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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司马迁和《史记》的反封建意识和人民性
吉林省敦化市雁鸣湖学校：苏凤霞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超世拔俗，格调独标，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成了一部彪炳千古、辉煌百代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纪传体文学的光辉典范，也奠定了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后世的历史著作相比，《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将史学和文学熔铸在一起，以诗人敏感的心灵来感受历史，以文化为基准来评判历史，于是在文学与历史的张力中，展开了历史与现实的冲突，显现出历史与道德的背离，激发出超越现实的情怀。在《史记》中，他向不道德的历史发出愤怒的吼声，在历史的悲剧中显现他的反封建意识和人民性，在悲情中蒸腾出一种古朴崇高的悲美，这就是《史记》震烁古今，空前绝后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的反封建意识和人民性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身世之悲。司马迁是“史官世家” ，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学识渊博，见闻颇广，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皇子”（《史记·太子公自序》），他曾立志要撰写一部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的史书，未能如愿，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激动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子公自序》）这成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直接动因。司马迁幼年随父至长安，开始接受儒家正统思想。司马谈严谨治学态度和在《论六家要指》中表现出的敢于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对司马迁的人格发展与思想成长产生良好影响。司马迁自二十岁起，先后多次游历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二十八岁后，他有机会再次出游，奉使西征，形成万余里，丰富了阅历，为他写《史记》中许多重要篇章无不有重要作用。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之职。四十二岁时（钱104年），开始了《史记》的写作。然而，正当他“草到未就”之时，一场惨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四十七岁时，因李陵降匈奴事件而下狱受腐刑。汉武帝天汉二年（钱99年）汉将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后降敌，按照汉朝的法律，应该族诛。汉武帝征求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分析，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起当而报汉”。不了汉武帝静竟认为司马迁在替李陵游说而曲意攻击李广利，给他扣上诬罔主上的罪名，处以死刑。因司马迁无钱赎刑，为完成《史记》的写作，只好忍辱受宫刑以抵死罪。政治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使他认清了通知集团和上层社会的凶残本质，加深了对现实和历史的认识。拓为血洗耻辱而发奋著述，用以鞭挞罪恶的黑暗势力，表彰人间的正义行为，寄予他的思乡情怀。封建专制主义对他的残酷迫害和肉体、精神的摧残，非但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增强了他著述的决心，并为《史记》注入了更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更鲜明的人民性。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向挚友任安倾吐了久积胸臆中的痛苦和郁结在心的愤懑，抒发了他无法诉说的满腔悲恨，描述了他不当罪而受其辱后痛不欲生，又不得不为写《史记》而隐忍苟活的情状。此 “书”通篇凝聚着一个冤狱受害者无辜罹难的悲愤心曲，也是司马迁对封建君主专制罪恶的声泪俱下的空诉状。他在《悲不遇赋》中，强烈地抨击现实的黑暗：“悲夫世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虽有形而不降，促又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感，信盛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遂将屈而不伸” 。对于所谓的“汉武盛世”，作者联系自己的遭遇，控诉了当政者美恶不分，公私不辨的昏庸，披露了统治集团互相倾轧、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的丑行，抒发了自己“生之不辰”的感慨和悲哀，从而透视出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不虚美，不隐恶”的批判精神。他以先辈发愤著书的精神激励自己，历经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
其二，是历史之悲。如果说身世之悲是外因的话，那么，历史之悲就是深刻的内因了。司马迁的时代离春秋战国和秦代相去未远，那是一个以霸道、无道的现实取代王道理想的时代，是一个美好的文化理想被混乱的现实摧毁的时代，因而是一个富有悲剧性、充满了悲剧意识和悲剧人物的时代。还应该看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汉武帝集圣王于一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尚未普及和强化，他还能够比较自由地继承孔子的士人承担文化使命的传统，比较自由地思考历史和文化，所以才能够“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做出富有文化意义的总结。《史记》中的一百三十篇从上至古代帝王，下至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他的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呢个迷信思想因帝王的提倡尚很流行的时期，他确敢于持相反的观点，大胆地反对荒诞不经的“星气之书”，从而把对自然现象的研究通种种迷信说法相区别。他在《伯夷列传》离，从一系列历史人物的遭遇中得出结论，说明作恶多端的不捏之徒未必恶有恶报，往往在安享富贵中终其一生；相反，刚正纯洁、忠厚之士也不一定有什么善报，常常是终身凄苦，遭遇厄运。