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悖论及其突破.pdf

109No.4 Ser.No.308Theory Journal总第30 8 期第4期Jul.2023理论学刊2023年7 月中国制造业嵌人全球价值链的悖论及其突破宋宪萍，曹宇驰（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 0 0 0 8 1）【摘要】全球科技创新正悄然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不断推动价值链贸易突破原有制造业的分工极限。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以“国际代工式”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基于资源及劳动力要素票赋优势的被动选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了“未强先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这有悸于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产业演进的应有路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统辖方式，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愈发突出，而资本逻辑导向的金融化与空间化并未缓解危机，却加速了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需要建立以国家治理为内生性保障的治理模式，应从内核驱动、战略布局、产业互融等多层面构建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防控路径。【关键词】制造业；过早去工业化；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中图分类号】F4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 0 0 2-39 0 9（2 0 2 3)0 4-0 1 0 9-1 1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不断发展，全球价值链凭借其成本优先、效率至上的分工逻辑，涵盖了约7 0%的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进人2 1 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正悄然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不断推动价值链贸易突破原有制造业的分工极限。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以强大的制造业作为产业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中国制造2 0 2 5”的关键，也是中国制造业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重要节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更要从“量大转向质强”实现高端制造、智能制造领域的纵深发展然而，受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截至2 0 2 0 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为44.4%，低于近十年平均水平。这种由全球化进程放缓导致的“慢全球化”现象背后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所带来的贸易冲击。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数据显示，2 0 2 1 年全球实施贸易阻碍措施32 8 1 起，高于新冠疫情【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视阅下全球价值链中风险的社会放大及其防控研究”（项目编号：1 8 AJL003）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宋宪萍，女，经济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曹宇驰，男，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家石团结太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 0 2 2 年1 0 月2 6 日。参见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 0 2 1 超越生产，https：/w w w.a d b.o r g/n e w s/e v e n t s/g l o b a 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beyond-production。110理论学刊2023年第4期前平均水平，其中中国遭受贸易保护措施9 1 4项，居全球首位。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频频挥舞贸易大棒，通过加征商品关税、技术断等施压手段限制中国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无论是2 0 2 1 年安全设备法还是2 0 2 2 年芯片和科学法案的签署，拜登政府一方面不断追加投资力度扶持本国高技术领域研发，另一方面禁止美资在华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相关的技术产业实体、国防军工、研究机构的投资，并企图以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将1 1 0 多家中国企业新增列入实体清单。美国表面上以保护供应链为假象，实则通过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加大科技遇华力度，推动高端技术生产链与价值链“去中国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带来的竞争优势，给中国制造业升级带来挑战。2 0 2 1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中显示，中国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阵列，与第二阵列的德国、日本相比，基础产业、高技术产业、单位能耗的制造业产出、单位制造业创新产出以及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存在差距，中国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嵌入的区位、特征及结果都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后疫情时代国际分工格局，把握产业与技术革命重塑工业化时空格局的内在逻辑，寻绎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实现条件。在此背景下，本文试通过深刻部析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悖论，阐述其本质与形成逻辑，以期建构化解与突破的可行路径。一、悖论的表征与形成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起始于建国初期以国内循环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经由2 0世纪8 0 年代依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资引进战略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尤其是2 0 0 1 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经济活动空间得以扩展，中国制造所涵载的技术、品牌、结构与效益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然而，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旦制造业增速放缓将打破现有产业链格局，造成产业链的转移或碎片化，导致制造业原有规模优势丧失，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因此需要对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进行特征识别与问题检视。