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历史和人文概况.doc

通州项目所在的城市背景
一 城市历史文脉
(一) 北京城市历史

北京建城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考证，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城邑建于西周时期，是燕国的都城，距今已有3000多年。“北京”之名源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公元一四零三年朱棣夺取皇位，迁都北平后改名北京。《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蓟也就是燕国的都城。据考古发掘，蓟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八百五十余米、南北长约六百米；城墙厚约四米，分主城墙、内附墙和护城坡三部分；城垣外有沟池环绕，颇具规模。
历史表明，一个城市的诞生必须要有适当的地理因素。蓟城之所以诞生在北京小平原上，决非偶然。蓟城三面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山后是开阔的游牧地带。于是，这里的居民一方面可向北与游牧部落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可向南与中原建立关系。北京也因此成为当时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这才是北京城建在这里的根本原因。公元前三世纪初叶，秦始皇统一中国，蓟城成了广阳郡的治所，此后一直到唐代末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这里和平时成为南北交流的商业中心，战争时则是必守必攻的军事重镇，其军事地位不可小看。契丹人入主中原后，将蓟城定为陪都，称之为“南京”或“燕京”， 到十二世纪初叶，女真族取代辽的统治地位，燕京被正式定为金朝都城， 称“中都”，女真人对都城进行了改造。扩建后的新城周长十八点五公里 ，位居中央的皇城周长约四点五公里。无论是陪都还是金的都城，设都邑的意义有二，一来战时，可以托城防拱卫京畿重地，同时一旦城破可以依托三面环山的险要地形，以逸待劳继续阻敌北进。且另由漠北方向的进犯，可以托北京三面环山之势拒敌于关隘之外。二来入主中原之时，也可作为战时大本营，利发兵南下，因此辽金时期的疆界在黄河以北，而将北京作为陪都或中都则是地势及军事所然。因此北京历来就是攻防兼备之地。故而军事价值尤为重要。另加之有多路水脉汇至北京小平原，水陆交通的先天条件优越，所以其具备了建立皇家城邑的基本条件。

金中都城地图（1160-1207年）
元朝建立后的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一五年），忽必烈迁都燕京，第二年改中都为“大都”（现北京时海淀区蓟门桥附近还留有“元大都”遗址）。元朝最后统一了中国，北京也就上升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元大都的改建工程从至元四年（公元一二六七年）忽必烈迁都前就已开始，到至元三十年（公元一二九三年）结束，由当时著名的建筑家黑迭儿丁亲自设计并领导。工程主要分宫殿、城池、运河三部分，外郭城 周长二千八百米，呈长方形。市区布局端正，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整座城市如棋盘一样，整齐壮观，被西方人尊称为“大汗之城”。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军攻入大都，改大都为北平，一四二一年朱棣又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北京得名之始。

元大都城地图（1341-1368年）
永乐四年（公元一四零六年），北京城大规模建设开始：移建南北两面城墙，建设宫殿、布置园林，北京最后呈现出“凸”字形轮廓。
公元一六四四年清朝入关，北京城与前代相比并无多大改动，但近郊园林建设却远远超过前代，如圆明园、颐和园等，其瑰丽幽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清朝北京城地图（1750年）
旧北京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元朝的奠基，明朝的改建，清朝的修建三个阶段，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帝都建筑艺术中心的杰作。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民国初期，北京的城墙街道变化很大。1923年将皇城的东、北、西三面墙垣拆除，南面的墙垣大部也被拆除。新辟四条交通干线，纵向为紫禁城东侧南、北池子和西侧南、北长街两条通道。横向为紫禁城南面大街(今东西长安街)和北面今景山前街两条通道。1924年，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开兴华门，后改为和平门。1937年在东长安街东开启明门，后改名建国门。在西长安街西开长安门，后改称复兴门。民国以后，北京的西式建筑和仿古建筑增加了很多，如北京饭店、协和医院、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同时， 北京的民族工业，包括煤炭、电力、建材、机械、毛纺、针织等，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北京成为全国 最大的消费城市，商业十分繁荣。北京也是历次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发祥地。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

