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理路与创新策略.pdf

作者简介：黄松（），男，江西南昌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字人文、文化资源开发研究；谭腾（），女，重庆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人文、数字治理研究。，学术探索 年 月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理路与创新策略黄松，谭腾（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摘要：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现了数字中国与数智治理的理念精神，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是包含技术要素、信息要素、人才要素、制度要素、渠道要素五大要素的集成系统，整体呈现出技术驱动、主体协同、范式变化的核心特征。鉴于当下我国文化产业治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瞄向提质增效全面发展的治理现代化目标，需通过策略创新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设：一是筑牢技术基础，包括数字技术自主建设与要素禀赋升级重组；二是激活治理主体，需要深化政企合作，完善多元共治结构；三是稳固制度设计，深化管理体制创新、法制精准供给与产业标准化建设。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一、问题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强调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其精神投射到文化产业领域，具体指向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践行可持续发展等内涵。文化产业是以科技和创意为主要驱动力且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产业形式。伴随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文化产业的生产模式、组织形态、产业格局等得以重塑，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产业相匹配的高水平治理体系，是巩固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保障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可持续的重要抉择。治理是旨在规范个人和群体行为的一系列共同确定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是一组协调和监督活动。数字治理作为治理形态的一种，既与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特征相契合，也内蕴着数字中国与数智治理的理念精神。区别于传统治理，数字治理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政府数据治理，府际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数据共享，精准满足社会需求的政府治理形态。将数字治理嵌入文化产业治理框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创新价值。在理论基础上，国内外在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产业治理两个维度已产出较丰富的成果，但欠缺精细到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范畴的研究阐述。对文化产业体系的学术探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点、战略目标、实现路径三大层面。一是内涵特点，闫烁和祁述裕总结了相关学界观点，重点提炼了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多元协同和产业融合的特点；解学芳等学者将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融入“智能 ”时代语境，认为其表现出智能化、协同化、全球化、生态化四大特征。二是战略目标。范玉刚强调了文化产业体系研究作为国家文化战略落地的抓手作用；顾江等学者全面梳理了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目标，包括占据国际文化产业链高端地位、赋能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实现路径。解学芳和何鸿飞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制度安排、内容创新、产业跨界、供需协同四个方面思考出中国路径；潘爱玲等学者立足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与市场体系的耦合协同关系，将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文化产品市场有效拓展、文化产业空间优化布局与文化要素市场协同配置关联起来；孟东方指出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重要性，认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需要补齐结构、创新和人才短板，消除观念、政策和路径梗阻，激发资源、消费和竞争活力。近年来，围绕文化产业治理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技术与制度协同、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治理模式总结。基于西方对协同治理中政府角色的探讨，私人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治理等多种形式共同构成文化产业的治理模式。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有利于实现文化市场配置最大化，促进文化市场主体权利与大众文化权益的平衡。文化产业治理的制度体系是一个由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及相关政策、法规构成的制度生态。罗仕鉴、张立波等学者已跳出传统治理模式的框架，从数字化角度延展开对文化产业治理模式的创新研究。在实践把握上，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关系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年 月发布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年）指出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优化革新政府治理流程和方式，建设数字法治政府。年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年印发的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进一步强调了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方式变革的理念，擘画至 年时“数字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打开新局面”，标志国家数字治理体系建设规划跃上新台阶。