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pdf

章开沅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罗福惠2020 年 5 月，日见衰老的章先生偶尔慢步到研究所，与我不期而遇。那时我已遵命完成对先生手写回忆录的第二遍通读、核对和润饰，对先生文字中的某些过于简单和含蓄的表达不甚明了。加上我打算在辛亥革命 110周年到来之前写一篇题为 辛亥前后的阶级言说 的论文，但对这个问题该如何取舍材料和把握评论心中没底，于是有心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此后不到半年，先生果然衰病加剧，从此永无聆听清诲之机），把我心中的疑惑和先生书中的某些章节结合起来，以洞彻先生对若干问题的真知灼见。其中谈得较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辛亥革命中的阶级与群体问题。一先要说明的是，这些谈话有时也漫无边际。但当我有心探讨某个问题时，我会事先列有简单纲目，谈话也当面记下重点和大意。由于谈话断断续续，不止一次，内容涉及多个主题，整理记录时既要调整结构和顺序，也要核对和补充。所以这篇文章中未加引号，这就是表示，我自己的话不加引号也是原话，章先生的话不敢全称原话但是原意。对章先生了解较多的人，不难从先生已有的论著和文章中，以及将会出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讨论由我主动开头。我说，章老师，回忆录中再次写到您和台北张玉法先生的那次学术论争，即众所周知的您和林公（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 把 1911 年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张玉法先生称之为“全民革命”，当然他的“全民革命”与孙中山先生和后来国民党定性的“国民革命”有一定的相似度。而且我们看民国初年的书有“排1（反）满革命”“光复”“反正”等多种说法，法国学者也是您老朋友的白吉尔则将其定性为“士绅革命”。这事究竟怎么看？章先生对这个问题肯定有过反复思考，所以很快就做了有说服力的答复：你列举的定性说法还不完全呢，不是还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之说吗？当然这种说法范围更大，不是专指辛亥革命但仍能包括辛亥革命。由此可见，概念适用的范围有大有小。你读过章太炎的书，章太炎为邹容的 革命军 作序就说过（此处章老师援引的话由我事后核对补全）：“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已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邹）容之署斯名，何也？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太炎先生这里的“大言”不是指夸大之言，而是就扩大范围而言。“光复”只适用驱逐异族这种情况，而“革命”还包括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的革故鼎新，当然包括的范围更大。我说，太炎先生这话很对。所以比较起来，推翻清皇室建立民国后，称“光复”的时间很短，毕竟很快宣布五族共和，把满族看成国内民族；而日本是真正的“异族”，所以把抗日战争胜利称为“光复”才普遍流行了很久。章老师先点点头，继之又摇摇头。他说，不过现在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懂得把抗战胜利称为“光复”，而且还使用这个说法的人很少很少了。这里既有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差别，更主要的还是“话语”都有世代性（章老师说到这里和我做了眼神交流，强调说“不是时代性，时代的范围更大。世代，中国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世代性只指俗话说的一代新人换旧人吧”），随着一代一代人的新陈代谢，话语也自然改变。民国初年把辛亥革命称为“光复”或“反正”，无论在口头还是书面并不少。二三十年后那一代老人消失，到抗战胜利，此“光复”自然而然代替彼“光复”。又五六十年过去，把抗战胜利称“光复”的人也自然消失了。当然“革命”二字例外，几千年来常用常新。我说，话语具有世代性，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人才会总结得如此真切。受您的启发，我感到话语的新出同样具有世代性，前面引用的太炎先生的话就充分反映了出身旧学又接纳新知的章氏话语中的新旧交替。仅仅根据民报 前面几期的一些文章也能发现。当时虽然距离辛亥革命还有六年，2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但从 民族的国民 等文，也能发现后来革命将会突破传统话语“光复”“反正”的意义，而 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 更可能就是此后把辛亥革命定性为国民革命的思想和话语的源头。进而对革命做阶级分析的源头也能在民报 上发现，如朱执信的 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 和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马克思传），应是中国最早强调阶级分析的话语。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政界学界的新世代不仅多数能运用阶级话语，更把之前的阶级不平等、阶级差异等，上升到了“阶级斗争”“阶级战争”的高度。这种话语变化也影响到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定性。章老师说，对辛亥革命的总体观感和评价定性不完全相同，也和研究者的着眼点有关。一场革命，总是先要认定要推翻、要改变的对象吧。与此相关的是革命成功之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和国家。一般来说，革命要推翻的对象会比较明确，比如辛亥革命要推翻清朝皇帝，但这里也有一个范围大小的问题，比如推翻皇帝，是否包括推翻帝制甚至肃清帝王思想？改变和建设也是一样，在革命宣传阶段，革命者一方信心满满，相信自己是平等、正义的化身，并且必定能取得胜利。这对激励革命队伍和动员民众，当然很有必要。尚书 就强调只有顺天应人之举才叫革命。