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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
——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收稿日期：2003-1-20
作者简介：许檀（1953— ），女，天津市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为“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系列研究之一，目前已完成的个案有《清代河南的商业重

许 檀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洛阳商业的兴起约在康熙年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它不仅
是河南府的商业中心，也是陕甘地区与中原及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
要通道。嘉道年间汇聚于洛阳的行商、坐贾当有千家，年经营额估计
可达四五百万两。
关键词： 洛阳 潞泽会馆 山陕会馆 捐资

洛阳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东汉、北魏曾为国都；隋、唐两代建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又称东都。它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经济都会。此后由于政治地位的丧失，洛阳城市经济明显衰落了。清代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商品流通的扩大，洛阳商业有较大的发展。关于清代洛阳的商业状况，文献记载较少。不过，山陕商人在洛阳修建的两座会馆较完好地保存下来，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前往调查，抄录了一批有关该会馆创建、重修的碑铭。本文主要利用这些碑文资料，镇周口》（载《中国史研究》2003年1期）、《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清代河南的北舞渡镇》（待刊稿）等。
这批碑文主要有：洛阳潞泽会馆乾隆二十一年《关帝庙新建碑文》、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关帝庙潞泽众商布施碑记》、嘉庆二十年《老税数目志》；山陕会馆道光十五年《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捐款碑》（该碑无碑名及年代，全碑开列600余家店铺名号及捐银数目）、道光十八年《东都马市街山陕西众商积金建社碑记》、道光二十六年《襄陵帮捐银叁百两整》碑、咸丰二年《山陕会馆关圣帝君仪仗记》等，以下引用各碑只列碑名。
对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进行个案考察。

（一）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清代为河南府府治所在，以洛阳县为附郭。乾隆年间，洛阳商业已有较大的发展。据《河南府志》记载，清初洛阳府经历司征收老税银53.913两，牲畜税银52.791两，乾隆年间增收盈余银636两；洛阳县，清初征收的老税银只有3两，到乾隆时新增税银208两，另有盈余银1038两（乾隆《河南府志》卷24）。道光年间的记载称：“东都四达之府，西接崤函，北望太行，为秦晋门户，两省懋迁之畴盖萃于兹”（《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
洛阳城南临洛水，北靠邙山，南关之外是该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其中仅马市街就聚有商业店铺数百家（详下）。纸坊街可能是造纸作坊的聚集之所，亦或也有销售外来纸张的店铺汇聚于此。清代山陕两省商人所建会馆即坐落南关外。东关之外是另一商业区，山西商人所建潞泽会馆坐落于此。《洛阳县志》称：“山西东会馆在东郭，山西西会馆在南郭，并祀关帝”（嘉庆《洛阳县志》卷17），指的就是这两座会馆。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考察。

先看潞泽会馆。该会馆始建于乾隆九年，为山西潞安、泽州二府商人集资共建，位于洛阳城外东南隅，即《县志》所言之东会馆，又称关帝庙。会馆建筑有大殿、后殿、舞楼、钟鼓楼、东西廊房等，[1] 现为洛阳市民俗博物馆。
乾隆二十一年《关帝庙新建碑文》记言：“洛阳城外东南隅之关帝庙，建自潞泽商人崔万珍等，规模宏远，状貌巍峨，极翚飞鸟芽之奇观，穷丹楹刻桷之伟望，捐金输粟，取次成功”。乾隆二十四年《建修关帝庙潞泽众商布施碑记》镌刻了参与集资的商人商号及其捐银数额，从该碑所镌商人姓名远远多于商号名称看，捐资者中行商所占比例可能较大。从大多数商人商号捐资额都有尾数来看，集资采取的主要应是抽厘方式，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商人商号乃至行业属于认捐。 抽厘或是认捐，从捐资数额可加以区分。认捐一般都是整数，抽厘则即便数额很大多有尾数，如萧立盛捐银2038两、刘玉成捐银624两3钱等等。
从行业分布看，计有绸布商46家、布商38家、杂货商14家、广货商12家、铁货商5家、扪布坊53家、油坊57家，合计225家，共捐银36224两5钱。其中，绸布商捐银27000余两，布商捐银6100余两，绸、布两业合计已占全部捐款的90%以上。此外，所谓“扪布坊”应是对布匹进行加工整理的作坊，若再加上这53家作坊，经营绸、布两业者合计137家，占捐资商人商号总数的60%以上。显然，绸、布两业是潞泽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表1是乾隆年间潞泽商人捐银的分类统计，请参见。