（一）中国“去工业化”的现实特征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催化下，以价值链为基础的模块化生产将原有生产过程分解为许多离散步骤，并由不同要素赋的国家或地区承接，实现了全新的生产力和效率进步，中国制造业正是通过参与越来越精细化的产品内分工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然而，中国制造业由于起步较晚，技术和技能水平相对薄弱，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十分明显的垂直分工序列，主要以惯例化、低附加值、低准入门槛的“订单制造”方式初步嵌人全球价值链，并凭借大规模的低成本劳动力快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贴牌生产过程中，跨国公司技术扶持所带来的“涓滴效应”促进了中国代工企业相关技术的丰富与配套设施的完善，也加快了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的实现。在这种“技术溢出”以及分工效益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活动规模大幅增加，实现了制造业贸易相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制造业精细化发展成为产业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随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愈来愈深，中国却出现了“去工业化”问题。所谓“去工业化”，是指制数据来源：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https：/w w w.g l o b a l t r a d e a l e r t.o r g/g l o b a l _ d y n a mi c s/d a y-t o _ 1 0 2 7。参见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2 0 2 1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https：/w w w.x d y a n b a o.c o m/d o c/281926uy4di?bd_vid=7819030156354321150。刘志彪：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发展格局：结构、循环与效应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 0 2 2年第4期。111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论及其突破造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是由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性转移或通过贸易专业化向更为资本密集的产品转移的结果。这种产业发展过程中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再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结构性变革被称为“库兹涅茨事实”，反映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发达国家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后，通过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先后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截至2 0 2 0 年，日本、德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虽呈现下降趋势，但整体基本稳定，分别为1 9.7%和1 8.2%，而美国、法国、英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较快，分别为1 1.2%、9.4%、8.7%。与1 9 9 5 年相比，日本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2 5 年间累计下降3.7%，德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2.4%，而美国、法国、英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超过5%，其中英国下降幅度高达6.8%。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难发现，这些主要工业国家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去工业化”，并出现一定分化。然而，发达国家主动的“去工业化”与发展中国家被动的“去工业化”截然不同，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是其全球战略的一种规划，而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则是在全球价值链下的一种发展误区，也被称为“早熟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发生在工业比重到达预期顶点之前，由于提前下降导致工业比重峰值降低，不仅体现在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的下降，还体现在产业结构向效率较低的服务业转型，并伴随着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等问题，这并非经济结构演变的正常轨迹。基于效率提升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可接受的，由效率恶化导致的制造业萎缩则需要严加防范。对于中国“去工业化”问题，已有研究通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制造业贸易份额、制造业就业比重、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等一系列特征指标展开多元而深人的剖析，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诚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其内部结构也不断调整和优化，如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行业比重的波动下降，这是中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调整的重要成果，这些行业的比重下降是合理的，然而本文所讲的“去工业化”完全不是这个层面，我们认为中国的“去工业化”问题可以从以下指标进行综合衡量：其一，从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2 1 世纪以来，中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形成此消彼长的“剪刀差”态势，尤其是2 0 1 1 年之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下滑，从2 0 1 1 年的46.5%下降到2 0 2 1 年的39.4%，1 0 年间下降了近7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2 0 1 2 一2 0 1 6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连续5 年年均上升超过1 个百分点，远高于发达国家向服务经济转型时期服务业占比的增速；同期，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快速下降，在第二产业内部，2 0 0 0Tregenna F.Characterising Deindustrialisation: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Output Inter-nationall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33(3):pp.433-466.参 见 Rowthorn R,Coutts K.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in Advanced Econom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4,28(5):pp.767-790;Kang S J,Lee 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e-industrialisation.The WorldEconomy,2011,34(2):pp.313-329.