由此可见，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构既是健全社会公共文化治理、提升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的必需，更是顺应当下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格局，以及社会新公共性建设的举措。综上所述，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基座，依托数字化时代背景，强调技术特征、协同思维、规范原则。尽管学界对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深度诠释不足，且对相关案例的整合工作不够，导致数字治理体系逻辑理路基础薄弱、探究路径同质化等问题，但通过对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产业治理两个维度的研究范式借鉴与普适经验提炼，可为本文补充理论支撑、拓展研究视野，如将技术与制度、文化与科技之关系思考融入到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建构中，兼顾对数字鸿沟、主体泛在、伦理风险、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应对。鉴于国家战略及实践层面显现出的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建构之重要性与必然性，结合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暴露的痛点与潜伏危机，系统性阐释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策略成为亟需关注的命题。二、逻辑理路：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与特征现代化意味着高科技、高品质、高规格、高质量、高速度等丰富概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需要将中国文化产业的特色意蕴及内在需求，与现代化精神结合起来，并置于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国家语境中。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是一个涵盖技术要素、信息要素、人才要素、制度要素、渠道要素的集成系统，五大要素在体系内相互作用，从局部到整体，呈现出技术驱动、主体协同、范式变化的主要特征。基于要素和特征，厘清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是推动治理进一步提质增效、纵深创新的前提条件。（一）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 技术要素：形塑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源头动力技术要素反映了数字治理的本质，是助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成型的原生动力。党的二十大强调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技术要素融入文化产业治理，通过驱动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数字化技术的嵌入作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效能与精度得以提升。一方面，技术要素通过赋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业态，倒逼治理体系转型升级。例如，全息成像、等技术催生新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包括沉浸式展览、数字文旅。数字技术充分激活并联结文化产业的创意端、生产端、供给端、消费端，在引发产业生态颠覆性创新的同时，也推动产生与其他创新要素的协同效应，从而重塑文化产业治理体系中的资源配置，也增加了治理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基于技术要素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文化产业治理需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尤其是在治理方案及制度安排上加以更多前瞻性的考虑，以建构数字化的文化产业治理体系，达到新的治理协调与平衡。另一方面，技术要素直接作用于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架构。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打造的“文旅通”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年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实践优秀案例”，“文旅通”通过承接上海市文旅局信息化系统建设基础，整合“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数据资源，打造数字景区监测、公共服务监测、政务服务监测等多样化应用场景，整体上架成了集智慧决策、智慧管理与智慧服务于一体的数字治理体系。鉴于此，强化技术要素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发挥数字治理的现代化优势，是实现精准治理目标、产出高质治理成果的关键。信息要素：促成文化产业数字治理资源转化的基础信息要素贯通于数字治理的全过程，是影响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全局的战略资源。信息要素又具体包含了数据性的信息要素和内容性的信息要素。数据要素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要素并归为七大生产要素，数据要素的有序开放与优化配置，对推进数字治理落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主体层面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所需的数据要素涵盖企业数据、公众数据、政府数据、平台数据等；从产业链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离不开对生产数据、传播数据、消费数据、市场需求数据等的把握。基于丰富的数据要素，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数据采集、分析、存储、加工，结合技术要素中的算法算力工具，构建完善的数据资源库，为各种场景下的数字治理提供依据。内容要素点明文化产业治理围绕“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的价值基准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内容要素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使其展现为优秀传统和民族文化、中国原创创意性内容、具有时代意义的亚文化等形态。多元化内容要素的流通一方面丰富文化产业的内容供给生态，另一方面与技术、人才等要素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智能化内容生产，拓宽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涉及范围与具体对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意蕴的价值凝结，也是内嵌于文化产业体系与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要素。