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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及其学术价值
赵鹏翔

摘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分类目录。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秦的书籍概况以及当时学术思想的源流和演变。现试以分析各著录项为方法，说明其著录体例，并浅说其学术价值。
关键字：《汉书·艺文志》 著录体例 学术价值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为东汉班固撰。关于此，洪湛侯在其《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中有精当之概述，现录于此，以充基本介绍：“班固十分赞赏“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因此他“爰著目录，略序洪烈”，根据《七略》的内容，“删其要”作《艺文志》，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1]其六略三十八种见下表：
一、六艺略
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二、诸子略
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三、诗赋略
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杂赋、歌诗
四、兵书略
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五、术数略
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刑法
六、方技略
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分类目录，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就说：“《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可见欲概览先秦之学术必要从《汉志》入手。现就试以分析各著录项为方法，说明其著录体例，并浅说其学术价值。
一、《汉志》的著录体例
明“体”当先知“项”。《汉志》著录的项目在形式上包括书名篇卷、小注和序言这三个部分。各著录项中包含的信息都是相当丰富，尤其是“序言”部分，学术流脉尽在其中，可以说是史志目录的精髓所在。现逐一对这三个著录项目做细致之查检，以明《汉志》之体例。
（一） 书名篇卷
《汉志》上承刘歆《七略》，在著录书籍时，书名在前，继以篇数，无一例外，如《汉志》著录的前五则分别是：“《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2]（以下引用《汉书》原文皆同此，不再说明）。下分别说书名和篇数。
1. 书名
古人著书，原皆不题书名。我们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多数出于后人之题。而《汉志》作为目录之书，著录典籍浩瀚，必以书名以相别，这个成就当归功于《别录》的撰者刘向。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其写定叙录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著录书名，那么刘向自然要先命定书名。其著录的书名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1.《汉志》部分文献以文体形式作为书名的一部分。如：《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等等。这一特点表现在诗赋略上，无一例外。且文体形式（赋、歌、诗）之前基本上为人名，综合来看类似于今之别集。
1.2《汉志》部分文献以事类为书名的一部分。如：《李将军射法》、《海中星占验》、《古来帝王年谱》、《甘德长柳占梦》。这一特点集中在术数略上，且事类前多为人名、地名、时名。
1.3《汉志》部分文献以姓氏作为书名或书名的一部分。如：易类中的《杨氏》、诗类中的《齐后氏故》、孝经类中的《后氏》说。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六艺略中，当然在六艺略（除小学类）各小类排列顺序时，必先著录古经以引各家之后说。
1.4《汉志》部分文献以人名作为书名，如《晏子》、《伊尹》、《商君》等等，很显然，诸子略中著录的书名基本都是如此，还包括兵书略、术数略中的一部分。
1.5《汉志》中还有一些以官名、文章前两字等方式为书名的以及伪托先人的，但是并不多。如：《平原君》、《史籀》、《黄帝阴阳》等等。
1.6《汉志》部分文献以著书之意为书名。如：《中庸说》、《道家言》、《古今字》等等，但数量不多。
2.篇卷
《汉志》在著录篇卷时，有的用篇，如：《易经》十二篇；有的用卷，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很不一致。“统计结果显示,《汉志》有四分之三以“篇”为计量单位, 有四分之一用“卷”为计量单位”[3]。将之分布到各略中来看，粗略概括：除了诗类，六艺略基本上是用“篇”作为著录单位；诸子略、诗赋略和兵书略全部以“篇”为著录单位，而术数略和方技略基本上以“卷”为著录单位。那么“篇”和“卷”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认为“卷”和“篇”代表竹简和帛这两种不同的书写材料，但从上面各略著录单位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倪晓建在其文章《谈谈《汉书·艺文志》的篇和卷》中举出许多有力的证据否定了这一说法，并认为：““篇”是著述的单位，“卷”既是著述的形式也是内容。而“篇”、“卷”不同的称谓不能认为是由于两种书写材料的不同造‘成的。《汉书·艺文志》中对于“篇”“卷”的著录彼此不分，可以看出它在著录上的不统一”[4]。其实关于“篇”和“卷”的区别，从《汉志》中是容易分辨的。如六艺略书类中著录的“《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其小注曰“为五十七篇”，二者差异自明。
书名篇卷基本情况如上，但《汉志》在著录书名篇卷时偶及“家”的问题，用现在话说类似版本问题。条目很少，录于此（小注中也有，下节谈，此不录）：
六艺略·易类：《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诗类：《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
关于“家”，在其小序中也谈及，如易类序曰：“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官学”。徐有富在其著作《目录学与学术史》中提到这是“汉代经学重家法”[5]的一种表现。
