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vs大萧条（黑马）.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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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81第一章行善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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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之手1927年1月
（年）平均失业率：33%
道琼斯工业指数：155洪水会改变历史的进程，1927年的洪水也不例外。那年春天，当密西西比河的河水漫过河岸和堤坝时，巨大的灾难发生了。一堵巨大水墙冲过河堤，淹没了几乎有100万人口的居住地。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急速赶往孟菲斯指导抗洪，他劝动了铁路部门免费运送无家可归的人并且以折扣价运输货物，强征私人船尾电动机并用胶合板建造汽艇。他还敦促那些尚未遭遇洪灾的人，比如居住在Bayou des Glaises堤坝周围的人，提前撤离，接着又用火车将那些不听他警告的数万人救了出来。他帮助红十字会发起捐款运动，不到一个月，已经收到了800多万美元的赈灾捐款承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好几十万人住进了新建的难民营，其中许多是由胡佛和他的团队规划的，并且配有厕所。胡佛要求各州州长指令一个“独裁者”（dictator）来全权掌管资源（他使用了“独裁者”这个词），州长们也都听命照做了。接着，独裁者们控制住了痢疾，并且负责搜寻各州内的失踪人口，每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搜索营救工作。胡佛和红十字会将受灾群众送往维克斯堡、德尔塔和纳奇兹的集中营，当时这个词并没有今天这么强的贬义；从军需仓库拨来的十万条毛毯也被送到灾区以帮助灾民御寒保暖。
在胡佛的守护下，形势显得不那么严峻了。到5月中旬，虽然洪水还在肆虐，但各类花边新闻已经开始和灾难报道平分秋色了。北方人从《时代》周刊上得知，路易斯安纳州一个叫“防水城”的小城其实并不能防水，该城的电话接线员仍在工作，不过他们的交换台设在了洪水上面高高的浮架上。在田纳西州离孟菲斯不远的地方，走私贩们在树顶上搭建起了临时商店。新生婴儿的名字中也有了洪水的成分：海沃特（高水位）·琼斯、奥佛弗洛（水漫堤岸）·约翰逊。时而从孟菲斯，时而从小石城，时而从“糖碗”地区，抗洪总指挥胡佛通过无线电或者电话给人们分析这场洪灾的真正含义。他说，这场洪水“是全国的问题，因此必须靠全国之力来积极加以解决”。不过，这位商务部长也花了很多时间安抚人们，洪水可能淹没农田，庄稼可能绝收，但是人们逐渐有了希望。没有任何人像胡佛这样，成功地让美国人民感到南方会再次好起来。
胡佛的名字其实早已家喻户晓。他的名字甚至变成了英语的一个动词“to Hooverize”，意指节省开支、节省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胡佛作为华盛顿的食品管理局局长领导了一次食品配给运动。美国人民还能回忆起，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还领导了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为比利时被占领区的饥民提供粮食。现在，胡佛的功劳更是盖过了从前，因为这次他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施展身手，受灾的面积又远大于比利时。人们爱戴胡佛，认为他是大家的保卫者，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胡佛第二年能够赢得总统大选，那么他就可能击退任何强大洪水的威胁。他和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一样都是共和党人，他只需接手柯立芝的工作，尽管他也许会搞些新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胡佛是采矿工程师出身，可以用技术创造出奇迹。在洪灾期间，胡佛还努力做出了一个最了不起的创举，就是让公众接触了早期的电视。《纽约时报》充满敬畏地写道：“赫伯特·胡佛昨天下午在华盛顿作了一次演讲。纽约的听众听到了他而且看到了他。”该报还在一篇题为“犹如一幅活照片”的评论中说，胡佛消除了地理上的距离。那还不是现代电视，只是电报图像和电话混在了一起的技术。尽管如此，这个概念却在记者们的脑袋里生了根。在胡佛的领导下，人们很容易相信，20世纪20年代只不过是美国的开始。
如果说胡佛秉承了柯立芝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人定会对此感到愕然，他就是卡尔文·柯立芝本人。柯立芝和胡佛二人是党内同盟。1924年，胡佛曾忠实地为柯立芝竞选总统摇旗呐喊，在加利福尼亚帮助柯立芝击败了对手，为柯立芝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扫清了道路。但是，柯立芝并不是特别喜欢胡佛。当密西西比河河水泛滥成灾时，柯立芝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曾经明确揶揄过胡佛，他对记者们说，即使国务卿碰巧要退休，我们也不会考虑让商务部长去接替这个职位。
