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口记残句辑注（韩格平）.doc

《京口记》残句辑注
【说明】本文自韩格平：“《京口记》残句辑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3），页54-57。
《京口记》是较早介绍京口地区景物风光的专著，南朝刘宋时代刘损著。损字子骞，曾任吴郡（今苏州）太守，卒赠太常。其族兄刘毅、刘粹皆因佐宋武帝刘裕有功而任要职。刘氏宗族祖籍彭城（今江苏省铜山县），晋氏东迁后始世居京口，刘裕即出生并生长在这里。刘损记述并赞美京口人杰地灵、风光秀丽，亦有光耀刘氏之德，为刘裕代晋作一粉饰之意。该书久佚，今从诸类书及《文选》注中辑出十七条残句，蒐为一篇，并为之校注，希望能为今日之研究者节省翻检之劳。
（1）县城东南大路，过长堽五里，得屠儿浦者，昔诸屠儿居此小浦，因以为名也。（《艺文类聚》卷九浦条引）
按：县城，丹徒县城。堽，同冈。屠儿，屠户。浦，水滨。元脱因《至顺镇江志》作徒儿浦，并称“秦始皇将徒儿过此浦，因以为名。”清何绍章《丹徒县志》亦作徒儿浦，引蔡廷珪《海录》称“秦始皇将徒人过此，因名。”二说与刘损所记不同。
（2）长村东太渎，渎北有谢玄故宅。（《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宅条引）
按：太渎，又名大渎，山名。宋卢宪《嘉定镇江志》：“大渎山在城东三十里。”谢玄（343~388），东晋名将。《晋书·谢玄传》有“还京口疗疾”语，《殷仲堪传》有“冠军谢玄镇京口”语，知谢玄曾居京口。
（3）糖颓山，山周迴二里余，山南隅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艺文类聚》卷六四宅舍条引《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宅条引）
按：糖颓山，又称唐颓山、塘塠山，在城中西南方。《丹徒县志》称其“山面向东，顶宽十一丈三尺有奇，纵长五十二丈四尺有奇，高四丈五尺。”郗原作郄，二字有别，今据《晋书·郗鉴传》正。郗鉴，东晋名臣，历任徐州刺史、司空、太尉等职，咸和年间曾修饰并镇守京口以拒刘徵。
（4）蒜山，无峰岭，北悬临江中，魏文帝南望而致歌。（《艺文类聚》卷八蒜山条，《太平御览》卷四六蒜山条引、《文选·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遊蒜山诗》注引）
按：《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蒜山在县西九里，北临江绝壁。晋安帝时，海贼孙恩至丹徒，战士十万，率众登山，鼓噪动地，引阵南出，欲向京城。时宋武帝众无一旅，率所领横击，大破之。山生泽蒜，因以为名。”《嘉定镇江志》引《润州类集》云：“一说蒜当作筹算之算。周瑜、诸葛亮尝会此山，议拒曹操，后有赤壁之胜。时人谓其多算，以为山名。”据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侍遊蒜山诗》和谢庄《侍宴蒜山诗》，南朝刘宋君主常到此游乐，亦知其时称“蒜山”。魏文帝指曹丕，黄初五年（224）九【55】月和黄初六年（225）十二月曾两次兵临与京口隔江相望的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歌字，《御览》作叹。《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注引《魏书》载有魏文帝骑马临江所作之诗，诗中称赞魏军兵多将勇，又隐示江广不可力战，当另运权略之心，似即“致歌”。然《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武三年（同黄初五年）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又黄武四年（同黄初六年）注引《吴录》云：“是冬魏文帝至广陵……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艺文类聚》卷十三引《江表传》曰：“魏文帝出广陵，欲伐吴，临大江，叹曰：‘吴据洪流，且多粮谷，魏虽武骑千队，无所用之。’乃还。”均说明曹丕两次临江均因江广而吴有准备，不得已而还。考之本文，实为描绘蒜山雄姿以颂刘裕之功，则作叹为是，歌叹（歎）二字形近而讹。