由于1 9 9 4年之前日本制造业占GDP比重数据缺失，且1 9 9 4年左右上述先发工业化国家均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此统一以1 9 9 5 年为元年展开后续比较分析。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https：/w w w.b e a.g o v/；世界银行网站，https：/d a t a.w o r l d b a n k.o r g.c n/。参见 Rowthorn R,Ramaswamy R.Growth,Trade and Deindustrialisation.IMF Staff Papers,1999,46:pp.18-41;Rodrik D.Premature Deindustrialis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16,21(1):pp.1-33.6黄群慧、黄阳华、贺俊、江飞涛：面向中上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工业化战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 0 1 7 年第1 2期。参见王秋石、李国民、王展祥：去工业化的内涵、影响与测度指标的构建一兼议结构性去工业化和区域性7去工业化，当代财经2 0 1 0 年第1 2 期；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 0 1 9 年第1 期。文中数据除标明出处的，其他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部分由统计数据计算得出112理论学刊2023年第4期年以来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比重降幅达7.6%，从2011年的40.0%下降到2 0 2 1 年的32.5%，降幅最为明显；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同样从2 0 1 1 年起呈持续下降态势。可见，从2 0 0 7 年开始出现“去工业化”征兆经由2 0 1 2 年加剧，呈现出快速“去工业化”特征。其二，从就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2 0 0 0 年的2 2.5%上升到2 0 1 2 年的30.5%，此后下降到2021年的2 9.1%。同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幅下降，从2 0 0 0 年的5 0.0%下降到2 0 2 1 年的2 2.9%，缩减一半以上。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始终呈稳定上升态势，从2 0 0 0 年的2 7.5%到2 0 2 1 年的48.0%，涨幅接近一倍，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明显地，无论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还是制造业部门就业比重均逐步下降，且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比重与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走势相近，可见从2 0 1 2 年开始明显加速了“去工业化”进程。其三，根据GDP和就业人数，可通过劳动生产率进一步衡量中国产业效率。2 1 世纪以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从2 0 0 0 年的1.4万元/人增长到2 0 2 1 年的1 5.3万元/人。但2 0 0 7 年至今，劳动生产率增速却呈现出明显减缓的态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同样增速受阻。同期，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人增幅也出现下降，尤其在2 0 1 2 年之后增速加快收窄，并在2 0 1 7 年和2018年出现-2.2%和-6.7%的负增长现象，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幅也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可见2 0 0 7 年后出现的“去工业化”征兆是一种效率抑制的“去工业化”。其四，具体到规模以上工业的内部结构，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逐步上升，2 0 1 3一2 0 2 1 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 1.6%、9.2%，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8 和2.4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工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结构趋优的特点。但与全球制造强国第二阵列的德国、日本相比，中国在基础产业、高技术产品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2 0 2 0 年中国、德国、日本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分别为0.5 8、7.5 7、7.2 1，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指数分别为5.23、2 2.35、1 0.6 2，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指数与2 0 1 5 年相比变化值为-1.1 1、-3.9 5。可见制造业内部结构虽取得一定的改善，但仍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远未达到高端自主可控的发展水平，因此“去工业化”并未实现明显的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其五，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产业推动的，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的产出占比最高，由2 0 0 0 年的8.1%增至2 0 2 1 年的9.7%，呈稳定上升趋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虽然增速较快，但因技术断层等客观因素无法短时间内成为主导型产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速加快，其增加值比重分别由2 0 0 0 年的4.8%和4.1%增至2 0 2 1 年的8.0%和6.8%，在尚未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情况下，资金“脱实向虚”倾向推动了“过早去工业化”进程。综上所述，近年来中国第二产业比重特别是制造业比重和制造业就业比重出现同步下滑，而第三产业比重却呈明显上升趋势。工业内部虽然采矿业和六大高耗能行业比重稳步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趋于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等贸易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产业结构高度化尚未实现。服务业内部，资源仍较多地配置在效率较低的传统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尚不足以成为主导型产业，加之金融业与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脱实向虚”倾向。结合中国尚未进入高收人国家行列，人均GDP和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尚处在较低水平的事实，与发达国家同期相比，中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参见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2 0 2 1 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https：/w w w.x d y a n b a o.c o m/d o c/81926uy4di?bd_vid=7819030156354321150。黄群慧、杨虎涛：中国制造业比重“内外差”现象及其“去工业化”涵义，中国工业经济2 0 2 2 年第3期。113中国制造业嵌，全球价值链的悸论及其突破（二）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论的形成在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以“国际代工式”生产嵌人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基于资源及劳动力要素慕赋优势的被动选择。