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语文00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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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数： 05 09 YWG3 008
学科：语文 年级：高三 编稿老师：冯银江
审稿老师：潘晓娟

[同步教学信息]
复 习 篇

第16课：兵车行（复习篇）
杜甫
【扩展延伸】
一、杜甫长安十年生活概况
杜甫于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来到京城长安。他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处同上)的政治抱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杜甫到长安的第二年，恰值唐玄宗下诏，命有一艺之长的人到京参加考试，而实际主持这次考试的李林甫却玩弄手段，下令不录一人，而后上表祝贺皇帝，说是“野无遗贤”。杜甫参加了这次欺骗性的考试，结果大失所望。天宝十载(751)正月，唐玄宗接连举行三个盛典，杜甫借机写了三篇《大礼赋》献给玄宗，玄宗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但由于李林甫从中作梗，考后却永无下文。此后他又以诗干谒一些权要，如翰林张(ｊì)、京兆尹鲜于仲通、来京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等人，希望他们援引，然而并不见效。
在政治上屡屡受挫的同时，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由于在奉天县令任上的父亲病故，断绝了经济来源，他只好在一些贵族府邸中充当“宾客”，陪他们饮酒赋诗，靠他们的一点施舍来维持生计。他满含辛酸地写下了这种生活的情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出处同上)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上山采药，换取“药价”，这就是他后来说的“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由于政治失意和生活穷困，杜甫对黑暗的现实认识一天天加深，他的思想感情一天天地接近人民，诗风也跟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视野从个人转向了全社会：他看到最高统治集团的“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写下了《兵车行》和《前出塞》；他看到了唐玄宗和杨氏姐妹的荒淫无度的生活，写下了《丽人行》。而在天宝十四载(755)岁末(安史之乱前夕)写成的传世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更表现了他深广的忧愤：他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控诉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了贫富的悬殊。这些光芒四射的诗篇标志着诗人创作上一个全新时期的到来——他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二、补充注释及解说：
1.关于乐府的创作。《杜诗详注》引蔡宽夫曰：“齐梁以来，文人喜为乐府词，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颠》但咏鸡，大抵类此。甚有并其题而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虽李太白亦不免此。唯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篇，皆因时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
2.关于唐代边防情况。唐代的边防，重点在西、北地区，由九位节度使负责：以安西、北庭节度使专对天山南、北两路诸国；以河西节度使兼对西、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吐蕃)；以朔方、河东节度使专对突厥；以范阳、平卢节度使专对东北诸国(主要是奚、契丹)；以陇古、剑南节度使专对吐蕃(详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
3．“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旧唐书》载：开元十五年(727)十二月，为防备吐蕃进攻，朝廷下令陇古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于临(治所在今甘肃岷县)；朔方兵万人，集于会州(治所在会宁，今甘肃靖远)，防河。因为当时吐蕃侵扰河右，故曰“防河”。至于哥舒翰在青海营田，系天宝八载(749)事。二事相隔22年。“行人”自称“十五北防河”，则营田时当37岁，言“四十”，取整数也。
4．武皇：杜甫以汉武帝指代唐玄宗，不止这一处。《秋兴》第七首：“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此中“武帝”也指唐玄宗。
5.结尾写古战场的含义。诗人描写青海古战场的阴森景象，不是为了宣扬战争的恐怖，而是为说明必须停止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即“列国自有疆”(《前出塞》)之意。关于“新鬼旧鬼”的描写，则是当时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段，跟杜甫同期的散文家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也有类似的写法，如“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等。
三、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选自《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四、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宗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课强化训练】
1．下列诗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行人(出征的人)弓箭各在腰
B．行人但云(只是)点行频
C．况复秦兵(秦朝的士兵)耐苦战
D．信(的确，确实)知生男恶
2．与例句中加点词意义和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
例句：爷娘妻子走相送
A．嬉戏莫相忘
B．执手相看泪眼
C．而亦无词相对
D．登即相许和
3．下列有关作家作品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在我国文学史上，世人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杜甫的作品为“诗史”。
B．《药》《骆驼样子》《暴风骤雨》等小说反映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劳动人民遭受重重压迫和剥削的痛苦生活。
C．法捷耶夫是前苏联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是他的代表作。
D．吴趼人，清代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李清照为南宋词坛最有成就的婉约派代表，有词集《漱玉词》。
4．下列对诗句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三句，写征人出发。从声音写起以“辚辚”、“萧萧”表示车马多，以“弓箭各在腰”显示征人将远征边地。
B．“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形象地写出了出征送别的场面：出征的队伍庞大，送行的很多，人们又走又跑，掀起阵阵尘土，使得那么大的咸阳桥都没法看见。
C．“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水爷娘妻子送别儿子、丈夫或父亲的种种动作，都落脚到“哭”字上，诗人以略带夸张的“干云霄”三个字描写了哭声之多和哭声之大的愤状。
D.“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写诗人亲自目睹了一位过路人询问征人的场面，写得真实可信，让当事者作直接倾诉。
5．下列对诗句的解说，不恰当的一项是( )
A．“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是从年龄的大跃进以及地点的大变动说明出征应役时间之长、地域之广。
B．“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是以年轻与年老来说明征调的无休无止。
C．“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是说这种长期的边境战争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是汉武帝开边的意图并没有得到满足，还要继续下去。
D．以上六句写“点行”的时间长、地区极大、战争极为残酷，抨击了当时统治者为了炫耀武功，不顾广大人民死活的开边政策。
6．下列对《兵车行》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
A．这篇叙事诗寓情于叙事之中，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
B．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
C．这首诗采用了当时的口语，如“爷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犬与鸡”等，使得诗篇通俗有余，文雅稍显不足。
D．这首诗揭露的深刻和大胆，描写的形象和真实，使之成为一首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杰作，是研究唐王朝历史的可靠参考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7．概括本诗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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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默写描写山东因“点行频”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四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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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C。应为“关中的兵”。
2．B。例句的“相”是副词，表示动作偏指一方，兼有替代宾语的作用， A、C、D三项与之同；B是“互相”的意思，作状语。
3．A。B中《暴风骤雨》0是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一部小说；C中法捷耶夫的代表作是《青年近卫军》，静静的顿河》是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代表作；D中吴趼人的代表作应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4．D。“道旁过者”也就是杜甫自己。
5．C。诗中的“汉皇”指唐王朝，并非实指汉朝。
6．C。采用通俗口语，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
7．通过诗人的客观描写以及为行人代言，揭露了唐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发动长期拓边战争所造成的恶果，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沉重苦难，描写了他们的怨恨之心情。
8．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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