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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学会年会(2010年10月30日)
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方法之一
中央民族大学 戴庆厦
提要:本文提出“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方法之一,必须引起重视。主要论述以下两个问题:一、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需要。二、有关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建设问题。
关键词:非汉语、汉语、反观
近几年,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方法之一,做了一些具体语言的反观研究。今天的报告主要论述以下两个问题:一、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需要。二、有关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建设问题。
一、 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研究方法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需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语言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一是语种多。中国有百种以上的语言,分属5大语系,即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二是存在各种复杂得语言特点(包括结构特点和使用特点)和语言关系。汉语和非汉语之间,由于长期处在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汉语和非汉语在研究上相互参照、相互反观,是中国语言学建设得天独厚的一个有利条件,也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需要。本文主要讲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研究。
中国以汉藏语系语种的语言最多,素有“汉藏语的故乡”之称。在各民族语言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最丰富,研究的人最多。汉语的研究,前人已经费尽心思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主要有:在纵向上,通过古今汉语的比较认识汉语的特点;在横向上,通过方言比较和方言参照加深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在语言结构内部,从不同要素(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相互制约的关系上探索语言的特点;在学科交叉关系上,从语言与文化、社会的结合中发掘语言特点;从语言习得上,认识语言的不同特点;等等。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语言学家根据自己的体会,又提出了汉语研究必须与非汉语相结合的新思想,为汉语研究的深化指出了一条新路。
在我国,对汉语研究必须与非汉语相结合的认识主要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当时,一些从事汉语研究的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罗常培、王力、张琨、董同龢、傅懋勣、马学良、闻宥、王静如、邢公畹、袁家骅等,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熏陶,逐渐认识到语言比较对深入研究语言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把注意力投向我国非汉语的少数民族语言,并寻找对汉语研究有用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料。这些语言学家们,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结合研究上立有开路之功。
今天,特别要提及的是李方桂先生1939年12月29日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演讲的一个报告,这篇报告主要是讲汉藏语比较的问题。他在报告一开头就说:
“我今天觉得非常的高兴能同诸位谈藏汉语言的问题。近年来我们
的中国语言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这是很好的现
象。因为我们所用的语言就是属于这一系的,不但如此,我国境内亦
有不少别的语言也是属于这个系统的,所以这个问题实在对我们有密
切的关系。”
李先生在谈到汉语和非汉语的关系时强调说:
“我并不希望,比方说,专研究汉语的可以一点不知道别的汉藏系
语言。印欧的语言学者曾专门一系,但也没有不同别系的。就拿汉语来
说,其中有多少问题是需要别的语言帮助的。”
在演讲结尾时说了一段高瞻远瞩的话:
“所以依我的意见,将来的研究途径不外是‘博而能精’,博于各种汉藏
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研究的系统。”
李先生这些精辟的论述,奠定了汉语非汉语结合研究的基础,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力先生1948年在越南河内研究越南语一年,学会了越南语。根据他一年的心得笔记,整理出版了《汉越语研究》一书,发表在《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1949)上。他在书中一开头就说:“我们研究汉越语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明白越语的现状或前途,而在于希望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中国古音的探讨。”全书对汉语和越语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细致、系统的描写分析。
下面我通过一些实例来论述非汉语研究对汉语研究的启发和帮助。先谈汉语声调问题。
汉藏语的声调研究,是一个尚未研究好的问题。中古汉语有四声八类,即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这个意见比较一致。但上古汉语究竟有几个声调?说法不一。清代顾炎武认为“古有四声,四声一贯”;段玉裁认为有平上入三声,无去;周祖谟认为有四声。王力先生认为上古分平入两类,两类又各分长短。舒而长的是平声,舒而短的是上声,长入到上古变去声。上古汉语声调的研究到今天已止步不前,原因是汉语方言和历史文献不易再挖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语料。看来需要另辟途径。
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其声调状况对上古汉语声调的研究会有启示和帮助。在汉藏语的“一语三族”中,壮侗语族的声调,李方桂理清了其调类是“四声八类”,苗瑶语族的声调,张琨也揭示了其“四声八类”的系统。这两个语族的声调,与汉语的声调系统有惊人的相似。是亲缘关系决定的?还是接触、影响关系形成的?还是类型学的因素致使的?目前意见不一,尚难做出定论。但三者的相似,至少能够证明“四声八类”是汉语和非汉语声调演变的一种重要模式。但汉语“四声八类”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能不能再往前推呢?
