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doc

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吸收和借鉴
——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杨建刚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内容摘要：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史上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进而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渗透到了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他的“辩证思维”和“元评论”理论的形成、对形式与内容辩证关系的反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文本阐释学模式的建立与实践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詹姆逊 马克思主义 形式主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关系史研究”（编号：11CZW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0491610）和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编号：2010GN001）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中，詹姆逊是最富有原创性，且思想最为复杂的理论家之一。新历史主义学家海登·怀特对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的，而且是一个真正辩证的批评家。他严肃地接受其他批评家的理论，而且不只是那些基本上与自己具有共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相反，他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的著作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知道，衡量一种理论，依据的不是其推翻对立思想的能力，而是其吸纳最强劲的批评者中有根据的和富有洞见的思想的能力。”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第196页
在詹姆逊的思想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之外，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到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和文化研究等无所不包；而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拉康、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里（Félix Guattari），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等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正如肖恩·霍默（Sean Homer）所指出的，詹姆逊的贡献就在于他“反思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可能性，以及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同情的对话的必要性”。 Sean Homer,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Hermeneutics,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5.
他把这些异质的理论流派和思潮都吸纳进来，并用马克思主义加以融汇与综合。这使他的学说显得异彩纷呈，同时也错综复杂，晦涩难懂。而在所有的理论来源中，最重要的还是形式主义（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点，吸收和借鉴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从而使他的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也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对话史上继巴赫金之后最为重要的理论家。在借鉴和吸收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辩证综合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基础，这对他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辩证思维”与“元评论”

要理解詹姆逊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对话的，首先还是要从他的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入手。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对詹姆逊思想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论和以萨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 詹姆逊从中学时代就精通德语和法语，而后来在德国的留学生涯为其接受德国和法国的理论思潮奠定了基础。人们通常认为这两种思潮就像俄国形式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那样是对立的，但是詹姆逊则认为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本身就与马克思主义不无关系。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页
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有结构主义者的答案。甚至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他所做的就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 杨建刚、王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待刊）
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索绪尔对马克思似乎并无深入了解，俄国形式主义者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论战的对象，但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却不仅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大大得益于马克思主义”。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02.
因此，当后来很多结构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时候，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他所要表达的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和怀恋。因此，和巴赫金一样，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发展，就再也不能将结构主义“拒之门外”，而是“应该把当代语言学的这项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同时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研究工作，并先后出版了研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 按照詹姆逊的说法，《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本来就是同一部书稿的两部分，只是在出版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书稿太长，于是将两部分单独成册，分别于1971年和1972年先后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语言的牢笼》。事实上，在詹姆逊看来，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一个整体，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部分而已。（杨建刚、王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这两部著作的汉译本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合订为一本于1997年出版。
试图通过“钻进去对结构主义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更加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vii.
这简直与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如出一辙。
虽然詹姆逊明白“在不同的立场之间对话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页
但是和巴赫金一样，他也深刻地意识到，“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向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 同上，第11页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对话就不再只是出于学术兴趣，而且成为他有意识的学术选择与探索。不同在于，巴赫金是站在一种中间立场上来审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在辩证综合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苏联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 杨建刚：《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对话——巴赫金学术研究的立场、方法与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而詹姆逊则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把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以“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方式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部分，以此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萨特向詹姆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使他真正成为一个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法国结构主义则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浓重的结构主义色彩，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称詹姆逊的理论是“对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的法国理论的独一无二的综合”。 Douglas Kellner (ed.),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DC: Maisonneuve Press, 1989, p.12.