两人之间的分歧是由小事情引起的。胡佛喜欢用苍蝇当鱼饵，柯立芝则喜欢用蚯蚓。胡佛喜欢演讲，柯立芝却不喜欢。在192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柯立芝派了一名职员去宣读他的国情咨文。胡佛一生中前35年一直不过问政治；柯立芝28岁时就开始从政，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任市政议员，之后几乎没有离开过政府部门。胡佛是采矿工程师；柯立芝是乡村律师（country lawyer）。胡佛是位通晓世故的人，熟知各地区和各城市的情况，是同代人中的业界翘楚。胡佛深信英裔美国人所信奉的金本位制的好处，那不仅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他发家致富，还因为他亲眼看到全世界都依靠它来运转。金本位制犹如一座落地大钟那样，让人感到踏踏实实。柯立芝是个彻头彻尾的新英格兰人，他走到哪里都想把新英格兰建到哪里。柯立芝对“海外”这个概念有些模糊不清，这位当时典型的共和党人之所以支持关税，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美国的国力。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认识到他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胡佛认为，政府如果以某种行善之手的方式帮助企业，效果也许更好，而柯立芝则喜欢亚当·斯密的传统的“看不见的手”。两人同党但不同类。胡佛认为，要想让国家充分发挥其潜能，行动是必需的。柯立芝很早以前就认定，如果自己少卷入，世界会更好。两个人在秉性方面也有差异。胡佛极力推崇个人主义，但总是控制不住干预之心。从性格上来说，他就是一位干预者。他喜欢踊跃参加，然后再为这种行动找出道德方面的理由。然而，像高效率专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伟大的工程师赫伯特·胡佛这样的人在私营部门做得非常出色，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请进政府工作，可能只会让他们荒废那些有用的专业知识。
柯立芝则认为，工作和生活的真谛在于不干预、不插手。他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希波克拉底的行医道德誓言来指导自己的执政生涯：首要原则是不危害人。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难。很多人都嘲讽柯立芝在执政期间无所作为，还戏称他为“沉默的卡尔”。柯立芝并非沉默；他后来估算，在总统任职期间他每年都要演讲或者写作75 000个单词，其中一部分是用来说明他为什么要投否决票。柯立芝“不危害人”的规则源于其个性，他认为，通过不干预，可以维持稳定，公民们也就知道能从政府期待到什么。如果诸事顺利，他的规则就会更进一步，即变化越少越好。
事实上，最初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胡佛才成为柯立芝的商务部长。1923年8月的一个夜晚，哈丁总统突然逝世，时任副总统的柯立芝审时度势，认定从哈丁到柯立芝的过渡期间，稳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来说，稳定就是头等大事。哈丁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已经丑闻四起，所以柯立芝不想再继续乱下去。他保留了哈丁内阁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他喜欢的，比如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还有他不太喜欢的人，比如胡佛等。柯立芝的过渡计划非常成功，至少就政权更迭的晴雨表——股票市场而言，他的计划是成功的。在哈丁逝世之前的星期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停留在略低于88点的位置，一个星期之后，平均指数只低于89点。
作为继任总统，柯立芝充满了信心，因为全国刚刚目睹了他所展示的哲学思想。在哈丁执政期间出现了经济衰退，而且后果十分严重：失业率高达10%。但是各大企业通过降低工资而苦苦经营，终于使全国经济快速反弹。到1923年，失业率几乎为零。在大多数人看来，如果不加干预，经济通常都会迅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年，在哈丁逝世前的几个星期，法官乔治·萨瑟兰离开了最高法院，以表明他对哥伦比亚特区最低工资做法的强烈反对。在 “阿德金斯案”的裁决意见中，萨瑟兰认为，最低工资侵犯了个人与雇主签订合同的自由。萨瑟兰的观点与柯立芝的态度十分相符。柯立芝曾在1924年的一篇演讲中说过，“所有的自由都归个人”，他认为个人才是最主要的。
20世纪20年代，柯立芝确信私营部门将要也应该成为领军部门，这样就会给美国带来无限的发展生机。柯立芝的沉默寡言并不意味着他对现代技术不感兴趣，他热衷于查尔斯·林白的各次飞行活动，他的挚友之一、华尔街的德怀特·莫罗的女儿后来还嫁给了林白。事实表明，美国人民愿意检验柯立芝的主张，在1924年的总统大选中，柯立芝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了连任。尽管哈丁总统在短暂的执政期间受到了丑闻的侵扰，但人们不计前嫌，并不看重他曾经是哈丁的副总统这一事实。
