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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决定价值

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
　　有一种力量，叫做“境界”。一位学者的学养，离不开他的人生体悟；一位学者的影响力，同样离不开他人格魅力的感召。“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师传承给后人的，除却学理上的思考外，更重要的就是这种胸怀、气度，和境界。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沦为时间的易碎品，而“境界”的力量却穿透时空，平和而久远。低调的喻国明未必愿意我们把他与“大师”样的字眼联在一起，我们也不必勉强，但是，他的“境界说”中历经岁月洗练的澄明，或许对我们不无启迪。
　　记者：“境界”两个字是您在文章和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经常提到的字眼，能不能谈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喻国明：王国维曾经说过，“有境界者，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句话有着它背后的深刻道理。境界是人生修养所达到的一种层面，一种超越个人利益得失，俯仰天地的情怀。
　　境界首先体现在一种关怀精神上，它总是与人的某种终极追求相联系的，这种终极追求的召唤，能够让人抛开眼前的利益纠葛，承受住来自于内外界的各种身心压力，用一种类似于宗教一样的虔诚心态去为自己所信奉的事业追求做出牺牲。一个斤斤计算个人私利的人是无法奢谈“境界”两个字的。
　　其次，境界也体现为一种批判审视意识，因为它是与终极关怀相联系的，这种关怀精神能让人用一种未来指向的眼光去批判性地审视当下，让我们摆脱生活经验的简单积累与既有思维模式，提出一些创新的理念甚至问题。不管是做诗词还是做研究，你能用一些新的视角、新的框架去把握和描述既有的东西，或者直接推动一些新事物的产生，那你的价值肯定就会大点。境界其实也决定了你发现问题、把握机会的眼光。
　　说到境界，就不能不提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责任。我特别欣赏萧乾评论冰心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不止是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在西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也是倍受社会推崇的，因为它承载了许多像一般的律师、金融分析师等高度专门化的职业所难以承载的东西。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本西方的书上看到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深有同感。它说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第一，是社会的良心；第二，是人类智慧的传播者；第三，是神明的亵渎者。也就是说，一名优秀的知识分子，不仅要继承和传播人类既有的文明成果，还要有勇气去维护一个社会的正义与价值，服从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更高权威，自觉服务于公众。另外，这种“服务”和“服从”并不总是遵循一种既定的模式，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会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而改变的，作为知识分子，还要有一种追问精神，对于一个给定的命题，不但对这个命题本身持一种批判性的审视态度，还要能够超越命题的既定前提，向它产生的语境发出挑战。这一点尤其需要勇气。
　　记者：您刚才介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跟社会责任，既然您这么认同，大概也是您自己一直努力去身体力行的吧？
　　喻国明：终极追求是一种彼岸性的东西，是我们所向往的一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受各种现实条件的约束，每一个人也还都有无奈的时候。作为一名研究者，相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言说的自由，但是，任何自由都是有其限度的。作为一名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在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你要考虑你的言论对各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很多时候，这种影响是交织错杂的，对于不同的利益方而言，正负效应是不同的，你必须在现实中做出平衡。作为我本人来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境界”和“知识分子角色与责任”一直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导性原则，因为我一向认为，一项学术成果所能够达到的高度首先是由研究者的境界高下造就的。
　　记者：那么，在您眼里，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才能算是优秀的呢？
　　喻国明：在我看来，就社会人文学科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学术荣誉就在于深刻地描述和解读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只有具备这种现实关怀和深刻认识，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才能够说有效地融进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潮流当中去。远离社会中心性需求的边缘性课题，不管理论建构有多完美，论证有多缜密，引证的材料有多丰富，都很难称得上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永远是跟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衡量一名学者的学术素养，就要看他能不能很好地去甄别和把握在他所处的历史时点上，在各种内外部环境中，本领域的当下瓶颈之所在，并且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术成果的基本内涵和目标所在。