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者就能提出“等贵贱均贫富”，为天下人打不平；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宣称是为了全国民众，为了天下穷苦人当家做主，至少是为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所以判定一场革命的性质，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革命要推翻什么、实现什么目标，是最主要的着眼点。其次要看社会上多数人的反应，尤其是革命主力是哪些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他们各自是反对革命还是投入革命。通过对革命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及革命的主动者和主力军判定一场革命的性质，不是仅看理论的宣传宣示，还要看实际。历史学不同于新闻学，后来人能够看得更长久，即不是看到新政权的成立为止，还能从此后的发展和变化的实际中，反思前人的各种结论，求实求真，或择善而从，或创一家之言。当然后者绝非轻而易举。二章老师又说，你从思想理论的话语入手，思考对辛亥革命的评论和定性，当然有某种方面的意义，至少让我回顾一下自己坚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定性的心路历程。我从能识字读书起，只翻过老家书房3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里残存的十几册 新民丛报，自然不知所云。在大后方读中学，时局艰难，没好好读书，痛恨日本侵略，但对教科书中写的已过去二三十的辛亥革命，似乎只有一些孙总理伦敦蒙难、林觉民别妻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首义等若干记忆碎片。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两年，指导老师陈恭禄先生是较早著有 中国近代史 的名家，但对他的讲课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到辛亥革命 110 周年前后，陈先生在 30 年代前期执教武汉大学历史系时撰写的 中国近代史 又红了起来，多处重印。拜读下来，觉得他那时只有三十岁出头，却有不少见解。比如他说“革命二字，常有不可思议之权力”，“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之革命应时产生，以改革政治为目的”。他已形成类似于“合力论”的思想，认为当时的思想界有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有光复会和秘密会社的种族革命，有绅商的权益之争。当然他的分析未必准确恰当，如认为行动主力依次是哥老会、同盟会、新军、清吏（指反正的督抚和清军将领），“参加之分子复杂其代表者非一阶级”等。他有概括辛亥革命为“共和革命”的意思，指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封建思想迄未铲除”。但我对他在辛亥革命这一章的末尾总结时说的“士大夫之主张，多为愚人中之愚人，误国之罪，实不可逭”，有点不明所以。当然这是后话。章先生接着说，我进入中原革命大学研究室以后，主要是学习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科学社会主义 即联共（布）党史 四门课程。后来也读过范文澜老的 中国近代史（只有上册）和胡绳的 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 等书。无可否认，中共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认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生成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成为理论主流，通过组织学习、思想改造、反右斗争、社教运动和“文革”，影响着我们那一代绝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人。应该说我们所受影响，是学理和形势兼而有之。在理论和形势面前，陈寅恪先生那样的人是极少数，像梁效、戚本禹、杨荣国那样的人也不多。较之这两种极端的人物，我和大多数学人一样显得中庸一些吧。我说，陈寅恪先生研究唐代政治时，很强调关陇贵族和山东（潼关以东）士族之间的矛盾关系，他其实深谙矛盾的对立统一律。不过陈先生不肯用阶级阶层的说法，他好像是用贵族集团、士族集团这样的说法。而他研究明末柳如是、陈端生两个女性，探究的是人性尊严和礼法之间的矛盾状况。总之觉得陈先生是针对实际的历史情境和不同的研究对象，该使用4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什么分析方法就运用恰当的分析方法。至于您提到的杨荣国，我们这一代“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略知一二，读过您的回忆录才知道抗战中他在重庆是给您上过多次课的老师。章老师点头称是，又补充说他那时是高校教师，面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我们这些学生也看不出他的政治倾向，只觉得他比我们青年学生平静多了。三再次得遇请教的机会，我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先说：依照时下的说法，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给其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应属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宏大的历史叙事必然伴随若干宏大概念展开。在我上次说到的 民报上的几篇文章中，可视为宏大概念的除革命之外，国家、国民、民族和阶级，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最有联系。在有关文章中，关于国家和国民者，作者们基本围绕欧洲公法学者的领土、国民、主权诸要素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共和政体问题。