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第2卷明清部分明代卷（2006-7-1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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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通史明代卷李剑国陈洪主编雷勇副主编陈洪、陶慕宁、罗德荣、雷勇、孙勇进、陈国军、任增霞、冯大建著总目录【明代卷】第一编四大奇书—— 白话小说全面繁荣的时代第一章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小说创作的演进与小说观念的变化第一节明初突兀而立的两座奇峰第二节明中叶与工商业共同达至的繁荣第三节晚明小说近百年的异彩纷呈第三章白话小说艺术的定型时期第一节 “章回体”与“拟话本”：白话小说基本体式的定型第二节 “四大奇书”：白话长篇四大类别的范型第三节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第二编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上） —— 宋元讲史的丰厚遗产第一章正史•野史•小说第二章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三国演义》第一节故事来源与成书过程第二节雅俗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第三节传奇化的历史人物第四节智谋——作品的独特魅力第五节历史演义的艺术典范第三章不朽的草莽英雄榜：《水浒传》第一节故事来源与版本演变第二节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第三节反叛者的颂歌第四节民间文化及社会理想的演绎第五节英雄传奇的典范第四章其他历史演义之作第一节与正史相颉颃的“历朝演义”系列第二节《新列国志》及“列国”系列小说的演变第三节《英烈传》等“本朝演义” 第五章其他英雄传奇之作第一节《杨家府演义》等“家将”系列小说第二节《隋史遗文》与“说唐”系列小说的转型第三节《于少保萃忠全传》等传记体小说第四节与神魔、世情小说混融的《禅真逸史》第三编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中） ——明中后期神魔题材的繁荣第一章宗教•世俗•小说第二章把宗教游戏化的奇书：《西游记》第一节《西游记》的成书与版本流传第二节《西游记》的作者问题第三节《西游记》的多重阐释空间第四节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和猪八戒第五节《西游记》的美学意蕴第三章《封神演义》与《西洋记》第一节附神魔于史传的《封神演义》第二节其他道教宣教小说第三节、《西洋记》与其他佛教宣教小说第四编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下） ——后期异军突起的的世情之作第一章市井•人情•小说第二章当代社会人情的生动画卷：《金瓶梅》第一节成书与流传第二节封建末世的写实长卷第三节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第四节全新的小说观念与创作手法第三章世情支流——艳情小说第一节艳情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第二节艳情小说的价值和局限第四章晚明时事小说的勃兴第一节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第二节关于魏忠贤的系列小说第三节关于李自成的系列小说第四节关于抗清活动的系列小说第五编明后期白话短篇小说第一章拔俗趋雅的“三言” 第一节 “三言”故事内容分类第二节 “三言”所反映的市井观念第三节 “三言”的叙事艺术第二章常中求奇的“二拍” 第一节 “二拍”的思想内容第二节 “二拍”的艺术成就与不足第三章其他“拟话本”小说第六编明代文言小说第一章 “剪灯”系列与诗文小说第一节瞿佑的文人才性与反思之笔第二节李祯的摹拟之文与竟胜之心第三节赵弼的“迂腐”与“驳杂” 第二章中篇传奇小说的产生与繁荣第一节中篇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节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特征第三章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第一节 “虞初”体汇编的演变第二节 “艳异”类小说选本的出现第三节 “列朝小说”系列的汇编及其意义【清代卷】第七编逞才、寄托、炫学 ——通俗小说文人化的时代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　小说创作的演进与小说观念的变化第一节　乱世的自遣与自娱第二节　塾师、幕友的黄粱事业第三节　中国古代小说的巅峰阶段第四节　旧的末路与新的滥觞第三章文人化对小说艺术的影响第一节　小说体式的充分“有机化” 第二节作家主体色彩的加强第三节出现叙事手法复杂化的苗头第四节批判现实色彩的加强第五节与雅文学关联度增加第八编清前期的白话长篇第一章总体风貌与特点第一节清前期白话长篇小说的题材类别第二节题材类别之间的混融综合第三节创作队伍与创作观念的变化第四节名著的整理与评点第二章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第一节时代、作者与流变第二节下层文人的写梦之作——《玉娇梨》、《平山冷燕》第三节为士人写心之作——《金云翘传》第四节调和情、理之作——《好逑传》第三章《醒世姻缘传》与其他世情小说第一节续写而新变的《续金瓶梅》第二节《醒世姻缘传》——婚姻家庭变形记第三节美人香草说幽怨的《林兰香》第四章由《西游补》到《女仙外史》 ——神魔小说的变异第一节《西游补》及其它《西游记》续书第二节《斩鬼传》等荒诞小说第三节戛戛独造的《女仙外史》第五章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第一节《水浒后传》等《水浒》续书第二节讲史和传奇的妙合之作《说岳全传》第三节《隋唐演义》及隋唐题材小说的演变第九编清中叶的白话长篇第一章世情之作走上巅峰的阶段第一节清前期白话长篇小说的题材类别第二节社会批判意识对世情题材的深化第三节题材混融趋势的发展第四节时代风气下的炫学倾向第二章讽刺之作的典范：《儒林外史》第一节吴敬梓的生平与创作第二节以“痛史”为基调的士人心灵史第三节在“功名富贵－文行出处”之间挣扎的儒林众生图第四节别具一格的叙事结构第五节卓越的讽刺艺术第三章宏阔深邃的巅峰之作《红楼梦》第一节作者及版本问题第二节从爱情、性别悲剧到社会历史悲剧第三节传统文化精神与人生悲剧意识第四节叙事艺术的全面继承与创新第五节写实艺术与诗化风格第四章从《姑妄言》到《歧路灯》第一节 “性学大全”的《姑妄言》第二节《歧路灯》——教育题材的滥觞第三节写洋商生涯的《蜃楼志》第五章《镜花缘》等炫学之作第一节书生白日梦的典范《野叟曝言》第二节讽世、炫才兼长的《镜花缘》第十编清后期白话长篇第一章衰落与新变的时代第一节清后期古典小说的衰落第二节 “小说界革命”与“新小说” 第三节清末翻译小说第二章贯穿晚清的侠义与狭邪小说第一节侠义小说：两种亚类型第二节蔚为大宗的狭邪小说第三章社会变革中的社会小说第一节一种新的小说类型第二节李伯元及其创作第三节吴趼人及其创作第四节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五节曾朴的《孽海花》第四章多种类型的新小说第一节《新中国未来记》：政治小说第二节《黄绣球》：女权叙事第三节《苦社会》：海外华人小说第四节《市声》：工商书写第五节科学小说：奇幻想象第五章即时反映事变的时事小说第一节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时事小说第二节戊戌与庚子时期的时事小说第三节立宪与革命时期的时事小说第十一编清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第一章有限的新变第二章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与创作实践第三章拟话本的衰落第十二编清代文言小说第一章唐传奇后的复兴第二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第一节蒲松龄的家世生平与创作第二节落拓书生的写心之作第三节幽冥世界的诗意再造第三章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第一节尚质黜华的小说观念第二节 “或有益于劝惩”，“更欲有益于人心” 第三节 “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第十三编韵文体长篇小说：弹词第一章属于女性的小说亚种第一节脱胎于说唱的文体第二节可观的创作成就第三节独特的女性文学色彩第二章　女性的呐喊：《天雨花》第三章　女性的白日梦：《再生缘》第四章　长篇巨帙《榴花梦》明代卷目录第一编四大奇书—— 白话小说全面繁荣的时代 1 第一章社会文化背景 1 第二章小说创作的演进与小说观念的变化 5 第一节明初突兀而立的两座奇峰 5 第二节明中叶与工商业共同达至的繁荣 6 第三节晚明小说近百年的异彩纷呈 7 第三章白话小说艺术的定型时期 9 第一节 “章回体”与“拟话本”：白话小说基本体式的定型 9 第二节 “四大奇书”：白话长篇四大类别的范型 12 第三节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 13 第二编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上） —— 宋元讲史的丰厚遗产 15 第一章正史•野史•小说 15 第二章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三国演义》 19 第一节故事来源与成书过程 19 第二节雅俗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 25 第三节传奇化的历史人物 37 第四节智谋——作品的独特魅力 44 第五节历史演义的艺术典范 51 第三章不朽的草莽英雄榜：《水浒传》 55 第一节故事来源与版本演变 55 第二节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 59 第三节反叛者的颂歌 62 第四节演绎民间文化及国民性格的范本 65 第五节英雄传奇的典范 72 第四章其他历史演义之作 84 第一节与正史相颉颃的“历朝演义”系列 84 第二节《新列国志》及“列国”系列小说的演变 87 第三节《英烈传》等“本朝演义” 90 第五章其他英雄传奇之作 94 第一节《杨家府演义》等“家将”系列小说 94 第二节《隋史遗文》与“说唐”系列小说的转型 96 第三节《于少保萃忠全传》等传记体小说 100 第四节与神魔、世情小说混融的《禅真逸史》 102 第三编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中） ——明中后期神魔题材的繁荣 106 第一章宗教·世俗·小说 106 第二章把宗教游戏化的奇书：《西游记》 114 第一节《西游记》的成书与版本流传 114 第二节《西游记》的作者问题 118 第三节《西游记》的多重阐释空间 122 第四节不朽的艺术形象：孙悟空和猪八戒 127 第五节《西游记》的美学意蕴 132 第三章《封神演义》与《西洋记》 138 第一节附神魔于史传的《封神演义》 138 第二节其他道教宣教小说 145 第三节、《西洋记》与其他佛教宣教小说 149 第四编明代白话长篇小说（下） ——后期异军突起的的世情之作 155 第一章市井·人情·小说 155 第二章当代社会人情的生动画卷：《金瓶梅》 166 第一节成书与流传 166 第二节封建末世的写实长卷 175 第三节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183 第四节全新的小说观念与创作手法 189 第三章世情支流——艳情小说 195 第一节艳情小说的产生与发展 195 第二节艳情小说的价值和局限 199 第四章晚明时事小说的勃兴 203 第一节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 203 第二节关于魏忠贤的系列小说 208 第三节关于李自成的系列小说 214 第四节关于抗清活动的系列小说 217 第五编明后期白话短篇小说 