表1 乾隆年间创建潞泽会馆捐资商人商号的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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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分类 商号数 占总数% 捐银（两） 占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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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 布 商 46 20.5 % 27033.7 74.63%
布 商 38 16.9 % 6103.1 16.85%
杂 货 商 14 6.2 % 1100.0 3.04%
广 货 商 12 5.3 % 1012.0 2.79%
铁 货 商 5 2.2 % 398.5 1.10%
扪 布 坊 53 23.6 % 337.2 0.93%
油 坊 57 25.3 % 240.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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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25 100.0% 36224.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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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建修关帝庙潞泽众商布施碑记》统计。

该碑所镌商人商号中，捐银最多者为祁永兴3000两，并捐地10亩；该商号的伙计又单独捐银1300两，合计为4300两；伙计捐银高达1300两，显然这家商号的规模绝非一般。此外，捐银超过1000两的还有7家。表2所列是这8家商人捐资数额及其经营额的折算。其中，除董鉴新一家经营布业外，其余7家均为绸、布兼营。碑文未记载此次集资的起讫年代，不过潞泽会馆始建于乾隆九年，乾隆二十一年落成立碑，前后为12年；若以乾隆二十四年刊立《建修关帝庙潞泽众商布施碑记》计之，则为15年。这里以1‰的抽厘率， 洛阳会馆各碑均未言及抽厘率，这里参照周口会馆的抽厘率,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
按15年平均计算，八家商号中年经营额最低者为7万余两，最高的祁氏商号为20万两，合计为98万余两。以同样的方法折算，乾隆年间潞泽商人的年经营额为240余万两。

表2 捐银1000两以上的八家绸布商及其经营额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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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人 商 号 捐银（两） 折合年经营额（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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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布商祁永兴 3000 200000
祁永兴伙计 1300 ——
绸布商萧立盛 2038 135867
绸布商侯公盛 1753 116867
绸布商祁新沧 1600 106667
绸布商崔永升 1550 103333
绸布商杜鸿盛 1218 80133
布 商董鉴新 1202 81200
绸布商魏永泰 1075 7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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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4736 98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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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1。

再看山陕会馆，即西会馆。该会馆位于洛阳县城南关之外洛水北岸，为山西、陕西两省商人所共建。道光十五年《东都山、陕西会馆碑记》记载：洛阳“城南郭外有山陕西会馆一区，创自康熙雍正间。计什一之盈余，积锱累铢，殆经始十有余载而后成功。……嘉庆中，雨风剥蚀，颇有倾颓，两省之人惧其湮废，重葺而新之，经营又廿余年”，至道光十五年竣工。其建筑有山门、照壁、正殿、拜殿、牌坊、舞楼、东西门楼、修廊、配殿、官厅，以及香火僧住房等，“俱依旧式”重新修整，“计赀凡二万五千有奇”。依据碑文所言，山陕会馆始建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落成，历时十余载；而此次重修，自嘉庆年间至道光十五年，更长达20余年，耗银25000余两。该碑开列了此次重修会馆的董事，计有：元亨利、泳盛▅、隆兴西、合盛顺、义兴隆、合兴涌、魁盛永、元益当、兴盛郑、义新盛、李元泰、永合源、兴隆合、永盛郑、大聚隆、永兴通、仁和德、义成生、新和荣、泰成豫、协盛玉、张元发、敬盛允等，共23家。除两省商人参与集资之外，河南府知府陕西长安李裕堂、洛阳知县山西介休马懿二人也分别捐银800两和500两。
在该会馆院中有一块捐款碑，列有652家商号的捐资数额。其中捐银最多者为义新盛640两，最少者仅只一钱。该碑无年代记载，不过在上列23家董事中我们至少找到19家的捐资记载，估计应就是此次重修会馆各商号的捐款清单。表3所列是这19家董事的捐银数额，表4为该碑所镌全部捐资商号的分类统计，请参见。

