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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是记者的课堂马国颖2009年05月16日14:47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如果说我与何妈妈的拥抱让大家感动，应该是因为报道中，既没有刻意的提问，也没有作秀的夸张，有的只是作为记者的我和一位失去女儿的灾区母亲的情感交融。在举国同悲的氛围中，这种情感交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人们记住了何妈妈，我心中牵挂着何妈妈。前几天和何妈妈通了电话，她说：你要来四川，一定要来看我，我们有快一年没有见面了，我抱上孙子了。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地震中她失去的女儿，如果她活着，该做姑姑了。_ 马国颖，1980年8月生，北京电视台要闻部副科长。5月12日，马国颖和同事结束北京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报道，从拉萨返京途中遭遇汶川地震。报道组直接赶赴灾区，进行采访报道，成为首都媒体第一批到达灾区的记者之一。新闻与写作约我写一篇稿子，主题是一次难忘的采访。回首5年职业生涯，我最难忘的采访是汶川地震。难忘的东西其实最难写，因为能引起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觉。接受约稿后的半个多月时间，我一直无法下笔。直到一天晚上，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又问起我在四川与何妈妈的经历。这一年间，无论是熟识还是不熟识的朋友，大家都会问起这件事。为什么一次看起来非严格意义的采访却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几乎没有一句职业的提问却让观众感受到了很多信息？为什么记者与采访对象一次流泪的拥抱胜过了千言万语？事实上，在灾区采访的半个多月中，我不止一次颠覆惯性报道思维，不止一次面临情感取向与职业取向的艰难选择，也不止一次体会到采访对象给予我的震撼与感动。半个月的灾区采访，让我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了一种别样的体悟。我的“难忘”的采访，有一个记者对所采访的新闻事实的难忘，也有一个记者在采访后“难忘”的思索。 灾难中，我们寄托什么样的情感2008年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在四川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九洲体育馆，我认识了何妈妈。那是在下午2点31分，之所以可以精确到分钟，是因为我和何妈妈的结识是在那举国哀悼的3分钟之后。那3分钟，整个九洲体育馆像是凝固了，目光所到之处，都是人们痛苦的表情。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的心就这样被越揪越紧，3分钟默哀结束后，我想要上前采访一位泪流满面的阿姨。她抬起头的一瞬间，泪眼模糊之中，把我当成了她在地震中失去的女儿，紧紧把我抱住，那一刻，我也紧紧地抱住了她。她捋着我的头发，捏着我的肩膀，哭着对我说，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再也回不来了。我陪着她一起哭，我对她说，你就把我当成是你的女儿吧。那一刻，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感受灾区群众失去亲人的痛苦；那一刻，我第一次释放自己几天来压制在心底的伤痛；那一刻，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减轻何妈妈的悲伤。那不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采访，但却感动了很多人。北京的很多朋友见到我，都会问起，那位何妈妈怎么样了？每每听到这样关切的询问，我都会特别欣慰。他们和何妈妈素昧平生，却和我一样牵挂着她。通过新闻报道，在灾区还有很多像何妈妈一样的普通人，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感动、牵挂、真心地祝福。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新闻记者用真心去体会灾难带给人们的痛苦，在观众和灾区之间架起无形的桥梁，在灾区内外传递真情实感，凝聚全民族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力量，我想，这就是大灾面前记者的职责。新闻是客观的，需要理智去选择和把握，而在灾难报道中，身为普通人的记者和身为记者的普通人，两个颇难拿捏的角色定位对记者构成了很大的挑战。前者强调的是记者这个职业的意识，后者强调的是记者作为人的真切感受。人们反感记者不顾生命抢救时效，而追求新闻时效；人们厌恶记者不顾采访对象的情感，一味提问去获取所谓“感人”的素材。而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愿意看到，记者以旁观者视角披露一些所见所闻，这些报道看起来冷静、客观，可这样的冷静更像是冷漠，这样的客观颇有些残酷，让人感觉不到文字、画面背后的“人”的气息。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过多地或者是只看到了记者的职业要求，而忽略了记者作为普通人的情感流露。而灾难报道中，情感是永恒的主题，是任何一个记者无法回避的主题。我们必须用情感的涓涓溪流滋润原本生硬和冰冷的文字，用情感的五彩画笔去丰富我们原本空洞和僵硬的画面。可我们要寄托什么样的情感？不是虚伪的滥情，也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一种普通人对普通人的普通情感，这样的情感在灾难报道中最真实、最打动人，也最易被观众所接受。如果说我与何妈妈的经历让大家感动，应该是因为报道中，既没有刻意的提问，也没有作秀的夸张，有的是作为记者的我和一位失去女儿的灾区母亲的情感的交融吧。