221 第一章拔俗趋雅的“三言” 222 第一节 “三言”故事内容分类 223 第二节 “三言”所反映的市井观念 228 第三节 “三言”的叙事艺术 232 第二章常中求奇的“二拍” 238 第一节 “二拍”的思想内容 239 第二节 “二拍”的艺术成就与不足 244 第三章其他“拟话本”小说 246 第六编明代文言小说 251 第一章 “剪灯”系列与诗文小说 252 第一节瞿佑的文人才性与反思之笔 252 第二节李祯的摹拟之文与竟胜之心 254 第三节赵弼的“迂腐”与“驳杂” 256 第二章中篇传奇小说的产生与繁荣 259 第一节中篇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 259 第二节中篇传奇小说的叙事特征 261 第三章明代文言小说汇编 264 第一节 “虞初”体汇编的演变 264 第二节 “艳异”类小说选本的出现 266 第三节 “列朝小说”系列的汇编及其意义 267 11 第一编四大奇书—— 白话小说全面繁荣的时代第一章社会文化背景明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经由唐代的辉煌、宋代的成熟，农业文明与封建制度的内在创造力已经发挥殆尽。摆在这个古老的民族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可能：或是蜕变以求新生，迈入人类社会一个新的阶段；或是固守着传统，逐渐地僵化把自己的生命耗光。于是，社会文化呈现出大转折的种种特征。明代又是一个堕落与生机并存的时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几个朝代——唐、宋、元、明、清中，论君主的昏暴与朝政的混乱，当以明代为最。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君主与文官集团的素质，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乱则是主导。故有明一代的大部分时间中，朝政都是乏善可陈的，君主与文臣中荒唐甚至无耻的行径足令后人惊讶。然而，社会生产又自有其驱动力，使得思想界、文化界和民众的社会生活都出现了新的景象，甚至一度表现出空前的生机。这种转折反映到文学的演化中，就是传统文学式样——亦即士大夫的雅文学，陷入“复古”的泥沼难以拔足前行，文学的生机转而倾注于以白话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之中，而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生机也在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作为小说史的背景，明代读书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则更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决定此状态的诸因素中，则有以下数种为重要而具有时代之特色：一、政治混乱与八股取士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微末，在连年征战中，朱元璋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理念，一边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农业生产的恢复，一边废宰相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建立锦衣卫的特务组织，加强专制统治。成祖时更进一步建立东厂，把特务组织与宦官结合，确立绝对君权。而明朝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正德帝史家称之为“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0页。嘉靖帝则一心同道士厮混，朝政搞得是非颠倒，国困民穷到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地步。《西游记》中所写迷信妖道而食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残害无辜僧众的灭法国王、车迟国王等，都有他的影子。万历帝当朝四十八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朝政，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神宗实录》记载当时的情况是：“穷天夺产，罄地伐毛”，“民力凋敝，十倍于旧”。天启帝则是木工爱好者，把朝政全交给大宦官魏忠贤，更是把国家拖到了败亡的边缘。这种情况对士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一部分精英人才对王朝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包括政治上的疏离与思想上的疏离。《玉剑尊闻》记某大学士与东林领袖顾宪成的对话，形容朝野对立到了“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的地步。而一批思想家则大胆创立新说，并在各阶层广有信徒，与朝廷树立的程朱理学“正统”分庭抗礼。正是这样的社会状况与思想状态，才孕育出现了《金瓶梅》与《西游记》这样的离经叛道作品。在这样的政治生活大背景下，八股考试也对士林生态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八股取士起于明太祖，定型于成祖，以代圣贤立言的名义，把通过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设定为读书人博取功名富贵的唯一出路。读书只能读“四书五经”，作文只能按一定套路，于是，“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清人饶廷襄对八股取士的社会功能有透彻的揭露：“明祖以枭雄阴鸷雄猜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求一途可以禁锢士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输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心。”