另外还有一个著录项，虽不是书名篇卷，但也与之密切相关，就放在这里说。即每类每略之后的家数、篇数总结，如易类书目之后，总结到：“凡易类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六艺略最后总结到：“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最后全书家、篇总结到：“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这样就使各类、各略、全志各共有多少家、多少篇卷，一目了然，方便了查检。
（二） 小注
书名篇卷后紧接的就是小注。从小注的分布来看，也很不均匀。六艺略中的诗类不含小注，其它各类的小注不足所有条目的一半。诸子略就很不一样，各类有小注的条目都达到十有八九，特别是名家类中的七家、农家类中的九家，每个条目都有小注。而诗赋略百六家中只有八家有小注。兵书略中的一些小注多注附录图卷。数术略和方技略中无一小注。当然，我们更多要关注的是小注的内容。虽然小注字数不多，但其内容项类却很丰富，现给小注做如下分类：
1.注著、撰者信息。如：①《杨氏》二篇，注曰：“名何，字叔元，淄川人”。 ②《雅琴赵氏》七篇，注曰：“名定，渤海人，宣帝时为丞相魏相所奏”。 ③《内业》十五篇，注曰：“不知作书者”。 ④《鲁仲连子》十四篇，注曰：“有列传”。按：“有列传”，指在《史记》中有其传。
2.注书籍内容。如：①《古五子》十八篇，注曰：“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②《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注曰：“古明堂之遗事”。
3.注书籍篇章。如：①《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曰：“为五十七篇”。 ②《太史公》百三十篇，注曰：“十篇有录无书”。
4.注书籍他名。如：《王孙子》一篇，注曰：“一曰巧心”。
5.注书籍创作时间。如：《杜文公》五篇，注曰：“六国时”。
6.注书籍真伪。如：《师旷》六篇，注曰：“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依托之”。
7.注附录。如：《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注曰：“图九卷”。
8.注书籍来源。如《论语古》二十一篇，注曰：“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以上就是班固著录的小注的几种类型，类型很多，但内容相当简略，少有两三字，多则十几字。至于小注的出处，当源于《七略》。许世英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说：“此（小注）殆皆自《七略》中摘要而来，原皆《叙录》之一二语也”[6]。洪湛侯在其《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中也说：“班固又删去《七略》的解题，约简其辞，参以己意，以为小注”。于此举一例以明。如《汉志》六艺略易类中著录了“《淮南道训》二篇”，小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中有一条：“《易传淮南道训》十二篇（臣向所校雠中《易传淮南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7]。将这二者一对比，即可看到《别录》、《七略》在《汉志》中的痕迹。班固之所以删去《七略》的解题，而为《汉志》一卷，这是由书目的性质决定的。相对于刘向的校雠叙录之功、刘歆的目录之学，班固则作为一史学家，偏重于史之流变，不同于官簿，这也正是史志目录的价值所在（下节小序可明见）。关于这一点，张舜徽在其《汉书·艺文志释例》中有言：“《艺文》只是史之一篇，使每书名下而为解题，则卷帙过繁，故只存其目……惟班氏深明于修史志之不同于官簿，故删去之，著述各有体要也”[8]。
但在班固著录的小注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在这单拿出来说，即“出”、“入”、“省”，相关条目在《汉志》中共出现13次。下面依类说明。
1. 出入例：
如：《汉志》六艺略书类有言：“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其小注曰：“入刘向《稽疑》一篇”。颜师古注解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其实颜师古只是说对了一半。出入例有两层含义：一、如颜师古所言，此不赘言；二、出入例结合，将《七略》某一著录位置做了调整。如在诸子略中有一处：“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而在兵书略中有一处曰：“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可见，班固是对《蹴鞠》一家二十五篇，从诸子略调到了兵书略。
2. 省例：
“省”就是指省去的意思，如“省《墨子》重”、“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等等。而之所以省去，班固认为这些书在前面已经著录了，遂省去。这也是班固不明互著之法处，为后世所诟病的地方。
（三） 序言
《汉志》中的序言是此志的精髓所在，也是史志目录的关键所在。《汉志》的序言可分三个类型，即卷前总序、每略后的大序、每小类后的小序（诗赋略中无小序），这样就有了1总序、6大序、33小序。
《汉志》的总序可说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仅三百多字便叙述了西汉以前的简明学术史、目录学史和文献学史；说明了刘向等人整理校书的过程和分工，以及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分类体系；交待了《汉志》与《七略》的因袭关系。至于《汉志》各序与《七略》中《辑略》的关系，姚振宗的话可以说一语道破，其《七略别录艺文序》中曰：“《艺文志序》一篇，六略总序六篇，小类篇序三十三篇，出去班氏接后事之语，皆《辑略》节文也”。由此可见，班固把《辑略》的原文加以删节，分别归入各略各类之下，作为提纲挈领的总结。如六艺略《诗》类小序，先引《书》文释其名，次述《书》之源头和流变。六艺略之大序，先总说六艺之义，后言六艺盛衰，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当然，相对于六艺略的各序言，后面的序言内容就单薄了许多，其价值自然就相对小了些，此不再举例赘言。
以上就将《汉志》的各部分，分类说明了。总的来说，可以这样概括《汉志》的体例：首为总序，叙汉室藏书、校书之源流；次列书目、篇卷；再次则有小注；一类之后必计其总数。然后有一段小序，然合若干类为一略，后有一略之大序。最后一句“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总计全志之数。
二、《汉志》的学术价值