民国北平市地图（1947年）
新中国的建立，揭开了北京发展新的历史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给北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北京GDP只有2.8亿元，而2009年上半年的GDP就相当于1949年全年的1900倍。而多方利好数据显示，下半年北京经济增长将好于上半年。这意味着，2009年北京GDP相当于1949年的3800倍。按常住人口和当年汇率折算北京的人均生产总值，2001年北京的人均GDP仅为3000多美元，2008年人均GDP就已突破8000美元大关，尤其是在2004年至2008年的4年间，北京人均GDP更是以每年1000美元左右的增长速度连续突破整数关口。根据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北京正式步入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谈起北京的经济发展，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无疑是一个权威的解读者。她说，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8000美元之间时，是经济处于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人均GDP突破8000美元之后，经济将进入平稳发展期，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会随之明显增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北京经济实力和质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二 区域历史文脉
(一) 通州近古发展史
1、城市沿革
通州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境域内就有人类活动。自西汉初建置以来，通州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为漕运命脉的800年间，通州是京城门户、仓储重地，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十分突出。通州自西汉设县建治，名称屡经更迭，西汉称路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称潞县，辽时分为潞县和漷县。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取京杭大运河“漕运通济”之意在此设州，正式称通州。此后虽通州所辖地域多有变化，但一直称通州。民国称通州为通县，属河北省。1948年12月通县解放。1949年-1950年称通县，1954年分设通县和通州市，1958年3月通县、通州市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后，合并称为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县。1997年4月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
2、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一条人工河道 ，全长1700余公里，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通州（今通惠河与温榆河交汇处），南至杭州萧山，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
京杭大运河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
京杭大运河主要经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到了隋朝，隋炀帝动用几百万人，开凿贯通了大运河，这为以后国家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隋代开始全线贯通，经唐宋发展，最终在元代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它不但担负着朝廷运送漕粮、官盐的任务，也承担着南北商贸运输。其触角所及给当地带来了繁荣兴盛，尤其把河流流经的各山间盆地连接起来，运河经济刺激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形成了沿运河线的城市群落。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
目前，京杭运河的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
京杭大运河在唐朝展现了它最辉煌的一页，把江南的丝绸、陶瓷、茶叶等送往世界各地，以至于视陶瓷为中国的代名词，将陶瓷翻译成CHINA，与中国同名。可见京杭运河流动着商品物资的同时，也将沿岸的文化流传到世界各地。沿着河岸也流动传播着民俗风情，沿岸居民，多数为渔夫、船家、码头工和拉纤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运河上劳作、生息。大运河有时也会发怒，吞噬着来往的航船。面对不测的风险，水手和船员祭祀河神，祈求神灵保佑。人们建起各种祭祀性建筑，点燃香火，祈祷亲人平安返家。
随着运河的流动，桥梁、码头、货栈、仓库、船闸、水坝和兵站等建筑设施纷纷出现在运河线上，独特的的大运河文化也逐渐形成。
3、漕运经济
“三国曹操征乌桓（wu huan），古少数民族，患军粮难至，凿平虏渠通潞水，漕运军粮。”此是通州大运河漕运最初的记载。元代大运河全线开通，1292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从此通州成为京东交通要道，成为享誉全国的漕运仓储重地。运河漕运，国脉所系，历朝视通州为肘腋（zhǒu yè），于是通州有了“乃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的美誉，为万国朝拜、四方进贡、商贾行旅、水陆进京必经之地。享有“一京（北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称。漕运发达时期，“运河舟楫之盛可抵长城之雄”。
3、军政大事
通州自古是军事要冲，北京凡重大战事均涉通州。明清两代更替，近现代三次外敌入侵均经通州而薄京城。近代以来，通州更是积聚过大量的革命先驱和革命家，对压迫者和侵略者进行过殊死搏斗。清咸丰十年，通州民团猎户数千人与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一起殊死抗击英法联军，爆发了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光绪二十六年，通州数万民众加入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留下最悲壮一页。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成立通州革命军司令部。“五四”运动期间协和书院学生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杨仲健、朱自清在通州宣传俄国“十月革命”。1927年春，中共潞河中学支部建立，周文彬任支部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殷汝耕叛国投敌，在通县成立了闻名中外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22县成立第二个满洲国，通县成了推行奴化教育的大本营。对此，通县人民怒火中烧，不甘屈服。先是，1937年27日通县爆发“保安队起义”，起义官兵捣毁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活捉了汉奸殷汝耕，击毙了日本特务机关长、打死日军500多人，这一事件曾通电全国，通县人民无不为之振奋。随后，1938年5月翼东地下党组织配合宋时轮和邓华的部队，举行“翼东抗日大暴动”，通州数百农民参加暴动，摧毁敌伪组织，收复县城九座，后暴动受挫后，党员和青年隐蔽在通州潞河农校，转入地下继续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住扎宋庄。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与傅作义的谈判在五里桥村举行，17日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史称“五里桥谈判”。
4、文化底蕴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水陆都会，文人墨客多流连于此，文化积淀丰厚，明清时期建有州学、书院、会馆多所，潞河书院（现今的潞河中学校址）为东路厅所辖10州县最高学府，至今已有139年的建校史。通州境内有众多名胜古迹，现存的燃灯佛舍利塔、永通桥及石道碑、李卓吾墓、潞河中学红楼、通州清真寺、张家湾城址及通运桥等多处市级文物。“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是清代文人对当时通州的描述，燃灯佛塔更是以“一枝塔影认通州”而成为通州城及京杭运河北端的标志。通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向来是文脉蔚然、古韵萦绕。千年底蕴，形成通州特有的运河历史地域文化。

