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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观察 仅供内部参考
（第26期 周报）
资源工厂平台QQ群 2012年07月23日
大势观察
二季度经济减速或成中国经济模式性转变的起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减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正在发生的模式转换。中国经济无法再寄望出口爆升或者提升债务杠杆，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今年下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可能继续恶化。工业增加值增速将继续下探，可能跌至8%-9%区域。随着重工业化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财政收入将结束之前十年高速增长，增速降低到个位数；相反，为刺激经济，财政开支增速将会提升至20%附近，导致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冲破1.2万亿-1.5万亿元（包括代地方政府发债），比历史上最高的2009年规模更高。
独立预测
经济态势：快递及人才需求数据反映经济呈结构性变化
一直以来，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多有微词，而“经济转型”可持续增长的呼声一直不绝。今年上半年国际统计局公布GDP增速为7.6%，市场更是一片哗然，因为从发电量、铁路运输以及新增信贷投放等数据看，根本得不出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吻合的结果。
经济态势：关注房地产调控陷入困境之后的稳投资政策
决策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担忧显而易见，即使在二季度7.6%GDP公布以后，温家宝总理仍旧在四川调研时表示“当前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应加大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便是佐证。正如我们早前所提到的，稳增长的关键是在于稳投资，现在看来这已经成为了广泛共识。
经济态势：资本市场政策严重失衡导致A股今日局面
2008年以来,A股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走势基本上完全背离。这四年，经济增长速度维持9%，可是指数却仍在非常低的位置。而美国这四年来，整个经济基本不变，但它的指数却已经回到了历史高位。
政策动向：城际铁路民营化将加速未来大城市群形成
近期，温家宝总理与李克强副总理在多个场合明确表态，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刺激内需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预示着决策层已经观察到，城镇化加速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最强大的引擎。
政策动向：国家财富分配失衡隐忧或催生一系列变化
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一片惨淡之下，2011年个税的大幅超收的确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不过，个税收入、财政收入大大超出GDP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却也隐藏着国家财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隐忧。
政策动向：中国利率完全市场化最晚不会超过2018年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国务院明确提出在2020年前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国际国内都推测中国在2020年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这些都意味着经过十二五的明显进展到十三五中期，我国存贷利率就应实现完全市场化。
产经战略：美国制造企业大规模撤离珠三角难成趋势
近日，媒体报道，大批美企正在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悄然撤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在摇身变为“美国制造”，其中包括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福特公司等。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同样的现象。
油价博弈：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的预期结构影响波动
石油的重要地位也使其价格对消息的敏感度颇高，波动因素因此错综复杂：可以是由全球经济基本面引起的供需变化、美国整体实力下降导致的美元贬值、OPEC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增减产量等等。
海外经验：关注海外成熟产业解决地沟油问题的做法
2000吨产自上海的废弃食用油就将开始它们的“飞天之旅”，在通过报关等手续后，这些油将被荷兰航空的技术人员加工成航空生物煤油。如果一切顺利，荷兰每年可能从中国采购12万吨废弃食用油。
【政策建言】决策层应适时从三方面推进能源行业改革
大势观察
二季度经济减速或成中国经济模式性转变的起点
最新数据显示，未来中国经济前景尚未改善，反而愈加黯淡。短期内，经济增速难以按市场预期在三季度见底，反而会继续下行，未来走势令人担忧。我们预计，今年三、四季度经济增速都将低于7.8%。二季度不是经济底部，而只是“半山腰”。
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下行段，而是整体经济增速轴心的下移。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德里克（2011）的研究，世界经济史上曾经有27个国家或地区取得了连续30年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4.5%的“经济奇迹”，中国是取得这一业绩的最大国家。这些取得奇迹般经济赶超的国家，何时面临经济减速？这是一个经济学家们尚未取得共识的领域。不幸的是，看起来中国有可能正面临这一转折。