半个世纪以来藏缅语声调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走在汉语声调研究的前面。这对汉语、汉藏语声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藏语声调的研究,已大致解决了声调初始产生及后来分化的状态。胡坦先生在《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一文》中,对藏语拉萨话声调的产生、演变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他的结论是: 该文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1期。
“藏语古无声调。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安多方言’没有声调,
只有‘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发展出了声调系统”。声调产生是声
韵母简化的结果。”
“拉萨话属‘卫藏方言’,声调分高低两大类。高调源于古清声母
和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低调源于古浊声母和不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
高低两类下面又依韵母之短、长、促”各分三小类。调值是:
短 长 促
高调 54 55 52
低调 12 113 132”
“拉萨话的声调是后起的现象。产生的确切时间尚难断定,但来历
比较清楚。影响声调分化的主要因素在于音节的一‘头’一‘尾’。‘头
部’的简化(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和前缀有脱落)使声调一分为二,‘尾部’
的简化使声调二分为四(或六)。”
胡坦先生的研究清晰地把藏语拉萨话声调的演变推至起源阶段,并对声调的分化条件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这一研究成果,对汉语声调的研究会有如下一些启示:
1、藏语的声调是后起的,至今有的方言还没有产生声调,如安多方言。在藏缅语里,还有一些语言至今还没有声调,如道孚语、羌语(北部方言)、珞巴语,有的语言声调刚刚萌芽,如嘉戎语。汉语和藏缅语有亲属关系,这说明原始汉藏语尚未产生声调。藏缅语声调产生较晚的事实,说明汉语声调产生的时间也不会太早。
2、藏语产生声调是声韵母简化的结果。近现代汉语的声韵母都比较简单,声调的产生大约也是声母韵母简化的结果。其声调产生的条件,汉语和藏语在主要方面有相似处。
3、声调的分化条件,藏语有“一头”(清浊)和“一尾”(舒促、长短),汉语也有这个特点。
4、藏语声调的演变,能够推至初始产生阶段,而汉语未能。原因是什么?
5、汉语和藏缅语的声调不是由同一的原始母语分化而来的。其演变的相似性是类型学的共性,这种共性含有亲缘关系DNA的共性。
藏缅语其他语言的声调研究,由于没有像古藏文那样的拼音文字可利用,至今也未能推及起源阶段。比如,我做过的彝缅语声调研究,通过彝缅语的语言比较只能求出“两舒、两促”。至于舒促内部为什么又分成两个,条件不易找出,例外太多。彝缅语声调的特点,与王力先生所讲的上古汉语有平入两类,后又各自分两类的说法近似。
再以上古汉语的鼻音分不分清浊为例。董同龢先生在《上古音韵表稿》一书中说:“近年李方桂、张琨两先生在贵州一带调查若干台语与苗瑶语的方言,正发现不少请鼻音的存在。固然,那些方言的声母中有没有跟m0‘悔昬’等相当的字现在还不敢确定。可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我倒是得到了一些勇气,把这样一个陌生的音介绍到古代汉语里来。” 参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一。
以上几位大家都论述了汉语研究结合非汉语的必要性。我们要把汉藏语看成是我国特有的、无可替代的一大资源,是我国的国宝。必须充分保护、开发、利用这一资源,包括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揭示语言规律和文化现象。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告诉证明,通过非汉语来反观汉语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过去重视得不够,开发得不够。
汉语研究与非汉语研究相互隔绝,很不利于我国各语言的研究。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不太关心汉语研究;做汉语研究的,更不关心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虽然这些年有变化,但变化不大。这个弊病,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朱德熙先生就已敏锐地感觉到。1987年8月,他在《汉藏语概论》一书的序中大声疾呼:
“为了加强汉藏语研究,就国内的情况来说,首先要清除汉语研究和
汉语以外汉藏语言研究之间长期存在的隔绝状态。这种隔绝状态的根源在
于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上。汉语专业设在普通高校的中文系里,
而汉语以外的各汉藏语言专业则设在中央和地区的民族学院里。再拿研究
机构来说,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则只研究汉语,而民族研究所只研究汉
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在学科设置上这种不合理现
象导致了双方面研究工作的脱节和研究者之间的隔阂。”
所以,他从那时起就请我们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汉藏语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汉藏语概论》,连续讲了三届。听课的师生听了后,都觉得学习中文的有必要了解少数民族语言方面的知识。我认为,我国的汉语语言学专业和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除了掌握汉语外,最好要懂得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知识和研究情况。
二、有关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研究的理论、方法建设问题
