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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何難逃局部性改革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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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宇

2009年中國最火的一個字或許是“被”，從“被就業”到“被增長”，從“被小康”到“被代表”……最近又出現了一個新詞──“被高速”，中國似乎進入了一個令人苦澀的“被時代”。“被××”現象的頻現折射出弱勢群體權利和地位的旁落，而以政治精英為首的強勢群體在動聽口號和漂亮數字的掩蓋下默默鞏固或強化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鄧小平曾說過：“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這一真知灼見，正在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印証。

在轉軌經濟學中，鄧小平的擔憂也被稱為“局部性改革的陷阱”，簡單地說是指改革僅集中發生在某些特殊領域，在達到一定程度後即陷入停滯。一方面，許多原先支持改革的人由於率先而成為既得利益者，這些人不允許自己的利益受損，他們的理性選擇就是轉而反對繼續改革。在中國最典型的既得利益者當屬房地產開發商。另一方面，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轉軌過程中最強勢的群體還是政治精英，因為權力和局部性改革現象密切相關。鄧小平所說的“人的障礙”也可以看作是權力的障礙。

中國似乎目前難逃“局部性改革的陷阱”，這其實也是歷史必然。因為中國選擇了漸進式改革的路徑，比如，先經濟體制後政治體制，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開放一般產品市場後開放資源產品市場等等。雖然這有別於蘇聯的“休克療法”，沒有一夜之間全面快速地推進大爆炸式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改革，避免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快速形成和社會秩序的不穩定，但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改革的進程中已經無形中累積形成。特別是政治精英並沒有因為漸進式改革受損，因為漸進式改革恰恰是政治精英主導的，他們掌握著改革的進程和節奏，而且他們沒有理由讓自己成為被改革的對象。

客觀地說，雖然權力障礙的存在使中國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舉步維艱，但根據美國西北大學政治學系章奇博士的研究，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更值得關注。盡管中央政府可能有繼續推進改革的良好願望，但手握權力的地方政治精英往往反對並阻止那些會直接減少其租金或削弱其尋租權力的改革，支持和貫徹那些會直接增加租金且不會削弱其尋租權力的改革。

當然，局部性改革現象的存在並不意味著經濟無法增長和民眾生活水平無法提高。這是因為政治精英懂得竭澤而漁的道理，通過有限的制度變遷做大蛋糕，隨著財富總量的增長，其分到的蛋糕也會越大。這也相當於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流寇-坐寇論”，老百姓不喜歡流寇竭澤而漁式的騷擾，但也許會默認坐寇放水養魚式的盤剝。

以局部性改革的邏輯來對照中國現實是一個有趣的體驗。比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處於“幹打雷不下雨”的境況，即使是行政審批改革和預算改革都陷入了推而不進的窘境，因為這是直接削弱政治精英權力的改革。比如，中央政府對於房地產市場的調控之所以“屢調屢敗”（也可以說“屢敗屢調”吧），主要還是因為在地方政府那裡碰到了釘子，因為這相當於斷了地方政府的財源。

再比如，最近幾年中國加大了對農民和農村市場的關注，提高直接補貼、家電下鄉、建立醫療和養老保障網絡，這可能意味著政府意識到了竭澤而漁的危害。另外，這些政策或許不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反對，因為並沒有直接削弱其權力，但如果要地方政府出太多錢的話，其動力可能也並不足，因為這會降低其收益水平。

雖然改革開放後，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像歌中唱的那樣“越來越好”，但操縱中國改革路徑的政治精英特別是地方政治精英是“你好我更好”。雖然中央政府在努力地讓改革成果惠及民生，但如果不通過民主化和財政分權等方式削弱地方政府的權力，讓地方政府全心全意為本地居民服務，那麼中國老百姓或許還是難以擺脫“坐寇”下的貧民身份。《紅樓夢》中賈寶玉對林黛玉訴衷腸時說：“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也許中國（地方）政府喜歡的只是權力，取的也只是一瓢權力。

（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專欄撰稿人。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您可以寫信至yu.cui#與作者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