于是，司马迁发出了“傥所谓无道，是邪非邪”的质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一位迷信天道的说法。正是由于司马迁坚持了比较正确的天道观，才有可能从“天人相分”的观点出发，客观地考察历史事件，分析兴衰成败的原因，得出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他坚持道德史观反对“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刘邦成功了，但他还是流氓；项羽失败了，但不失英雄本色。是的，项羽不是政治家，他在政策和策略方面屡犯错误，他的个人性格也有种种缺点，最后陷入“四面楚歌”的悲惨境地，被迫自刎于乌江。但是英雄是依情感而行动，靠理想而生活的人，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本来就不是忍辱含垢、龌龊委琐”政治家”。也许，项羽的失败蕴涵着这样的意味：英雄并不是英雄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吗？然而历史并不是没有希望，你看，千百年来，人们不是对项羽这位失败了的英雄倾心地歌颂吗？这说明理想是永不泯灭的。
司马迁还描述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屈原的怀沙而死，已自不待言。李广抗击匈奴，忠于国家人民，战功卓著，号为“飞将军”，最后因贵戚争功，自刎而死。李广死时无论“识与不识，皆为垂涕”，连司马迁都忍不住加上了“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的赞语。李广不封，自刎而死，不是因为什么“数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的悲剧性。韩信本是一位十分精明的将军，其功劳无人可比，但最后还是被刘邦、吕后罗织罪名杀害。信陵君可以说是魏国的“长城”，但晚年却受魏王猜忌，心情十分抑郁，最后病酒而死。孟恬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并且北筑长城抵御匈奴，与朝政无涉，但因受到赵高的猜忌，被迫自杀。难道刘邦自己就“不悲”吗？当狡兔烹尽之时，已经无人助他解除内忧外患，那“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歌唱，补正体现出他悲楚的心境吗？总之，所有这些描述，都使《史记》透显出一种强烈而悲怆的悲剧气氛。
《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就是司马迁在阐述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从中找出盛衰兴亡之理，显现出进步的历史观。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以其在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进步或反动的作用为依据，而不单纯以封建正统观念或儒家道德的是非为是非。如对先秦时代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改革家吴起、商鞅等历史人物，《史记》翔实地记述了他们的变法措施和社会活动，充分肯定了这些改革家锐意变法所取得的国富兵强的历史功绩，尽管从感情上说他不赞成这些改革家的“刻暴寡恩”，却并不因此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这正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客观性。
司马迁力图把〈史记〉写成阐述独立见解、表达社会理想、寄寓悲愤情怀的“一家之言”，不仅体现在作家对纷纭的历史现象的反映和分析上，而且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他对众多历史人物的记述和评价上。如司马迁为帝王作传时，敢于无情的暴露他们的恶性隐私，敢于大胆的扫荡他们头上的“受命于天”的灵光，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对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的描写，就是生动的一例。司马迁没有否认他作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知才善任的表现，但更不放过他的流氓、无赖、歹徒的本质的揭露。同时在其他人的列传中，对刘邦的残忍、狡诈、阴险、粗野、好色的品格，通过艺术的描绘进行了揭露。既肯定其功绩，又揭露其罪恶，这就是司马迁为帝王作传的原则。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依据历史运动的客观法则公正地记述和评断人物的功过是非，这特别地表现在他对陈涉、项羽等失败了的英雄的描写中。司马迁同情人民的抗暴斗争，痛恶暴君暴政。在〈陈涉世家〉中，他热情地歌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壮举，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和吴广的生动、鲜明的形象，记载了起义的发动、进展、胜利和失败，颂扬了人民的勇敢和智慧，并揭示了农民起义的深远影响。在司马迁看来，陈涉可以与灭夏桀的商汤、灭商纣的周武王相提并论。因此，他把陈涉放在“世家”中记述。对于项羽这位秦亡汉兴以前的实际执政者，他也不因其并没有建国称帝或最后终于失败而抹煞其历史地位，而是把他纳入“本纪”与帝王同列加以记载评说，这就是司马迁对项羽反秦功绩的正面肯定。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将朱家、郭解等人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以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见义勇为的品质，同恃强凌弱、横行乡里的歹徒的作为相区别，指出，游侠虽然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法制与道德，却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理想，无疑寄托着司马迁对苦难现实的愤怒抗争。
当然，由于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以史为鉴，以巩固汉王朝的一统天下，作为王朝史官，自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富有独到见解的史学观点和直言不讳的修史态度，表现了他的反封建性和人民性，是后世学习和标榜的典范，对于现金社会，也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参考书目：〈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盛广志编著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3第一期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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