在中国式现代化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过程中，需始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治理工作的意识形态引领，推进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和谐共生，打造兼具统一性和丰富性的中国特色内容矩阵。人才要素：引领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创新的主力人才要素串联起数字治理的各环节，是盘活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效益的主导力量。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类型上，支撑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所需的人才，包括懂文化内容的人才、懂产业运转的人才、懂数字化的人才、懂治理方法的人才。伴随文化产业的跨界协作与融合加深、数字化技术的形态升级与应用推广，行业交叉型、治理复合型的人才需求愈发强烈。人才要素的激活与转化，往往离不开技术创新与教育创新。一是国内人才培养环境的营建。重点整合高校和社会层面的教育资源，将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人才培养体系纳入整个治理体系的布局，推进人才培养与治理实践的融合，使更广泛的主体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中，在发挥人才贡献的同时增强治理认同。二是全球治理人才队伍的锤炼。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着中国融入全球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格局，加速了网络文化产业公共治理走向全球治理，因而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及人才培养必然朝向全球化视野。围绕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立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情，结合国际文化产业相关背景与规则，塑造国内人才的全球化视野，使其顺应数字化的无边界，积极破解全球性的文化产业治理困境，彰显中国文化产业数字治理模式的全球示范作用。制度要素：维护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秩序的关键制度要素构筑起数字治理的保障，是维护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效能与安全的坚强支撑。由于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的复杂性，文化产业数字治理面临着比以往传统治理更多样杂糅的问题与挑战，比如，技术无边界导致的治理对象界定模糊、信息传播不可控引发的治理环节交叉、治理权责错位等。因此，只有配套相应的制度保障，加以一定的强制性与严格性监管，才能维系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对稳定与安全。一是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主要指党委领导、政府主管的管理体制，在文化产业的宏观规划、政策制定、投资融资等举足轻重的环节，遵循政府统筹的原则，发挥其治理核心地位的作用。二是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目前已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等法律已形成相关法制保障，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数字化时代下文化产业版权纠纷、规避技术伦理风险奠定行动参考基础。中国的数字版权保护起步较晚，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布局展开，数字版权保护所涉及的资金支持、监管执行、平台治理、立法工作等应受到更多重视。三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具体指文化产品市场、文化要素市场、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主体信用体系等的建设。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激活文化市场主体的关键，其作为制度要素的一种，能够协同人才要素、信息要素和渠道要素，推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走向开放有序、灵活畅通。渠道要素：释放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效益的载体渠道要素拓展了数字治理的空间，是释放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动能的多样载体。从文化产业的生产端到消费端，需依靠一定的联通渠道才能实现完整产业链的运转，因此，承接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等的传播渠道建设显得至关重要，渠道治理 尤其是数字空间中的渠道治理，也成为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中的艰巨任务。渠道要素的创新在于渠道数字化和全渠道化，其具有去中介化的特点，本质在于通过数字化工具重塑主体之间、要素之间、主体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使所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平台都成为可以高效传递资源及其价值的流通渠道。以文化产业的品牌建设为例，传统线下的品牌发展依赖物理空间的占夺和人海战术驱动的营销工作，难以绘制清晰分层的用户画像从而制定精细化的触达方案，渠道数量和渠道传播的质量效果都十分有限。在渠道数字化和全渠道化的转型下，文化品牌建设的推进可实现业务数据化、过程可视化、效果清晰化，渠道链得到丰富拓展且每一条链上的要素点都能获得长久保存、反复开发、实时提用。比如，“一物一码”体现了文化产品数字化，其作为文化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渠道链，大大降低了营销成本，企业可通过用户扫码行为快速精准了解到用户的特征、需求，抑或将需要传播的信息要素置于码中，在用户扫码后实现精准触达。基于渠道要素的创新，渠道治理的主要场景从线下转换到线上，结合线下渠道运作的逻辑，基于数字治理的思维，针对多样渠道链及其有机联结的其他要素，构建更高质量、更高规格、更高速度的治理网络。（二）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特征五大要素组成了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其呈现出区别于传统的治理体系特征，主要体现在技术驱动、主体协同、范式变化三个方面。技术驱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观念手段跃迁技术驱动是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根本特征，也是主体协同和范式变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前沿技术要素的深度应用丰富了主体治理的工具和手段，影响治理思维的转变，使其逐渐跳出科层制结构的路径依赖。在传统治理模式中，政府部门遵循严格的层级分工和条块机制，不可避免出现条块分割、推诿扯皮等治理矛盾。