多年前，杨小凯与林毅夫曾经有一场争论，即著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现在来看，林毅夫对中国后发优势的强调是正确的。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业绩全球独占鳌头，其最大的动力，正在于中国与全球领先经济体之间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被善加利用。按照我们汇集的数据，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30年，中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不足2%，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陡然提升至6.7%；新千年之后，再次提速到10.2%。经过30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国与西欧人均收入之比从1978年接近1：24快速拉近到1：4。如果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公元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而到201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西欧二战前水平，将落后时间缩短到80年。也就是说，30年时间，中国走过了西欧700年历程。
这样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萨默斯（2003）曾经总结道：“一国的增长率大体取决于三个方面：通过贸易和投资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维持可持续的政府财政和稳定的货币的能力；保证契约的实施和产权清晰的制度环境的能力。目前能同时做到这三点，却没能实现大幅增长的国家还不存在”。
回顾中国30年高速增长，这三个方面中国的确都得了高分。然而，杨小凯所谓的“后发劣势”也并非全然错误。到今年，中国强劲的增长引擎开始出现运转故障，长期增速轴心可能开始下移。这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一个环节是中国的出口引擎开始降档。加入世贸组织、币值低估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令中国出口在过去20年间上升了7倍，雄踞全球第一。在此期间，人民币币值低估一度达到相当程度：1984年至1994年期间平均达到100%，随后直到2005年低估幅度也达到50%左右。但从2005年开始，随着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中国国内通胀水平提升，人民币低估幅度迅速减小，到现在人民币有效汇率已经接近或达到均衡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在低利率环境、全球化、福利政策等因素的支持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消费泡沫，为中国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一条件，如同人民币币值低估一般已经消失。中国出口结构中，一般贸易早已超过了加工贸易，机电产品的比例也大幅超越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前推动出口快速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已经弱化。按照我们的模型预测，未来中国出口增速可能降低到6%-8%。
出口的意义不仅仅是市场，更重要的是对产业升级浪潮的驱动。后者对重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终极动力。新技术以及更高的产业环节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与获利可能，迫使中国经济不断以极高的投资率来固化技术进步。到2011年，资本形成占GDP比例超出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达到惊人的46.9%。与资本形成相平行的是中国经济债务杠杆率的不断提升。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获得优惠金融服务的支持，大量投资于不具备合格内部报酬率的投资项目，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根源，恰恰在此。随着平均出口增速从20%降低为未来的6%-8%，随着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无力进一步放大其债务杠杆，随着各行业过剩产能的逐步暴露，中国的投资与信贷增速出现了拐点。事实上，我们的模型发现如下相互关联的现象：中国重工业化告一段落，重工业与轻工业增速之差有可能从之前2%以上降低到负数（即轻工业增速高于重工业）；信贷余额增速下台阶，从历史均速19.7%降低一半至10.7%；固定投资增速从2002年之后的27.5%降低到17.5%。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减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正在发生的模式转换。中国经济无法再寄望出口爆升或者提升债务杠杆，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我们预测，今年下半年，各项经济指标可能继续恶化。工业增加值增速将继续下探，可能跌至8%-9%区域。随着重工业化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财政收入将结束之前十年高速增长，增速降低到个位数；相反，为刺激经济，财政开支增速将会提升至20%附近，导致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冲破1.2万亿-1.5万亿元（包括代地方政府发债），比历史上最高的2009年规模更高，更糟糕的是，随后数年财政赤字都将维持相当大的规模。中央银行将多次降低存准率以及存贷款利率，并且降息将以非对称形式实施。
唯一的好消息是通货膨胀保持稳定，CPI有望维持在1%-2%之间，PPI也不会再深幅下挫，可能在负值区域停留一段时间。
与2008年相比，这一轮经济下行的特点是外围经济形势稍好，而中国经济体内部的增长动力出现了相当大程度的耗散。2008年年底出口同比增长一度达到-20%，而今年中国出口好歹维持了正增长。然而，2009年时，不管是政府经济体还是民间经济体，都具备充足的扩张动力与不受干预的债务杠杆率，所以一旦政府启动“4万亿”措施，天量信贷与巨额投资随之发生。现在，政府经济体受到债务杠杆率的限制，民间经济体受到经营环境的体制性限制，内生动力微弱。
我们在去年年底已经指出今年形势严峻，而现实是，形势甚至比设想的还要严峻。对中国政府而言，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速已经下台阶。当前经济最大的威胁不是滞胀，也不是通缩，而是增长乏力。中国必须学会与低增速和平相处，花费更多的精力化解低增速可能带来的金融与社会风险。■（资源工厂平台QQ群经济观察组）
独立预测
经济态势：快递及人才需求数据反映经济呈结构性变化