最初在公众的眼中，柯立芝和胡佛之间的差异几乎难以分清。毕竟两个人都十分尊重美国宪法和金本位制，两个人都尊重最高法院的独立，就像他们之前的伍德罗·威尔逊那样。威尔逊曾说过，尽管政府有权在某个问题上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比如说“增加法官的人数并拒绝批准任何任命”，但总统们都认识到这种做法有违宪法的精神，而且公众也会 “随时站出来指责他们，以免这种践踏宪政道德的行为发生”。两人都崇尚建功立业。1925年，柯立芝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加以总结，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说，“美国人追求理想主义”。但他又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美国人真正看重的是实用主义。”人们记得的反倒是后一句话，而且有些人认为他这句话说得还不够到位。之后不久，他们便把这句话变成了今天更广为人知的“美国信奉实用主义。”
最后，两人都认为，在与工商业的关系上，联邦政府的地位应该是卑微的。毕竟，与私营部门相比，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矮子。政府的规模只占全国经济的2%，甚至比州和城市政府所占的比重还要小。他们那一代的立法者们时常担心，迅速发展的私营部门会将他们已遭质疑的地位进一步缩小。早在1910年，在纽约要兴建摩天大楼的消息令国会议员们惊恐万状，他们立即为在哥伦比亚特区兴建高层建筑规定了高度限制，这样就不会有私营部门的建筑高于国会大厦了。
两个人对传统的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认识，都认为重点应该在生产者身上。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萨伊就写过“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而现在，在许多新的行业里，这条规律的正确性似乎再次得到了证明。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的态度是，“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柯立芝或者胡佛身上呢”？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是工商业领袖，因此要关注的也应该是这些人。
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是亨利·福特。哈丁逝世后一个星期，福特披露他将根据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向俄国出售汽车。20年前，福特起家的时候只有几名员工和27 000美元。通过建设现代化的汽车装配线，他创建了现代化的底特律城并且征服了全国，还购买并拥有了自己的煤矿和铁矿。他成功的部分经验就是非常认真地将利润投入再生产中，而不多考虑分红。事实上，正如大通国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后来所写的那样，20世纪前25年涌现出了无数像福特这样的例子，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最初只有三四个工人的小企业如何只用了相对较短的时间（15年或者20年）就发展壮大成为巨型企业。”1923年，福特汽车厂的日产量已经是6 000辆了，在当时绝对是一个纪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争期间，政府已经开始在亚拉巴马州的马斯尔肖尔斯修建堤坝和发电厂，目的是生产弹药。但工厂还没有建成，战争就结束了。最近，很有政治抱负的亨利·福特投标想接管马斯尔肖尔斯。一些人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拥有必要的资金和手段来开发美国最重要的新工业，而且拥有发展的关键手段：电力。马斯尔肖尔斯可能成为“南方的底特律”。福特曾努力和政府签署一项合同，准备在威尔逊大坝上兴办一家硝酸盐工厂，而胡佛也希望促成此事。国会却予以否决，诸如乔治·诺里斯等国会议员都认为，军需品的生产应该由政府控制。
20世纪20年代，另一位冉冉升起的英雄人物就是托马斯·爱迪生，他一手开创了电气化的繁荣局面。美国人民非常尊重爱迪生；他也时常举行比赛来挑选“青年才俊”到他的东奥兰治实验室工作，报名的有数百人。一位来自佛蒙特的年轻人比尔·威尔逊参加了其中一次考试，并且拔得头筹。他后来回忆说，看到爱迪生身穿试验室工作服，还有他脸上因为一次化学药剂爆炸而留下的轻微伤疤，就等于看到了美国天才的化身。1928年夏天，国会让财政部长梅隆制造一枚奖章以表彰爱迪生的贡献。梅隆前往纽约的卢埃林公园为爱迪生颁发奖章。从一家“小型照明公司起步”，梅隆轻声细语地告诉到场的人们，爱迪生做了一个商人应该做的事情，爱迪生“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环境”，而且还“帮助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还有一位英雄人物就是英国出生的塞缪尔·英萨尔，他最初在美国为爱迪生当记账员。英萨尔在东海岸为爱迪生工作时发现，向谢纳克塔迪的家庭主妇出售电熨斗可以有效提高家庭的用电量。他的第二个远见是规模经济。华尔街认为，每个家庭或者每条街都需要一个发电机，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建议：每个男子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发电机，就像拥有自己的游艇一样；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纽约默里山的住宅里就有一台发电机在嘟嘟地工作着。但是英萨尔认为，拥有发电机这个主意效率并不高，于是他前往芝加哥寻找机会。华尔街没有看到的，拉萨尔街却看到了，他们为英萨尔提供资金在市中心修建发电站。英萨尔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确定的电力价格就连小消费者也能够接受。