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结构后，能够建立起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体系与治理平台，从而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政府治理从碎片化转向整体性，从孤岛式治理走向开放协同式治理。在针对文化产业的数字治理中，文化产业的各种要素资源得以高效整合与利用，形成生态化的治理体系。鉴于数字技术的丰富性，具体包括数字孪生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驱动带来的跃迁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以数字孪生技术为例，可用其建构涵盖线下与线上文化产业发展的模拟全场景，实现对产业主体、产业组织、产品活动等的全覆盖信息获取、实时动态分析与辅助智能决策。该技术将驱动打造适应各类文化产业的数字孪生治理模型，将抽象、隐形的治理问题与治理秩序充分具体化、显性化。此外，其他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中并不是孤立割裂的使用，而是趋于协同共治的局面，如大数据智能、人工智能便总是搭配结合起来应用，连续完整地推进对产业信息的采集、分析、对比、总结等工作。主体协同：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参与结构多元主体协同是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与人才要素和制度要素的作用发挥息息相关。在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治理模式中，权力难以下放，政府与文化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互动基础薄弱，可能造成政府履职资源不足、少数平台垄断市场而缺乏监督处置、文化市场供需不匹配、部门层级间信息鸿沟加深等问题。多主体协同的新治理结构是深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尤其是驱动传播权力的下沉，促使公众媒体权力的上升，即任何公民都可以参与到公开透明的数字治理网络场域中，高效便捷地获取文化产业相关信息，并行使其意见发表、舆论监督的权利。在先进数字化勾勒出的“粒度更细的智能互联”社会连接形态中，多元个体间可以达成精准的信息互通与价值输送，不仅一定程度上回应解决上述传统治理模式的问题，而且以点带面地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跃升。另一方面，追求精准化的数字治理对专业化的人才匹配及制度保障提出需求。涉及多行业多领域的文化产业对应相当庞杂的主管部门与更精细的职能分工。文化产业的内容端治理便涉及文化部、海关总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多个部门。文化产业的政策端涉及财政、商务、海关、税务等多个部门，比如，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伴随治理场景、治理目标、治理客体的丰富与精细化，其对治理主体的能力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比如，针对人工智能生产文化内容的审核监管，治理主体必须有守住意识形态红线的能力、辨识人工智能基本伦理风险的能力、兼顾多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心理的能力。综上所述，在不断多元化发展的治理结构中，主体协同的内涵亦不断延伸。当前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主体协同体系体现为政府主导、平台支撑、文化组织与企业重点参与、行业协会与消费者辅助参与、媒体与公众外部监督。范式变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运行逻辑转向整体上，文化产业数字治理指向“技术信息人才制度渠道”五位一体的范式逻辑，其目标导向切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除了各要素的独立作用发挥，要素与要素的叠加联合还会催生新的治理效应。尤其是以技术为触发点的要素结合：“技术信息”连接，加速文化产业内容与数据的生产、迭代、传播、共享，推进治理流程与效果的公开透明化；“技术人才”融合，为文化产业数字治理匹配输送符合需要的专业人才资源，提供智库保障；“技术制度”协同，补齐文化产业传统治理的短板，重视以技术优势开掘制度红利，完善相关绩效评估制度、激励制度、规制制度，实现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效应；“技术渠道”互嵌，拓宽治理空间与场景，保障治理生态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满足技术要素的资源优化配置，充分释放技术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基于以上范式的文化产业数字治理高度契合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内核，集中反映了当代我国文化产业治理领域的现代化能力。首先，走在技术前沿并为文化产业治理引入先进工具，以提质升级的目标响应高质量发展理念。其次，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在推进治理中落实技术服务于人之主体性的原则，坚持维系文化产业市场的良好秩序，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这不仅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亦彰显出中国特色的治理基调。三、创新策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升级路径审视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实践，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需在不断整合、优化配置治理要素的基础上，完善治理体系的建构策略，包括铸牢技术基础、激活治理主体、稳固制度设计，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的可持续性和超越性，逐步形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层次完整的文化产业数字治理图谱。（一）筑牢基础：整合数字技术优势，全方位提升要素禀赋第一，以数字技术自主建设为基础，为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固本强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升级离不开高水平数字技术的驱动。当前我国的数字技术发展仍存在短板，包括关键数字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数字领域专业人才资源不足等。年，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高端芯片、工业控制软件、核心元器件、基本算法等 多项与数字产业相关的关键技术仍然受制于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在掌握核心技术方面发力，从紧跟全球数字化发展潮流到自主研发关键数字技术，将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嵌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中，以此涵养治理体系中的技术要素与信息要素，凸显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理性与意识特色。