一直以来，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多有微词，而“经济转型”可持续增长的呼声一直不绝。今年上半年国际统计局公布GDP增速为7.6%，市场更是一片哗然，因为从发电量、铁路运输以及新增信贷投放等数据看，根本得不出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相吻合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解释，是节能减排导致中国经济能耗效率提高。对此，市场大多持怀疑态度。但现在诸多现象显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确实正在进行，对于中国经济需要换一个角度看。
钢铁煤炭等“黑粗重厚”周期性行业，上半年确实哀鸿片野。钢铁上市公司上半年财报显示，仅宝钢股份、久立特材、攀钢钒钛业绩同比预增。而在报忧的17家钢企中，14家钢企预告亏损。钢厂普遍反映7月份订单量环比6月继续下滑，下游终端需求难有起色。而煤炭企业由于供大于求，上半年普遍经营困难，下半年估计也难有起色。如果再对照有色、轻工业制造等周期性行业看，经营困难是普遍现象。
但有的行业却是新兴勃发之势，典型的就是快递行业。今年上半年，邮政企业和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973.4亿元，同比增长24.4%；业务总量累计完成933.9亿元，同比增长21.2%。6月当月，邮政行业完成业务收入167.3亿元，同比增长25.3%；完成业务总量167.1亿元，同比增长19.3%。其中，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3.9亿件，同比增长51%；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68.2亿元，同比增长39.7%。同城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5.2亿元，同比增长51.6%；异地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281.1亿元，同比增长44.9%。在今天的中国，一个行业持续数年维持20%的高速增长，是非常罕见的，快递就是这样的行业。它反映的是城镇化加速后的服务业需求大爆发。
当然快递业只是观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细胞切片”。如果想完整观察结构转型全风貌，还得更多的角度。人才招聘需求是行业发展的温度计。
日前，国内知名分行业专业人才招聘网站英才网联发布2012年上半年专业人才需求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建筑行业2012年上半年人才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27%；医药行业增长100.5%；化工行业增长73%；机械行业增长41.1%；金融行业增长52.4%；服装行业增长24%。从职位来看，建筑行业的项目经理、室内设计师、建筑师，医药行业的执业药师、产品设计工程师，化工行业的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机械行业的生产管理、机械工程师，服装行业的服装设计师、设计总监，金融行业的基金经理/投资经理、证券分析师等成为今年上半年热门职位，招聘需求一路看涨。
人流，是跟着钱流，从上述行业需求中，可以一眼看出中国经济走势：房地产行业回暖，医药、化工行业前途无量，而机械、服装行业产业升级趋势非常明显、金融服务行业依然是大热门。一边是煤铁等周期性行业陷入困顿，一边是城镇化加速与老龄化社会引发服务业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资源工厂平台QQ群经济观察组）
经济态势：关注房地产调控陷入困境之后的稳投资政策
决策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担忧显而易见，即使在二季度7.6%GDP公布以后，温家宝总理仍旧在四川调研时表示“当前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应加大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便是佐证。正如我们早前所提到的，稳增长的关键是在于稳投资，现在看来这已经成为了广泛共识。
关键在于，2009年经济刺激方案主要依靠的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两部分。而如今情况大又有不同，当前企业产成品库存较高，产能过剩的矛盾更为突出。而严厉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并未动摇之下，仅推出了鼓励刚性需求的政策，便导致房地产量价齐升。房地产销售上涨带动相关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等消费，支持消费与增长。而房价回升与调控目标相悖，刚需旺盛、供给承压之下，未来房价也存在上涨压力，而这也是决策者无法容忍的。如此来看，房地产已成为宏观调控的关节点，未来政策走势如何值得重点探讨。
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博弈阶段
6月以来，受刚性需求的释放、降息等利好政策，6月住宅销售额比5月环比上涨了41%，房地产销售市场逐步回暖。而销售回暖也带动了相关消费增加。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为13.7%，比5月下降了0.1个百分点。而剔除价格因素，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为12.1%，比5月提高了1.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相关消费极为抢眼，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消费一改以往下降趋势，6月同比增长分别为9.5%、28.7%、29.3%，比5月增速分别回升了9、6.8和6个百分点。
但是，房地产供给方面的数据仍然不佳。1-6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20.4%，比1-5月提升了0.3个百分点。而房地产投资却仍旧低迷，1-6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6.6%，比1-5月下滑1.9个百分点，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低。住宅开工面积同比增速从1-5月的-8.2%继续下滑至-10.7%。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仍然紧张，来自国内贷款部分的增速从1-5月的8.5%下降到8.1%。开放商拿地更为谨慎，1-6月土地购置面积从1-5月-18.7%下降至-19.9%，成交款从-10%下降至-13.3%。总之，新开工、资金来源与土地购置都显示未来供给面可能承压。