英萨尔所去的芝加哥有人一个蛮夷之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印第安纳州一个叫戴维·利连索尔的大学生这样描述了他1917年去芝加哥的经历：他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水坑，就挤进了人群想看看“这些繁忙的人们在好奇地观看着什么”。其实，那“只不过是一只小老鼠在水坑里来回游着”。利连索尔很厌恶地发现：“每当小老鼠游到某个安全的地方时，人群里就有人用手中的拐杖将那可怜的家伙挑回去。”利连索尔写道，“当可怜的老鼠被挑回到水里时，某个嘴里叼着根雪茄烟的胖胖的混蛋就会笑个不停。”这位年轻人在日记中这样评论芝加哥人：“这帮人对小老鼠这么没有同情心，难道还能期待上天怜悯他们吗？”
不过，别人看到的是路上的不平事，英萨尔看到的却是机遇。他非常勇敢而且富有进取心，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拓荒者，在他面前几乎没有法律障碍。英萨尔给芝加哥市有关部门打电话，接着给州打电话，然后给全国其他地方打电话。和福特一样，他总是把利润投入再生产中。当银行不能提供现金时，他就用股份这种工具来融资，不断创建拥有公用事业公司股票的母公司，也就是控股公司。
批评者们说他往股票里掺水，但英萨尔所看到的却是必要的资金。当时的电力行业是全世界最有前景的行业，只要有资金，就可以快速增长。事实也表明，电力行业的确前景诱人：20世纪的头20年，美国公用事业产业飞速发展，消费逐年递增，即使在2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时，依然发展迅速，似乎独立于整个经济大环境。在巅峰时，英萨尔所提供的电量占到全国电量的八分之一。为了回报给他带来了繁荣事业的芝加哥市，英萨尔在20年代末期开始兴建一座和他的商业帝国一样雄伟壮观的歌剧院。这是一座45层楼高的大厦，装有电梯，剧场设计精妙，每一个座位的视角都和特等包厢的效果一样，即使顶层楼座也不例外。英萨尔的歌剧院没有设立贵族包厢，因为他想证明这个电业世界是一个民主的世界。大厦的外形呈一把扶手椅形状，这是为英萨尔设计的象征性王座。扶手椅面朝西方，被视为对纽约最大的蔑视。
在华尔街，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20世纪初，老亨利·摩根索、费利克斯·沃伯格和伯纳德·巴鲁克也以金融界领军人物的身份加入摩根家族的行列。其中一些人继续书写着一个朝代的辉煌，比如沃伯格；另一些人则在努力创建新的商业帝国，尤其是摩根索。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李·卢米斯的年轻人通过在英萨尔的公用事业公司进行一些创新性投资，随后将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邦布莱特公司扭亏为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全国有一半家庭实行了电气化；卢米斯和朋友兼合作伙伴兰登·索恩携手努力，想让全国剩下的家庭全都实行电气化。这个行业开始到处挖掘人才，他们猎取的人才之一就是曾在位于阿克伦的凡士通轮胎厂工作的律师温德尔·威尔基。
和英萨尔一样，艾尔弗雷德·李·卢米斯和索恩也看到，老一代的投资家族并不想将现金投进新的公用事业行业。和英萨尔一样，他们也看到了控股公司的效率：地方的小公司如果结盟变成“超级公司”，就可以积蓄资金。他们看到，前途最光明的市场之一就是南方，因为在现代化大潮中南方行动最为迟缓。他们意识到，将电气化送往南方还会为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南方已经厌倦了在黑暗中的生活。单靠某个州的公司无法完成这件工程，他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网络并分享资源。佐治亚州电力公司为某些客户所提供的服务比较差，部分原因是它缺少大型控股公司的优势。曾有一位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疗养的脊髓灰质炎患者就此提出投诉，这位投诉者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纽约州未来的州长。
在20世纪20年代还有两个鹤立鸡群的大人物。一个是财政部长、来自匹兹堡的安德鲁·梅隆。梅隆的父亲托马斯·梅隆（其家族来自爱尔兰的蒂龙郡）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忠实读者：“如果你想走，那么通往富裕的道路犹如通往市场的道路一样平坦。你只需依靠两个词来行事——勤劳和节俭。这就是说，时间和金钱你都不能浪费。你必须好好地利用这两样东西。”商业银行家托马斯·梅隆信奉商品投资的好处，但是和英萨尔一样，他也认为投资新主意好处多多。在这家新银行的第一批来访者中（安德鲁仍然是学生），有一个21岁的会计提出了修建50个炼焦炉的主意。他认为自己可以为正在发展的钢铁工业提供服务，但是他需要10 000美元的资金。梅隆派出一个代理人去评估这位会计的工作，这位代理人如此写道：“场地很好，炉子建得很结实，经理人整天都在工作，晚上才记账，也许有点热衷于规划前景，但应该没有什么危害。”梅隆决定和他达成交易。
这位会计就是亨利·克莱·弗里克，他从那时起就和梅隆家族联在了一起。他和安德鲁·梅隆成了好朋友，并一起去欧洲旅行。在一次旅行中，安德鲁·梅隆开始收藏艺术品，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幅收藏画作。