构建完整的自治闭环，一方面以数字技术推进电子政务尤其是政务服务平台一体化的建设，另一方面以完善的平台架构对数字治理作出需求呼唤，以需求倒逼技术升级，寻找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治理之间的契合面，逐步形成具有“预见发现决策处理评估”全套功能的数字治理闭环。第二，以要素禀赋升级重组为重任，提升文化产业治理的数字应用水平。以五大要素为核心，丰富要素组合及其效益激活方式，开拓有利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新要素。首先，强化技术要素与制度要素的协同创新，促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扩大二者融合的附加效应包括技术文化权力的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与利益的优化配置、靶向治理的精细化结构形成，实现文化治理到文化善治的跨越。其次，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进一步释放信息要素和人才要素的潜力。在信息要素方面，构建高集成的贯通的数据链和内容链，提升信息共享，为主体协同共治筑牢基础，引导文化产业的内容生态向基于中国国情诠释现代化特色的方向发展，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作为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内容灵魂。在人才要素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立足人口规模的优势，促成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过渡，培育具有全球化、现代化、数字化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将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治理创新联结，构建可持续供给的专业人才库。最后，寻求新的要素开发以充盈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比如，扩大人才要素的集合从而形成专业组织要素，提炼具有时代性意义或公众焦点性质的内容要素从而发展成议题要素，深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相关研究从而铺垫理论要素。基于以上要素禀赋的升级与重组，从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全面提高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应用水平与效果。在政府层面，将数字应用融入到政务处理与体制管理，发展数字治理系统以统筹推进文化产业治理的多向度，针对性解决传统治理中存在的效率性、质量性、公平性、合理性等问题。在社会层面，推进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化资源转化、文化产品制作等服务公众性领域的作用发挥。以文化资源转化领域为例，剪纸、皮影戏等中国非遗文化之所以面临传承危机，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文化资源拥有者与市场消费者的断裂、文化资源开发方案的匮乏、参与开发的主体范围局限，数字技术的引入可以智能衔接起非遗传承人、政府部门、文化企业与组织、创意公众，为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贡献协作性智慧与多元化方案，盘活文化资源的促成转化。（二）激活主体：深入推进政企合作，渐进式扩大公众参与第一，深化中国特色的政企合作，塑造主体协同的核心优势。政企合作是社会治理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体现。对比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政府为主要牵头、追求政企双方互利共赢的特点塑成中国式的政企合作。考虑到文化产业数字治理所覆盖的企业体量庞大、治理环节繁多、涉及数据宽泛，依靠政府的单一力量无法完成全面的治理研判，实现治理落地，因而深入文化市场、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企业组织成为政府治理合作的首选。深化政企合作需兼顾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保证政府的统筹与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事关合作目标、合作利益、合作风险等重要方面，需优先发挥政府的宏观把握与调控作用，同时为企业合作方提供更多开放表达和积极参与的机会。二是巩固常态合作与定期沟通，比如，设立政企座谈会、政企互访机制，深化双方的彼此了解以促成精准的供需对接。在此基础上，既可以实现专业力量的交换互补，最大程度激发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主体主观能动性，又可以作用于信息要素、人才要素、渠道要素的丰富与创新，建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政企关系，为数字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前沿重要的产业行业信息与专业建议。三是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与管制措施激发企业参与治理的主动积极性，并加强风险预判与合理回避。针对以往政企合作中出现的合作惰性、信息偏差、不平等对话等问题，政府应提供开放公平的对话环境与共享共治的合作空间，具体通过资金支持、政策优惠、人才培养等措施，引导企业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中显现出主动姿态。此外，也需配以企业信用制、惩戒清单制等保障政企合作的平稳进行，维护政企合作的良好秩序。第二，完善数字治理的多元共治，明晰各类主体的职责定位。从主体协同的结构特征出发，提升多元主体间的精准触达与紧密互动，明确各主体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中的具体定位及对应职责，促成治理分工不断精细化。实现精准触达需要在多元共治的整体结构中分别厘清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企业与公众等细微关系，借助渠道要素助推不同关系链上的信息流通、及时互馈、良性互动。治理主体的职责分工细化至少需充分考虑三类：一是政府，其主要职责在于制定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宏观方向与目标，主导制度建设、标准规范等重头工作；二是文化企业与组织，包括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其主要职责在于参与治理相关的协商、咨询、献策工作，对政府治理工作形成有效补充；三是公众，主要通过监督、评价、反馈、建议等方式参与治理，比如，针对文化企业不当使用数字技术侵犯公民隐私的行为进行举报，协助政府营造健康的文化产业环境。通过对主体协同格局的维系，可共同探索共治模式的优化路径，着力促进治理资源合理配置，及时监督并防范产业垄断，促进文化产业供给侧和需求侧深化改革，共建共享共治图谱长期化，深化多元主体间的数字治理共识。（三）制造动能：优化治理顶层设计，精细化完善制度保障第一，以管理体制创新为导向，寻求科层制的困境破解路径。一方面，数字治理扩展了参与主体的范围，有利于治理权力的下放，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主体泛在的危机，形成权力滥用与监督漏洞。层级的监督机制是科层制政府的重要内容，将科层制上下监督的能力融入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中，有利于对共享共治的模式进行有效制约，一定程度上维系治理权力的安全。