这便是何妈妈一位不幸的母亲赋予新闻的震撼。新闻将这份感动传递给更多的人，拨动了人们的心弦。而这之后，何妈妈成为了我在灾区的一个充满亲情的牵挂，在紧张的采访中，我总是想着这个母亲在干什么，她心情好点了吗？5月21日，我来到九洲体育馆，道路边何妈妈住着的帐篷空了。打听了一圈，才从现场正在办公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前夜的大雨让他们的帐篷漏水了，他们被紧急转移到临时安置点了。我忙让她查看受灾群众安置记录，我反复说着，她叫何寿珍，长寿的寿，珍贵的珍。这时，一位妇女问我，你找何寿珍？你是她什么人？那是何妈妈的同乡。得知我的来意后，她告诉我何妈妈在黄土镇的安置点，她一切都好，我的心放下了些。 灾难中，我们放大什么样的人性5月23日，我到安县的黄土镇，找到了何妈妈居住的186号帐篷。但我还是没有见到她。同住的人说，她不放心家里的菜地，回家收油菜子了。我眼泪一下就涌了上来，我想到了前一天，我拍过的一条新闻。5月22日，几天内第三次来到九洲体育馆，我和摄像一下子就意识到了今天与往日不同。路边一片稻田里，一反前日一片死寂，有了拖拉机的轰鸣，有了流水，还有了人们忙碌的身影那是村民在插秧，马路这边他们在干农活，而马路那边就是他们倒塌的房子。这一切，都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他们对我说，现在已经过了小满，必须要抢种水稻了。人只要没死，就要生存，要生存就要吃。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男子跟我说：现在多种点，秋天就能多收点，就能多减轻一点国家的负担。这就是我们朴实的农民兄弟，这就是不忘感恩、自力更生的受灾群众。我在现场做了这样一段点评，“正是他们的坚强和坚持，才让这片土地重又焕发生机。”我虽然没有见到何妈妈，但我经常会在脑海里浮现着一个形象，农田里，一个瘦弱的身躯，像往常一样默默地劳作。她和灾区的群众传递给了我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遭受多大的灾难，生活总要继续，我想，这就是对“坚强”最好的解释。灾难像是一个放大器，放大了人性的善良，也放大了人性的丑恶，同时也放大了记者面对灾难表现出的职业素养和情感取向。 灾难中，我们报道什么样的“真实”在救灾最紧张的时候，某家媒体曾经采写了所谓“反思性的报道”，里边有诸如“史上最牛的政法委书记”等流行语。这在平时会引起很大轰动的报道，当时却受到绝大多数读者和网友批评，我从心里也抵触这样的报道。灾难中，我们放大什么样的人性？是渲染一种乘人之危的卑劣吗？是强化灾难面前人们的猥琐吗？是暴露人自私自利的阴暗吗？我想，不应该是这些，至少不应该成为主流。我们要放大人性光辉的那一面，因为越是在灾难中，越需要人们相拥以温暖；越是在灾难中，人们越渴求光明与希望；越是在灾难中，越需要新闻媒体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有人问我，你在灾区就没有看到让你失望的事吗？当然有，还是在九洲体育馆。第一次采访时，一些受灾群众向我反映：他们几天都没有吃到过热乎的饭菜，每次排队轮到他们，饭总是没有了，只能一日三餐都吃方便面和饼干。一些群众情绪相当激动。从情感上讲，听到这样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把受灾群众的心声用画面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不能那么做。那时，已经是震后一个星期了，很多受灾群众的心态开始从劫后余生的幸运转向了对未来的茫然无助，对现实有诸多抱怨。我相信这只是他们暂时的心态。更何况那段时间，每天新涌入九洲体育馆的群众多达三四千人，短短几天内，那里就聚集了3万多名无家可归的群众，迅速、有效地安置这么多人几乎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再者，当时的受灾群众最需要什么？相比一篇负面报道，他们更需要的是全国四面八方的援助。这样的报道播发出去，在灾区之外，很多好心人，会因此失望，感到即便自己献出了爱心，也很难帮助到这些受灾群众。我们报道什么样的“真实”？这个问题在每次报道中都要回答，但是在灾难中，我们要更加谨慎，更加理智。在地震面前，新闻不能成为次生灾害，不能让受灾群众和观众因为你的报道再次受到心灵的伤害。而同样的，记者也不能成为只想着完成报道任务的一个旁观者，他也应该成为救援队伍中的一员。只不过，他的救援，是靠手中的笔、镜头、话筒来传递坚强，传递爱心，传递力量。我所敬佩的新华社女记者朱玉说：“我的笔就是最好的救灾物资之一。”5月25日晚，我结束采访，回到了北京，手机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很高兴你能再次来看望妈妈，虽然你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从你们的言行中已看出你们早就将彼此当成至亲的人。在地震中失去亲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帮助又给痛苦中的我们带来了些温暖。当你托人捎来东西并说要来黄土镇看妈妈时，第二天妈妈站在路口整整等了你一个上午，可是老人家始终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其实妈妈也希望早点见到你。下午她因为放心不下山里仅有的一点家当和爸爸回家了。亲人不一定要时时相见，远隔千里的妈妈早就和你心灵相通，她能感受到远方女儿的牵挂！你工作也很忙，妈妈我会好好照顾！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和帮助。”这是何妈妈的儿子韩文钢，代何妈妈给我的回信。我和何妈妈，早已经超越了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和感情。灾难中，我们寄托什么样的情感？我们放大什么样的人性？我们报道什么样的真实？在这场灾难中，在这个特殊的课堂里，我得到了答案。后记文章成稿之时，我和同事即将赶赴灾区进行汶川地震一周年的回访。重回那片土地，是我一年来一直惦记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了感受和记录天府之国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