詹姆逊认为其它的批评方法大都是封闭的体系，而以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多元开放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原因不过在此，而非因为你自己一口咬定发现了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就在于它总是介入并幹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2页
所有的理论都是阐释，而在这些阐释模式中，“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如果我们把‘阐释’理解为‘重写的运作’，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置放进最终优越的阐释模式之中。” 同上，第146—147页
正因为如此，詹姆逊断言，“从一种更加可靠的辨证传统的精神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被视为那条‘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兼容的批评操作，在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又参见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48页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阐释模式，所有的其它理论阐释模式，比如结构主义的“语言交流”、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或“利比多”，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无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的“人文主义”等等，都不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而马克思主义却可以把所有这些理论都纳入其中，为我所用，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詹姆逊所做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囊括其它多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詹姆逊把这种思维模式称为“辩证思维”(dialectical thinking)，或“思维的二次方”。肖恩·霍默认为这种辩证思维“既是关于其对象的思想，又是关于其自身作为思想的运作和地位的思想；它既寻求意识，同时又寻求自我意识。” Sean Homer,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Hermeneutics,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16.
詹姆逊一直关注辩证思维，并在多处对辩证思维做了界定。最具代表性的有三处。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他指出辩证思维的特点在于它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即“在研究既定对象的同时，也要考察我们研究的思维过程。或者用更科学的表述来说，就是也要把观察者的立场计算到这种实验本身之中。”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340.
十年后，在《政治无意识》中他提出了类似的说法，认为辩证思维的特点在于“历史的反思性”（historical reflexivity），即“作为对一种对象的研究，它也包含了对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概念和范畴的研究。”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09.
把这两种说法综合起来就能得出在辩证思维指导下文学批评的三个主要研究对象，即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对研究者立场思考和对研究过程中的方法、概念和范畴的反思。而在与张旭东的一次访谈中，他把辩证思维作为一种方法论，提出了辩证批评的三个特点：一是“强调环境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强调个体意识的逻辑”，即把研究对象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研究，或者说将研究对象“历史化”；二是“寻求不断地颠覆形形色色的业已在位的历史叙事，不断地将它们非神秘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本身”；三是“坚持以矛盾的方法看问题”。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5—36页。张旭东把此访谈作为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汉译本的“代序言”。
可以把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最后一章“走向辩证批评”中提出的方法论的简单概括。建立在这种辩证思维的基础之上的批评方法就是“辩证批评”，或“元评论”（metacommentary）。 凯尔纳(Douglas Kellner) 认为《元评论》（Metacommentary）(1971) 一文不但是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向《语言的牢笼》的过渡，而且也是通过保卫批判的解释学来反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反对阐释”（anti-interpretation）。凯尔纳认为完全可以用“元评论”来概括詹姆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特点。(Douglas Kellner (ed.),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DC: Maisonneuve Press, 1989, p.11.)
这种评论是一种“评论的评论”，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批判的武器”，同时也是“武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元评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并非只有信仰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许多事实上在做元评论工作的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干的正是马克思主义”。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0页
这样，“元评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一种方法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标志。这就为学术批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元评论。因此，真正的阐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 Fredric Jameson, “Metacommentary,”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 vol.1: The Situation of Theory)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5.