从非汉语反观汉语的研究已经进行半个多世纪了。为了使这一方法能更有成效地揭示汉语的规律,更有解释力,我们必须做些理论上的思考。
1、 关于学科定位问题
“反观”,是属于语言比较范畴的。但在我国,汉语与非汉语对比,有一些不同于一般语言对比的特点。我国的汉语和非汉语,在同一国家、统一社会中长期使用,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在相互关系中得到延续。即便是亲属语言,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另一面。中国的汉语和非汉语的相互“反观”,既有亲属语言性质的,又有类型学方面的,还有语言接触、语言影响性质的。有些语言有无亲缘关系(如汉语和壮侗语、苗瑶语),至今还未有定论。所以,要根据中国的语言实际,摸索一套适合中国语言特点的“反观”路子。
2、 应该从非汉语反观汉语中建立不同语言的“演变链”
“演变链”,是指不同语言在演变上大致要经过的几个阶段。有了演变链,就能通过反观语言和被反观语言在演变链中所处的阶段来确定其性质。
我与朱艳华曾研究了汉藏语选择疑问句的特点,并从藏缅语反观汉语选择疑问句的演变规律。藏缅语在选择疑问句的演变上呈不平衡性,共时的不平衡性反映了历时演变的不同进程。我们通过对28种藏缅语选择疑问句的比较,总结出以下的演变链: 1.纵向的箭头代表类推关系,横向的箭头代表演变关系。2.演变不一定是新形式产生,旧形式就消失的替代过程,有可能是新旧形式并存。
无标记的选择问句→有标记的选择问句→无标记的选择问句
↓ ↓ ↓
无标记的正反问句→有标记的正反问句→无标记的正反问句→重叠问句
而汉语的选择疑问句,从有文献可考的语料来看,其演变链是:
有标记的选择问句→无标记的选择问句
↓ ↓
有标记的正反问句→无标记的正反问句
拿这个演变链来反观汉语,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汉语现存最早的的文献,距今仅3000余年,但汉语的历史远不止3000多年。那么,在这之前的汉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从与藏缅语的比较中,可以做出如下两种可能的推断:
一是可以认为汉语选择疑问句的演变链应该还可以再向前延伸,其初始形式是无标记的选择问句和无标记的正反问句。二是如果将汉语方言纳入研究视野,则汉语选择疑问句的演变链还可以向后延伸,有可能发展出如“去去?”这样的重叠问句。现代汉语有些方言,如江苏淮阴方言、江西于都客家方言、湖北仙桃方言、山东招远方言等,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重叠问句,预计今后还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3、 善于从隐性和显性的对比关系中发现有价值的“反观”语料
景颇语就有三个不同的“的”,aP31、 ai33、na55。不同的“的”职能界线清楚。例如:
,jiP55 aP31 lai31kaW 33 我的书( aP31表领属)
我的 的 书
khje33 ai33 mai31sau31 红的纸( aP31表修饰)
红 的 纸
ma,31Si31 na55 ma#31Sa31 芒市的人( aP31表限制)
芒市 的 人
汉语的“的”字概括程度高,语义关系的控制力强,同一个“的”字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的1”、“的2”、“的3”共用一种语音形式,但在表义时不混淆,通过句法分析能够区分不同的类别。汉语的隐性特点强,这是由其分析性强的特点决定的。
汉语的隐性特点句子成分从表层上难以认清。如“一锅饭吃十个人”,其中的“十个人”是主语还是宾语?从语义上看是主语,因为是施动者,但在语序上,则位于宾语位置,两难之下,就定为“施事宾语”。这样处理行吗?我们研究藏缅语中形态变化丰富的语言的人,总觉得这样处理不合适。看一下景颇语的情况。这句话景颇语是这样说的:
Sat31 tiP31 mi33 ma#31Zai33 Si33 Sa55 kaP31ai33.
饭 锅 一 个 十 吃 (句尾词)
上例句尾词kaP31ai33表示主语是第一人称多数,这就指明主语是 ma#31Zai33 Si33“十个人”。这就是说,“十个人”虽然在宾语后,但还是主语。主语确定后,Sat31 tiP31 mi33“一锅饭”自然就是宾语。
4. 要防止硬凑。语言现象很复杂,亲属语言之间相似的东西不一定有关系,不同的东西不一定就没有关系。所以要从语言系统论上寻找二者的内部联系,把有关系的成分进行反观。这样做才有说服力。
以松紧元音的反观为例。上世纪40年代,语言学家发现了松紧元音的对立,这是语音研究中的一件引起注意的事。有的语言学家很快就引入汉语史的研究,有的还认为上古汉语也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但后来随着松紧元音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否定了上古汉语也有松紧元音对立的观点。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语言学家通过亲属语言比较,揭示了松紧元音的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声母的清浊,二是韵尾的舒促。上古汉语这两个特点都有,不可能再有松紧元音的对立。
从非汉语反观汉语涉及的理论、方法问题很多,这里只提出几点供大家参考。我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学者一起来思考这一问题,把这条路铺得更宽广,更牢实!
参考文献
1. 戴庆厦、徐悉艰 (1992),景颇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 戴庆厦(1999)景颇语的连动式,《民族教育研究(动词研究专辑)》增刊。
3. 戴浩一(1988)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第1期。
4.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5.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主编(2005)《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6.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通讯地址:100081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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