, was born in Xinyu, Jiangxi. He led a long-term recluse life, setting up schools, teaching students, studying scripture intently, and writing articles. He indited a great lot of poems during his life, therefore he was called “Liang Wu Jing “and “Mr. Stone Gate” by contemporaries. In order to propagating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raising the local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is disquisition makes an attempt to research Liang Yin’s life experience and cause according to < the Volume of Stone Gate> and some other scattere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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