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家仲富兰著述（1）.doc

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开创之作
――介绍仲富兰新著《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

本书责任编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审 李 宁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仲富兰多年来潜心专研中国民俗文化学理论的一部全面、系统、创新的力作。为了写好这部著作，作者整整耗费了近十年的心血，从田野调查到遍读当代和前人的民俗学著作，并且多次听取了不少海内外民俗学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作者站在学科前沿和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以较开阔的视野，率先提出了构架“民俗文化学”学科框架的理论，逐步形成了对于民俗文化学全面发展、有别于前人和传统的民俗文化理论体系。这本《导论》观点鲜明，文笔生动，立论有据，行文流畅，议论严谨，对诸多的民俗事象，提出了新颖独道的见解，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治中国民俗学多年来的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而且代表了上海民俗文化学界当今的研究水平。
本书的全部努力在于：（１）给予中国民俗文化一种理论上全新的解释模式，改变以往长于资料收集和泛泛而论的现象。（２）将中国民俗文化作为一个透视点去了解整个社形态。（３）从文化传统、学术观念、民间思潮、群体心理、习俗积淀等不同层面，努力揭示作为民间文化传承载体的中国民俗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兹将《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一书的有关背景情况介绍如下：
一，本书具有开拓性
近年来，民俗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民俗学研究的通论性专著主要有乌丙安先生的《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张紫晨先生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陶立潘先生的《中国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这些著作无疑是新时期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对于振兴中国民俗学，提高民俗学在学术界的总体影响和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导论》的作者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不满足表面上的热闹和表象层次的阐释，根据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的通常定义，从社会风俗，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俗文化产生的深刻社会背景出发，指出民俗的本质并不是如许多民间文艺家们所说的，只是“无文化阶层的生活记录”，只是“古老社会的活化石”，抑或是古代社会的残存和遗留物。作者认为，民俗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最基础的文化，它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传统与现实、反映地域的、民间的或社区人群的共同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作者在本书的“叙论”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本书的撰述既不追随传统的民俗学体系，也与当今时髦的治学方法分道扬镳。具有开拓性，在科学地基础上独树一帜，提出自己一套完整的见解，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二，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包括叙论、十章和余论，挥挥洒洒近五十六万言。上编主要阐释民俗文化原理；下编分门别类地分陈各种民俗文化事象的内在结构和作为整个体系的变化规律。探求民俗文化体系的变化规律，必须研究该体系内诸要素间的联系以及该体系与其他文化体系的联系，这些联系的基本形态的各种表现。它的范围、任务、性质、特征、结构、功能、类型、分类、传承、变迁，都处于一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系统之中。任何一门学问的研究，切忌从概念出发。本书的撰述，无论观点和材料都与社会生活血脉相连，对于民俗文化的社会功用、传播途径、行为方式、价值导向，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与此同时也介绍了民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以方便于初学者。
本书之学术品位的第二个特色，是作者在构思全书的总体框架时，提出对于民俗文化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既然十九世纪的西方民俗学是从研究古老风情的学问中脱颖而出、日益分化，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人类即将迈步进入新世纪，这门学科则表现为一种“回归”到其它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交融汇合。本书的作者认为，要拓展中国民俗文化学的广阔空间，在学术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再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民间文学的狭小天地里折腾，其一，要尽快使这门学问社会科学化；其二，除了更加广泛运用社会科学思维的范畴外，还应较多地注意到多媒体的运用，诸如运用计量方法，系统分类、保存利用并进行新的研究。
三，本书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意义
我国民俗学长期发展缓慢，除了特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之外，还与这方面研究的主体有关。即长期以来，民俗学囿于民间文学的狭小空间，研究方法和观念比较陈旧，缺乏探幽钩沉的理论思维。本书的作者认为，民俗不只是民间文艺家的描写对象，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科学之一门学科──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1986年7月，作者首先提出“民俗文化”的命题，在全国民俗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当时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那篇《开拓民俗文化研究新领域》的文章为包括《新华文摘》等十几家期刊所转载，而且引起了中国民俗学界的前辈学人的注意，1987年中国民俗学会在贵州召开年会，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钟敬文先生委托当时的秘书长张紫晨先生，特邀作者前往大会作学术报告。1988年上海成立专事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社团──上海民俗文化学社（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前身），作者为创办人和发起者。学会出版《民俗文化研究通信》四开小报每月一期；创办《国风》学术期刊，至今已印行43期。现在，“民俗文化”已得到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1989年钟敬文先生在《光明日报》撰写文章，也特地使用了“民俗文化”的概念，并加以阐释。钟敬文教授对于本书作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加以赞扬，鼓励有加，寄予厚望。同时，台湾中国民俗学会名誉会长（前会长）娄子匡先生在给本书作者的来信中也表示，民俗文化学的创立，为开拓中国民俗学术事业，开辟了新的视野，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民俗学术事业的“薪尽火传”。有“中国谚语之父”之称的台湾著名学者、中国民俗学会顾问朱介凡先生已经八十有五的高龄，对作者也给予了多方面的鼓励，当他读到作者的另一本著作──《现代民俗流变》以后，特地撰写了五千多字的书评文章，在台湾报刊发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从民俗学发展的状况和学科建设、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本书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意义是很显然的。
四·本书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当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来看，理论“滞后”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民俗文化正在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围绕一年的岁时节令和本地的民俗资源，各种灯会、庙会、花会、茶酒文化、服饰艺术活动，以及各种艺术节，文化展览异采纷陈，这些活动的大量举办，当然有发展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迫切地需要理论上的总结与提高。而目前所能读到的民俗学著作，还没有见到对此作做出科学总结和有系统的详尽说明的。从民俗文化研究的主体状况来说，我们迫切地需要对于自己研究的成果进行总结和疏理，以进一步明确前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家需要了解这门学科的总体情况、研究水平和参考资料；从学科建设的长远发展眼光来看，社会上存在大量对民俗文化感兴趣的青年学子，他们是民俗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栋梁和希望，这一大批人群也是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各地的民俗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的从事文化操作的实际工作者也迫切地需要培训和提高，一部系统、全面、创新的理论专著，对他们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不论未来将发生什么变化，民俗文化学这株幼苗一定会生长成参天大树，它将在预测未来、改造现实、开发民智、启迪人生等诸多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当前我国民俗文化学研究新的进展，需要有完整的理论著作来加以说明和概括，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更新，也迫切地需要有更多的学子和实际工作者参与研究和创造。由此可见，本书的出版是对社会文化的一个贡献，也是建立中国民俗文化学学科体系之必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本书都有填补学科空白之意义，对于民俗学者和中国文化爱好者，都会从中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