（冯桂芬《校邠庐抗议• 改科举议》引）种制度一方面使得大部分读书人丧失了能动性、创造力，使得政府官员素质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却也使一部分特立独行之士反激出叛逆情绪，小而言之，则有金圣叹那样游戏科场谋求“自由身”者，大而言之，则使得明中后期的书院里相当普遍出现了张扬个性、放纵不羁的倾向。二、心学盛行与思想转型正德、嘉靖年间是明代社会转变的一大枢纽，学术思想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王阳明在陆九渊、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别创心学的思想体系。心学实为理学的别支，在根本原则上与程朱并无区别，但王阳明主张“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肯定并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就具有了思想解放的倾向。“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四。光绪《顾端文公遗书》本）。心学的出现，无疑加剧了明代文化思想由“尊古”向“师心”转变的趋势。至嘉、隆之际，王学左派如王畿、王艮及其后学又时时越过师说，把“心即理”发展为“欲即理”，尊重个性、肯定人欲的自然人性思想成为时尚之说。思想界长期以来独尊程朱、专制而僵化的局面被打破了。至万历则又有李卓吾，进一步发展了王学左派的观点，更加激烈地抨击理学的虚伪，反抗传统、拒斥权威，将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向极端。而此时城市工商业愈加繁荣，市民阶层、市民文化崛起于历史舞台，也推动着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日趋转型。李贽声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这种看法与市民意识一拍即合，引发了士与商、雅与俗之间的双向互动。一种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情物欲，张扬世俗享乐的文化观念，如狂飚卷地，弥漫于整个社会，在东南城镇经济发达地区，士人结社交游，沉酣歌舞，陶醉于声色犬马，痴迷于现世享乐。纵酒狎妓、游山玩水、听书顾曲、谈禅问道遂成一时风气。这都为读书人加入通俗文学的写作与传播提供了适合的社会气候。三、文化产业与儒商相通明人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描述明代中期工商业兴起及对社会的影响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卷十三）。到明代中叶，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东南的吴越地区，因地利之便，更是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繁华城镇。如苏州、常州、嘉兴、湖州、南京、扬州、杭州等，皆市肆罗列，商旅辐辏。城市的发达带来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士与商、雅与俗逐渐融和，商人通过货贸在使自己的囊橐丰盈以后，也开始追慕风雅，而落魄的士人则不得不依附于商贾，以满足衣食之需。风气所染，至于名公钜卿，亦不以结纳商人为耻，甚至直接参与商业活动。世俗生活方式浸染于闾阎，通俗文学艺术的市场需求迅速扩大，刊刻通俗小说成为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正是在这种风气鼓荡之下，《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得以反复印行。明代小说的刊印是与出版业的兴起同步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谓：“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三云：“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这两段话实际涉及到嘉靖至天启间通俗小说版本、刊刻、流通的轨迹。嘉靖以来，福建一带书坊刻印通俗小说甚多，尤以建阳最著。像《三国演义》，万历以前的刻本多出自福建，牟利可观。一时书坊林立，如余氏双峰堂、三台馆、萃庆堂、文台堂，熊氏种德堂、中正堂，杨氏清江堂等，皆以刻印通俗小说著称。但福建书坊射利过甚，渐以纸质粗劣、擅改妄删为人訾病，至万历后期，遂一蹶不振。苏州、金陵乃取而代之，小说的出版、传播之中心便都集中到了吴越两地，而这恰与小说创作、批评的中心汇聚到一起，对小说整体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文人化的进程，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第二章小说创作的演进与小说观念的变化史家通常以朱元璋在南京举行登极大典的1368年1月23日，以毅宗朱由检1644年4月25日自缢于御花园寿皇亭为明史的起讫之点。准此，则明室享祚共计276年。倘若将南明的弘光王朝，以及鲁王、隆武、永历和后来的郑氏政权合计在内，明之国祚还可推延二十余载。在近三个世纪的时序更替中，明代小说的发展并非循序渐进，一帆风顺，而是在在体现出政治、经济、时代思潮、社会风习的影响浸润。第一节明初突兀而立的两座奇峰在洪武至成化的百余年间，明代文坛少有亮点。只是在元末群雄割据，逐鹿中原，铁马金戈，豪强四起的时代风云激荡之下，成就了两部被后世称为典范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关于两书的作者及写定时间，学界至今尚有争议。其经由宋元“讲史”、“平话”、“杂剧”世代累积而成则无疑义。