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电视剧的女性叙事与话语策略.doc

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媒体,有着极强的诱导与教化功能。而对当代电视剧来说,它的女性叙事问题同样以深刻的文化制约功能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建设,规范着现代女性自身的发展。女性的解放反映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如傅立叶所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电视剧的叙事问题承担着远远大于它自身的现实责任与历史使命,作为女性解放这场“最漫长的革命”中的重要的建设性因素,电视剧的女性叙事任重而道远。  

一、女性叙事与话语权力  

福柯在分析社会不同力量交错互织的“关系网络”时曾指出:话语运作“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②。电视剧的叙事问题同样渗透着话语权力,而在叙事层面上,这种话语权力效应就直接表现为各种不同关系的叙事策略。 

对于电视剧的女性叙事来说,话语权力的参与印记更为明显和强烈。所谓话语权力,它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权力构成话语,二、话语显示权力”。这就牵涉到叙事、叙事者与权力三个方面的关系和问题:叙事话语体现出相应的权力关系,是权力关系的外在表现;而权力关系又构成了何为叙事的本质性规定,内在制约着如何叙事的形式和为何叙事的意义。叙事者的问题则更为晦涩与复杂,他既意指叙事表层的话语讲述者,又喻指叙事深层的权力运作者,而这双重意义的指代并不时时重合与—致,反而是经常滑动与断裂的。也就是说,作为话语讲述的叙论文发表网站http://www.51fabiao.org/事者并不一定就是叙事主体。布尔迪厄在谈到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的制作性质时就指出,“‘谁是话语主体?’话是自己说的,但谁也不能肯定自己就是这话的主体”③布尔迪厄的话语理论揭示出了大众媒体传播背后叙事话语与权力主体更为隐深与复杂的动荡、交错关系。对于电视剧而言,—个个承载着各种功能的荧屏形象就是话语权力的显现,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叙事实际上也是叙事者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的运作与操纵。而对一脉相承着几千年夫权血统的现实中国来说,电视剧中的女性叙事显然有着更为深重的男权文化问题。  

在批评某些女权主义者过于乐观的“牧歌式的飞地的奇想”时,肖沃尔特就曾清醒地指出:“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任何作品或批评都不能完全逸出主宰构架,任何出版物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不受到男人主宰社会的经济政治压迫。所谓野地中的女子文本的构想只是玩弄抽象概念。在我们称自己为批评家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女子创作是‘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失声和主宰双重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⑤。就此而言,当代电视剧出现的女性热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女性意识的萌醒与成长,但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女性的“双声话语”特征反而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悖论的情形:电视剧的女性叙事越是繁荣,反而越会暴露出更繁多的男权中心意识的主宰问题。男权中心意识实际上是一种性别本质主义,这就是:认为两性在思维、心理、行为、举止等各方面均有极大差异,在表面上以生理性别为理论依据,实际上是以男性视角为评判准则的一种性别本质决定论。反映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便是尽力添加男性所需求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