　　记者：能不能对您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略作评价？
　　喻国明：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是不是优秀，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即使是外界的评价，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才是最为客观的。如果说，我这二十年做了些什么的话，应该说是持续地坚持了以实证研究为特色的学术风格，迄今已经完成了140 余项调查研究项目，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和创新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材料。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传受互动方格”理论、新闻体制的多维选择理论，关于必读性、可读性、选读性内容划分的理论，以及提出“传媒特区”的概念和较早引进了“报纸不但应该成为新闻纸，也应该是有用纸”的理念，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传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影响力经济的理论等。另外为几十家媒体进行了调查、策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既满意又不满意。满意的是从上个世纪80 年代的社会调查、宏观新闻体制研究到90 年代的媒介市场定位调查，基本上都是围绕我国新闻业当期的热点或困境而进行的，在这些研究中都注入了大量的心血与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在同时代研究的前沿并且作用于实践吧。在这一点上，我是无负于自己的学术价值观的。能在这样一个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大的领域，见证和参与这场影响深远的变革，为它的发展作一些奠基性的东西，这是我作为一名研究者的幸运。
　　对于我的研究，我是用全部的情感和精力包括生命来做的。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观点，一个在生活面前不动感情、写文章不倾注自己心血的人，只能成为文字匠，而不能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自觉追求的人。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文章里尽可能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如果别人已经把真理表述得很通透了，就不必再去重复别人的话。我要说的话应该是有自己的思考，有它的独立价值的。当然我没有做到每一篇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尽可能去做，决不会人云亦云，毫无选择地跟风。我觉得我的每一篇东西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其它研究者的东西的，这是我对自己满意的原因所在。
　　不满意的是，时代的发展不断就有在传媒领域为我们提出新的命题，作为一名研究者，面对现实的巨大渴求，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虽然焦灼感和责任感不停督促我去做更多一点的东西，但到底无法超越上天给予我们的那一点可怜的“生命预算约束”。
　　记者：还有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地方？
　　喻国明：最大的遗憾还是刚才所说的，上天给予我们的“生命预算约束”——时间上的，精力上的，机会选择上的。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或许我会选择一种不同的治学道路,做一个躲在象牙塔中的纯粹研究者。我觉得，真正大智慧是在一种沉静寂寞的环境中产生的，在层面的生活中难以产生深刻的思考。我现在做的研究，有一些是学术性的，而有一些只是操作层面的研究，繁忙的现实工作缺少系统性梳理的时间。学问历来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形而上”的学问是以学术逻辑为本位的，关注的是学术本身的范式和进展；“形而下”的学问则是以社会操作为本位的，关注的是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操作问题，是一种描述、解释和控制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学问。一个优秀的“形而上”的研究成果能让人青史留名；但是一个好的“形而下”的研究成果却常常像空气、雨露和阳光那样，滋润社会于一时，但很容易变成时间隧道中的易碎品，事过境迁即成明日黄花。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总得在两种学术路径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是追求“永生”，还是甘愿“速朽”？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大时代，我们很难选择置身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去皓首穷经。我尊重别人的学术路径选择，在我自己来说，更信奉一种“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观，现实的推动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个人的学术生涯难免有所牺牲了。这也可以说是我的遗憾之处吧。