但是那个时期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德鲁·梅隆也打造了一个伟大的商业帝国。他和兄弟理查德·梅隆先是成立了一家全国性的银行，接着建立了一家钢铁企业，再然后就是一个帝国。年轻的安德鲁·梅隆垄断了铅土岩市场，他享有卡内基钢铁厂的利润分红，该公司的总裁就是弗里克。梅隆兄弟成立了强大的美国铝业公司，后来他们买断了伯利恒钢铁公司。他们在得克萨斯州的斯平德尔托普石油开采公司投资，该公司开创了墨西哥湾沿岸的石油工业。当胡佛刚成年时，梅隆兄弟已经同时在钢铁、铁路、建筑和保险业里大显身手了。继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克莱·弗里克之后，安德鲁·梅隆统治匹兹堡的方式甚至令统治华盛顿的总统都觉得稍逊一筹。
梅隆一直都严格遵循着父亲原来的方针：节俭和重视资本的积累。但是他也创造了价值，而不仅仅是通过强盗式贵族垄断市场的方式创造价值，尽管在铅土岩市场上他是那么做的。梅隆在新的创新领域里投资，犹如早期版本的现代风险资本家。《世界的工作》（World’s Work）杂志这样描述梅隆创造价值的模式：“找一个能经营企业并且需要资本的人，让他开始或者扩大规模。提供资金，在企业中享有股份，除非这个人出现了麻烦，否则让他继续经营下去。当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能收回资本时，把这笔资本收回，再找一个经营企业并且需要资金的人把钱给他，规则相同。”
在19世纪80年代末，一位叫查尔斯·M·霍尔的发明家来到了梅隆的办公室。霍尔开发了一种熔炼铝的新方法，但是他缺少资金来销售他的产品。梅隆同意借给他25万美元，条件是对霍尔的新公司匹兹堡还原公司实行控股。和从前的做法一样，匹兹堡还原公司后来成了美国铝业公司。
胡佛本人对此也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讲述了该公司里一位高级职员讲给他的关于和梅隆共事的故事。梅隆银行拒绝给一位发明家贷款，但是梅隆告诉这个人：“有时候我会私下提供以名誉作担保的贷款。”梅隆借给这个人1万美元，接着又投入了更多资金，后来当这个项目前景非常光明时，他又追加了更多的投资。梅隆尽管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但是最后却只同意拥有一半股份。这位发明家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梅隆只要一半儿呢？霍尔提醒梅隆，现在既然这个项目已经显示出了价值，梅隆完全可以百分之百地拥有这个项目。但是梅隆的回答却是：“梅隆兄弟从来不那么做生意。”
对于梅隆来说，这个模式一清二楚：在私营部门投资，不过多干预，耐心等待，利润就会滚滚而来。最终，当他鼓励创新的做法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之后，在匹兹堡开设了梅隆研究所，让那些创新程度较差的公司也能够获得他的商业帝国的资源。研究所的工作宗旨是梅隆经常提到的“自我提高”，不过，这个“自我”究竟是梅隆本人，还是他的企业或者是整个美国经济，梅隆并没有交代清楚。大约在同一时期，梅隆也以同样的进取精神开始进军科研领域，这是一种早期版本的现代科学智库。各公司将现金带到梅隆研究所为科学家们提供资助，科学家们通过足够的应用研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产生了辉煌的科学成果——数百部书和论文以及600多项专利。到梅隆担任公职时，他的董事会共管理者150多家公司，掌管着数亿美元的资金。
当涉及与媒体的关系时，梅隆总是疑虑重重，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他不愿意与媒体接触，即使有好消息时，他也回避媒体，在这一点上他比柯立芝表现得还要固执。和柯立芝一样，他也认为炫耀自己不合礼仪，而且还会给他带来噩运。结果，他被剔出了媒体吹捧的行列。他经常奇怪地发现，当他需要支持的时候，媒体并不和他站在一起。有一次，他给一位从未谋面的报社编辑打电话，以纠正报纸的错误报道，他的儿子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得了病。关于梅隆的信息很难弄到手，所以人们就开始谣传说梅隆是那种典型的吝啬鬼。他们注意到，梅隆很少讲话，他似乎“总像受到了惊吓”（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语），他很容易否定他认为肤浅的主意。据报道，他的手非常紧，你很难从他那里抠出一分钱，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儿子保罗尽管十分爱戴自己的父亲但也颇有微词，他后来将安德鲁比作索姆斯·福尔赛——约翰·高尔斯华绥小说中冰冷的丈夫和“财产人”，福尔赛也有收藏艺术品的癖好。保罗后来这样描述父亲：“他的笑容就像冰冷的水一样。”
巨人当中的最后一位就是赫伯特·胡佛本人。从表面上看，他和其他人非常相似，也有非常成功的故事。胡佛是贵格会教徒，1874年出生于艾奥瓦州的西布兰奇，孩提时代就成为孤儿。和梅隆兄弟一样，胡佛很早就表现出了节俭、创新的习惯和对新技术的喜爱。胡佛的母亲在去世之前曾经领导过贵格会的会议。胡佛从小观看母亲的领导角色，也培养出了一种理直气壮感：如果你是一位真正的领袖，大众就会安静地听从你。没有理由批评领袖。他是那种比同龄人似乎要大好几岁的孩子，是那种口袋里总有一串钥匙在哗啦作响的孩子。他的一位舅舅亨利·约翰·明索恩后来回忆道，如果胡佛坚持要骑自行车，你就很难让他改为骑马。