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主题、叙事、人物刻画、细节描写诸方面，《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都有其成功的经验。在文体学意义上，两书以其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蓬勃的气势，笔酣墨饱地展现了政治斗争、英雄聚会的历史画卷，确立了“章回体”这一新兴小说类型的叙事轨范，从而开启了章回体小说走向繁荣的时代。同时又在主题学的意义上，确立了长篇“历史－传奇”类小说的基本范型。其时，署罗贯中之名的讲史类长篇小说尚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及《三遂平妖传》。不过，由于太祖、成祖相踵的强化专制政策，文学活动很快就遭遇了严冬的寒流。这两部奇书也就被长时间雪藏起来，将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关于它们的记载——这也是有人怀疑二书作于明中叶的原因。明代初期的文言小说，数量不多，以个人撰著而结集的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馀话》和赵弼的《效颦集》三种。但它们却是上承唐宋传奇，下启《聊斋志异》的重要津梁。“剪灯类”在小说类型、叙事格范、章法结构、语言运用方面，都有新的尝试。尤其是继承并确立了元代《娇红记》所开创的中篇传奇的体式，即多写男女恋情，极跌宕婉娈之致；堆叠韵文诗赋，逞裁云拏月之才。明代文言小说后来的繁荣与此有直接的关系。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明代文言小说计有694种，为历朝最多者，其数量较多的各朝依序排列如下：清594种，宋361种，唐184种。”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则认为：“数量不多的明初小说创作，产生了诗文小说、中篇传奇小说、寓言体小说三大小说体式，为明代传奇小说的发展走向，框定了大致的轮廓和畛域。”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第二节明中叶与工商业共同达至的繁荣明代小说真正的发展繁荣期开始于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也即明代立国后一百余年的弘、正间，持续达一个半世纪。大约肇兴于弘、正之交，初盛于嘉、隆二代，大盛于万历一朝，收束于启、祯末世。正如上文所述，明代正德、嘉靖时江南的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加速发展，这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图书业——包括刊刻印刷与经营传播的兴起，二是城镇居民的剧增提供了大量的读者，三是观念的变化逐渐使一些下层文人加入小说创作的队伍。繁荣期到来的标志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刊行。在某种程度上，刊行的意义不小于创作。此前的一百年，这两部巨著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几乎等同于不存在。嘉靖年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先后刊行。这在小说史上的意义，怎么估计也是不为过的。因为，如上所讲，这两部奇书在文类学与主题学的意义上，都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建立了优秀的范型。以致刊出不久，大名士李开先、唐顺之等都有很高的评价，足见社会的反响。而刊刻是由官方的“司礼监”与“都察院”进行的，这无形中便给出版小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书商们受到鼓舞。事实上，最先感受到这一方面的变化，并把精力投入小说方面的并不是文人而是书商。趋利的本能使他们把“业务”的重点很快转移到小说方面。当时小说的刻印中心在福建建阳。嘉靖年间刊本《建阳县志》记载：“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昔号‘图书之府’……足以嘉惠四方”。建阳书坊约六十家，天下书商皆集皆集于此。其中书林文台余象斗双峰堂（又称余文台双峰堂、谭阳余氏三台馆）、余氏萃庆堂（余泗泉、余彰德）、建邑书林熊氏忠正堂（熊大木、熊龙峰）、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闽建书林郑少垣联辉堂、杨氏清白堂（又作归仁斋）等都刻印过白话小说，有的还直接操觚写作参见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载《文学遗产》2000年2期。。当然，商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并不在文学价值上，因而其后的数十年间，刊行的小说——包括白话与文言，数量上逐年激增，仅《三国》的“建本”就有十余种。但是，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其编撰多利用一些已有的素材进行速成型的拼接与纂集，如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中，熊大木就地加入大量奏章、题记等文字，严重破坏了故事的连续性与生动性对建本的评价，历来毁多于誉。明郎瑛《七修类稿》以“专以货利为计”责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指摘他“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又金埴（1663－1740）在《不下带编》中说：“予见闽中建阳书坊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西泠三地之书尚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其中讹错甚多，不可不知。今闽本久绝矣，惟三地书行于世。”