　　记者：其实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学术路径选择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境界”的体现吧。给我的感觉，“境界”两个字已经深入涵化到您的思想最深处了，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您的学术文章中，它的“出场率”都是挺高的。一个人很执著的信仰，常常在无意识中不断流露出来。能不能结合传媒领域的研究实践谈一下“境界”的作用？
　　喻国明：我国的传媒业不管从传播技术层面还是传播政策层面都面临着一场整体性的重构，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改写着传统的传播影响力格局，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也对于传媒业在功能和角色的转型与重塑方面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两方面的力量都在推动着原有传媒游戏规则的改写。现实格局的变化中潜藏着众多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意味着传播市场的重新洗牌。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需要有一种战略性的眼光从总体上把握导致我国传媒业发展变化的内外因素，了解它们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预测它们可能带来的变化和趋势，因为把握趋势就意味着发现机会。
　　解决这样的战略问题，就需要境界和眼光。我们知道，解决战术问题主要靠的是经验和积累，时间可以增加经验，用心可以增加积累；但是，境界的提升和眼光的修炼就比较复杂了。它既和时间经验与知识积累有关，又要能够超越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像刚才所说的，有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现实关怀，关注中国整个的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社会的核心动力人群出现了怎样的转移？他们的关注重点、关注方式已经或可能出现怎样的结构性改变？需要我们的传播单位做出怎样的战略性、结构性调整？
　　以财经类报纸做个例子，当改革还处在目标选择阶段的时候，《经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是领风气之先的，但是到1992 年确立走市场经济道路后，如果他们还沉醉在过去的套路里，还在不断论证说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应该的，是必要的，是多么正确的，这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了。过去大家需要的是确定去哪儿这样一个目标问题，香山、北海还是天安门，现在目标确定是天安门了，接下来应该解决的是怎么去的问题，怎么去更省力，更好操作。《中国经营报》之所以在1996 年以后崛起，就在于它很敏感、很准确地看清了这个需求，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中微观层次的实操指导、案例分析及相关的知识和资讯服务。与此同时，仍然满足于目标论证层次，没有根据社会需求变动做出对位性调整的《经济时报》和《中华工商时报》则陷入了衰落。但是，《中国经营报》提供的是终端的操作原理、操作线路，随着社会紧张程度的提升，涉及到个人生存选择优化的许多问题必须从整个社会与体制层面寻求整体性的信息与解答，这显然是侧重于技术操作层面的《中国经营报》所不能提供的。在这样一个市场空间里，就崛起了《21 世纪经济报道》，从产业层面出发，求助于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解决。这种高举高打的编辑定位，实际上是满足了新一轮需求重点的转移。《中国经营报》并不是自身的操作技巧出现了问题，而是“对位性”本身发生了错位，由此导致原有的市场份额遭遇到新的挑战。
像这种社会需求的甄别与把握，需要的就是一种境界和眼光。有很多问题的出现，单从自身经营的层面去找答案，有时是无解的，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从更高一层的社会关怀层面去考虑问题，可能迎刃而解了。在传媒产业整体格局面临重新洗牌的今天，一定要对宏观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态势有一个很好的把握，这样才能结合自身的资源与能力优势为自己寻找到新的生长点和适合的合作伙伴。
　　进入新千年，面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和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兴起，现实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比上个世纪90 年代更加巨大和深刻的挑战——不管是从理论观念、体制构造、游戏规则还是到具体的操作和发展模式上。这些挑战不是简单地去拥抱理论教条或者依赖原来积累的经验能够得到解决的，它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更具超越性的思考和更加操作化的研究来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没办法回避的历史使命。完成这样一个使命，不仅仅需要智慧和责任感，有时候也需要自我牺牲的勇气。在当代中国，任何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都要牵涉很多复杂的社会链条，有时候可能是以一种死循环的形式来呈现到我们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说传媒研究需要秉持某种“境界”的话，我想这也算是其中之一
思想的漂泊与信念的执著
　　听喻国明的课是一种思想的漫游历程。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到李普曼的“探照灯”理论，三尺讲台成为他纵横捭阖的场所，一次课下来，学生跟随他在思想的丛林中跋涉，经常到下课铃响仍意犹未尽。而纵观喻国明的研究脉络，则几乎涵盖了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所有热点、焦点领域。从本科、硕士阶段对新闻学本体问题的探索，到博士阶段钟情于实证研究与民意调查，对宏观新闻体制的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研究，20世纪90年代转入微观领域的传媒经营研究，再到新千年以来对于传媒资本运作、规则再造和传媒公信力、社会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热切关注，开放性与变动性几乎是他研究中唯一不变的特征，而对民生的关注，对民主的推动则是这一切现象背后不变的价值底牌。