如此看来，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已进入最后博弈阶段，其发展是宏观调控的关键。销售量回升是决策层乐于见到的，而房地产投资不断下滑却让人略有疑问，担忧未来投资能否获得趋势性反弹。而面对强劲的刚性需求释放，供给面的承压，无疑为房价回归走向合理价位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未来房地产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调整？
新形势下，未来房地产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又将如何？我们认为，房价有上涨态势之下，房地产政策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例如，7月降息虽然下调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下限，而对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却未作调整，便足以说明房价与销售有所回升之时，打压房地产投资投机性需求的目标并未动摇。
而未来要真正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需要努力走出以下几个误区。
第一，当前房价泡沫对中等和以下收入家庭确实存在，但豪宅市场反而泡沫较小。不应采取一刀切的调控政策，而应在执行房地产政策之时，注重其他政策的配套实施，如加快落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中低端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快金融市场改革、规范资本市场、拓宽投资渠道等等；
第二，促使调控依据更加清晰。房地产调控以房价作为标的，而当前房价统计的混乱，使得决策层政策缺乏公信力；
第三，改变近几年房地产政策时而过紧，时而过松，变化幅度过大的现象。毕竟缺少长效机制的建立，多变甚至几近反转的政策对企业、银行、乃至实体经济都极为不利。
当然，房地产投资下滑之时，稳增长需要更多的稳投资措施加快推进。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从国家发改委5月21日单日审批100余个项目便可见这已付诸实践。同时，有人担忧目前依靠投资的政策是又一轮“四万亿”。但现在来看，上一轮名为“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最后落实下来恐接近“十万亿”。而且，早前金融危机，为了恢复信心，很多项目是临时审批的。而今年恰逢“十二五”第二年，十二五规划中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四万亿。去年为防止通胀，紧缩政策持续了较长时间，很多项目的审批与开工被拖延下来。因此此时并非新项目上马，而仅需加快已有储备项目的审批和开工，就能达到较好效果。
二是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包括金融，交通，铁路和医疗等行业，尽快落实非公36条细则。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表态，中国政府将为合格的私人投资项目提供一定的补贴和贷款贴息，并以入股或提供融资担保的形式支持私营风险投资公司。另外，帮助合格的民间投资项目获得国际金融机构信贷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进行项目评估，对具有盈利能力地方政府投资平台项目，应给予一定支持。早前银监会已经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通过信贷投放力度促进经济发展；加大对出口信贷的支持；有选择性地支持“铁公基”项目，确保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推进；对于各地保障房建设，要继续保证信贷支持力度，便是对投融资平台支持的体现。
另外，货币政策方面，通胀下行为降息创造了空间，而海内外经济普遍疲软之时，预计全球货币政策将集体走向宽松。考虑到今年FDI下降、贸易顺差回落、欧美形势不确定性较大等原因，下半年外汇占款会继续减少，需要继续下调准备金率以对冲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我们预计，下半年还有一次降息与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总之，我们认为，当前房地产政策进入博弈阶段，房价与销售有所回升之时，打压房地产投资投机性需求的目标不会动摇，未来拉动投资将更加依赖“铁公基”和保障房等基础建设投资。下半年，更加积极的刺激政策将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也是确保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关键。■（资源工厂平台QQ群经济观察组）
经济态势：资本市场政策严重失衡导致A股今日局面
2008年以来,我们的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走势基本上完全背离。这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了9%的增长，可是指数却仍在非常低的位置。而美国这四年来，整个经济基本不变，但它的指数却已经回到了历史高位。
我们说，中国经济不能说生病了，只能说有点问题，但当温度计和体温接触的时候，温度计，要不是32度，要不就是42度，为什么会这样？不是温度计有问题，就是使用温度计的人不会用。
在我看来，我们始终对资本没有认识到位，很功利化。这段时间，我们债券市场蓬勃发展，规模突然变大。债券突然间发展起来，每个部门都在批中小企业相关的各种债券。这样有个问题，一些小微企业缺乏信息披露的机制，债券没有信息披露，可能引出巨大的风险。其实，不只是债券市场，我们很多事情，包括发展资本市场，是很功利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发展它。并且，我们的战略也比较模糊，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不清楚。再加上政策严重失衡，信息匮乏，这几个因素共同导致了目前的这种局面。
从目前的现实看，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外部的动荡风险大。金融市场信息传导非常重要，它的感染力太强；二是结构调整障碍多，主要是我们内部的问题，结构调整太难。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政策失衡，变化太快。
我们的政策是完全失衡的。目前没有新的资金进入市场，而且也不允许。证监会说我们不会因为指数下降放缓我们发行的速度，整个供求关系从政策层面看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再加上政策变化很快，本来经济周期是4年或者8年一次，但中国经济周期在一年内有四次，如同天气一样，一年经历春夏秋冬，变化很快，导致市场没有预期。市场没有预期，人们就会远离这个市场。所以要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我们只有从政策层面来着手，去重视这个市场的发展。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人们可能有个疑惑，就是郭树清主席上任后，出台了很多政策，机构投资者们也似乎形成共识，人人都说市场会反弹，但为什么A股到现在仍未有所表现。其实在我看来，有时候土地肥沃固然重要，但是土地肥沃能不能万物复苏，还要靠环境和温度。