按照产业升级的趋向性和规律性，中国制造业在完成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后，会从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功能升级是通过价值链环节重新组合，完成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创造的升级转换，以此参与到设计、营销等战略性高附加值环节实现跨越式突破；一旦在特定价值链环节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那么就能继续向新的更高利润的价值链转移，从而实现链条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嵌人全球价值链的深层次发展将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从速度追赶转向质量赶超，从单一发展转向协同发展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实际比重持续下降，在“大而不强”“广而不精”的基础上，出现了“未强先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面临着结构性抑或局部性的深度工业化阻碍，这与中国制造业融人全球价值链并向更高效率、更高价值增殖环节攀升的发展相矛盾。事实上，中国底层基础技术与基础工艺能力尚存在不足，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与发达国家相比，先进制造业尚不具备充足的技术优势，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存在较大差距，制造业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尤其在芯片、发动机、材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产品存在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对外依存度仍处在较高水平。此外，由于绿色制造技术水平无法满足资源再利用工艺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不平衡现象，循环经济的实现也存在技术堵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制造业研发投人强度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差距导致了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受限。一旦由零到一的技术匮乏难以支撑制造业价值提升，中国制造业就无法基于“大”的优势发掘“强”的潜力。可见，虽然中国已经进人工业化后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业化任务的完成。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力源自于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支柱产业的深度发展，因此，只有制造业深入发展，才有向服务业演进的可能。但在嵌人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中国制造业不仅面临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外部环境阻碍，还面临“过早去工业化”导致的内部动力流失，进而影响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制造业的纵深布局，这有悖于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产业演进的应有路径。二、悖论形成的内在机理在制造业深化过程中，“过早去工业化”现象的出现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嵌人全球价值链的悖论。而对“过早去工业化”的分析不应仅仅基于对制造业相对份额，抑或制造业就业相对份额等一系列经济运行中的特征指标识别上，还需在全球价值链“中心一外围”分工格局下通过资本逻辑导向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分析，探寻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统摄的演化秩序和行为范式，溯源中国“过早去工业化”形成的根本原因，以期为中国“过早去工业化”及其防控提供依据。（一）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化分工格局全球价值链作为一种地理分散化、经济专业化和差异化以及风险外部化进程相对应的统一整体，将全球制造容纳在一个不同贸易政策偏好下存在技术差异和成本梯度的复杂网络中。由于先发优势，发达国家率先完成生产关系和地理空间的动态整合，资本凭借其敏锐的嗅觉识别出将生产链转移至不同经济体的成本节约效应差异，并迅速逃离本土比较优势衰退的产业寻求更高的获利空间，这一过程可能是比较优势衰退产业的集体转移，抑或是特定产品的部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外包，甚至是通过市场Humphrey J,Schmitz H.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Studies,2002,36(9):pp.1017-1027.114理论学刊2023年第4期规模评估直接在高权重出口国实现本地化制造，这一系列举动出自于主导国对生产成本的优先选择权，也导致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由特定行为者制定战略和决策，以特定形式启动并得以制度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滞后性地通过对外开放，在有限的外部选择空间中嵌入特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形成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参与的产品内国际分工。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中不断重组与优化，产品内国际分工得以深化。而技术是分工格局深化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产生于中心，并倾向于把由此带来的愈来愈高的生产率的成果集中于中心。由于与生产率提高相伴生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工业化也集中于中心。因此,在自发的发展过程中,外围就逐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中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全球价值链实质上是一个“中心一外围”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是资本全球化的现代形式。由于“中心”跨国公司仅仅支持“外围”代工企业在与其互补的领域进行创新和升级，而对威胁到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溢出是有限的，加之代工企业对沿价值链流动的高度专业化知识的吸收能力较弱，“当地企业不仅不能获得进行竞争所需的机械技术，更重要的也许是不能获得那种只有通过经验才能积累起来的、为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人的技能。最后，本国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所并吞，就是不得不向跨国公司的技术申请许可证”。那么，代工企业极易因分工固化而产生路径依赖，最终被长期锁定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包一代工”分工体系的“外围”，跨国公司也因此维护了“中心一外围”分工体系所引致的非对称贸易格局，并获取超额利润。（二）中国制造业嵌人全球价值链悖论的资本逻辑1.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资本逻辑是全球价值链运行的根本逻辑，体现着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发展的全过程，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和经济现象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前，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是按照其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即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驱使资本家为追求高利润量而展开竞争，在竞争压力之下，资本家为取超额利润势必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随之提高。