　　记者：从您的研究脉络来看，几乎涵盖了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时间序列上的所有热点领域。从20 世纪80 年代的宏观研究到20 世纪90 年代的微观研究，最近“传媒规则再造”、“传媒公信力”“社会信息安全保障”、“公共话语空间”又成为您口中的关键词，能不能说您的研究方向有再度回归宏观层面的趋向？
　　喻国明：我在研究方向上的变动，既是个人的主观选择，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刚才谈到我的学术价值观，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时代发展在本领域设定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是勇气和责任感缺失的表现。新闻传播是一个敏感的，然而又快速变革的领域，新闻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瓶颈问题，我的研究方向一直是跟新闻传播领域在不同时期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我在方向的选择中有什么原则的话，这就是我的原则。比如我现在很多精力放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上，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因为市场、资本是这些年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致变因素。如果我们对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致变因素缺少研究，缺少话语权、缺少解释能力的话，那我们的理论本身的现实价值、学术价值就值得怀疑了。我一直以来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所谓“传媒经济学者”，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因为我本身的确不是经济学者，对于经济本体的问题还很难谈得上研究的兴趣，而我之所以对于传媒经济问题加以关注和研究，仅仅是因为它是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致变因素及推动力量。观察我近二十年来的学术路线，其实有一条非常明确的脉络，这就是我关注的是中国传媒业的发展问题，什么是中国传媒业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什么就是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有采访者对我的形容：我是一个提出和试图回答中国传媒业发展中的“问题单”的人。至于做得好不好，应该说，我是尽了自己的心力和所能了。
　　由于现在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对于传媒业的角色和功能转型往往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所以近年来我的关注面也就随之拓展了。面对研究中的每一个瓶颈，我都会尽我的心力去做，至于做到哪一步，则要看各种主客观条件了。有的时候也会有挫折感，但我相信我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因为它是民主的基础。这种信念从来没有发生改变。
　　记者：您在1985 年开始切入新闻传播领域的实证研究，但20 世纪80 年代与20 世纪90 年代在研究风格上有很大不同，这也是您的一次重大转向，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喻国明：总体上讲，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是务“虚”性质的宏观研究，是研究“主义”的——即宏观政策性的，90年代更务“实”一些，即微观操作性的。我们80年代的研究都是一些宏观问题，像新闻体制问题、新闻传播效果问题等，这期间我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决策的智囊团的角色。但90年代我们研究更多的是媒介的微观操作问题，比如媒介市场有哪些机会？怎么样在竞争中把握住这些市场机会？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后来更多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推动者、媒介的思想库。
　　记者：80 年代您和您的同事把舆论调查引入新闻体制研究，可以说是为新闻学研究注入了一些新鲜空气。您当时是怎么做出这样的方向性选择的？
　　喻国明：主要是两种考虑：第一是当时新闻学术界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从马列经典中找依据，再结合形势演绎发挥。我们希望能够找出一些更贴近现实，更富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新研究方法，于是我们找到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方法，找到了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等。而在新的方法指导下再看旧有的新闻现象，就看出了一些新意了。比如我提出的“传—受互动方格理论、党性系统观的理论、新闻体制多维选择性的理论等。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就发现仅仅靠思路和方法创新还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取自第一手的实证材料的研究，就像做菜一样总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再会做菜，也只能做出一个豆腐菜。我们觉得这样拼拼凑凑的演绎太乏味，就成立了舆论研究所来进行一系列的实证性研究。第二，也是基于我们当时对改革的一种认识。所谓革命，就是指所有的社会精英都被抛到了社会的底层，现有的体制容纳不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推动社会进步，只能由下而上来推翻现有的体制。而改革是因为领导人发现并自觉地适应这一社会进步的需求，自上而下发动和推行的一场社会变革。既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我们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做好决策者的智囊和思想库，通过一系列扎实的调查、翔实的数字，把社会各个阶层的愿望科学地采集、整理出来，为决策层提供参考。