表3 嘉道年间重修山陕会馆19家董事捐银数额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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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名 捐银（两） 商号名 捐 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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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新盛 640两 元益当 120两
义成生 610两 魁盛永 120两
元泰当* 490两 永合源 85两
元发当* 470两 敬盛允 80两
元亨利 450两 仁和德 73两
泳盛▅ 310两 兴盛郑 66两
协盛玉 219两 大聚隆 65两
永盛郑 182两 合兴涌 65两
义兴隆 146两 永兴通 63两
合盛顺 13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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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山陕会馆《捐款碑》。
* 李元泰估计应就是元泰当的老板，张元发应就是元发当的老板。
** 和盛顺、和盛兴两家共捐银268两，这里以1/2计之。

表4 嘉道年间重修山陕会馆捐资商号的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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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商号数 占总数% 捐银（两） 占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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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两以上 28 4.3% 6592.0 50.74%
50 - 97两 34 5.2% 2045.0 15.74%
10 - 47两 138 21.2% 3147.0 24.22%
1 – 9两 329 50.4% 1148.8 8.84%
1两以下 123 18.9% 59.1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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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652 100.0% 12991.9 100.0%
马市街众号复捐银 — —— 3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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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计 — —— 133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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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据山陕会馆《捐款碑》统计。

需要注意的是，表4所列652家商号捐银合计为13350余两，仅相当于重修耗资“二万五千有奇”的一半。看来此次会馆重修，或者除上述商号集资之外还有其他大宗资金来源，如房地产收入、借贷利息等；或者另有其他商人的捐款碑，我们未能见到；亦或二者兼而有之。
笔者的上述估计可以得到部分印证。在该会馆院中我们还见到一块石碑，上首书有“道光二十六年菊月吉旦”，中间一行九个大字“襄陵帮捐银叁百两整”，落款为“经手人：元亨利、义成生仝立”。捐款未说明所由，不过经手的两家商号元亨利、义成生都是道光十五年碑文所列重修会馆的董事，故我们推论此项捐款也属重修会馆的集资。所谓“襄陵帮”应是山西平阳府襄陵县往来于洛阳的商人，即行商；而作为经手人的元亨利、义成生两家商号应属坐贾，其籍贯可能也是襄陵。对此碑的分析提示我们，重修山陕会馆的集资方式或与前述潞泽会馆不同，是坐贾、行商分别进行的。表4所列652家商号当只是坐贾的集资，故较之25000余两的总额缺少将近一半。如果这一估计不错的话，参与此次集资的行商、坐贾可能超过千家。
此外，道光十一年马市街山陕众商曾为每年四月举行的关帝祭祀活动发起专项集资。此次集资“始于道光十一年，迄于十八年”，参与集资的商号计有260家，共捐银1923两4钱（《东都马市街山陕西众商积金建社碑记》）。道光三十年秋，“陕西西安、同州二府布商”为给会馆添设仪仗发起了另一项集资，参与集资的布商计有44家，共“捐凑厘金”507两6钱6分。他们用这笔款项制作了全套仪仗、祭器以及“金珠花烛绣龙桌围，一切应用之器莫不悉备”（《山陕会馆关圣帝君仪仗记》）。