“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当剩余价值率越低，工业资本家就越会试图在劳动力上节约，大量活劳动被机器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劳动需求随之减少，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生产过剩与劳动者可支付能力需求萎缩的矛盾逐渐激化。，这些固有矛盾不断对资本产生自我否定。此时，“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这一趋势加重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条件间的矛盾，暴露了资本逻辑导向下生产目的和手段间的矛盾。然而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越是会创造削弱自已的推动力。在工业资本的催化作用下，生产集中加快，机器应用带来的生产过剩和原材料过度消耗等问题不断凸显。资本锲而不舍地寻求抵消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手段，但“资产阶级始终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他们得不断地寻找新的市场来卖掉那些剩余商品和服务。只要不断地开拓新市场，资本主义累积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到某个节点，资本家们多少会陷人市场不足的困境，换言之，他们手中的商品和服务仍远远超出他们的市场销售能力”【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5 年版，第37 页。【美】查尔斯K.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5 年版，第2 39 页。宋宪萍、周钊宇：全球价值链中风险的放大机制与根源一一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经济纵横2 0 2 2 年第8 期。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31 2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2 48、2 37 页。6【美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1 9 2 页。115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悸论及其突破生产和资本愈发集中，就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转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出路”，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当过剩资本难以缓解，资本家将试图通过进一步降低产能利用率来捍卫自已的价格和利润率，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传统加工制造行业面临淘汰。可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趋势下，始终无法跳出资本增殖与积累的论。2.资本的金融化。随着生产部门利润率难以为继，为挽救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开始从福特主义积累向金融化积累转移，大量过剩资本摆脱产业资本形式涌入金融领域。起初，产业资本仅通过向金融资本举债以促进生产资本的扩张，随着生产性投资需求的减弱，非金融企业在金融市场的参与不再仅仅是为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企业利润也频繁以金融投资和金融支付的方式参与到愈来愈多的杠杆化经营之中，并通过股息支付、股票回购，甚至是合并和收购等方式增加企业的金融资产份额，获得投机利润回报。投机利润等金融部门超额利润的累积进一步激发金融部门对于金融产品的创新，诱导过剩资本从实体部门流失，这些涌入金融部门的资本量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资产价格的虚涨，形成大规模的金融泡沫。正是如此，金融资本凭借其高回报收益率不断放大金融化与工业化的反向变动。然而，过度金融化的结果是，“商品、股票、货币或债务期货方面的新兴市场涌现出来，以各种令人迷惑的方式把时间上的未来贴现为时间上的现在”，资本当前剩余价值和未来剩余价值被金融市场融合在一起，这种对存量利润的占有和分割缩短了当前剩余价值的实现时间，提高了资本利润率，资本家不再期待通过钱德勒式的保留利润和再投资方式来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如果从全球范围对行业进行考察，美国非金融企业没有从新的借款中为投资提供资金，却用作回购其自身的股票，固定资本投资不断下降的趋势意味着非金融企业生产能力的相应下降。可见，尽管美国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由于制造业投资的低迷，只能依靠宽松的信贷环境推动金融化的食利型增长，以实现危机后经济的艰难复苏。由于金融市场抢占了实体经济大量的投资份额与利润份额，这种“再工业化”战略下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源于金融泡沫，相反促使“再金融化”趋向抬头。显然，金融投机并未缓解生产过剩危机，它将资本积累矛盾转移至未来，却把未来的不确定性转移至现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积累矛盾甚至带来了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3.资本的空间化。为了提高利润率，资本还通过物理空间膨胀寻求新的剩余价值源泉。西方资本主义的过度成熟导致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越来越少，这时“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在空间扩张中寻找新的市场似乎成为满足资本的掠夺性与逐利性的必然选择，资本增殖的现实需要很快打破了妨碍资本空间扩张的禁与约束，资本家将本国过剩资本分散到落后国家和地区，打破了区域间原有的平衡，并从发展的不对称性中获取到高额利润。当资本从各个区域流向全球，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性产业集聚也转变为全球性链式产业集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2 1 年版,第1 1 9 页。【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0 3年版，第2 0 8 页。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6 7 页。【法 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2 0 年版，第17217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5 1 9 5 2 0 页。1162023年第4期理论学刊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全球价值链作为新型资本积累模式，以商品交换为起点，为生产全球化不断创生出新的分工格局，商品交换全球化与消费全球化为资本逐利提供了新的动力。由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表现出劳动密集或是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差异，大量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此时“中心国家形态的资本并不是因为在中心国家缺乏出路而被迫转移的：它只是在发现外围地区有较高报酬的情况下才转移到外围来的。利润率的平均化将重新分配这种较高报酬的好处，并且显示资本输出是抗击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种方式”。资本通过全球价值链创造的新贸易空间，正式分化为具有分层估值能力的单个资本，这些单个资本促使发达国家将生产链链条延长，阶段性达到了过剩产能与资本转移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以生产盈余的形式回流到发达国家，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进一步强化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联合关系。