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聚焦于20世纪前期的历史考察.pdf

不BSOOIALSCIENCESDIGEST52历史王先明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聚焦于2 0 世纪前期的历史考察文/王先明就社会思想形态和社会事业实态而言，传统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无论是聚焦于社会思想的历史进程，还是立足于社会事业的时代演进，社会建设都是2 0 世纪以来形成、发展并日臻成熟的一个时代性命题。它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并在“1 9 40 年代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建设思想，其核心是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主要任务，有计划地控制社会变迁，实现社会现代化”。然而，对于2 0 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问题，史学界一直没有专题性的深人探讨，其相关内容或有涉及，也只是附属于乡村建设运动或乡村建设思想研究。近年来虽有相关主题论文发表，但或侧重于社会学话语体系，或为当代社会建设论题作历史铺陈，鲜有历史学专题研究的深度解析。从而，系统完整地梳理2 0 世纪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社会建设演进发展的历史进程，科学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命题的要义、时代特征及其历史际遇，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和价值。社会建设：一个时代命题的形成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严密的社会控制组织，其功能在于社会管治而非社会建设。真正的社会建设其实是2 0 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才逐步呈现的时代命题。首先，它是2 0 世纪以来社会秩序动荡不断加剧、变乱四起条件下的时代需求。从1 9 0 1 年始，涌动于社会底层的“民变”连绵不绝，“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立民国，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基本的社会矛盾，社会动荡和失序态势反而日趋严重且更具普遍性，这促使人们更多地从社会深层意义上寻求解救之道，欲通过重新建设濒临崩溃的社会，使社会危而复安、秩序亡而复立。其次，它也是民国成立后知识界寻求社会改造和社会重建的一种历史选择。当共和民国取代皇权帝制的政治革命实现后，新社会建设的诉求很快聚合为时代需要，这至少从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方面是以新村建设为主导的社会建设话语颇为风行；另一方面是2 0 世纪2 0 年代之际知识界围绕“新村”展开论争的共同关注点落在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上。民国初年的知识界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回归到旧社会已然不可能，也为时势所不允；融人西方社会不仅不为西方所接纳，而且也为国人所不愿；建设一个既不是传统也不是西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社会，是2 0 世纪中国历史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最后，它也是民国建立后由革命转向建设的一个历史进程。清王朝的轰然倒塌和共和制度的建立，将建设问题凸显为时代性主题。面对民国肇立、百废待兴之局面，如何建设以及建设什么，既是繁难而艰巨的现实问题，也是复杂而系统的思想理论课题。民国成立之初，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即已留心“建设之方略”。此后，孙中山于1919年撰成建国方略一书，这标志着其“以民权为核心，以民生为目标”的系统建设思想体系的形成。其中，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构成其建国方略三大内容之一。孙中山关于国家建设的构想体系深刻影响着国民政府对于近代中国建设的路径选择。虽然社会建设论题是孙中山在反思民权建设缺失的过程中提出的，目的在于“教国民行民权”，但这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围绕着社会建设问题持续地进行理论诠释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认识。1 9 3 5 年，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对社会建设首次从学术理论层面上给出了明确的定义。1 9 44年国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社会建设论一书，又分别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诠释社会建设的概念。与此同时，社会奥论和学术讨论亦多聚焦于“社会建设”话语，并从社会事业建设方面进一步拓展，将理论认知落实于社会实操层面，由此一个具有独特意涵的时代命题开始流布于世。乡村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面向与社会思想孕育发端的历史进程有所不同，20ZS年第7 ISOCIAL SCIENCESDIGEST53王先明中国社时代性困厄历史作为实践层面的社会建设萌生于2 0 世纪之初的乡村建设。