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时，胡佛的地质学和工程学成绩十分优秀。由于地域的原因，斯坦福大学的老师们都十分优秀，这些老师除了身负教职之外，还是开矿的先驱。教授们不在教室上课时，都在边远地区搞地质勘探。因此，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胡佛在学业上所打下的基础，就令世界上最优秀的开矿者们眼红。他学到了最新的地质勘探、古生物学、工程学和化学方面的技术。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经济对黄金的依赖就像今天我们依赖集成电路块一样。然而，知道如何将黄金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工程师却寥寥无几。胡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和欧洲大陆都非常势利，他们不愿意把工程学提升到高于贸易的地位：“在美国承认工程学是一门专业很久之后，欧洲的大学才承认这门学科。”
欧洲的失误反而是斯坦福大学学子们的收获，尤其是对赫伯特·胡佛来说更是如此。他毕业的时候恰好赶上人们在澳大利亚西部很深的地下发现了金矿。伦敦的一家公司比伊克·莫林公司提出给这位大学生6 000美元的起薪，相当于今天的124 000美元。公司要派他去开矿的那个地方极具挑战性，但是回报也很大。那个叫“瓜利亚之子”的金矿条件非常艰苦，在那里，胡佛忍受了蚋虫的疯狂袭击，酷热的煎熬，而且澳大利亚劳动力的水平很低，他称那帮工人“傻瓜蛋”。尽管如此，原则却没有变：工作兢兢业业，工程扎扎实实，美国的工程技术毫不含糊。
胡佛25岁时就已经显露出妙手回春的高超技艺，把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矿变成了盈利大户。之后，他负责监管整个地区矿山的复兴工作。他承认，他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门新的科学”，但他不满足于自己在那里所取得的成绩，他还投资股市，获得了大笔收益。27岁时，胡佛已经把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一些矿山扭亏为盈。他和妻子住在中国的天津，在义和团运动中还帮助营救过他人。胡佛夫妇后来又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可谓奢华，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私人司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的伦敦不愧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尽显金本位制的优势。胡佛从金矿里开采出来的黄金极大地巩固了这个体制，继而又促使全球贸易正常发展。
在国外工作时，由于没有同行挑战他的地位，胡佛习惯了自己一个人来管理企业。不理睬那些傻瓜，这似乎是通往成功的捷径，而且是避免遭受痛苦批评的最好方式。胡佛的自豪感随着每一个项目的成功而增长。据说人们这么评述胡佛：“东西两个半球加在一起也没有比他更聪明的工程师了。”运气能使人才看上去像天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运气。在胡佛的时代，运气在保佑着矿山工程师们。那是一个商品时代，1901年道琼斯指数上打头的股票就是联合铜矿公司（Amalgamated Copper）的股票，排在最后的股票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优先股。在这两家公司之间，大部分上市公司也都是商品生产公司，比如美国糖业公司、国家铅业公司（National Lead Company）。
愿意旅行而且不惧怕银行家的胡佛，比他的地质老师们更知道如何利用这种运气。他在矿山和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室里已经轻车熟路，所以取得成绩十分迅速。他从改善矿山条件入手，又开始改善开矿项目和增加矿山融资。在胡佛还不到30岁时，媒体就报道说他是同代人中薪水最高的人。
在这个时期，一直伴随胡佛的慧见之一就是：矿山就像猫，如果你找到了能够维持矿山的技术，那么猫就有九条命。比如，在1905年和1906年，科学家们知道，锌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矿物，但是锌很难从矿石中分离出来。令人沮丧的是，开采过的矿石块，也即所谓的残渣中也可能含有锌。后来他们发现，如果把那些无用的残渣压碎并掺进硫酸，残渣中的锌就会浮到表面。胡佛来到阿德莱德东北数百公里的布罗肯希尔，现场观看矿床；接着他就率领比伊克·莫林创建了锌业公司来开发这种新技术。经过了1907年和1908年捉摸不定的几个月之后），锌业公司赢得了十分可观的利润，“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的名声就完了，”搞这个项目的一个同事后来回忆说。
到1908年，比伊克·莫林的公司已经容不下胡佛了，胡佛成了一位极其成功的自由职业工程师。在比利时、德国、法国、中国、日本和缅甸都有更多的工作等待他去做。胡佛通过在乌拉尔山一个男爵庄园上的工作了解了俄罗斯，那个庄园离后来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统治者末代沙皇全家被处死的叶卡捷琳堡不远。克什特姆庄园为10万人提供了生计，而且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和其他矿物。胡佛来到克什特姆庄园时发现，这里的工程师们是按照一种错误的冶炼概念工作的，他们使用的是高炉。胡佛和自己的工程师们认为，一种非同寻常的技术，即大规模的硫化铁熔炼法也许更好。他们又额外搞到了资金，这样既可以重组公司的财务状况，又可以从蒙大拿的比尤特雇来工人，比尤特也在开采和熔炼类似质量的矿石。他们还新建了熔炉。令胡佛满意的是，他后来可以向外界透露，经过他的合理化改革，这个矿每年的净盈利大约为200万美元。按照效率大师泰勒的教义，这家新公司付给工人的工资比当地流行的工资高出25%。