　　记者：80年代的社会调查是怎么样具体推动了新闻改革的？成效如何？
　　喻国明：80年代我们做过一系列社会调查，比如新闻传播效果的调查，结果表明，现实的新闻传播从内容到支撑机制，直至新闻体制都跟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要求之间有很大的不适应。但报告提交上去后，有的领导同志认为，老百姓文化比较低，不了解新闻工作的内部情况，他们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工作该怎么做还要怎么做。有鉴于此，我们又通过抽样方法系统地调查了最了解新闻工作情况的新闻工作者，结果出来后同样令人警醒。但调查报告呈交上去后，有的领导同志又说新闻工作者只是站在自己的本位上，不了解全局。而全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盘棋，尽管谁都说自己应该先走，到底谁先走，应该由统揽全局的人去把握这个现实。于是，我们又在1988 年专门对高层次人士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条件满足所谓“三高”：高职、高龄、高知，在此基础上作了“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分析报告。就这样，我们一步步把结果推向前进。
　　记者：能谈一谈后来为什么转向了微观操作实践的研究吗？
　　喻国明：这种转向既有主观认识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动因。从主观认识来说，经历了1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后，我们对改革前进的方式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的改革，从政治演进的层面上说，是一种承认式的改革，“实践先行—理论跟进—政策追认”是一个基本路径。打个比方，我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服装，觉得很适合中国人穿，但他如果还没长大，根本就撑不起来这样的衣服。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孩子养大。也就是说，把符合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求的媒体尽量作大，使旧体制像小马甲一样被小孩子撑破，自然而然就会考虑怎样给这个孩子设计一套更合适的衣服了。所以我们现在努力推动市场力量在传媒领域的浸润、渗透和扩张，慢慢积蓄起引发宏观变革的能量，再去着手解决宏观层面的矛盾。
　　从现实动因讲，90 年代以后，研究的动力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来自业界。在这样一个传播的结构过剩时代，媒介组织出于应对激烈竞争的需要，要求学界提供思路、方法和操作手段，也愿意出资资助这方面的项目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拿这些钱不是根本目的，我们的项目调研需要资金，我们的传媒发展研究需要积累一些数据和案例，我们的传媒改革也需要积蓄更多的市场化力量。所以，我们不愿意把自己视为某一家或某些家媒体的“军师”，更愿意去充当中国传媒业产业化过程中的思想库、战略库，慢慢可以建立起来属于自己的数据分析和案例库，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做一些实实在的事情。
　　记者：您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有什么样的评价？
　　喻国明：如果说我的研究有什么风格的话，我愿意把它归结为研究的开放性。对于各个学科领域的新发展，我都愿意去了解一些，当然，太泛的话有时会失之肤浅，但大方向上的把握是没错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整体生存哲学面临变革的时代，各个学科的学术范式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创新是咱们这个时代的根本特征，也是推动时代前进的根本动力，而创新经常就是发生在不同学科交叉的地方。“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乃生灵光”，很多时候，其他学科的视角能给自己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灵感。
　　我认为做学问的人可能有两种情况。如果把学者比成“狗”的话，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家狗”，像王小波，他找到了一个打心眼里佩服的哲学家罗素，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和现象他都可以用罗素的观点来得到完美的解释——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罗素给了他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家狗”的感觉是心满意足的，绝对没有一种彷徨感。我认为自己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就是那种“野狗”，还没有找到自己学术领域的精神家园，到处漂泊，寻寻觅觅。我目前的观点是每一种理论都有它值得吸收的东西，但每一种理论都未必能够去完美地解释世界，将我完全说服，所以总是没有一种归依感。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一种特别的饥饿感，它会时刻胁迫着自己去不断地研究新问题，吸收新东西。
　　记者：从您的文章风格来看，早期的体系非常严密，逻辑性、学理性都很强，最近几年的文章越来越朝着通俗、生动的方向转化，而且我注意到，您很喜欢用生活中的比喻来说明问题。能不能谈一下您文章风格的这种转变？