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永远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 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口号，而且变成了一种方法论。任何批评都不可忽视历史的存在，同时都应该把研究对象纳入历史的语境之中，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审视，历史也就成为詹姆逊自始至终的研究视点。可以说，“从六十年代末期到现在，詹姆逊一直把文本的历史维度和历史的阅读置于特权地位，他把自己的批判实践带入了历史的屠宰房，也将批判话语从学术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笼中移开，使其经历了学术领域里的荣衰和变动，而‘历史’这一术语正是这一过程的标记。” Douglas Kellner (ed.),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DC: Maisonneuve Press, 1989, p.5.
他正是以这种历史化的视角来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索绪尔语言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抛弃了历史。他的《语言的牢笼》的“指导思想和自始至终的任务就是澄清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出的共时方法和时间及历史现实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文学分析领域中那样不合情理，而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正是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最有实质性和最持久的成就。”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p.x.
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 Ibid., p.vii.
从而带来了文学理论的范式革命。但是，与此同时，结构主义把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区分开来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它们只看重语言的共时结构而忽视其历时发展和意识形态内涵，这种反历史化倾向把其囚禁于自己建立的“语言的牢笼”之中，从而成为它不可磨灭的缺陷。因此，要超越形式主义，就必须为其增加一种历史的维度，并把它与社会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只有“通过揭示先在符码和先在模式的存在，通过重新强调分析者本人的地位，把文本和分析方法一起让历史来检验，……只有这样，或以相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孪生的、显然无法比较的要求才能得到调和。” Ibid., p.216.在一年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已经明确提出了类似的表述，这为《语言的牢笼》奠定了基本主题。他认为辩证思维的基本运动就是要“调和内部的与外部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现存的与历史的，以便使我们能够在单一的确定形式或历史时刻中进行探索，同时在对它做出判断的过程中置身其外，超越形式主义和对文学的社会学的或历史的运用之间的那种无效的和静止的对立，而我们却往往被要求在这种对立之间做出选择。”（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330-1.）
也只有这样，结构主义才能打破这个“语言的牢笼”，把文学和语言向历史开放，回归文学和语言的意义层面和意识形态功能。但他并没有抛弃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而是在拒绝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化倾向，把结构主义话语向历史开放的同时，极力肯定了索绪尔、格雷马斯和其他结构主义者的科学的中立立场和批评方法。 Philip Goldstein,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 Gainesville, FL: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1.
他把这些理论和方法通过“符码转换”的方式转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并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学之中。
这种“历史化”方法除了要求把文学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加以研究之外，还要求关注文学中的历史本身。克罗齐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研究的最终指向都是当下政治，关注历史只是关注政治的一种表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文学理论和批评最终都是政治的。詹姆逊更进一步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
巴特为了批判萨特的介入文学，把文本作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并认为对文本的阅读所获得的是类似于性欲满足的身体快感和愉悦，这种“文本的愉悦”与政治毫无关系。但是詹姆逊则认为这种愉悦和快感本身事实上与政治根本就无法分离，甚至干脆把那篇评述萨特与巴特之间论争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快感：一个政治问题》。 Fredric Jameson, “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 vol.2: The Syntax of History)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61.
他的《政治无意识》的主旨就是要“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是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是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
可以看出，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政治和历史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只有具有政治指向的历史研究才是有价值的，同时也只有依据历史的政治批评才是深刻的。
但是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审美则是形式的。文学艺术的政治和历史内涵都蕴含于艺术形式之中，并通过审美形式的中介得以表现和完成，而政治性在文学中的直接表现就是意识形态。可以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和形式是三位一体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形式的意识形态性和革命性，马歇雷和伊格尔顿也已经详细地论述了在文本生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审美形式的中介作用。因此，不同于苏联庸俗马克思主义对艺术形式的排斥，詹姆逊认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把形式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批评家需要像关注文学内容一样关注文学形式。因为形式不只是艺术作品的‘装饰’，而且体现着强大的意识形态信息。” Adam Roberts, Fredric Jame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4.
这也正是他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中心主题。艺术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批评家需要首先把形式作为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探索意识形态内容的先在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只需停留在形式层面，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还是政治。正如其所言，“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页
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永远历史化”，认为政治才是其“绝对视域”，但是和形式主义一样，文学艺术的首要研究对象还是形式。不同只是在于形式主义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不敢向意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迈进一步，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后者作为其形式研究的最终指向。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不能“绕过形式直奔主题”，而是要“通过形式阐发意义”。 赵宪章：《形式美学与文学形式研究》，《中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詹姆逊认为这种“把社会历史领域同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熔于一炉应该是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事情”。他之所以对卢卡奇情有独钟，原因就在于卢卡奇“从形式入手探讨内容”的方法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的途径”。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页

由此可见，以辩证思维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创新是詹姆逊的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论。正因为对形式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借鉴，以及对艺术形式的普遍关注，詹姆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方法，也为他获得了空前的声誉。2008 年，挪威路德维希·霍尔堡纪念基金会( The Ludvig Holberg Memorial Fund)将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詹姆逊，认为他创造的“社会形式诗学”“对理解社会形成和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逢振：《詹姆逊荣获霍尔堡大奖》，《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
詹姆逊自己也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或“历史”与“形式”来概括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 何卫华、朱国华：《图绘世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6期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对形式问题如此感兴趣，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都致力于内容和意识形态分析，总是关注内容因素，即作品的思想是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等等。很少有人研究叙事的特点、作品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以及意识形态得以呈现的形式。” 杨建刚、王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访谈录》，《文艺理论研究》（待刊）
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取得新的进展就应该将“形式的意义”或“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

