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影史中苏州籍江南文人的电影书写.pdf

24苏州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在近现代的中国电影史上亦占据重要的地位。苏州电影文化的发达得益于吴地文脉的传承，诗歌、散文、小说创作活跃，有着深厚的文学根基，戏剧、戏曲、曲艺同样极为兴盛，表演艺术发达，因此各方力量共同汇聚至综合艺术的叙事载体电影。在中国电影发展早期，苏州电影文化活动频繁。一方面，基于城市工商业的高度发达，电影放映业发展紧跟上海步调，影院配备了先进的放映设施，招揽了大量对新生事物、新兴文化感兴趣且包容接纳能力强的观众；另一方面，苏州的电影业制片活动也极其活跃，苏州毗邻时为中国电影创作中心的上海，交通便利，且苏州本土发达的城市工商业、服务业可匹配电影拍摄所需的客观条件，因此苏州成为上海电影制作取景拍摄重要的外景地之一。由于电影文化在苏州的推广，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很多苏州文人从小说、戏剧、翻译转而投入电影写作，他们是鸳鸯蝴蝶派文学，以及早期电影作者的重要代表，也是中国最早的类型片探索先驱，例如擅长古装片的范烟桥、侦探片的程小青、喜剧片的徐卓呆、武侠片的顾明道、音乐片的姚苏凤等。这一时期的苏州籍江南文人电影创作者，将江南文学、戏剧，甚至绘画等艺术的审美意蕴融入电影本体，奠定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格、基本叙事路径与道德伦理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也从事电影评论批评以及放映实业等相关领域工作，对电影文化在市民中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将思辨精神融入电影艺术实践，并对后来的电影创作与批评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一、从外国文学翻译与小说创作到电影文学写作20 世纪 20 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在西风东渐的时代浪潮下，苏州文人凭借对于新兴文化的敏锐感知，开始引入西方文学艺术，并与本土文化元素结合进行再创造。包天笑早期曾在苏州与友人组织励学社，并设立东来书庄，出版励学译编月刊，办苏州白话报周刊，开社会之新风。空谷兰是他涉足影业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根据自己翻译的日本作家黑岩泪香的英译小说野之花改编而成，本书原作者为英国女作家亨利荷特。这部电影于 1925 年由明星公司出品、张石川导演，分为上下两集，在当时热映并引起了巨大反响，引发了观众对于国产影片的观影热潮。以至于明星公司之后由包天笑编剧的影片可怜的闺女 多情的女伶等，都延续了同样的叙事风格，讲述了情怨纠葛、曲折离奇，但最终以大团圆结尾的传统伦理故事。他的作品中很多改编自外国文学，例如：良心复活改编自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国早期影史中苏州籍江南文人的电影书写文|刘亚玉影电视电25小朋友改编自法国作家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他在改编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结合了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传奇故事，契合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与期待视野。与包天笑相似，程小青也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走上电影编剧的创作道路的，他是中国最早从事侦探小说翻译与创作的作家之一，在 40 余年中共有译作 150 余种，创作 70 余种。其中包括 1916 年与严独鹤等 10 人以文言文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全集等，1927 年他又独自将该全集以白话文重新翻译出版。程小青在文学转译的过程中，经历了从传统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同时他也将西方侦探文学创作观念融入中国断案类戏剧文学元素中。在中西方文学创作理念的相互影响下，他受到启发开始进行通俗文学的创作，其作品雅俗共赏，兼顾商业性与艺术性。他的侦探小说尝试在叙事策略与视角上有所创新，具有审美现代性。他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叙事“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学习西方侦探小说文学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契合了电影视听语言中类似摄影机的眼睛所引导的“看”的视角，引导读者、观众参与探案的过程，让观众在阅读他写的文学作品、观看他编剧的电影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对话感、参与感、沉浸感。程小青编剧的电影多改编自自己翻译的侦探小说，其中包括明星电影的窗上人影 可爱的仇敌、友联电影公司的舞女血、海岩电影公司的江南燕、金星电影公司的雨夜枪声等。1941 年他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夜深沉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书写故事善于对人物情感进行理性剖析，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善恶对比，将家庭伦理、情感故事与悬疑案件进行嫁接，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从西方文学翻译和小说创作转入电影编剧的还有周瘦鹃，他的文学修养源于早期在苏州所接受的新学教育，他既对西方的小说文学、戏剧艺术感兴趣，也熟读东方经典，浸润在吴文化的艺术氛围中。他翻译与创作的作品多恋爱题材，着眼于女性问题，塑造“新女性形象”，在情感书写中结合爱国主义思想。