二
以上考察中我们看到，绸、布两业是洛阳商业中的重要行业。乾隆年间潞泽商人经营绸布业的商号、作坊有130余家，修建会馆的捐款90%以上出自其中。陕西商人可能经营棉布业者数量较多，道光年间洛阳至少有西安、同州二府商人开设的布铺40余家。嘉庆二十年洛阳地方政府曾为该城的绸、布商铺重新规定税额：“梭布铺一家，每年纳老税银七两六钱五分；绸缎铺一家，每年纳老税银七两二钱”；按春秋两季缴纳。并专门“砌石记之，以垂不朽”（《老税数目誌》）。 即便以绸缎、梭布铺共100家计算，此项税收已达七百数十两。乾隆年间，河南府经历司额征商税银不过700两，洛阳县全县商税也只有1240余两。绸、布两业所纳税银，无论对于河南府还是洛阳县都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税收。
潞绸是山西著名丝织品，与汴绫、临清帛幔同为北方丝绸名产，洛阳输入的绸缎中可能有一部分来自潞泽商人的家乡。不过清代潞绸产量十分有限，洛阳市场上的绸缎主要应是从江浙等南方数省输入的。
聚集于洛阳的绸缎布匹并非仅供本地消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销陕甘二省的。乾隆年间的记载称：陕西一省“绸帛资于江浙，花布来自楚豫”；[2](卷28，P690) 同治年间陕西巡抚蒋志章也说：“潼关冲要，行旅必经。……东来皖豫各贩，以绸缎、南杂各货为大宗；川甘东去之商，以水烟、药材等物为巨贾。”[3]（P600） 经由潼关进出陕西的各种商品，必经洛阳转运。从江浙北上的绸、布等货至洛阳，大致有两条路线：其一，由运河北上，溯淮河、颍河至河南周家口，转沙河抵北舞渡，然后陆运洛阳；其二，由长江溯流而上至汉口，转汉水抵赊旗镇，由赊旗起旱北上抵洛。
洛阳市场上的棉布更多地来自河南本省以及相邻的湖北。河南主要的棉布产区，一在黄河以北的河南、怀庆二府。如孟津、孟、温等县都是棉布产区，尤以“孟布”最著，乾隆《孟县志》记载，“孟布驰名，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以至“车马辐辏，廛市填咽”（卷4）；孟津县“邑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商终年坐贩邑中”（嘉庆《孟津县志》卷4）。 洛阳本县也产棉布，还有棉线、棉带、锦布、印花布等纺织品（乾隆《洛阳县志》卷2）。 另一商品布产区在南部的汝宁府，以正阳县陡沟店所产最盛，“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昧爽则市上张灯设烛，骈肩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布匹销售范围“东达颍亳，西达山陕”（嘉庆《正阳县志》卷9）。 此外，河南中部许州之五女镇产红绿布，“每匹一丈六尺，染以红绿色，行销秦、晋两省极多”；在清代最盛之时，该镇有“染工二三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商之需”（民国《许昌县志》卷7）。 来自湖北的棉布主要产自汉阳、孝感、应城、云梦等县。如孝感棉布多为“西贾所收”（光绪《孝感县志》卷5引旧志），汉阳布则是“秦晋、滇黔贾人争市”（同治《续辑汉阳县志》卷9）。云梦县是湖北棉布销行西北的重要转运中心，“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改捆，捆载出疆，历久不变色”，否则“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霉暗”。云梦县城内“宽间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道光《云梦县志》卷１）。
杂货和广货也是洛阳商业中的重要行业。潞泽商人业此者有20余家，其他商人从事此业者可能更多。所谓杂货涵盖范围甚广，茶叶、纸张、瓷器、糖、酒、果品、香料、烟草、药材、皮毛制品等，均可包括其中。如汉口市场上，茶叶有“六安、武夷、松罗、珠兰、云雾、毛尖”，来自安徽、福建；纸张有“绢笺、松笺，来自杭州、松江”；竹连纸、切边纸、表青纸，来自湖南；金榜纸、卷连纸、改连纸，来自江西兴国；酒如“木瓜、惠泉、若露、百花、桔酒，来自江南；绍兴来自浙江”等；这些商品均属“南杂各货”。至于来自广东、福建以及外洋的冰糖、洋糖、结白糖、胡椒、苏木、乌木、沉香等，则可称为“广货”。[4]（卷1，P35-36） 在《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一文中我们曾详细考察了茶叶、纸、糖等货从产地经汉口、赊旗转销各地的路线。经由赊旗转运的茶叶、纸、糖等杂货都有一部分运销洛阳，《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有从赊镇雇马车运货至洛阳的定规：“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回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5]（P502）
皮货、药材、水烟等是陕西、甘肃两省输出的货物，也多经由洛阳转运。皮毛制品是陕西的主要特产，如泾阳县“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齐聚不下万人” （卢坤《秦疆治略》泾阳县）；大荔县“聚各色生皮，熟成，四方商贾多来售者”，“每年春夏之交万贾云集”；当地商人“挟赀远贾，率多鬻皮业”（乾隆《同州府志》卷11，道光《大荔县志》卷6；乾隆《大荔县志》卷3）。陕西皮毛商在赊旗、汉口都很有实力，在洛阳当为数更多。洛阳本地也多皮毛产品，如皮衣、皮裤、皮靴、毡帽、毡袜等（乾隆《洛阳县志》卷2）。大黄是陕西所产著名药材，乾隆末年的一份奏报称：“大黄产于陕西，聚于湖北汉口，向来多系江西客人由楚贩来福建省城及漳、泉等郡发卖销售。”[6]（P1127） 福建的药材行户也说，“各样药材俱由江西樟树镇贩运来闽销售。但江西亦不产大黄，闻得陕西泾阳县为大黄汇集之所，转发汉口、樟树等处行销。”（《清高宗实录》卷1382） 大黄从陕西到汉口应是经由洛阳、赊旗转运的。水烟，为甘肃特产。王訢《青烟录》卷8记言：“水烟者，起于甘肃之兰州。兰州五泉山下产烟草，既制，必隔水吸之，入腹而后吐，醉人尤易”。“初时人畏其力猛，食者绝少，渐自秦而晋，而豫，而齐鲁燕宋，大江以南，今且遍天下无不至矣。” 同治年间开封山陕会馆的集资中“水烟行”捐钱60千文（开封山陕会馆《重修后道院碑记》）。
棉花是洛阳及河南府输出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销往陕甘二省。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记述：“河南府地区主要贸易品为棉花，此间各种输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据说棉花的买卖终年不断，（洛阳）城内的交易额每天平均约一万两。主要是输往陕西和甘肃，输往山西及湖北的数量较小。”[7]（P426） 油料也是洛阳输出的重要商品，有麻油、草麻油、菜子油、红花子油、芝麻油等数种，“土产至广，邻省资之”（乾隆《洛阳县志》卷2）。 榨油业是洛阳重要的手工业，乾隆年间仅潞泽商人开设的油坊即有50余家，全城油坊数量可能更多。