参见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282页。。虽则如此，书商的积极参与还是对小说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明代另两部最优秀的小说——《西游记》与《金瓶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创作的酝酿的。第三节晚明小说近百年的异彩纷呈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两部方驾《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奇书”——《西游记》与《金瓶梅》先后脱稿，付梓后迅速流行开来，开启了明代小说近百年的辉煌。这八九十年间，文学观念和小说观念都有了根本性变化。李卓吾“童心说”的提出，标志着明代士人心态整体性转变。《焚书•童心说》云：“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堪称“天下至文”的，李卓吾认为正是《水浒传》与《西厢记》。由于他的思想领袖的地位，这种文学观对社会的影响可想而知。体现在小说领域，首先是对小说价值的高度肯定，同时出现了创作与理论批评共同繁荣的局面。由于社会的雅俗观念有了大的转变，于是有一批失意于、疏离于现实政治的文人寄情小说创作及理论批评。《西游记》、《金瓶梅》之后，白话长篇又有《西洋记》、《封神演义》、《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禅真逸史》等一大批作品，白话短篇则出现了代表这一体裁最高成就的“三言”、“二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新创或翻刻的文言小说。伴随着创作、出版的热潮，小说批评也同样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就批评的形式而言，有大量的序跋、小说评点，还有为数可观的笔记、杂著。小说评点中，先后出现了三部水平高影响大的作品，即容与堂刊《忠义水浒传》的李卓吾评、书种堂刊《水浒全传》的托名李卓吾评与贯华堂刊《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的金圣叹评前两种评点的作者是聚讼纷纭的问题，参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他们对小说的本体、功能、价值以及创作、欣赏的规律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见解，不但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思想的樊篱，而且为当时及清代的小说创作廓清了认识。而冯梦龙、凌濛初、袁于令等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谈小说，其中对小说的通俗性问题、虚构问题、社会功能问题、人物形象问题等，颇多精到见解。笔记中《万历野获编》、《少室山房笔丛》、《五杂俎》、《小窗四纪》等，也有不少小说理论批评的话题。这一历史时期，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的问世及影响。该书标志着小说创作由描写“超人”的时代向表现“凡人”的时代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独力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的到来，还反映出市井人物的喜怒哀乐、利益纠葛，全面进入了作家的视野。《金瓶梅》以一种接近生活原生态的叙事理念充分展示市井生活的琐碎无序，揭示出明代后期社会的普遍堕落与新的不同以往的生活方式。《金瓶梅词话》得到了众多名士文人的激赏，袁宏道称其“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董思白》），董其昌、袁中道、沈德符、谢肇淛、冯梦龙等或传抄其书，或筹划付梓，集中反映出此时的文坛兢相脱“雅”入“俗”的趋势。这自然促使更多文人加入小说的写作，开始了白话小说文人化的过程。第三章白话小说艺术的定型时期第一节 “章回体”与“拟话本”：白话小说基本体式的定型章回体是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者都用“章回小说”指代白话长篇小说，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就有：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79年版），石麟的《章回小说通论》（郑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陈美林的《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陈文新等《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形式最早孕育于宋元说话艺术中。说话所演述的内容有短有长，长篇（多为历史兴亡之事）内容丰富，必须连续若干次才能讲完，于是自然就要对所讲内容进行分解。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三卷十七段，已有分段标题，研究者多认为这是最早出现的带有回目的一种话本。《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作品，基本上都分卷，每卷分节，每节有字数不等的单句题目，如《七国春秋平话》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就有“孟子至齐”、“孙子回朝”、“燕国立昭王”、“燕国筑黄金台招贤”、“燕齐大战”等标识，这便是章回小说的原始形式。此外，该书每节尾部也有分回的痕迹，如有“齐王性命如何”、“救者为谁”等句子，显然是留待后表的口气，章回体的形式已露端倪。