河北定县实作为“中国农村建设运动的最先进”，早在1 9 0 4年即由教育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定县翟城“村治”，以由“村治”到“国治”为目标，在1 9 0 4一1 9 2 5 年间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很快走出翟城村，对定县、直隶“村治”、山西“村治”以及“乡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救治社会危机、重建社会秩序的乡村建设实践，显然并不仅仅是发端于翟城一村之孤例，相继而起的还有沈定一的“萧山模式”、彭禹廷和别廷芳等人的“宛西模式”、卢作孚主持和影响下的“北碚模式”等，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如雨后春笋，繁荣滋长。时至2 0 世纪3 0 年代，异军突起的还有：晓庄学校、河南镇平乡村自卫、浙江萧山东乡自治、山东邹平村治等。这些实践并时而起，遥相呼应，推动“农村建设运动已成为时代运动的中心问题了”！不过，这些立足于乡村建设的区域实践，其基本动力均源于乡村地方领袖或士绅等社会强势力量，并非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发动的持久性和扩张性的运动，以至于它们都处于相互隔离的“孤岛”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自发性地相继而起，却又呈现着大体一致的乡村社会重建走向，这恰恰是社会建设时代诉求在基层社会的深度体现。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建设的建构重心当确立于中国乡村。至少就当时的学界尤其是乡建派而言，人们认为这一路径选择，一可以适时防止欧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已有的弊病，二也可消除中国旧制之弊病。尽管早期的乡村建设主张和实践各有侧重，人手处也不尽相同，但其发展演变趋向最终成为社会建设的主导方向，成了当时社会运动之主潮。当然，作为社会力量诉诸建设方向的选择与政党或政府的选择完全不同。前者的重心在乡村建设，后者则侧重于经济（工业化进程）建设；前者立足于社会建设，后者则用力于民族一国家政治建设。但从历史长程上看，虽然路径选择有别，然其目标则趋近，因为民族一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乡村建设与经济建设有所区分而又同体共生，这自然形成共同认知的同趋性基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汇聚为时代发展的合力！乡村建设运动之最终目标就是在传统社会已经“崩坏”的基础上重建一新社会。乡村建设即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即由乡村建设而起，形成20世纪3 0 年代中国建设思潮与社会运动颇具特色的历史情势。“因为要建设新中国，先要建设新乡村，有了新乡村，才能实现新中国。”陈序经明确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可以叫做社会建设运动的一种，乡村建设实验也可以叫做社会建设实验的一种。”这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社会建设乃是被全社会认同的一个时代性命题。社会部：化社会建设为社会行政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形成了社会建设的急切呼吁，虽然社会力量的不断聚合发起了乡村建设社会运动，但是国民政府的注意焦点却在于国民经济之复兴，“而尤其重要者，为厉行工业化”，其建设之侧重在于“各重要都市”；至于以社会建设为主导内容的“乡村之建设，则不能不由各村自谋”。直至2 0 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始将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体系，其标志就是行政院社会部的设立。社会部原属于国民党中央的社会活动最高指导机关，主管民众组织与民众运动事项。国民党“鉴于社会建设为一切建设之基础，遂决议将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并将社会福利与合作事业划归管辖”。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成立伊始，即宣称中国社会建设有自己的特色，即当不追慕西方社会，而是遵行“三民主义的社会政策，以完成中国的社会建设”，其工作重点是“首重政策，次重体制”，从确立政策、建立制度和培养人才做起。首先是制定社会政策。它提出世界上有三大类社会政策：一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二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政策；三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国民政府的社会政策与此不同，其社会建设有自己的体系特色。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的最高原则，由此建构了社会行政的政策、法规体系。其次是建立社会行政和社会事业体制。它计划用三年时间，初步建立中央、省（市）、县三级社会行政机构，形成社会部一社会厅一社会科的纵向体制。在社会救济事业方面，从救济范围、救济设施、救济方法以及救济费用等都予以明确规定。最后是培养社会行政和社会事业人才，以巩固社会行政和社会事业的基础。社会部成立后分别按其所需建立社会建设人才培养机制：一是协助各大学充实社会学系课程，并派遣合格人员赴欧美各国学习考察；二是将各级人员调人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和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等，加以短期培训。然而社会部虽有具体规划，但实际作为却着会科学文摘ISOCIALSCIENCESDIGEST54历史王先明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实令人晞嘘。一方面，其“社会行政，虽略具成规，但亦偏于后方，未能普遍全国。仅仅是停留于“建国程途上社会建设的开端”。