清代著名学者金榜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9]。杭世骏也说：“今夫兰台志汉，何尝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后，非此不彰”（《道古堂集》卷六《黄氏书录序》）。后人如此推崇《汉志》，自然是因其在中国文献学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地位。从其自身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看，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和目录学价值。
（一）保存了《别录》和《七略》的概况
刘向、刘歆的《别录》和《七略》，可以说分别标志中国古代校勘学和目录学的开创，其中的图书整理方法以及图书分类，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不断。然而《别录》和《七略》皆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散佚，后人了解它们的方法与内容则全在《汉志》的功劳。《汉志》基本上保存了《七略》的各个项目，只是内容上做了缩减，这在上面的著录项中已大体说明，此不再言。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对目录学之功用进行了概括，共有六点：“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曰，因目录访求阙失”、“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曰，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10]。可这些功用的实现不得不先有史料存在方能谈吗？《汉志》则存矣。
（二）在正史中创立艺文志这一种结构形式
《汉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而且在现存的典籍中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开天辟地又引领后世。“班固著《汉书》，删取刘歆《七略》为《艺文志》，是史籍中有目录部分，目录中有史志体例的开始，后世遵循不衰”[11]。《汉志》以后各代相继仿效，在正史里面就有六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而清人补写诸史艺文志多达五十余种，另外其它史籍里的目录页有多家，如宋郑樵的《通志·艺文志》、元马端林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等（以上可参见陈千帆、徐有富的《校雠广义》）。二千年来这些正史艺文志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书籍的流变情况，把它们汇编起来就成为一部巨大的古今图书总目录，伟观的学术发展史，宝贵的文化遗产。《汉志》这一史志创新为后世继承，其体例当然也产生了影响。虽然作为中国的第二部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与《汉志》的“六分法”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在二者之间的转化过程中，还是保留一些最初的痕迹，试看下图：
《七略》 《七录》 《隋志》
六艺略 经典录 经
诸子略 记传录 史
诗赋略 子兵录 子
兵书略 文集录 集
术数略 术技录
从《隋书·经籍志》的分类上可以看到《汉志》（也可以说是《七略》）对其影响，另外《隋书·经籍志》在各部类之末都仿照《汉志》的大小序作了序录，简要说明了诸家源流及其演变，而且在文中明确的点出来，如《隋志》经部总序最后说：“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12]。至于《汉志》的小注（也就是化《七略》之解题为小注）对后世的影响，顾建人在其论文《《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体例》中评价道：“《汉志》的注释实为后来解题体目录的滥觞”。如果说《汉志》对后世目录的影响是其历史价值的话，班固创制《汉志》在当时今古文之争、读书治学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王思涛先生的《《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此不再叙。
（三）突显学术状况及其源流
目录之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志》自不待言。姚振宗说：“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渊源，古昔典籍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13]。这一点可以在《汉志》著录的结构体例中清晰的看出来。如前所述，《汉志》首以总序开篇，接录一类之书，然作一小序、一略序以叙源流、明得失。这种结构的目的所在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从每类著录书籍的多寡、著录略类的先后顺序亦可见当时的学术状况。比如说《汉志》著录的史书只有《太史公》百十篇等十一种，数量少，而且是附在六艺略《春秋》类后，可见当时的史学还是处于附庸的地位。另外，《春秋》类二十九种著作中，除了史学著作十二种以外，在其它十七种中，《春秋》公羊学的著作比其它几家相比是最多的，这就从书籍的多寡上反映了学术的状况，于是徐有富在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中提出：“汉武帝特别重视《春秋》公羊学”，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又如六艺略为什么排在《汉志》首位、《易》类为什么在六艺略的首位、儒家在诸子略中的地位等等著录先后顺序一样能让我们直观的看到当时的学术状况。这样，《汉志》就让我们了解到了先秦至西汉社会的学术思想及其流变。
三、后记
论文写到第二部分（《汉志》的学术价值）的时候，才越发地感到将体例和价值各自分开论述的问题和麻烦。比如说在其价值的第一条目中，说明材料已经分散地出现在了体例部分中，所以说起来就单薄的很。可是思路以定再加上时间有限，就未做调整。另外，学识浅薄，论述内容还多停留在表面，以致学术价值部分只能参考前人之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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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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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续修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王恩涛.《汉书艺文志》的学术价值[J].辽宁大学学报，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