　　喻国明：在早期的研究中，我的确很注重思维逻辑性的训练。我曾经是一个能把特简单的东西弄得特复杂的研究者，有老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一个问题你不说我还明白点，你一说我反而就不明白了”。后来我的导师甘惜分教授跟我说：“你善于从别人不经思考的地方发现问题，这很可贵，但你是搞新闻传播学的，如果你的文章玄得让人看不懂，你的思想观点怎样才能传播出去，让人们接受？”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做学问大致有两种境界，一种是使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体现了研究者的提问意识，这是很可贵的。因为一个好问题有时候会推动整个研究思路的进展。第二种是把复杂问题用浅显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回答问题的功夫。有道是，“高僧说的都是平常话”。读硕士以前我只是达到了第一个境界，但由于自己并没有达到高屋建瓴、洞若观火的境地，只好在有关的研究中屏蔽掉复杂问题的各种变量，只选择有限的变量加以看似丝丝入扣的探讨，行文也是以非常学术化的语言作为依托。后来，当我选择以实证方式切入活生生的现实之后，更多的变量进入了研究视野，观察问题的方式和角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理论储备的不断丰厚，我的写作风格逐渐实现了深入浅出，追求通透的转变。在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存在着一些属于“圈子文化”的“方言”，也就是说，属于这个专门领域的特定话语和表述方式。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要想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要想真正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就必须把这种“方言”转译成你的目标听众能够听懂的“普通话”。我个人比较欣赏那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关怀精神，我们做学问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或者自娱自乐，你必须考虑你的成果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更好地作用和服务于社会，这样，语言风格上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的上个世纪，学者陈寅恪以他所承受的巨大身心苦痛为代价，恪守了自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信条，成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坐标。在这一点上，同样具有很强的知识分子认同感的喻国明也深受影响。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您是怎么走上新闻传播学研究这条道路的？
　　喻国明：这也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吧。我是个比较入世的人，早年报考人大新闻学院，因为那时特别喜欢一句话：“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希望能够以笔为刀，到新闻一线去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果沿着那条路走下去，可能是另外一番人生风景了。因为当初觉得自己的定力和透析力还不够，要想写出鞭辟入里的文章，还需要在理论素养上继续加强，就决定进一步攻读硕士，从此跟理论研究结下了缘分。后来“一不留神”留校当了老师，跟早年的理想有了些出入，不过倒也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就可以“入世但却不下楼”，像诸葛亮在《空城计》中唱到的那样“我站在城楼上观山景”。少了一些操作实务的羁绊，便有了相对更多的思想自由空间，在学术研究上可以不断去拓展，有一些不愿去说、去做的东西，也不必去勉强自己。
　　我喜欢在课堂上跟学生智力博弈的快感，年轻学生思想活跃，总能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也逼迫自己不断去吸收更多新的东西，保持住学术研究上的年轻心态。
　　我认为，要衡量一名学者的价值，不是看他发表的论文有多少篇，著作是不是等身，更重要的是看他能不能给本学科的知识宝库里增加“新词”，并且这些“新词”是不是击中了本学科当下“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因为新的术语、新的概念中往往蕴涵着新的视角、新的分析框架，一门学科跟人一样，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需要不断引入新的东西来保持它的生命力。如果一直停留在原有框架之内的演绎论证，慢慢就会失去它的活力。我一直都在鼓励自己的学生作这方面的尝试。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言无所忌，敢于挑战那些被视为神明的东西。
　　记者：看得出，这也是您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努力的方向之一吧？从“新闻纸也是有用纸”、“影响力经济”到“传媒特区”概念的提出，您一直不断尝试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词库里增加新词……
　　喻国明：每一个人，他信奉什么，肯定会在他的思考和行动中去体现出来。不过“传媒特区”这个概念的提出，初衷倒不是为了增加什么新名词。这实际上是一个折衷的策略。我们是搞舆论的，懂得实践中有时需要提出一个概念作为一种政策介质，让上面能够接受，实际导入这个过程中去，成为我们国家整合自己的资源，跟世界传媒业接轨的一个契机。