全球价值链表面上调解了大规模工业集体劳动者生产主体性的国际碎片化，却也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置于高度剥削性的生产关系中，“依附国只有创造大量的盈余才能忍受这种不利的关系，但这并非通过掌握较为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而是依靠遭受着超额剥削的劳动力，这就限制了这些国家内部市场的发展”。由于工业发展决定性地受制于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垄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权利也随之丧失（三）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成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嵌人全球价值链，这种成长路径在制造业发展初期似乎是一种必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效应是积极的，但嵌人程度愈深，全球化带来的边际收益随时间推移就愈少，中国制造业发展受到的国际影响就愈发深远。一旦发达国家政府通过政治力量限制了世界市场中资本、原材料、技术等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那么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活动就会遭到阻碍，中国“过早去工业化”正是在这样复杂交织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形成的。1.从需求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统辖方式，中国制造业嵌人全球价值链升级只是一种“有限赶超”，技术创新断层难以跨越。随着生产综合成本不断上升，由于中国制造业依赖传统比较优势而处于可替代性强的中低端生产环节，外部需求的削弱势必阻碍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经济大循环，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低工资制造商与高工资创新者的双重夹击。与此同时，在金融自由化的催化下，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较低，美元的主导地位迫使其提供更高的利率，加之汇率的大幅波动，中国的资产和货币成为国际投资者不稳定套利交易操作的主要目标。发达国家资本大量流人中国市场，使得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建筑、金融和房地产等部门快速发展，加速了“过早去工业化”进程，这是“金融荷兰病”的体现。在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盲目跟随发达国家金融化措施，导致金融机构膨胀，造成金融过渡投机，而这背后是实体经济增长率放缓、投资收益率下滑、经营成本上升以及劳动收人份额减少。2.从供给角度来看，在“中心一外围”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作为“外围”发展中国家，碍于资金与技术劣势被迫成为“加工车间”，这种长期以来嵌人全球价值链非战略性环节、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开始转而投资金融、房地产等高回报行业。国际市场宽松的贷款条件和较低的风险感知，促使主要非金融企业通过美元计价证券获取国外借贷资本，并以此参与投机套利交易活动覆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0 9 年版，第8 8 页。【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7年版，第1 33页。【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6 年版，第335页。Lang V F,Tavares M M.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IMF Working Paper No.054,2018:pp.1-65.117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悸论及其突破短期金融利润，其结果是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外债以及对本土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侵蚀。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从2 0 2 2 年末的1 6 0.9%升至1 6 7.0%，上升了6.1 个百分点，远超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的杠杆率水平。一旦制造业企业热衷于将闲置资金用以购买增殖能力更强的金融产品，那么用于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高技术产品制造的生产性资金将大大缩减，则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将严重受阻，形成“后发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二律背反”的不利后果。3.从中国自身工业发展模式来看，中国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起步，通过高投人、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率和大规模生产，因循发达国家工业技术路线，具有高度的资源依赖性。在这种用资源替代技术的发展模式下，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显，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进程逐渐落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这种粗放式发展已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其向集约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极易因缺乏先进制造业支撑而陷人现代服务业发展之力的困局。综上所述，中国制造业在嵌人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受限于“中心一外围”的依附性发展地位无法实现高端攀升的同时，还因全球化进程裹的金融化趋向引发了经济“脱实向虚”，形成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局面。显然，“过早去工业化”有悖于产业演进一般规律，并非产业发展的绝对方向，需要成熟条件的支撑，一旦“过早去工业化”，将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三、论的突破无论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均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载体，也是解决就业矛盾的重要场域。以卡尔多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提出“卡尔多一凡登定律”（Kaldor-VerdoornLaw），明确指出GDP增长、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制造业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引擎。作为全球未来产业竞争博奔的焦点，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核心，能够通过边干边学的过程促进知识生产向其他部门扩散，并促进制度的改善和城市化发展，制造业产品出口更是强有力的增长杠杆”。因此，必须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实现中国制造业嵌人全球价值链的突破。(一）)理论突破一般来说，经济自由化是推动全球价值链融人与扩散的理论基础，国家大多被理解为出口导向型发展的促进者。这种角色主要指国家协助本土或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偶尔支持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包括它们作为监管者、买家（通过公共采购）和生产商（国有企业）的角色。这种国家对Becker J,Jager J,Leubolt B,et al.Peri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