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漫话：中国军事地理的四边四角论.doc

中国军事地理的四边四角论
转自饶胜文编著《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为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四角之地之一关中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关中西北高地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精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 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精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欲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
四角之地之二河北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也有很大的关系。
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

四角之地之三四川
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
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巴蜀地区的首要特点就是是封闭。古代，从四川盆地通往外界仅有两条通道，向东经过重庆，可以顺流而下，沿长江抵达荆襄地区，往北越过大巴山和秦岭可以抵达关中。具体分析，长江一线，以奉节扼守其咽喉，瞿塘关立于此处，两岸即大巴山的延伸带和巫山组成的长江三峡，在两岸组成屏障，即使成功占领荆襄，如果意图北上逐鹿中原，还必须翻越大别山和桐柏山组成的屏障。从北线来看，四川盆地与关中有秦岭和大巴山两重屏障，这之间狭小的汉中谷地即是作为巴蜀和关中两地政权间的缓冲地带，又是双方所必争的前进基地。在三国时期，蜀汉和曹魏在汉中就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成都与汉中之间，仅有金牛道和米仓道联通，另外成都与陇右之间，又以剑阁扼守要冲。自古以来，如果四川的割据政权成功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地区，那就很有可能与北方政权的骑兵部队在平原地区作战，而缺乏优良的马匹是所有立足于南方的政权的一个劣势，这样的交战必定是艰难的。
四川封闭地形使割据政权无外地侵入之患，发达的经济给了他们闭关称霸的资本，这两大优势同时也是四川政权向外扩展的一大阻碍。地形上的层峦叠嶂，进入关中须翻越大巴山和秦岭，从关中到中原又有崤函之险。地形上对内对外的双重阻隔，既不利于从外界攻入盆地，也不利用从盆地内向外扩张。
另外四川割据政权都属于乔迁或客籍政权，与当地势力矛盾重重，在内耗中消磨国力。
四角之地之四东南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

江淮防线维系着东南政权的生存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
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以上是四角分析，再看四边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先看山西
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

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再看山东
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汉中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湖北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

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是湖北境内的三大镇，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孙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蒙古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

无论四角还是四边，天下英雄最终目的还是逐鹿中原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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