民族概念助长了“满洲人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阶级概念在当时至少把中国人传统的身份等级，如官民、贫富之别上升到这种压迫和剥削是否合理，即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命运注定，以及如何反抗消灭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的争论。梁启超站在反对者的立场，率先提出警告“革命召至瓜分”，继而用国民说和“大民族主义”反对“排满”，最后在 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 和 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中，反对孙中山的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生产落后，经济远未发达，而外国资本“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柙”的情况下，不急谋生产问题而亟亟于分配问题，夸大阶级对立，促成“贫富革命”，其结果只能是经济上举国“无贫无富即同憔悴”，政治上“欲求共和而实得专制”等。这虽然出自梁氏笔下，但也代表了不少人的观点。记得您讲课时也曾介绍民国初年的著述有“一民主义”（只“排满”的民族主义）、“二民主义”（只赞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三民主义”（进而认同民生主义，但此种人不多）之说。这些情况表明，对于梁启超所在的立宪派抑或是同盟会的革命派，无论是两派的阶级属性，还是各自内部的阶级构成，都面目不清而非泾渭分明。而且实际有过的行动主力，就是会党成员、南方几省的新军以及部分青年学生，称之为国民革命、平民革命、全民革命，还是有些勉强。5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章老师说，我认为“合力论”有助于理解你上面谈到的各种现象。社会变化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革命当然也是由于合力的作用。但是在合力构成的平行四边形中，不同的力方向不会一致，力量的大小长短也不一样。如果从最基本的史实出发，我们必须承认是孙中山和同盟会最早确立、最坚定地贯彻了推翻君主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针，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武装行动的主力是会党和新军，两者所受到的思想影响，明显来自同盟会以及光复会、华兴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士绅革命说视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立宪派是主要群体，是朝廷酝酿宪政以后的事，士绅群体和立宪派在全国造成较大影响，如发动几次国会请愿运动，客观上从侧面攻击和动摇了专制王朝的根基，可视为合力之一，但我认为它仍然不是正面进击的力量，他们在青年学生、会党、新军中缺乏追随者。革命运动的最后一幕是朝廷颁布退位诏书，委任袁世凯组织内阁（临时中央政府），朝廷和遗老们视之为“禅让”，但是民国初年有使用过“光复”“反正”等话语的史学作品，却没有认同禅让之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拍的电影 走向共和，把清帝退位和袁世凯上台当临时大总统加以着力渲染，对观众多少有些误导。我说，回到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辛亥时期的国家、民族、阶级这几个概念上，我从章太炎、梁启超的对比中发现有值得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章太炎是“随顺有边”地承认国家为实有“自性”。对中国的阶级状况，则认为“去封建远”而“无贵族平民之分”，只有职业不同。但他针对现实中的满汉不平等，主张“以排满为先务”，针对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而不忘抵抗“皙种”，对内对外都强调族类之分。梁启超信奉“以君主为主体，政府为客体”的国家主义，反对“排满”，也基本否认当时出现不久的阶级论。在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两篇文章中，都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别”（孙中山持有同样观点），面对汹涌而来的外国资本，中国首当注重解决“生产”问题而非“分配”问题，故须“发达产业”“保护资本”。他在文章中还从中国的家庭财产制度（“诸子析产”）、原始资本产生（“劳动积累”）、职业流动和“自由竞争”等阶级再生产的社会现象，证明家庭和个人在阶级归宿上的不确定性。我想这里还有一个认识上的原因，章太炎在国家论 中以“五识现量所得”判断概念是“实有”还是“假有”，有“自性”还是“无自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实有自性”近似于结构性强的概念，无自性的“假有”近似于建构性强的概念。当时，国家诸要6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素之说比较为人所知，所以章太炎说“人民”“土田山渎”可算实有，民族标识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也比较直观且相对稳定。而就在当时中国人讨论阶级差别时多数人注意到的生产资料（土地、资金）占有、生活状况（贫富和日常生产劳动）、职业（最大分别是劳心劳力）和政治表现等问题，可以说梁启超从经验上，章太炎从认识上，共同认为国家、民族、阶级三者之中，阶级的建构性最强，因此难以达成共识。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被当时多数人接受，民生主义争议较多也是因为对当时的阶级状况有不同认识。章老师想了一会说，这是时代和环境所决定的。近代以来，觉醒的先进之士首先感受到的是专制政府的对内压制和外部列强的蚕食鲸吞，所以把内除专制、外抗列强放在国内的阶级斗争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相号召，到日本侵占东北，就改变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就证明理论方针、政策策略一定要适合环境的客观实际。但是另一方面，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等级、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异，甚至不平等，也是客观存在的。