另一方面，经一年之努力也仅有1 1 省设立社会处，大多则以民政厅社会科为管理机构，事实上直至抗战将结束，也没有完成社会行政机构建设系统。而且，随着国民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控制的加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强化了对民众的管控。1 9 40年1 0 月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后，“民众组训”成为社会部推行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社会部的工作重点也因此变为“发动社会力量配合政府力量，以推行社会行政和发展社会事业”。国民政府一再强调的“社政”一词可谓更确切地表达了其真正的旨义，而与社会建设的主旨相去甚远。社会建设的时代性困厄建设事业，既繁难复杂又经纬万端。尤其在急迫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建设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与农业建设的失衡问题，当然地构成社会建设必须面对和呕待解决的时代性问题。20世纪3 0 年代的乡村建设，以一种地域社会建构的模式而互为响应、勃然兴起，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失衡关系的回应。然而，社会建设的时代诉求虽通过乡村建设派的合力运动而凸现，却并未获得国民政府的积极回应。何廉确切地认识到农业建设或乡村建设的失衡问题，“尽管在1 9 3 6 年中国人口的8 0%依靠农业生活，但是，直接从事农业工作的那些政府单位在整个政府工作中是无足轻重的。各级政府部门给予农业的支持非常有限”。由乡村建设运动而出现的社会建设区域化趋向，既是民族一国家建设严重不足的映射，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障碍民族一国家建设的因素。这一悖论式的问题，其实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对此，国民政府的社会部无能为力。社会建设是因应近代社会转型和社会重建而生成的时代命题，它是社会重建历史进程中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发生剧烈的变迁；固有的文物制度、风习信仰、价值观念“发生动摇”，许多困难问题因此产生。社会建设即要“根据现存的社会问题”，“加之以科学的方法，逐步改善人为的环境、关系和制度，使之社会趋于附合现实需要的原则”。社会建设重在新秩序的建立而不是旧秩序的维持，“应该是社会问题的彻底而根本的解决而不是枝枝节节的治标”。如果以社会政策性的修补为重点刻肉补疮，既非长久之道，也与其旨趣柄凿不合。显然，这断非行政院社会部所能承负的使命。另外，充分动员社会力量聚集于现代化社会建设，自然是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近代以来，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活跃程度，无疑也构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国民政府社会部却将社会动员转换为“民众组训”。在社会部的统辖之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被完全“政治化”；现代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传统保甲组织被统合构建，以至于不仅社会建设沦为政治建设之基础，而且“所有各项建设，自然也要以武力建设为依归。至于整个三民主义的国家建设，则须以武力建设为重心”，这就消解了社会组织（团体）的社会内涵和意义。孙中山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以“民权”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理论体系。民权初步通过具体讲解社会各种团体在集会中应遵循的规则与议事程序，使民众养成民主集会的习惯，进而造就“纯粹之国民”，旨在为实现“宪政”奠定群众基础。问题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却将民权初步引申为：“我们务须使每个国民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和开会一样的遵守秩序，服从纪律，造成有组织的国民与社会，然后可以造成有组织的国家与民族。”显然其社会建设的目的在于规训民众，强化社会控制。毋庸置疑，其实质内容与社会建设应有之旨义已渐行渐远。“社会建设之范围甚广，举凡关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安宁幸福等各种事业，皆属之。”然就其根本而言，社会建设之首要则在于民生。“民生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国民革命能成功与否，全视国民党能不能解决这个民生问题。”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社会转型和社会重建中的问题，尤其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茫然无措；甚至对于由此而形成的社会诉求也无所措置。“行政效力日减，民心愈感离弃以致影响社会制度逐渐腐蚀。”所有“一切社会行政设施，亦徒具其表”；甚至社会行政本身竟为“社会失调混乱之主因”。“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社会建设，即便是基于社会行政层面也不能不直面民生问题，因为民生问题从根本上关乎民心之向背一一这从根本上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社会建设，只有在民族一国家整体建设的战略规划中才能获得正解。对此，它还只能诉诸未来。【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 0 2 3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