周瘦鹃凭借其独具个人风格的言情作品成为 1914 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阵地礼拜六的领军人物之一，在 1915 年举国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时他也站在市民阶层的立场上发表爱国作品。1924 年周瘦鹃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水火鸳鸯奠定了他电影写作的整体叙事风格，电影由程步高导演，故事在人物的身份设计中融入苏州绘画文艺创作，穿插万国博览会的时代篇章，将情感故事融于现实主义批判和家国情怀中。1926 年周瘦鹃根据聊斋志异马介甫改编电影马介甫，由曾为评弹艺人的常熟人朱瘦菊导演，他将古代小说传奇融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将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融入契合了观众的诉求。1928 年周瘦鹃早年写的话剧爱之花被郑正秋和卜万苍改编成电影美人关，这也是周瘦鹃的言情故事中曲折哀怨风格集大成的代表作。范烟桥是文学社团星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中学就读于草桥中学，后考入南京国民大学，任教于东吴大学。在任教期间他发起星社，并以星社为载体，创办发行小型三日刊星报，对苏州的现代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曾以笔名余晷写过一批绯闻小说，刊在上海时报副刊余兴、小说月报 小说画报等上。范烟桥早期的文学创作多展现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具有反封建与阶级压迫思想的才子佳人爱情故事，在现实主义题材中亦将家庭伦理故事与爱国情怀相结合，他的小说和电影作品主张哀而不伤，给观众以希望与光明感。抗战期间，范烟桥编剧了多部借古喻今的古装片，1939 年他根据叶小凤小说古戍寒笳记为国华影业公司改编电影乱世英雄。1940 年，编写了电影西厢记 秦淮世家 三笑，与导演张石川合作。西厢记 三笑都表现了对封建强权压迫的反抗，后者将发生于苏州的唐寅和相府使女秋香的爱情故事首次搬上银幕，而后成为华语电影中经久不衰的故事。根据他的故事母体，三笑26中的唐伯虎与秋香后来被中国多个导演反复创作，造就了诸多影史经典。他的历史片不论是叙事改编路径，还是舞台美学风格，都对后来的古装片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二、从电影文学创作到电影理论研究与批评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源头与苏州有关，最早是以苏州籍电影理论家顾肯夫创办的影戏杂志，以及鸳鸯蝴蝶派文人编办的影剧报刊为传播载体。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很多人在苏州出生成长接受教育，后来投身上海电影业，成名于上海，但有些仍然生活工作在苏州，或是后来又迁回苏州。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苏州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多方滋养熏陶，接触了多样的文化形态，具有开阔的视野，理论研究的根基对他们在日后的创作中把握电影艺术特性起到了助益作用。中国电影理论论述的源头可追溯至顾肯夫的影戏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目前学界较为一致认为此处为中国电影学术的开端。他创办的电影杂志，带动了业界对电影艺术本质及与电影所体现的社会价值的讨论。顾肯夫从戏剧角度、跨媒介角度去探求电影的创作特征和规律，他认为电影的本质是技术、文学、科学。他在影戏杂志（19211922 年）之后，又创办了电影杂志（19241925 年），这也是引领电影研究潮流重要的刊物之一。顾肯夫早年曾学习法律，具有缜密的逻辑思维，善于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电影的特征。他将观影感想与宏观立论相结合，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电影理论论述。他对电影表现真实的特点进行了着重论述，认为戏剧中最能反映“逼真”的只有影戏（电影），且因为电影所具备的通俗艺术特质，也承载更多的社会功能。他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与早期的影人张石川、郑正秋等人一脉相承，主张运用电影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推动民族觉醒，增强民族自信。电影理论史学界认为，早期比较规范的电影批评是由周瘦鹃开始的。1919 年 6 月 20 日至 1920年 7 月 4 日，担任申报自由谈编辑的周瘦鹃以“影戏话”为题共撰文 16 篇，这也是迄今有据可查论中国电影最早的话体批评文章。周瘦鹃所论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影戏起源、性质及功能的基本介绍，也涉及对当时流行的侦探片、滑稽片、爱情片个案的观感抒发。虽使用同一标题，论述的内容却极驳杂，包括“欧美影戏发展”“侦探片述略”“滑稽片简介”等。这种抽象的标题，为早期电影批评者提供了较为自由、广阔的写作空间，并且与中国传统话体批评的散评风格相耦合。他对电影深入浅出的论述，也启发和吸引了一批旧文人改弦更张，从小说文学创作转入电影创作和批评。周瘦鹃在影戏话中品评欧美电影，进行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帮助读者理解电影，读懂电影语言的深层含义，为读者喜闻乐见，将启蒙思想通俗化。周瘦鹃的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一样，都宣扬平民文化思想、艺术思想，主张惩恶扬善，结合儒家传统伦理道德，阐释电影的社会意义。他同样认为电影能够开通民智，既有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也有引导社会正向发展的普世价值。周瘦鹃在影戏话中的理论书写，是中国较早开始对类型电影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的电影批评。