我当然知道等级和阶级的一般区别，前者指由身份而来的世袭的社会地位，如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与平民之分，所以史书上称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第三等级。后者是由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契约而形成，老板和员工貌似可以自由选择，但也正像马克思所说，仅仅“饥饿”就能让你不得自由。所以绝大多数的宪法都会写上公民“一律平等”，其实是指人格的应然，在实然的权和利方面还是另一回事。各国上层人士在高官和高管之间的旋转门自由进出，各种二代、三代地位和权力的代际传承，在哪个地方没有？只不过是范围大小、程度强弱的问题。平心而论，在大讲特讲阶级问题的年头，“阶级斗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当然不对。但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判断具体时代的问题和矛盾时，阶级差别和阶级之间的关系状况，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因素。当然这时要分清主次，科学分析。阶级斗争是一个利器，用得不好也会形同“回形飞镖”（日语常用词，指投向对方的刀子往回飞伤了自己）。人们常说真理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也不是没有道理。四我说，您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的形象变化，1948 年初进解放区被称为7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民主青年”。50 年代您经过各种运动，自觉进行思想改造，带头长期在农场劳动锻炼，当选全国“青联”委员，与胡耀邦等人开会谈话。但到 1964年，就因为写了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挨批判，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二十年中三变，可说每况愈下，就是乱贴阶级标签的事例。“文革”中什么“自来红”“老子英雄儿好汉”不胫而走，直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毛主席提出“可教育子女”的说法，本意还是给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留一条出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原本“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自认为属于此类，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和被定性为“走资派”的子女更产生惶惑，基层一些单位至少不敢把他们算入“根红苗正”之列。由宏观的阶级分析倒退为落实到具体个人头上的血统论，对很多人造成打击伤害，说它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分裂，并不为过。章老师说，我虽然也经历过一些风浪，但自己觉得算不上“老革命”，也不算“老运动员”，属于“替补”和“陪练”吧。1947 年到 1948 年南京学运的骨干曾宪洛，曾邀我一同撤往四明山根据地，但我去了中原解放区。南京解放时曾宪洛随曾山进城，当曾山的秘书。他是曾国藩的嫡系裔孙，其叔父曾昭抡被打倒不久，他也成了右派。我比他幸运，“文革”中挨批斗也是作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陪斗”，压力不是很大。但浪费时间显而易见，人生苦短，何况三十到五十岁是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段！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专业的高校教师，感到过分牵强甚至荒唐的，还是这种乱贴标签对学术研究带来的误导甚至破坏。把中国历代各种重大的冲突和斗争，比如秦始皇灭掉六国，中原王朝与边疆古代民族的战争，上层统治者内部的权争、宫斗，古代几次变法中改革派和守成派的政争，集团和派系引起的纷争，都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古代史研究只剩下“五朵金花”（指中国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的形成）。近代史研究只剩下三次革命高潮，指出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缺陷就是“大逆不道”，而对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则“立足于批”。怎么批？起先还只是批评中国资产阶级从娘胎里带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文革”中上升为批判其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最荒腔走板的是用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研究，把辛亥时期的章太炎称作“法家”，对早年倾慕西方，后期出现回归中国传统的孙中山，不是肯定其文化上“熔铸中西”的尝试和努力，将“师夷长技者”一律视为投降派，率先搞起影射史学。8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我说，因此可以认为，撰写三卷本 辛亥革命史 的动机，不仅仅是为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立传，写出一部填补空白的皇皇巨著，还包括通过实际研究成果，纠正以论带史和以论代史的学术风气。您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当时被近代史学界视为拨乱反正的宣言。我们很早就读过您 1961 年出席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那篇文章得到与会的学术前辈的推重，在史学界形成很大影响。