二、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

詹姆逊自始至终都对形式抱以极大的兴趣，也可以说他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是从形式的角度着眼的。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之所以对现代主义情有独钟，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主义的审美形式中所蕴含的革命性。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诸如平面化、碎片化和拼贴等特点的概括也都是从形式方面来展开分析的。他近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和回归所看重的同样不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内容，而是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来加以研究的。
先锋派理论家彼得·比格尔指出：“从19世纪中叶起，即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到巩固以后，这一发展发生了一个特殊的转变：艺术结构的形式—内容辩证法的重心转向了形式。艺术作品的内容，它的‘陈述’，与形式方面相比不断地退缩，而后者被定义为狭义的审美。” 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4页
事实正是如此，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艺术无论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思考，都将形式置于首要地位。对形式的突出必然涉及到对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自黑格尔之后，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一直是所有文学艺术批评和美学所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 无论是马克思本人，以及他的后继者，包括从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晚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新批评”理论家和结构主义者，以及现代派艺术家，都是在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的。詹姆逊也不例外，因为在他看来，“整个这一‘形式—内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局部的、美学的问题，也不是局部的、技巧的哲学问题，而是在各种当代语境中不断反复出现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大大超越了它们纯粹的美学指涉，从长远看，会不断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 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正因为如此，詹姆逊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异常重视，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了其思想的复杂性。
萨特把詹姆逊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门，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则使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前者使他具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而后者使他成为一个思辨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美学思想上又兼具康德和席勒的影子。可以说他们的美学思想，尤其是对形式与内容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黑格尔和康德（席勒）的综合。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打破了这种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并用形式来统摄内容，认为审美形式自身之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表征着艺术的革命功能。无独有偶，形式主义美学也试图打破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认为这种对立只是为了研究之便的一种权宜之计。在实际的艺术作品中，形式与内容是根本无法分开的。形式中包孕着内容，内容中体现着形式，二者融为一体，很难区分一部作品中到底什么是纯粹的形式和内容。因此俄国形式主义者试图用手法（技巧）和材料、新批评试图用构架和肌质来取代形式与内容的对立。韦勒克也认为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模式对艺术的“审美效果”的实现毫无帮助，并用材料和结构来取代形式与内容。巴赫金则认为美的艺术是一个完整的“审美客体”，它不仅包含了内容和形式，而且还包含了读者、作者和作品等诸多要素，是艺术活动中所有因素所构成的整体艺术世界。在审美客体中没有内容和形式的严格区分，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和伦理的等意识形态内容必须转化为形式，并表现为艺术形式才能具有审美价值，而这一转化也就使形式本身变成了内容。审美效果的达成不仅仅依赖于形式，还包括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二者的相互融合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如果说韦勒克的“审美效果”还局限在形式主义的范畴之内的话，巴赫金的“审美客体”概念则已经超越了形式主义。尽管诸多理论家对黑格尔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模式的反思和替代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但是他们对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模糊性和互渗性的分析对詹姆逊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詹姆逊还对席勒的思想极感兴趣，并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列专章来讨论席勒及其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詹姆逊认为“席勒的体系与其说基本上是一个美学的体系，还不如说依然是一个政治的体系：对他来说，美的重要性在于审美经验为未来的真正的政治和社会自由提供切合实际的训练的可能性。”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For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90
而席勒的这种政治体系的实现则是通过对审美和游戏的内在机制，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分析来实现的。席勒认为形式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审美）冲动而加以弥合。在审美过程中对“形式和物质（matter，即内容—引者注）的双重愿望都能够得到满足”。詹姆逊认为，席勒的“这种冲动的对象，即纯粹表现（appearance，Schein），本身同时既是形式又是物质，并在你寻求物质的地方变成形式，而在你寻求形式的地方变成物质。” Ibid., p.89
只有在游戏，即审美活动中人的自由本质才能够得到实现，而这种游戏过程本身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融合。因此席勒指出，“美只是一种形式的形式，而且那通常称作它的材料（内容）的东西，势必被视为已经赋予了形式的材料（内容）。” Ibid., p.401
詹姆逊把这段话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结尾小节的题记，足以看出它对其思想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他对形式与内容的再思考从此时已经开始了。他的“内在形式”的提出就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席勒美学思想的一种拓展。不同在于，詹姆逊把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作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一部分，形式与内容的相互转化成为文本释义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这两个方面，詹姆逊更加看重的是对形式的分析，因为内容本身从本质上来说已经直接具备了意义。内容中的意义是已然存在、显而易见的东西，因此不需要花大气力进行分析。而形式则不同，形式中的内容极为隐蔽，必须通过释义才能够得以发现和理解。
如果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使詹姆逊看到了形式的意识形态性和革命性，形式主义者对黑格尔的形式—内容二元论的反思加深了他的思考，席勒让他看到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那么结构语言学家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则让他发现了二者之间更为复杂的结构。根据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的看法，一种形式可以拥有自己的内容，这种内容区别于事件、人物和场景等内容，在一个特定作者修改形式以再现一种现实的过程中，事件、人物等内容可能充满形式。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第207页
也就是说，在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中，形式中有内容，内容中有形式，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形式，什么是内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体裁、文体、句法、修辞就是形式，而人物、故事、情节就是内容。可以说，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形式就是内容；反过来说也成立，现代主义作品的内容就是形式本身。在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中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会导致一种歪曲。形式与内容是互为条件的。因此，解决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的唯一办法不是仅仅抓住一方而抛弃另一方，而是将这种对立进一步复杂化，并且分析二者之间的交叉和互渗关系。在叶尔姆斯列夫的两组二元对立，即表达/内容和形式/材料的分析模式的启发下，詹姆逊提出了自己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模式。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把这种模式用一个图表来表示：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47.