在中国，尤其是在传媒改革领域，作为一名学者，一方面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讲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都多么不近情理，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才达成的平衡。制度的运转有它自身的惯性，历史的沉积总是构成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国的传媒改革，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同时也要有意识、有策略地去推动，有时候光凭勇气去振臂高呼，未必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珠江三角允许境外电视落地我并不把它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或者说是地域性事件。因为对中国来说，传媒市场跟国际的接轨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逻辑中的必然问题。你就算拒绝了它的频道单独落地，它还是可以通过把节目向全国这么多家电视台提供来实现“横向落地”。我不觉得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一定就要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冲击得一塌糊涂。该冲掉的东西，是由于某种体制或某些旧的东西支撑，才让它能够延续到今天。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相信不会因为这个就消亡了。“拒敌于国门之外”只会保护自身的惰性和感觉的迟钝，比较明智的策略是守住我们应该守住的核心资源与核心价值，对于国外传媒的进入在政策上加以规范和疏导。中国这个市场的特殊性远比他们在外界想象的要多，而这个市场的机遇和可能性，也同样远比他们在外界想象的要多。要建立真正有效的中国市场进入模式，他们必须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游戏规则有个最基本的了解。双方都需要这样一个彼此磨合的过程，这正是“传媒特区”的意义所在。
　　我希望这样的开放只是一个起点，否则仅仅在局部地区对等落地，这个决策意义价值就很低了。这也是我对“传媒特区”的另外一重期待。
　传媒投资：智慧与资本的共舞
　　直面学科瓶颈的研究取向，带给喻国明的从来不是易解的、甚至完整的问题。在复杂的传媒生态中，在环环相扣的社会链条间，他以忧患意识和乐观心态追问着，求索着。他的“问题单子”常换常新，却永远没有尽头。
　　记者：传媒与资本的联姻可以说是最近两年传媒经营领域的一大亮点。同时，不可否认，刚开始“两情相悦”，最后“劳燕分飞”，甚至“折翼而返”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喻国明：我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逻辑是：如果传媒业按照产业来运作的话，市场化因素的渗透和资源配置的集中化趋势就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的进入正是最好的“助力剂”。但是，现阶段媒介投资还是一项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没有足够智慧对资本的驾驭，没有对国情的深刻洞察，这种投资可能就是盲目的，会给双方都带来伤害。
　　传媒业的风险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政策风险或者说体制风险。目前官方对于媒体产业的投资政策在逐步放开，但总体上还是不明晰和不开放的。目前行业外资本投资媒体只能够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不一定能获得相应的实际控制权和媒体产权。政策层面的任何一种松动、开放或约束都会给这个产业造成较大影响，带来竞争格局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媒介最值钱的无形资产“品牌”是属于国家并且不可分割的，这就很容易引发投资者的短期行为，而“春种秋收”的农民心态正是媒介投资的大忌。这是政策面人为造就的一种风险。还有就是“婚姻”的“合法性”问题，投资者的主体资格是不是具备？有的民营资本没有投资主体资格，就借壳委托投资，这其实已经埋下了风险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实践在承受着改革付出的代价。
　　第二类是技术层面的风险，你所投资的媒体，它的品种是朝阳的还是夕阳的？能不能涵化未来技术的进步方向，把新的技术有效地融进自身的赢利模式和管理运作流程中去？
　　第三类是市场层面的风险，市场面本身的竞争状况、市场分割、市场容纳度等。我国传媒业跑马圈地的时代早已经结束，没有核心资源，没有科学的进入方式，没有一整套有机配合的运作理念和运作文化的搭建，没有一整套科学化的生产程序和生产规则，风险是很大的。
　　记者：这么说，这种“婚姻”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了？
　　喻国明：也不尽然。首先，从资本市场角度看，我国现在有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很好的出路，而传媒行业有着现实的赢利回报模式，我国社会的巨大变动也不断催生新的信息与文化需求，从限制到放开的过程中，潜藏的机会也远比一个开放成熟的产业要多。关键是要把握好政策变动带来的机遇，有理性的投资和到位的操作。
　　首先，投资人本身要对这个行业有很深的了解。只有对这项事业有宗教般的热爱与冲动的人，才会忍受住相当时间内拿不到回报的煎熬，去义无返顾地做一个长线的品牌。这个行业生产的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里面包含着人的价值、人的追求和社会责任，对投资者是有一定要求的。
　　其次，投资的线路要理性、科学、自觉。要有科学化的生产方式和前期的市场探测与咨询。按照国外标准，投资的3% 到5% 是用于前期的调查和咨询设计的，你如果省掉了这些，就意味着你那95% 到97% 的钱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从现在的媒介状况来看，由于技术面、政策面、市场面的变动不居，因此对研究的科学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是靠拍脑袋，因为它是一个多变量的现实，因此操作必须有赖于一个完善的机制和科学的程序来完成。