但宣告章回体小说真正诞生的，还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明中叶以后，《西游记》、《金瓶梅》等相继出现，章回体形式逐渐成熟，从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种文体。到了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进一步完善了章回体体制，标志着章回小说的最高成就。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白话长篇小说在题材、写法、美学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基本艺术体制却是一样的，而且当它确立以后，在几百年间竟然很少改变。陈美林的《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对此都有详细论述，可参考。总体而言，章回体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分回标目。这是章回体小说外观上最为明显的特征。白话长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篇幅长，动辄数十万上百万言，这就要求作家把作品分成长短大体相等的段落，标上回数和题目，于是就形成了章回体。在文体上明确地分回标目，始自《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版本嘉靖年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每卷十则，全书共二百四十则。也有学者称之为“节”或“目”，但这些都是现代研究者的说法，嘉靖本并未标明第几“则”的字样，从每则故事结尾的“且听下回分解”来看，作者是将它们视为“回”的。参见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相关论述，见该书第252~253页。每则都有七言单句的回目，如“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同时期产生的《水浒传》、《三遂平妖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都明确地标明“第X回”。但回目上《残唐五代史演义》仍是单句，《水浒传》和《三遂平妖传》则成为对偶句。这些小说刊刻时间都在嘉靖以后，后人加工的可能性较大。此后，“分回标目”便成为白话长篇小说最典型的结构形式，且一直延续到清末。虽然有的既分回又分卷，有的只分回不分卷，但只分卷不分回的情况则很少见到。如前所述，“回目”这种形式，在宋元讲史中已经出现，其作用主要是为了概括出故事内容，因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字数最短的有三四字，长的几十个字，没有进行刻意修饰。《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平话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全书二百四十则都用七字句的回目，十分整齐，有的题目还学习了诗歌的表达方式，读起来很有节奏感。明末出现的李卓吾评本将二百四十则并为一百二十则，题目变为对偶句，但只是将嘉靖本的回目简单合并。清初毛氏父子修改《三国演义》时说到回目问题“俗本题纲，参差不对，杂乱无章……今悉心体作者之意而连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阅者之目。”在毛评本中，就出现了“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这样整齐、对偶的句子。到了《红楼梦》，更有了“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夜生香”这样诗情画意的回目，它们不仅成为正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还成了全书整体美的一部分。其次是“说书体”（或“类说书体”）叙事。白话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说书体”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说中或明或暗都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他们无处不在，承担了小说叙事的职能，同时又能调控叙事的流程，直接干预叙事。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7页。 “说书人”会现身直接向读者设问、提示、评论。其二，小说中保留了说书人的套语。如用“话说”、“且说”、“却说”、“只见”、“但见”之类句首语提示，而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一类回末语来作结束，同时引起下一回故事。第三是韵散结合，文备众体。从文体的角度看，由于其源于变文、讲史这样的俗文学，因此韵、散结合是白话小说又一个重要特征，一般而言，叙事部分用散体文，而描写景色、人物甚或器件等则插用诗赞一类韵文，也有夹杂前人诗词作为评论的情况在“词话”类小说中，韵文的使用更多一些，如《大唐秦王词话》、《金瓶梅词话》等。而“弹词”类韵文体小说，基本样式也是章回体，只是韵文占有更大比重，可算是章回体的另类。。除诗词外，其他很多文体也被纳入了小说，这和小说表现生活时的需要有关，也和说书人炫耀学识的传统有关。 “章回体”在明代经过了由粗糙到精致的发展过程。早期刻本如嘉靖本《三国演义》、《英烈传》等单句回目较多；到了万历年间，单句回目与对句回目并行，如《西洋记》对句工整，《封神演义》则是较为粗糙的单句；而到了明末，单句回目就几乎绝迹了。同时，嘉靖到万历前期的刻本中，往往有过多的“说书人”现身、过多的其他文体插入；到了万历后期，这些情况便大为改观。“章回体”是脱胎于书场的产物，说书人为它留下的胎记，随着小说文人化的近程渐渐褪去——不过那已经是清中叶的事情了。 “拟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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