胡佛看到了俄国的极大潜力，但是同时也看出它有可能出现巨大的麻烦。在克什特姆工作期间，有一天他来到了一个火车站。在那儿他看到“一长排体面的知识分子摸样的人被残忍地绑缚着押向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货车，有的人脸上露出了绝望，有的人脸上显示出了悲观，有的人脸上尽显蔑视”。胡佛写道，这黑暗的场面令他难以入睡。但胡佛自己的生活几乎总是阳光灿烂，也似乎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向前进。
俄国的这些事件更加强了胡佛的信念，使他认为欧洲甚至美国所需要的就是强大的领导。1916年，在他克什特姆的工厂里，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暴动。1917年，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推翻了克什特姆工厂的所有制和管理层，给自己提高工资100%。该项目中的美国人被火车送到了海参崴，但是俄国的专家却遭到了虐待甚至被杀害。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没有了专家，克什特姆的熔炉不到一个星期就报废了；共产党人看不懂留下的图纸，因而不知道如何修理。胡佛在回忆录里不无厌恶地写道：“不到一个星期，这些工厂都关闭了，10万人没有了生计。”之后，胡佛在“大砍刀国”（他的救济工作人员对这个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国家的戏称）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救济运动。但是与亨利·福特不同的是，他并不抱多大希望，认为与俄国做生意并不能让布尔什维克回到市场经济。
在35岁或者40岁时，胡佛仍然害怕批评，却不像从前那样对批评噤若寒蝉了，因为他受到的批评已经极少。运气加上才干使他春风得意，他开始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发展潜能。留有这种印象的不仅包括美国人，还有外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会议上，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识了胡佛，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胡佛抓住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法国所要求的战争赔款可能对德国的将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凯恩斯说，胡佛“表现出了事实求是、知识渊博、宽宏大量、不偏不倚，如果其他人也具备这些品质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伟大的和平了”。其他人可能时常遇到某些挫折，但是胡佛似乎没这方面的担心。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在《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记述了许多人们遇到挫折的故事，安德森惊讶地写道，从胡佛的脸上你可以看出“他从来不知道失败的滋味”。
胡佛有四大特点使他与众不同，尤其不同于梅隆。第一个特点是年轻。胡佛出生于1874年，比梅隆整整年轻了一代。他所生活的世界与其说像拓荒时代或维多利亚时代，不如说更像爱德华时代；另外，战争的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胡佛开始认为，生活就像战时一样，因此政府应该像战时一样多做计划。第二个特点就是胡佛喜欢抛头露面。第三个特点是，胡佛因为从商品生产中获利颇丰，所以往往不信任华尔街，他认为华尔街的那套做法是短命的。第四个特点是，别人（比如说梅隆）采取观望保守的态度时，胡佛却喜欢果断行动、踊跃尝试。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一位如此成功的矿产顾问。
在哈丁政府时期，胡佛一方与梅隆和柯立芝一方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至少在那些认真观察的人眼中，这一点很明显。梅隆一如既往地允许企业完全独立经营，对他来说这就意味着减税。那个时代的所得税只向富人征收，富人们的所得税率极高，最高的税率竟然达到73%。梅隆认为这个比例高得令人望而生畏，它扼杀了投资，也就扼杀了工作。他同时还认为税收很不道德。税收应该务实：一项税收就是一个价格。他喜欢用自己所生活的铁路运输时代的运费来比喻税收，他说，征税犹如收运费，只能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而定，。当政府征税过高时，也会害了自己，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随之减少。梅隆注意到，如果税收过高，人们干脆就不纳税了。结果，立法者们制定的法律往往成为高收入人群的逃税漏洞。于是，梅隆在助手们的帮助下，立即着手减税。作为一位风险资本家，他最痛恨的就是这种过高征税的干预方法，所以在华盛顿他决心尽自己所能来减税。
梅隆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有效地使用家庭的钱——他自己家的钱和别人家的钱。他认为钱必须留在私营部门，留在家庭里，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投资，或者培养孩子或者用于慈善事业。他曾充满敬意地（也许还有些妒嫉）看着朋友亨利·克莱·弗里克建起了自己的艺术收藏馆，报纸上时常会出现一个大标题“弗里克又买走了一件艺术品”。1919年秋天，弗里克去世，梅隆看到他的大量遗物都捐赠给了慈善机构，还看到弗里克那些精美的艺术收藏品卷入多年的遗产税纷争之中。原来弗里克曾许诺赠送礼物的一些机构，比如普林斯顿大学，现在发现他们得到的要比期望的少得多，从慈善家的角度来说，这简直是羞辱。梅隆决心想办法改革对遗产的征税方式。
