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我认识的王选.doc

我认识的王选

今年年初，《南方周末》评选出2002年度感动中国的十位杰出人物，王选名列其中。其后，中央电视台也组织了同样的评选活动，王选之名，亦列之内。接着，2月24日，由中国妇女杂志社主办的2002年度“《中国妇女》时代人物”评选揭幕，当选者也是十人，王选复又当选，且名次提升到第二位。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华福周在“《中国妇女》时代人物”评选揭幕仪式上说这次当选的十位女杰，“以女性特有的韧性、胆识和才干，在不同的领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并影响着女性群体追求的脚步。她们的当选说明，奋斗、奉献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自强奋斗、奉献社会的价值观仍为社会所认可。”我理解，这番话不仅就女性而言，它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同样具有意义。
我是四年前认识王选的。1998年10月中旬，我应邀出席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和太平洋人性教育及国际正义研讨会”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第三届年会”。这次会议的会场设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校园里。会议的内容正如这个团体的名称一样，以“维护抗日战争历史事实”为使命。不知为什么，国内对这个团体宣传的很不够，然而它却是以北美地区中国华侨为中心，并有台湾、香港等地华侨参加的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性组织，成员都是在美多年，已取得成就的白领，如大学教授、商界经济界人士等。众所周知，在海峡两岸对立的时期，分布在各地的华侨也分成大陆派与台湾派，不过这个团体却打破了意识形态界线，只要是赞成“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不管是倾向中共还是倾向台湾，都可以成为它的会员。正因如此，“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迅速壮大起来，影响也日渐广泛。
这次会议与以前举办的几届一样，也是围绕澄清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为主题。根据会议安排，发言分作两个部分，一是从学术角度对中日关系的反省，其中有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的《从中国看日本的民族特性以及中日两民族的未来发展》，加拿大《明报》加西版编辑丁果的《日本政经现状对索赔运动的影响以及克服中国人惧日心态》，日本北山敏博、林伯耀的《“自由主义史观”及其用心所在》。大陆去的三位学者中，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袁成毅带去的论文是《中国近代对日战争赔款述论》、《近代中国向日支付战争赔款总值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低限度伤亡人数之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苏智良教授的论文是《中国大陆慰安妇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展望》。我报告的《略论抗战文艺及其社会教育意义》，是参加刘大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一书时，撰写的抗战时期文学艺术部分之缩写。
会议发言的第二部分是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其中湖北黄冈袁竹林女士和菲律宾维兰妮、韩国金顺德三人控诉了她们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悲惨情景。台湾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何碧珍报告了台湾慰安妇索赔运动的现状与展望。香港索偿协会会长吴溢兴报告了《日本政府用强迫手段发行日本货币及军用手票》。王选以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名义，报告了《日军细菌战受害诉讼原告团组织、活动及其意义》。
就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个头不高，但充满生气的王选。也第一次从这次报告中知道1997年8月11日，在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1998年2月16日、5月25日、7月13日，原告代表三次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时陈述意见。为了配合这次诉讼，1998年1月在浙江省义乌市召开了第一次有浙江省江山市、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湖南省桃源市、常德市等原告代表、受害者代表、调查组织代表参加的诉讼工作会议。同年3月，原告团方面的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律师鬼束忠则、西村正治出席了在常德市召开的第二诉讼工作会议。4月，出席在义乌召开的第四次工作会议的还有日本辩护团事务局局长濑敬一郎、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等。至多伦多会议前，原告团已经向日本总理府、防卫厅及日本社会发表了声明，接受了记者采访，参加了日本各地的诉讼与作证报告会，参加了日本朝日电视台、英国BBC电视台、美国历史频道关于日军细菌电视记录片的摄制，以及参加了在美国、加拿大巡回展出的日军731部队罪行图片展览等。此外，他们还计划开展历史教育，组织图书出版，建立纪念碑、筹建纪念堂、筹备纪念日等活动。