文章从上、中、下三个层次深入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表现和他们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文革”中您读了更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尤其是列宁的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一版序言，以及他们关于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的分析评价，使您有理有据地从“立足于批”中解放出来，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重加审视。1983 年您发表的 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从“概念”（“资产阶级”的广义和狭义）、“模式”（批评套用西欧模式，主张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及民族心理，还有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国际形势，研究资产阶级的共性和个性）、“类型”依据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论，具体提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等方面进行理论探讨，体现出您对资产阶级研究的反省和深化。章老师说，不是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现象就是一切都会变吗？就我个人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认识而言，首先，读社会这本大书或者说上社会这所大学，是一个重要因素。年轻时也许不觉得，阅人阅世既久，总能体悟到一些东西。我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亦新亦旧的企业家家庭，从读中学起就一个人在大后方闯荡，进大学就卷入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工作后参加过土改和短期社会调查。特别是 1964 年春，由胡乔木提议，经中宣部、统战部同意，由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牵头成立“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杨东莼任主任委员，刘大年、黎澍任副主任委员，我是调查员之一。这次社会历史调查的对象集中于资产阶级。刘大年提议选定一千个资本家、一千个知识分子，最后做成两个千人传。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则多次强调做集团研究。虽然在京津的调查活动展开不久，9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就被在全国展开的“社教”运动打断，但它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发觉认识到对资产阶级的研究需要改进的人并非少数。其次当然是读书，“文革”中关在“牛棚”的时候，“斗批改”中强调读马列和毛著的时候，除了指定的几本书之外，我把重点放在读政治经济学。而且“急用先学”，就是读前面说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析的论述。还有就是 1955 年到 1964 年间，国内陆续出版了汪敬虞、孙毓棠、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陈真等前辈学人的近代工业史、农业史、手工业史、经济史、外贸史、货币史以及关于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的资料统计。重视资本积累和市场环境问题的林公（增平）特别强调对此加以研究利用。研究资产阶级，不仅要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研究资产阶级自觉和不自觉的代言人（像梁启超那样自觉的人很少），更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本身，即那些企业主、商家、金融家等。从这个意义来说，三卷本 辛亥革命史 是理论和实证结合的作品，充分融会了到那时为止我们那一代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五我说，在您的提示下，我特意重看了该书后面的“主要征引书目”。书目几乎对当时关于这个专题国内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网罗无遗，包括一些稀见材料，二三十年后很难找到了。不过以后来人的眼光可以发现，在理论著作类中只有马、恩、列、斯、毛，对境外和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只列举了五六种，多少是个遗憾。章老师说，这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那时的确只看到了这些书。当我首次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三卷本都已定稿付梓了。当时如果想在书目中增加一些自己新见的国外研究成果，也不是来不及，而且那些朋友也会因此高兴，但我还是保持原状。我认为，如果把一些只是耳食之闻，自己并未认真读过也没有领会人家要义的研究加在上面，不仅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显出自己动机不纯、学风不正。当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做研究都强调盘点梳理国内外的既有研究成果，这是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一直说“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学”，就是相信后来者能积薪居上。我说，四十年都快过去了，以我的孤陋寡闻所见，在辛亥史这个专题范围内，能够超越您和林公主编的三卷本，和金冲及、胡绳武两先生合著01近代史学刊（第 28 辑）的四卷本的新作，还没见到苗头。