中国资本市场的土地没有问题，但温度很差。并且这个温度是由政策创造的。我们一致想保持市场资金动态的平衡，最近郭树清主席也做了大量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QFII。我们发展QFII十年，之前250亿美元的额度，在A股这样规模的市场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这次增加了额度，总额度达到了800亿美元，但额度增加到资本真正进入市场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资金远远没有到。
社保基金入市最近讨论得也比较多，但其实广东社保基金1000亿，交给全国社保理事会来管理，明确说不能入股市，只能存款或者买国债。我们的社保基金有时候把市场风险看的太大了。
事实上，如果这个市场真的风险大，我们就会思考这个风险是谁带来的？这个市场主体究竟是谁？50%都是国家控股的。再想想看，既然有风险你不来，为什么还让老百姓拿钱进去呢？
我们很多政策叫得很响，实际上进入的非常少。这里面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居民储蓄存款有序进入这个市场，这是一个市场成长的动力，没有居民存款有序进入，这个市场就没有发展。■（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政策动向：城际铁路民营化将加速未来大城市群形成
近期，温家宝总理与李克强副总理在多个场合明确表态，要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刺激内需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预示着决策层已经观察到，城镇化加速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最强大的引擎。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将是未来城镇化制度建设的主要突破口，而城际铁路民营化，或将是中央推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推手。
日前，发改委相关人士透露，铁道部正逐步退出城际铁路建设，将仅发挥行业管理作用，全国城际铁路的建设在由地方政府主导后，将鼓励地方政府以“城际铁路+物业开发”模式来吸引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企业参与或控股城际铁路建设。但城际铁路运营，绝非简单的放开准入门槛让民资进入即可。它牵扯到一系列政策与规划问题：比如土地的管理是归国土部门来管，城市的建设是归建设部门来管，铁路的运营和技术标准是铁道部负责，建设部门和规划部门对城市有一个整体规划，城市规划若不调整的话，火车站附近要进行高密度的开发很难进行。但这些政策障碍注定将会解决，因为城市群发展大势所趋，这可能是未来五到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题。
所谓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城市群的规模有一定的大小，都有其核心城市，一般为一个核心城市，有的为两个，极少数的为三四个，核心城市一般为特大城市，有的为超大城市或大城市。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著名的六大城市群：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中国城镇化进程自1998年开始，进入加速阶段，目前已经初显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三大超级城市群雏形，以及内地一些大城市群雏形。这些城市群发展到最后结果，就是中国95%以上的人口与财富都集中在城市群。但目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态势，依然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病”症状日益严重，而大城市向周边膨胀又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内部交通基本靠高速公路连通，堵塞情况非常严重。人流、物流不畅，是城市群发展的最大障碍。下一步，当然要搞城际铁路，根据国城市群际经验看，高速公路与城际铁路是城市群内部交通主要方式。
发改委既然让民间资本发展城际铁路，那么就意味着政府不打算直接介入相关企业的直接运营。因为这实在太复杂了，牵扯层面太多，政府部门与国企直接运营，效率都过于低下，不仅国家财政不堪其重荷，就是投入巨额资金，也未必得到满意效果。一旦民营资本介入，将物业开发与线路运营结合起来，城际间交通变得廉价快捷。那么，无论对于缓解目前日益严重“城市病”，还是细化城市分工，这都是至为关键的一步。■（资源工厂平台QQ群经济观察组）
政策动向：国家财富分配失衡隐忧或催生一系列变化
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一片惨淡之下，2011年个税的大幅超收的确算得上是一抹亮色。不过，个税收入、财政收入大大超出GDP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却也隐藏着国家财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隐忧。
据统计，2011年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为25.2%，达到3633.07亿元，完成预算的116.4%，超收854亿元，远大于去年超收的360亿元。但问题是个税增长并未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而是远远超过其增长速度。201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8.4%。个税增速几乎为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而如果再把口径放大，财政收入同样大大超出GDP增速。2011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8%，是去年GDP增速两倍还多，而这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
政府财税的高增长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担忧：中国财富分配失衡是否越发严重？中资源工厂平台QQ群观税负水平是否该降一降了？其实，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税负总水平高是不争的事实。国内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都曾公布过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但由于选择的测算口径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一般来讲，用“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计算，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