一战过后的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电影工业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并大量向外部输出，类型片所具有的商业特性符合电影工业流程化产出的要求，也契合观众的期待视野。彼时中国大量引进好莱坞电影，但中国观众对这种类型化的电影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周瘦鹃最早开始在影戏话中提出需要有人对影片的艺术特点和类型特征加以分析，普及电影欣赏常识，引导观众提高艺术鉴赏能力。今天来看，影戏话是一种新旧文化时代过渡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普及现代艺术知识的过程。近年来，也有学者把周瘦鹃的影戏话这种“过渡文化”的特质概括为“通俗现代性”。此外，周瘦鹃也试图将中国当时的电影归于类型进行讨论，对于言情片周瘦鹃的评论集中于单一影片，将这类影片看作一种情节剧。影电视电27关于对类型片的批评，包笑天推崇历史影片创作，因此引发了关于历史影片的学术探讨，范烟桥、程小青等也参与讨论。他们认为电影创作要传承历史，不泥古，不随意编造，主张用丰富的历史充实电影题材，取代当时为了商业目的拍摄的大量低俗而怪诞的古装片和犯罪片，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拯救中国影业。兼具电影批评家与编剧身份的苏州籍影人，在他们的电影评论中，也透露了日后的创作方向。徐卓呆早期曾从事推广戏剧教育，编写过大量的滑稽戏，他是第一批从戏剧转向电影的苏州文人之一，他对于戏剧与电影的钻研，也打通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联系。他在早期创作滑稽剧戏剧时，便时常在报刊上发表创作心得，对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24 年徐卓呆著写出版的影戏学，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电影理论著作”“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电影理论专著”，这本书中涉及电影学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影戏片的要素，影片的形式以及分类、造诣与原作者、编剧法及编作者，场面及场面的结构、舞台监督、摄影场及舞台装置、摄影法及影片技术与技师等内容，从文学创作到电影视觉语言、电影美术等。从书中所写内容可见徐卓呆在当时已经在学习西方电影艺术的过程中，了解到相当多的理论知识，并能够从个人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徐卓呆将前期的理论研究用于创作滑稽剧幽默故事片，他编写的“李阿毛”系列喜剧片，是中国早期喜剧片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从事电影理论研究的工作。在星社的成员中，有一位在电影批评领域极为活跃的作者姚苏凤，1932 年 7 月 8 日至 1936 年1 月 20 日，他曾担任晨报每日电影的主编，他是 1930 年代中国影评运动的推手之一。姚苏凤的经历反映了左翼影评和“软性论”同根同源却走向不同的发展态势，也造成了 30 年代这两派艺术观的“软硬之争”，他们分别代表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艺界知识分子对审美现代性不同取向的认知与接受。具体说，左翼因其“急欲领导民众、全面介入历史进程的焦灼感”而选择接受了先锋派文艺观；“软性论者”则基于对都市文化的谙熟与倾心自然趋向以“娱乐”为主旨的媚俗主义。然而，这两支在 30 年代中国电影评论场域中互相视为异己的队伍实则出于同源而各成一脉“先锋”与“媚俗”都是“现代性”的面孔之一。考察苏州早期江南文人的电影书写，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大多有着跨界的文化经验，这反映出他们对于时代精神的敏锐、精准的把握。他们的文学创作以民间文化立场、民间趣味为主，重视传统伦理道德教化。因久居沪上，国际商业大都会充斥着种种新奇诱惑、时尚潮流，现代感十足，文化机制复杂，浸染许久，他们自然也受了同化。他们的作品一方面沉淀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折射某些时代症候，成为当时传统文坛正宗，拥有一大批市民阶层拥趸。他们熟知商业与文学之道，游刃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作品雅俗共赏。身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他们紧跟文化风尚的流变，并且试图展现与阐释电影艺术的多样性、混杂性，发挥电影改良社会、革新文化的作用。电影在当时作为一种新事物，与文学、戏曲等比较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质，苏州的江南影人充分运用这种特性进行创作与文化传播，在当时外国电影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形成强势文化输入时，他们及时发现并正视这种差距，以借鉴学习的迫切心情急速追赶，创作出了大量叫好又叫座的国产电影，为中国电影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通过理论研究、评论等针对大众的文化普及和推广，打开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发展的新格局。未来面对时代的快速变迁，中国的电影创作与理论发展还将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梳理苏州江南电影先驱们的创新实践，也许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示与思考。（作者系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本文为 2021 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符号学视域下民国电影的服饰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SJA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