（5）有黄鹤山，在县界。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西北名芙蓉楼，至今存焉。（《太平御览》卷四六黄鹤山条引）
按：《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九：“黄鹤山在县西南三里。宋高祖丹徒人，潜龙时期游竹林寺，每息于此山。常有黄鹤飞舞，因名黄鹤山，改竹林寺为黄鹤寺。”《南史·宋本纪》上亦言“（刘裕）尝游京口竹林寺。”王恭，东晋武帝王皇后之兄，太元十五年（390）二月，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假节，镇京口。”（《晋书·王恭传》）《舆地志》云：“今之城宇多恭所制。”万岁楼、芙蓉楼均在西城墙上，《太平寰宇记》称之为“楼之最高者”。《舆地志》云：“俗传此楼飞向江外，以铁索縻之方已。”亦在形容楼高。城西南依月华山，一名万岁山，下有万岁岭，万岁楼名概由此而来。后人为求与“万岁”一词相对，亦称芙蓉楼为“千秋楼”（见《丹徒县志》），称万岁楼下之桥为“千秋桥”（见《嘉定镇江志》）。
（6）去城九里有白石岘，山东有白石。（《北堂书钞》卷一五七岘篇引，《太平御览》卷五六岘条引）
按：岘，指小而高的山岭。杨棨《京口山水志》：“白石岘今无，其地疑即京岘。”
（7）石岘东连马蹄山，山上石有马蹄迹，因以为名。（《太平御览》卷四六马蹄山条引）
按：石岘，似即上文之白石岘。马蹄山又称马迹山。《嘉定镇江志》：“马蹄山在城东南三十五里。《润州类集》：‘有青童君马迹，以为山名。’”
（8）城北四十余里有小冈，高二丈许。有人鼻形，着冈西头。有口在上，而鼻在下。方圆数尺，状如燋土。古老相传，因名下鼻。今无复鼻，厥口犹存。（《艺文类聚》卷六岗条引）
按：京口城北依长江，不可能在城北四十余里外有小冈。《至顺镇江志》云县西义里乡有下鼻桥，城西十八里有下鼻浦（时京口故地亦在城西），皆以下鼻命名，当与本文下鼻事有关。其中下鼻浦北临长江，郗鉴曾在其地筑垒。据此，疑“四十余里”中的十字为衍文。着，著俗字。着岗西头，谓位于岗西头。《至顺镇江志》在下鼻浦条下引《京口记》云：“有小墩东西长，高二丈，有人鼻形著山头，又有口在上，鼻在下。”用字与《艺文》稍有不同。
【56】（9）嘉子洲西一里得贵洲，周回四十里许，上多有居民。昔魏文帝伐孙权至此洲，南望曰“彼有人焉”，而退。因名贵洲。（《太平御览》卷六九洲条引）
按：嘉子洲、贵洲均为长江中的洲屿。贵洲南岸为乐亭浦，在下鼻浦以东七里。魏文帝事见第（4）条注语。
（10）石门，二山头相对，高二十余丈，广六十余步，谓为石门，行道所经。（《艺文类聚》卷八石门山条引）
按：石门其地无考。步，指双足各迈一次，后遂为长度单位，其制历代不一，大体约今制1.4米。广六十余步，系指二山间的距离。
（11）回岭入江，悬水峻壁。（《太平御览》卷四六北固山条转引《南徐州记》）
按：此条系形容北固山。《南徐州记》：“城西北有别岭入江，三面临水，号曰北固。”《元和郡县志》：“北固山在县北一里，下临长江，其势险固，因以为名。蔡谟、谢安作镇，并于山上作府库，储军实。”《嘉定镇江志》：“北固山，即今府治与甘露寺是。”《丹徒县志》：“北固山，一名北顾，在府治后城北里许，山面向南，山后石壁，东西沿江长三十四丈八尺有奇，高十四丈五尺……前峰临凤凰池，上有玄武殿。后峰枕大江，上有甘露寺。”梁武帝萧衍曾改北固为北顾。《南徐州记》：“北固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镇作固，诚有其语。然北望海口，实为壮观，以理而推，宜改为顾望之顾。”《梁书·武帝纪》：“（大同十年三月）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改名北顾。”另《舆地志》云：“天景清明登之，望见广陵城如在青霄中。”