这些年来，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这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促进内需，更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财税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政府税收收入中70%以上都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这意味着我国税收的70%以上由消费者埋单，其中中产阶层成为最明显感到税负重的一个群体，严重束缚了中产阶层消费能力的释放。
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宏观税负的时候了，因为这涉及到中国能否进一步提高消费率，能否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以及能否向内需型社会顺利转型的重大问题。从增幅比、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的横向比较而言，我国的减税空间非常大，实施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是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至4500—5000元左右；其次，需要调整征税方式，可考虑按家庭收入增税，以实现刺激消费、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国外都是按照家庭为单位收税，而我国个税征收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没有考虑家庭负担问题。比如，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纳税金额一样。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再次，进一步改革税制结构，要考虑对基本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收入等综合设计税率，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
此外，国民之所以质疑政府高税收，除了感觉负担重外，也是希望收上去的钱能更多用于保障国民福利增长，而不再是把钱砸向大型项目投资。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宏观税负高达50%，但总体福利水平要远高于中国，财政支出的扩大也主要是用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因此，需要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提高国民福利。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重点又放在了投资身上，这样，不但政策后遗症风险大，也难以持久。事实上，稳定增长，刺激内需最好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结构，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如何通过全面降低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还富于民”，如何真正落实提高“中等收入比重”的承诺，正是我们急盼的。■（资源工厂平台QQ群经济观察组）
政策动向：中国利率完全市场化最晚不会超过2018年
今年6月8日和7月5日30天内连续两次降息，对银行而言，有两个明显信号：一是利率市场化步伐要加快，银行面临利差收窄的现实压力；二是银行业要让利于民、让利于实体经济。这两个信号都警示银行，靠大客户、吃利差、信贷资产扩张获取高额利润的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
从利率定价机制来看，两次调息基准利率仍是官方而非市场确定，贷款利率下浮的市场弹性实际很小，存款利率各家银行也只是有一定幅度的执行利率浮动权，而且由于几乎都一浮到顶，所以并没有实现央行存款利率差异化的意图，实际上各行执行的存款利率还基本是同一个标准。因此，这两次利率调整仅算是发出了利率市场化的信号。我们认为，中国利率完全市场化最晚不会超过2018年，原因有三：
一是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或规律，从管制利率到利率完全市场化一般都不超20年。如美国从1980年3月颁布《废止对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到1994年取消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大约14年；日本从1978年允许银行拆借利率弹性化开始到1994年实现利率自由化大约16年；我国台湾地区从1975年开始允许贷款利率上浮到1989年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大约14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从1996年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到目前为止，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思路，已经进行了16年，考虑到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近四年利率市场化步伐暂停的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实际已进行了大约13年。保守估计，再过5年，也就是2018年前，中国应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
二是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实体经济增速的降低将会压缩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长空间，与此同时，社会对商业银行靠政策利率获取高额利润的日渐不满成为利率市场化的社会动力。让利于民、让利于实体经济是未来几年商业银行必须承担的社会压力。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加快经营转型步伐，逐渐靠技术进步和服务创新及特色化、差异化经营稳步提升非利息收入占比，改善收入和盈利结构。对广大的中小银行来说，如果利差收入占比从目前的85%左右逐年降低到60%或50%，按存贷利差每年下降30个基点计算，这个过渡期大约需5年左右。