表达（expression）： 文类的叙事结构
形式（Form）
内容（content）： 文类模式的语义的“意思”

表达（expression）： 意识形态素、叙事范式
材料（Substance）
内容（content）：社会的和历史的原材料
从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形式和材料各自都有自己的表达和内容。在新近出版的著作《现代主义论文集》中詹姆逊把这个图表进一步明晰化，从而将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转变成由四个术语构成的四项对立： Fredric Jameson, The Modernist Papers, London: Verso, 2007, p.xiv.

形式（form） 内容（content）
内容 内容的形式（form of content） 内容的内容（content of content）
形式 形式的形式（form of form） 形式的内容（content of form）
这四种组合已经穷尽了形式与内容之间可能构成的所有情况。詹姆逊认为，“从实践角度来看，其中的每一个组合或观点都反映了一种文学批评类型，它们各自在具有自己的有效性的同时也具有自己的内在局限性；从某些外在边界（outside boundary）的角度来看，在从描述（description）向处方（prescription）的滑动中，每一种组合都将为作家设置一个用以遵循的特殊的美学和程序。” Ibid., p.xiv. 詹姆逊认为，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构成的这四种可能组合各自代表了一种文学批评类型。他对这四重组合的分析是以从内容的内容、内容的形式、形式的形式到形式的内容的顺序进行的。他仅仅对前三种情况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描述，而把第四种作为克服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所出现的极端化倾向和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他说他的分析是一种由描述向处方的滑动。
内容的内容指的是一种尚不具有实际的文学形式的社会和历史现实，或者说内容还处于无法表达（inexpressible）和尚未定型（unfigurable）的阶段。内容的形式是作家用以将这种无形的、原生态的现实，也包括抽象的观念，表达出来的具体的文学语言和艺术形式。比如狄更斯以小说形式反映贵族阶级的生活。即使没有小说，这种生活也存在，但是它却只能是无形式的，而小说则使这种内容的内容具备了审美的形式，从而转化为艺术对象。一旦作家赋予了无形式的内容以形式，那么这种内容的形式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任何东西。而形式的形式则是那种纯粹的无内容的纯形式，是康德所说的作为纯粹美的形式。詹姆逊认为，对内容的内容和形式的形式的过分强调代表了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两种极端倾向。可以说，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现实和经济基础简单等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和简单的实证主义属于前者，而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则是后者的代表。绝对地指向内容会走向自然主义，而绝对的形式主义则使艺术成为唯心主义和虚无飘渺的东西。那么，要超越这两种极端化倾向，就必须走向第四种情况，即关注形式的内容。现代主义表面上强调的是艺术形式的变革，但是它那变异的艺术形式下面隐藏的则是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内容。詹姆逊之所以对现代主义艺术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他对现代艺术的形式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揭示出这种形式中的内容。詹姆逊把第四项，即形式的内容（形式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学艺术批评中形式与内容的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