王选在报告中还特别介绍了诉讼的意义。为了清晰表达，特转引王选报告如下：

日本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反人道的战争犯罪，也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国家隐蔽的犯罪，这一违反国际公约的战争犯罪，在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上没有受到审判，细菌战战犯被“免责”。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细菌战历史事实，不公开有关资料，不承担细菌战战争责任。
细菌战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补救的破坏，细菌战战后十年来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受害地区还在继续对当年细菌战引起的疫病进行防疫。由于细菌战的特殊性，日本政府不公开资料，使许多受害真相难以调查搞清，危害无法挽救。
由于日本政府战后以来，对细菌战战争犯罪的隐蔽和不承认，使得细菌战战争责任在历史上遗留下来，成为日中两国面临的、至今尚未解决的日本战争责任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会影响日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正义，保护和平。中国的战后一代有责任也有义务，追究日军细菌战战争责任，维护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作为人的权利的尊严。
原告团的组织、活动是在日本律师辩护团、日本诉讼支持市民团体“澄清会”的相互团结、协助、支持中产生并具有意义的。中国原告团有组织有意识地，主动积极参加并参与全部诉讼过程。中国原告团与日本律师辩护团、日本诉讼支持市民团体“澄清会”在平等基础上的共同努力，使这场诉讼作为日中两国人民克服战争创伤，克服历史隔阂，共同追求真理与正义，追求和平未来的过程，而具有历史意义。

当时，王选知道我回国后马上就要去东京的庆应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于是请我参加11月9日在东京都地方法院的开庭。10月24日，我回到北京，匆匆收拾了行李，于28日赶往东京。11月9日星期一，中午接到王选电话，告诉我从麻布去霞关东京都地方法院的路线。
那次开庭是下午3点30分，根据法庭大厅的告示牌，我知道细菌伤害事件的审理在第二场所，随到门口领取了入场券。法庭是一间比较大的屋子，中间有一个档板，将全场划为两半。一半的正中央是法官席，两则为原告席、被告席，中间是申诉台。档板的另一边，是听众席。听众席共六排，前三排为记者专用，旁听坐在后三排。
下午3点35分，细菌伤害事件开庭。三位穿着黑色法官服的法官，从法官席后面的门进入，全场起立。在原告席上，坐着三个人，除了王选外，另两位是日本律师。坐定后，先由原告宣读告诉状，三人依次宣读。读毕，被告方中有一人起来说了几句。我本来以为接下来应该是辩论，没料想法官便宣布休庭，12月20日再续庭。这次审理就这样结束了。
旁听这次开庭的中国人不多，加上我，只有五人。其中三位是从后乐寮来的中国留学生，一位来自敦煌研究所，一位来自西安杨林开发区，一位来自福建某县政府。还有一位是从台湾来并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女士，曾三次当选为全国人民大会代表。散场后，我们在一起谈了些事，主要是如何动员中国政府出面支持他们索赔诉讼。当时，由于中国政府已声明不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款，所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些外交官虽然对细菌伤害事件的诉讼表示理解，但未公开介入。我们的共同看法，是索赔诉讼要从全局把握，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时，诉讼可以起敲边鼓的作用，中国政府也许不会制止；但当中国政府考虑到要争取日本时，便会遵守毛泽东说的不要赔款的诺言。因此，完全从被伤害者的角度要求中国政府支持，或者写请愿书等，都不大实际。记得王选也表示，她主要希望中国华侨，特别是后乐寮的中国公派留学生能够支持，因为他们不会在日本长期居住，无后顾之忧。
1999年1月，我的指导教官庆应大学法学部长山田辰雄教授告诉我，法学部将要召开日中关系讨论会，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姬路市的王选，她听说后表示也想与会聆听。于是，当山田先生委托我代表他到成田机场接国内来的四位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问及教授、国防大学党政教研室主任何理教授、复旦大学余子道教授、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教授）时，我婉转地向他转达了王选想参加会议的要求，山田先生非常痛快地表示欢迎。山田是日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家，日本天皇访问中国前，曾特地请他到皇宫咨询有关事宜。山田并不认识王选，也许此前从未听到过她的名字，不过他可能至今也没想到，由于他的同意，使王选第一次见到了这么多第一流的中日关系学者。