　　再次，你是否拥有独具特色的核心资源，能够通过差异来占领市场，通过创新来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传播业现在的过剩是一种结构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其实，饱和和微利仅仅存在于同质同效的重复性生产和重复性模式里面。善于创新和寻找细分化的市场，突出其彰显自身核心价值的差异点，为目标受众提供独特和更高的附加值，是未来传媒业竞争的主战场。资本在进入之初就要先作一番自我审视，是不是具备独特的核心资源？有没有发现机遇的战略眼光和操作到位的战术手段将这些资源激活？如果自己能够跨越的仅仅是资金门槛，并没有其他独特的竞争优势资源，那就要慎重考虑了。
　　记者：谈到媒介与资本的联姻，一种是业外资本进入，另一种就是传媒组织本身谋求上市。您对后者有什么看法？
　　喻国明：我们国家过去由于长期禁锢，存在一种上市崇拜，其实在现在的媒介管理体制和运作框架之下，上市是募集资金、谋求产业扩张的道路之一，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上市之后，媒介所受到的约束是很多的，不管是在信息披露、管理制衡还是在经营效果方面。在你的运作效率还很低，还有很多毛病没解决的时候，盲目把资金引进来，无疑会加速你的毁灭。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上市是改变我们现有传播体制、利益关系和经营结构单一化的一种方式，它还被赋予了一种改革性的含义，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上市本身的确只是媒介产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以明确的目的为前提。如果缺乏明确的目的，只为圈钱，可能就成了烫手山芋。如果不能创造出更多的有效项目回报的话，上市可能会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
且行且吟且珍惜
　　抛开学术上的深沉关怀和犀利锋芒，生活中的喻国明则拒绝太多的沉重，崇尚一种轻松自然的生活方式。从小聪颖过人的喻国明学习成绩极佳，六岁时就曾创下象棋杀遍邻居大人而鲜有敌手的记录。带着时代烙下的印痕，他在中学时站过柜台，开过手扶拖拉机，高中毕业还到东北当了三年通讯兵。1979年，距离高考近三个月，满腮胡须一脸沧桑的喻国明出现在母校的高三年级插班备考，校长对大家介绍说：“你们现在不认识他，过半个月就认识他了！”果然，半个月后在海淀区的模拟考试中，喻国明的各科总分竟比原班级的第一名高出115分，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重新认识了他。高考时，除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外，他根本没有填报第二志愿，并且如愿以偿地以北京市文科前五名的优异成绩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
　　记者：从您少年时的经历来看，也是有过一些坎坷的。您认为过去的这些经历对您后来有什么影响？
　　喻国明：任何经历，不管当时曾经带来怎样的不愉快，过后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说来你们这一代人可能很难相信，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最深的记忆是一种饥饿感。那是那样一个特殊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烙下的印痕。不过，也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更加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细微感受，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逐渐渗透到我后来学术上的一些思想里面。父母从小培养我对别人的同情心，这对我影响很大。至于后来站柜台、当兵的经历，在别人看来，可能觉得是浪费了大好青春，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它加深了一个人对社会的理解，对于我日后学习文科时的复合知识结构打下了基础。
　　记者：您好像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逢考必赢”？
　　喻国明：人家考试时是特紧张，我是特兴奋。去年学车时，因为太忙没时间练车，考试前教练担心我过不了关，劝我下回再来。我就对他说：“我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所以您别担心。要是我考不过，拿不到驾驶照，让您经济上受损失的话，我负责补偿行吗？”后来考试时我第一个出场，操作还是蛮流畅的，没让他们失望。
　　记者：您对将来还有什么大的打算？
　　喻国明：孔夫子说“四十不惑”其实就是指人到中年，经过了反叛、狂放和奋斗，已经渐渐知道自己能够吃几碗干饭了，明白什么是自己可以去做的，什么是自己无法去做的，缺少了少时的天马行空，倒却有了更加脚踏实地的扎实和执著。就我自己而言，在40岁以前，对于外部的认可多多少少还是比较看重的；过了40岁，这种东西也就慢慢地看得淡了，社会给我个人的回报已经很多了，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值得去做、自己也愿意去做事情。
　　记者：您怎样回顾、评价自己这些年来的学术生涯？
　　喻国明：前几个月，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出版一本自己的学术论文“自选集”。当我为这本“自选集”写序时，我是这样回顾自己这二十年学术生涯的：
　　1983年4月我完成了生平第一篇算得上是学术论文的文章，它就是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新闻作品信息含量问题初探》。从那时算起，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个春夏秋冬。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美意，约请我出版一本自选文集，使我有机会回眸梳理一下自己这些年研究的逻辑线索。
　　记得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写到一位富家小姐——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从小锦衣玉食，奴仆成群。
　　1949年后她留在国内，在经年不息的运动里，沦落到下乡挖鱼塘清粪桶。很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