（12）京城东州门时堂前柑树十余株。（《初学记》卷二八柑条引）
按：东州门无考。
（13）南国多林檎。（《艺文类聚》卷八七林檎条引，《太平御览》卷九七一林檎条引）
按：南国，《御览》作园。林檎，亦名花红、沙果，果实直径4~5厘米，味似苹果，在黄河、长江流域普遍栽培。
（14）虎社中村老故相传云：昔有虎于社中产，因以为名。（《太平御览》卷五三二社稷条引）
按：虎社其地无考。社，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里”。
（15）有小升城。（《太平御览》卷一九三城条引）
按：小升城其址其制均无考。
（16）劫亭，湖亭，通阿湖。陵郡治丹徒县，八县来往经过此。湖中多劫，于边立亭，因以为名。（《太平御览》卷一九四亭条引）
按：劫亭及阿湖其地均无考。疑阿湖为曲阿后湖之省，颜延年有《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诗，则京口距湖不远。《文选》注引《水经注》云：“晋陵郡之曲阿县下，陈敏引水为湖，水周四十里，号曰曲阿后湖。”陵字前当脱一字，或作晋陵郡，二者实为一地。据《晋书·地理志》下，毗陵郡辖丹徒、曲阿、武进、延陵、毗陵、既阳、无锡七县，治所在丹徒。八县，指毗陵郡所辖的七县和与丹徒县相邻的句容县。劫亭和阿湖应位于丹徒县的南部，上述各县均在丹徒县以南，故为往来必经之地。
【57】（17）有龙目湖。秦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三湖间长岗使断，因名丹徒，今水北注江也。（《北堂书钞》卷一五七岗篇引，《初学记》卷七湖条引，《太平御览》卷六六湖条引）
按：《至顺镇江志》：“龙目湖在京岘山……今失其所。”《太平寰宇记》引《吴录·地理》云：“朱方又名谷阳，秦望气者云其地有天子气，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凿京岘南坑，败其势，故云丹徒。”所言与本文略有不同。又引《梁典》云：“武帝望京岘山盘行似龙，掘其石为龙目二湖也。”则关于龙目湖的传说宋代便已混淆。《南史·宋本纪》上：“（刘裕）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候山无考。《南徐州记》：“秦始皇凿处在故县西北六里，丹徒京岘山东南。”《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厌，训为镇）似即本文凿湖之事。始皇曾在三十七年（前210）东游至丹徒一带。赭，赤色。赭衣徒，囚徒。江，长江。
〔附〕关于《京口记》的作者，各书所题不尽相同。其中第（5）（12）条及第（6）（17）条的陈禹谟校本，四库本《北堂书钞》未题作者姓名；第（15）条题为刘植；第（13）条《太平御览》题为刘祯；第（4）条《太平御览》所题及第（7）条题为刘损；第（6）（17）条孔广陶校注本《北堂书钞》题为刘损之《京口记》，孔氏校语以为当作刘桢，而“称损之者，宋人传钞避仁宗讳也。”其他各条均题为刘桢。此外，《太平寰宇记》、《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丹徒县志》亦题为刘桢《京口记》，刘文淇《嘉定镇江志校勘记》卷上云：“钞本刘桢作刘损之……损字必桢字之误也。”按：植、祯均为桢字之讹，然以《京口记》为刘桢所为之说甚谬。刘桢字公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7年）。《京口记》中（2）（3）（4）（5）（9）各条所载谢玄、郗鉴、魏文帝、王恭诸人之事均发生在刘桢去世之后，实非刘桢所记。且京口为吴主孙权的腹心重地，古籍中未见刘桢去过京口的记载，实难作此详述。《隋书·经籍志》有“《京口记》二卷，宋太常卿刘损撰”的记载，再详审本书内容，则《京口记》为刘损所著便无可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