而且，您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倡导的“加强集团研究”，提出“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集团则是个体和整体之间的纽带”等相关论述，对推动近代史研究的影响巨大。您在您主编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 序言中说到“社会集团”和“社会群体”两个概念的问题，我认同这两者都属于“个案”和“阶级”甚至“国家”之间的中间纽带，但以为“社会群体”是侧重于自然、自发状态的集群，“社会集团”则是比较组织化的自觉的集群。如您说到的资本集团、行业、商会，还有工会、农会，各种自治团体、公益团体，甚至军事、政治性质的团体和派、系等。群体和集团好像是中间纽带的两个层次。仅从我对本所和从本所走出的几批人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在群体研究层面，就有对绅商群体、清末学堂学生群体、留学生群体、日本大陆浪人群体、清末州县官群体和督抚群体、民国县乡官吏群体、近代军人群体、出版家群体、教育家群体、医生群体、店员群体、码头工人群体等众多研究成果。在社会集团研究层面，从最先显著的清末商会研究、农会研究、教育会研究、立宪派研究，延伸到民国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研究、汉口钱业公会研究、上海律师公会研究、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研究，还有对纺织业、船业、糖业、布业、新药业、木材业、汽车业、旅馆业中的企业和行业组织的研究。有些甚至把行业协会或行业商会的研究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研究确实极大地开拓了研究领域，丰富了我们的社会历史认知。章老师频频点头说好，沉思了一会又说，做到一定阶段要注意总结，考虑在已有研究的基础如何发展前进，要继续拓展或深入的难处是什么。同一个师傅的徒弟难免趋同，就像一家人不会说两种话。所以要鼓励与外部的交流和对话，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不能故步自封。当然要分类指导，对硕士生是引导他们找到治学门径，研究的题目小一点具体一点，是必要的，但不能千人一面，换了个研究对象，找到一批数据，意义和结论却基本相同，要能发现殊相和共相。对博士生和指导老师自己，可能应该做更大视野的更有深度的比较、综合，探讨新法新路，朝着从个别到一般的路子走。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1章先生和我谈辛亥革命中的阶级和群体ContentsMr Zhang Kaiyuan and the Research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Conversations with Mr Zhang on Social Classes and Groups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Luo FuhuiThe Direction of Mr Zhangs Academic Work and Its ExpansionSang BingFrom“Small Revolution”to“Big Revolution”：Speech on the“Conference onthe Research and Thoughts of Mr Zhang Kaiyuan”Wang QishengPolitical History StudiesOn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s Maintenances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a Fron-tiersShui Haigang Han JingchengAbstract：Since the middle of Daogua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risis in the sea fron-tiers continued.After the Opium War，with the threat of aggressors strong ships and sharp guns，under the oppression of unequal treaties，the gateway of important coastal defense ports in thecountry opened，and foreigners encroachment on the traditional sea sovereignty was every-where.The importance of Taiwan，Penghu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o the maritime secu-rity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highlighted.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sea frontiers crises，on onehand，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gradually accept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ocean and sea power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ocean，and prepared to build a modern navy to protectthe sovereignty of coastal areas；On the other hand，while all kinds of setbacks were coming oneafter another，the government have actively made various efforts and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ea frontiers.Keywords：Sea Frontiers Crisis；Maintenances of Sea Sovereignty；Late Qing Dynasty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