与此同时，商务部长胡佛已经开始实施他的想法，在胡佛到来之前，商务部一直默默无闻，几乎就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挂名机构。商务部的任务之一就是管理美国各地的灯塔，据说人们对商务部长的工作是这样评论的：他的工作就是“沿着海岸点亮灯塔，让鱼儿回去睡觉”。早些时候，胡佛曾请华宝银行的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詹姆斯·沃伯格来作他的副部长。沃伯格傲慢地问道：“但是那里能做什么工作呢？”最后他没有接受这份工作。
但在胡佛的眼中，这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全国人看看，如果拥有一个国家级的工程师，商务部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来。当经济出现衰退时，他敦促哈丁总统召开工商业和劳工会议来创造就业。其中心思想就是，华盛顿可以鼓励工商业，也许还可以鼓励各州政府和劳工，共同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参加会议的有矿工联合会的约翰·刘易斯。之后在1922年，商务部长胡佛辩称，工会的工资太高了，“矿山和矿工都普遍过剩”。矿工们举行了罢工，胡佛随即进行了干预；这回需要保护的是消费者，而不是比利时的儿童。他给刘易斯写信说：“政府并不打算卷入罢工，只是在努力保护公众不受罢工的影响。”与此同时，胡佛也在着手解决科罗拉多河和西南部的大干旱问题。科罗拉多河简直就像魔鬼一样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在某个季节，这条河可能泛滥成灾、淹没农田；洪水曾将20世纪早期休建的一座大坝冲得荡然无存。而到了夏天，河水竟然变成了涓涓细流。胡佛与保守派们的观点一致，华盛顿出面干预是错误的，但他也坚决同意纽约州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观点，即州政府必须参与水电建设。因此，胡佛自己承担起说服科罗拉多河流域七个州的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访问了所有这七个州，说服他们做出了各种重大的让步。
在20世纪20年代的前半期，梅隆和胡佛都出版了书籍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严于律己的梅隆给自己的书取了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平民党式的名字——《征税：人民的事情》。他在书中阐述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以证明自己继续减税的计划。在试图用当代的某个人物做例子时（也许很难找到），他谈起了亨利·福特的公司。“福特先生通过降低汽车价格和提高销售量赚取了的钱，要远远多于维持高价格和单车高额利润但销量不足而赚的钱，有人会质疑这一点吗？政府只不过是个企业。”该书的寓意很简单：人们会对税率做出反应，低税率可以促进20世纪20年代的增长并为政府带来更高的财政收入。对于梅隆来说，征税过高不是美国人的做法。“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人都可以获得他想要的生活。但是，如果立法或者税收制度使人们无权获得应有的收入，就会扼杀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再也不会竭尽全力地工作，这个伟大的国家就会丧失活力。”梅隆提醒人们，当企业失败的时候，“遭受损失的是冒险开办企业的人”。
梅隆不遗余力地坚持政策的一贯性，即使当政策不利于他个人的利益时，他也不会改变。他以同样激烈的态度抨击了地方免税债券（tax-exempt bonds），这种债券是像他一类的富人喜欢购买的东西。他的这一行动是基于财政部的立场：地方债券之所以非常不好，是因为它剥夺了财政部的收入。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降低税率。梅隆也十分讨厌其他方面的税收漏洞，而且不避讳如下事实，他自己的商业帝国给他支付投资收益时，也会利用各种税收漏洞。毕竟，只要遵纪守法，作为公民个人，他的行为是他自己的事情。
胡佛给自己的书取的名字和梅隆的很相似：《美国的个人主义》。但是书中的内容和胡佛所做的工作一样与众不同。胡佛反对老式的绝对个人主义（absolute individualism），认为自由放任经济学“太理论化和情感化”。他指出，对于美国人来说，私有产权“并不是崇拜对象”。他同时还阐明了自己的信念，美国必须朝着监管发展：“我们给公用事业公司制定的那么多监管以及我们反对限制贸易的立法，最好地体现了我们保护机会平等的意图。”他在描述梅隆主张的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将“资本主义”放在了引号中，表明他要与“资本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书中的信息十分清楚：对胡佛而言，梅隆那样的人才有可能挥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胡佛的这种观点与20世纪20年代两位著名学者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和沃德尔·卡钦斯的观点十分一致，正是这两位学者普及了“行善之手”这种说法。卡钦斯和福斯特还提出了其他新颖的理论。他们哀叹传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