那次中日关系研讨会是1999年1月30日星期六召开的，由于山田先生的地位与声望，会议的出席者不仅有东京周围的学者，也有特意从京都、大阪赶来的学者。他们中有些属于长期主张中日友好的左翼人士，有些则是右翼言论的代表者。发言时，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秦郁彦说卢沟桥的第一枪不是日本士兵打的，引起中国学者的反驳。王选原本不是学术圈的人，但好像过去与秦郁彦等右翼有过交锋，因此会后她对我说有些人对她到会感到意外。
王选家住在兵库县的姬路市，为了细菌诉讼，几乎每个月都要经过神户、大阪、名古屋来东京，往返路费、住宿都是自掏腰包，这在日本高消费的条件下，的确是很大的负担。她担任中国细菌受害者原告诉讼团的团长，是完全自愿的，而且“中国细菌受害者原告诉讼团”这个名字，也是她想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只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而已。
1999年2月15日是中国的除夕。这天，我结束了对广岛中国现代史研究会诸位学者的拜访，带着女儿于归途中来到姬路。我来姬路，是王选盛情的邀请。她说姬路城很有名，是世界遗产，既然路过，应该看看。当时，我虽然急着赶往京都与已经到了那里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会面，但仍决定挤出几天到王选家看看。
到王选家时，她爱人赵善林热情地接待了我和女儿，而王选本人还在东京为细菌诉讼事奔走。本来，我们约好当天她从东京赶回来，可到了晚上，王选来电话，说事情太多离不开，第二天才能回来。16日，中国的大年初一，晚上王选终于赶回来了。这段相处，使我对王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王选的爱人赵善林，出身运动员，原任浙江省男子排球队队长。一次，排球队到杭州外国语学校进行表演，认识了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的王选，两人情投意合，结为连理。后来，赵善林因腰部受伤退役，到杭州大学任体育教师。不久，日本到中国招收留学生，赵善林通过考试，获得留学机会。其后，王选也到了日本，进入很有名的筑波大学英语系，攻读英语硕士学位。她在国内本来就已经是英语教师了，现在又专攻英语，故很快就显露头角。这些经历，使她熟练掌握了英语、日语两种语言，这为她为细菌伤害者做诉讼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不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她都如鱼得水，发挥自如。
赵善林留学时，与同班的一位日本学生非常要好。这位日本学生的父亲曾是姬路市的市长，现在姬路火车站对面直通姬路城的宽阔大街，就是他父亲任市长的政绩。毕业时，那位日本同学想回家乡开办一个公司，邀请赵善林共同创业。于是两人白手起家，办起了贸易公司。王选的家，自然也就在姬路建立起来了。
王选的家不大，说起来是两室一厅，可除了客厅稍大些，两间卧室都很小。屋子的大部分被生活用品的书籍占用了，而且摆放的有些零乱。可想而知，整日为中国细菌受害者奔波的王选，怎么会有时间收拾小家呢。
我曾问过王选几个问题，一个是她整天在外面跑，爱人会不会有意见？还有一个是，人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要孩子？一个是总是这样跑下去，靠什么生活？这些问题，我想也是每一个关心王选的人都会想到的。
王选的回答是：赵善林对她的事很支持，两人各干各的，从未发生冲突。说到这儿，王选笑着说，也许他的年纪比我大，他总把我当作小妹妹，让着我吧。关于孩子问题，王选说也想过，特别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不想也不可能。可是，为中国伤害者争取公理，毕竟得有人出头，浙江义乌是她的家乡，义乌的父老乡亲受到如此残害，她不能不站出来。坦白的说，自己要不干了，怕是一时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接替。
至于生活问题，她说自己还有份工作，给一家日本公司打工。日本人非常喜爱甜食，其中对红小豆做的豆沙更是情有独钟。日本的红小豆是从中国东北引进的，为了大量生产符合日本人口味的红小豆，这家公司与黑龙江农科院合作，在中国东北进行红小豆的种植试种。公司将与黑龙江农科院联系的工作交给了王选，王选每年要到黑龙江两次，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这项工作占用时间不多，公司不但了解而且也理解王选的诉讼，因此可以说这也是正直的日本人，给王选提供的一份宽松的工作。正是有了这份工作，王选才能得到签证，并有所收入。说到这儿，我们真的应该代表中国人感谢这家公司。如果没有这份工作，王选怎么会有财力在东京、北京、纽约、浙江、常德之间穿梭。
我在王选家只住了三天两宿，但由于她常在东京，我们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少的。