三是国家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银行业中长期监管目标将会推动我国加快银行业利率市场化进程。6月8日央行利率市场化信号发出的同一天，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通知，并明确提出2018年达标的要求，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在完成6年过渡期后，在2018年资本管理能力会整体达到或高于国际同业的水平，这将为利率完全市场化奠定商业银行微观经营基础。此外，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国务院明确提出在2020年前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国际国内都推测中国在2020年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这些都意味着经过“十二五”的“明显进展”到“十三五”中期，我国存贷利率就应实现完全市场化。
综上，我们认为“十三五”规划中期即2018年前后或是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最佳时机。除非再发生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类似于欧洲债务危机的经济或社会危机，否则这个时间只会提前而不会推后。■（高自强 华夏银行发展战略部副总经理）
产经战略：美国制造企业大规模撤离珠三角难成趋势
近日，媒体报道，大批美企正在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中国悄然撤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正在摇身变为“美国制造”，其中包括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耳机生产商Sleek Audio、玩具生产商Wham-O、福特公司等。纽约时报也报道了同样的现象，一些美企已经采取了一些小措施把制造业工作岗位转回到美国本土，如星巴克、GE等公司。
美企为何要返回美国生产？《纽约时报》认为他们这样做有的是因为美国劳动力成本有所下降，有的则是因为对进口中国的产品质量不满意。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此举却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反动”。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突飞猛进。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造就了当前复杂的全球产业链。资本的全球配置与商品的全球流动使得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明显，中国就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但大量富余的农村人口以及快速的城市化步伐，使得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禀赋。劳动力丰富，则价格便宜，入世以后，凭借这一主要优势，中国迅速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占据了“世界工厂”的位置。
中国仍是全球生产基地首选
那么，美企撤出珠三角等地，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到了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的时候了呢？近年来，珠三角等地连连传出民工荒、工资涨幅过快等新闻，学术界也频频预警“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似乎都暗示着劳动力人多价廉的时代行将结束。
但这种判断很值得推敲。从最低工资来看，2009年7月，美国将联邦最低工资涨至每小时7.25美元，按每月21.75个工作日、日工作8小时计算，合每月1260美元；而北京2012年最低月工资仅为1260元人民币，深圳高一些，也才1500元，是美国全国水平的1/6。从平均工资来看，美国劳工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全美在职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是43460美元，同年深圳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6723元人民币，也为美国的1/6。考虑社会平均工资的统计口径差异，企业在岗职工的实际平均工资更远远低于这一数字。
退一步说，即使嫌中国的劳动力太贵，美企产业转移的方向也应该是东南亚、洪都拉斯等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年，外企“东南飞”的风一直在吹，也有部分纺织工厂向越南、孟加拉等地转移，但规模不大，不成气候。
中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工厂，除了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外，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因素。高校扩招以来，中国人口素质正在普遍地提高，劳动力物美价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可以预见的事件。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很完善，在IT、重工业等，物流、生产等一系列相关的产业链是其他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无法比拟的。土地所有制、政治治理结构等背景，更使得中国可以“因地置宜”地为外企“量身定做”发展环境，这是外企在全球范围内罕见的待遇。因此，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率上考虑，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全球生产基地的首选。
美企“回流”更多受政治影响
既然这些美企将生产环节撤出中国、返回美国不是经济上的考虑，显然就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结果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即美国部分言论所指责的，中国向美国出口了失业、抢夺了美国劳动力的工作，尤其表现在制造业。观察近几年中美经济领域的对话，议题总绕不开如何缩小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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