* * * *

以上我们依据会馆碑刻资料对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进行了考察。从山陕商人所建两座会馆的创建、重修过程可以推论，洛阳商业的兴起约在康熙年间，清代中叶达到鼎盛。嘉道年间汇聚于洛阳的山陕两省行商、坐贾当有千家，如果加上其他省份的商人，为数更众。
绸缎、布匹、杂货是洛阳商业中最重要的行业。洛阳不仅是河南一府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陕甘地区与中原及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洛阳输入商品以绸缎布匹及南方杂货为大宗，其中相当一部分转销西北；洛阳本地向西北输出商品以棉花为大宗，向南方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西北所产皮毛、药材、水烟等货。
秦、晋二省与洛阳相邻，故洛阳商人以此二省为多；其中，又以潞泽商人实力最强。前文我们据潞泽会馆的集资金额折算，乾隆年间潞泽商人的年经营额为240万两，嘉道时可能还有增长。嘉道年间山陕会馆的重修共集资25000余两，同样以1‰的抽厘率，按25年平均计算，折合年经营额100万两。此外，在洛阳经商者当不止这两省商人。参照周口和赊旗的商业规模，我们估计清代中叶洛阳商业的年经营额至少可达400-500万两。更准确、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

参考文献：

[1] 洛阳市民俗博物馆. 潞泽会馆简介 [ J ] . 文史研究，1995（1-2），9-11.
[2] （清）贺长龄. 清经世文编 (卷28) [Z] . 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Z ] . 北京：三联书店，1957.
[4] （清）章学诚. 湖北通志检存稿（卷1） [ Z ]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史若民、牛白琳.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 [ M ] .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6] 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 M ]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7] 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Z ] . 北京：三联书店，1957.

该文刊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