我到庆应大学时，山田教授知道我的父母和妻子女儿要来，特意向学校为我租借了位于麻布十番繁华地段的一套两室一厅公寓，还为我准备了摞起来差不多有一人高的被子被套、褥子褥套、枕头枕套和床垫等用品。1999年春节后，父母亲和妻子女儿返回北京，诺大的房间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麻布十番属于东京的都心区，不远的六本木更是使馆云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在六本木）。东京的朋友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住宿条件，于是这套公寓很快成了朋友们聚会甚至留宿舍的地方。
那段时间，王选每次来东京都在我这儿落脚，我的书房也成了她一人使用的“单间”，四个床垫摞在一起，铺上厚厚的褥子，就成为中国式的床了。中间的客厅成为男士们的卧室，高士华（东京大学博士）、商金林（北大教授，时兼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林晓光（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时在立教大学访问）、徐静波（日本一家华文报纸的副总编辑）等，都曾在客厅挤睡在一起。有一次，我们这些朋友相聚，高士华大声说他和王选睡过一个床，这话听起来很容易理解为他和王选睡过觉。其实，是那里常常是王选前脚走，高士华后脚来，于是睡在王选刚刚用过的床，盖有也是王选刚刚用过的被子。这件事，后来演化出好几本版本，笑过之后，让人体会得出这群人的融洽关系。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时，王选总是拼命介绍她的诉讼意义。她说话向来底气极足，而且不容别人插话，只要她在，大家耳朵里灌入的就都是细菌、伤害、诉讼、索赔等字眼。一次，说到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黑龙江建立的731部队，王选说她曾到731部队遗址考察过，看到主要建筑大都拆毁，仅剩下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说到这儿，她十分痛心，口气也顿然加重了许多。王选知道我爱人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就几次希望通过我爱人的关系，将731部队遗址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告诉她，根据文物保护条例规定，国保单位需要首先是省保单位，然后才能申请国家保护。那时，731部队遗址还未列入省级保护，因此我提出首先要设法将其列入省保，然后再申请国保。
我们这一代，都是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父辈的血液里，也流淌着爱国的热血，我的祖父闻一多也是为此而牺牲的。因此，我们和王选在一起的时候，“爱国”两字总是最主要的词语。应该说，我们这些朋友没有一个不被王选的精神所感动，但是说起来很惭愧，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和奉献。
王选的诉讼，得到一些日本正义之士的支持和协助。人们知道，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总是避重就轻，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越来越有恃无恐，愈发猖狂。然而，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一些具有正义感的人士更是令人钦佩。1999年3月上旬，王选再次来东京，说要带我认识一位日本的反战人士。12日，我们来到中野区的中野坂，会见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的上杉聪先生。
上杉先生是反战人士，他和王选一样，也是利用工余时间进行反战宣传活动。共同的事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上杉先生的家在大阪，但为了工作方便，特在东京租了房子设立事务所。那时，日本的漫画家小林出版了一本否认战争责任的漫画集，上杉先生撰文进行了批驳。小林遂向法院告他乱引书中资料，侵犯其著作权。当天下午，法院将就此诉讼开庭审理，在这匆忙之际，上杉仍热情地接待了我，并送我一套他们自费出版的《战争责任研究》杂志（当时出版到22期）。我则答应马上与我们研究所联系，赠送他们一套我们研究所编辑的《抗日战争研究》。事后，我立刻给研究所发出电子邮件，6月初我回国度暑假时，研究所图书馆的万燕女士告诉我，已将近期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寄给他们了。我本人后来没有再见到上杉先生，但我们研究所则与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而这中间的搭桥人，就是王选。
樱花开放的季节，我离开麻布十番，搬到朋友小林基起先生的家。小林的家在文京区小石川，距中国公派留学生聚集的后乐寮只有一站地。那时，为了争取中国留学生的支持，王选常常跑后乐寮。她那为国为家的忘我精神，同样感动着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记不清是那一天的晚上，我们相约来到后乐寮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碰头会。会议的主题，是组织一个委员会，任务是配合王选做好诉讼工作。会上，有人提议让我担任委员会委员，但由于我的访问时期只剩下几个月，所以最后决定我不加入。这个委员会后来做了哪些事，我不太了解，但这件事起码反映了中国留学生对王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