针对科层制结构饱受诟病的痛点，如部门壁垒、信息孤岛，又可借助数字治理的手段加以调节改善。因此，在优化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时，需摒弃绝对对立的思维，将数字治理的工具优势与科层制的效益精髓进行有机结合，互补差缺，推进精密的层级监督以保障治理责任落实到人，推进各治理主体的责任明确以解决推诿扯皮等问题，推进科层结构的数字化嵌入以优化主体协同的方式。由此既能避免治理过程的路径依赖，又能实现传统治理经验与现代化转型特征的统一，从而达到管理体制的创新。第二，以法制精准供给为导向，基于要素视角配齐制度保障。技术要素、信息要素、制度要素的协调规范程度直接影响整个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水平高低。从当前治理的实际问题来看，技术层面主要对应技术使用主体的界定与规范问题、技术使用安全及科技伦理风险、数字技术鸿沟，信息层面主要对应数据使用标准及数据管理难题、内容监管难题，具体制度如针对人工智能专门立法、数字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数字人才培养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基于此，需瞄向问题核心进行精细化立法，组成全方位系统化的制度保障。一是技术立法。关键目标在于兼顾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公平性、效率性，根据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各项数字技术特征、主要使用人群等信息，将技术立法内容细化到数字治理的每个环节，做好风险预判与效果评估。二是数据立法和内容立法。前者可基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等已有法律，细化对于具体数字技术相关的数据安全与标准管理的立法，如针对大数据技术，需考虑政务共享数据与机密数据的区分，涉及市场上大量文化企业的数据收集、调查、分析等工作也需配以立法规范。后者需重点针对内容监管领域的空白展开。伴随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的业态升级，一些涉黄、涉暴、歪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传播，增加了文化产业内容监管的难度，亟需探索新的数字监管方式。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在此方面作出示范，成立了数字监控中心，通过微信公众号搭建掌上平台，对各类文化经营场所进行监控视频信号全覆盖，并依托于接收群众监督举报的信息反馈渠道，布局联动性的监管网络，整体上实现对线上线下全场景的内容监督。三是与时俱进，不断扩大制度建设的范围。例如，以数字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为核心，发散性补充数字文化市场管理制度、数字文化企业管理制度、数字文化科技人才管理制度、数字文化产业科技成果创新激励制度等的建设。第三，以产业标准化建设为导向，持续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产业标准的制定能够为产业运行和企业发展框定合法合规的方向，一定程度上帮助其主动规避法律和伦理风险，减少治理成本且提高治理效率。从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的具体环节入手，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市场中的重要信息与潜在需求进行智能收集与分析，在贴合市场实情、兼顾多方利益的前提下，优化制定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标准、文化要素市场交易标准、文化市场主体信用评分标准等。同时，对于数字技术本身的运用也需设置一定规范标准，以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此外，基于底线思维和实践检验意识，可分别建立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容灾备份系统和绩效考核制度。前者可强化数字治理的风险管控，保证产业标准化相关数据信息的安全性以防标准颠覆变化造成的产业波动与行业恐慌。后者则提供数字治理的评价参考，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效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标准量化，为治理工作后续的调整改进贡献可靠依据。结语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浓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体现了数字中国与数智治理的先进理念，指向高科技、高品质、高规格、高速度的现代化内涵，代表了当下我国文化产业治理能力的跃升。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基底，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呈现出技术驱动、主体协同、范式变化的核心特征，并受五大要素的影响：技术要素是助推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成型的原生动力，既通过赋能文化产业数字化业态以倒逼治理体系转型升级，又可直接作用于文化产业治理的新架构形成；信息要素包括数据要素和内容要素，是影响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全局的战略资源；人才要素是盘活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效益的主导力量，与技术创新和教育创新紧密相关；制度要素是维护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效能与安全的坚强支撑，具体包括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等；渠道要素是释放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动能的多样载体，其创新在于渠道数字化和全渠道化。“技术信息人才制度渠道”五位一体的范式逻辑形塑出文化产业数字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放眼全球，中国式现代化亦是寄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朝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营建目标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承载了需在全球文明浪潮中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载体与影响媒介的重任。因此，文化产业数字治理的建构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需在占领数字技术发展高地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要素禀赋，通过深化政企合作、扩大公众参与进一步激活治理主体能动性，通过管理体制创新、法制精准供给、产业标准化建设，为数字治理体系的建构制造可持续动能。基于以上策略创新，助力中国文化产业以独立自主自强之姿态走向国际舞台，并为全球文化产业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方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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