燃灯佛舍利塔 通州清真寺
l 通州的皇家文化通州的皇家文化始于辽代。辽时，通州称潞县，辖区（今漷县镇）有一片湖泊，名延芳淀。辽主每值春季来这里打猎游乐。金代，路县始称通州。金正隆四年海陵王完颜亮亲临通州视察造千艘战舰情况。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十八年正月至通州，二月驻足通州的柳林。元成宗铁木耳也游猎柳林并发兵1500人于今通州漷县镇筑呼鹰台，用于射猎。元英宗硕德八刺时代，不仅游猎柳林而且在此敕建行宫。明朝，通州的漕运已经比较发达，明武宗朱厚照曾于正德十五年十月由江南乘舟至通州，驻扎多日。朱载厚的贵妃，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生于通州永乐店村，据传李太后出生时曾有奇香，故生李太后的胡同取名为香儿胡同，今此胡同仍存，分为上香胡同和下香胡同两段。到了清代，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率兵攻破通州，八月，清世祖福临就驻扎通州。康熙年间，康熙帝巡视通州很多次。雍正帝去东陵谒陵时，驻在通州的任庄。乾隆三年八月乾隆帝奉太后游通州的马驹桥围猎。历代帝王及皇室在通州所留下的足迹，构成了通州皇家文化的主体，而在各层面社会生活中，通州也与皇家文化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贡院小学、司空小学等都与皇家文化有关。
l 通州的漕运文化：通州自金代开始至以后的800多年间，护卫与管理漕务成为其基本职能，居民生业也多因漕运所需而兴废。因此元代以后，通州逐渐形成了以漕运为代表的特定文化氛围。而这种特定文化中，漕运、仓储文化是其本源，其它文化多源于此。通州在全国独具的三座庙宇中的仓神庙、铁锚寺正是通州漕运仓储文化的显著特征。明清两代仓储衙署官员责任重大，为祈祷保佑无事，故建有仓神庙。明朝在张家湾码头还建有铁锚寺，无论何船经此寺，舵手均要上岸入寺，恭拜祭锚，以祷安航。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春暖花开之际，通州还在土坝码头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漕粮的收纳和支放场景可以说是蔚为壮观，构成的是一幅幅特殊的仓储文化画卷。依托漕运文化而衍生的民俗文化如花会、庙会、旱船、高跷、拉洋片等更融合了各地民间活动特点。
l 通州的地名、胡同、古迹文化：通州的地名及胡同文化，把千百年来漕运的历史以地名的形式永久的积淀下来，给通州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给通州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场景空间。如皇木厂、中仓、西仓等仓储地名，粮食市、瓷器口、鱼市口、斗子营、江米店、北果子市、牛市口等交易地名，都是运河漕运遗址标志的域名文化。当然还有一些历史遗迹演变出来的景观文化，如八里桥、燃灯塔、三教庙等。以及以御道碑等为代表的碑刻文化。
l 通州的饮食文化：京杭大运河不仅给古代通州的相关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由它带来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形成精品。特别是被称为通州三宝的“小楼烧鲇鱼”、“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豆腐”至今仍为京津地区人民津津乐道。

“小楼烧鲇鱼” “大顺斋糖火烧”
l 民间工艺文化：晚清时期，朝廷为了保证漕运通畅，严禁在运河沿岸兴修农田水利，通州农业发展受到限制，所以手工业相对比较发达。因通州城市繁华，逐渐成为消费城市，所以手工艺术品制售就更为突出，产生了许多代表人物及作品。如剪纸艺术家杨本逵、陶器制作家杨梦臣，面塑艺术家面人汤等。
5、 历史人物：通州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孕育和汇聚了众多历代名人。古有唐代名将吴少诚、元代名臣李秉彝、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李卓吾），清代“北方才子”刘锡信，民家艺术家“汤子博”。他们都是通州城市发展的“精神财富”。
l 吴少诚：（750－809），唐代幽州潞县人。唐朝军阀，淮西节度使。出身将门，其父曾为魏博节度属下的都虞侯。吴少诚少年时就因为父亲的缘故被授以官职。后来，梁崇义叛乱，淮西节度李希烈奉命率兵讨伐，吴少诚受到李希烈的器重，以吴少诚为前锋。等到乱事平定，吴少诚得到实封五千户。此后，李希烈割据称雄，吴少诚甘心为其所用。在唐朝军队的打击下，李希烈最后兵败身死，陈仙奇为留后，朝廷也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但很快为吴少诚所杀，在众人拥戴下，吴少诚自封为留后，开始掌管淮西，勤于政事，公正无私，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后，吴少诚割据称雄，贞元十五年，陈许节度使曲环病死，吴少诚趁机扩大疆土，出兵攻掠临颍县，包围许州，这时朝廷下诏削夺了他的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马前来讨伐。然而，吴少诚治兵有方，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官军三战三败。最后，官军退守五楼行营，军心动摇，又没有防备，遭到吴少诚淮西军偷袭，大败。此后，朝廷无力再征讨吴少诚，干脆下诏赦免了吴少诚的全部罪行，正式使命他为淮西节度使，还加封为检校仆射。唐顺宗时，又加封为同中书门平章事。唐宪宗即位后，又给吴少诚加官进爵，迁检校司空，809年，吴少诚在淮西病死。
l 李秉彝（yí）：元朝名臣，字仲常，人称闲邪公。世家大都通州潞县（今北京市通州）。世祖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升通议大夫，官工部尚书，两浙转运使。工书，十岁能习古篆隶。李秉彝元代初年最早到四川视察都江堰，就开始设想：如何把简易性工程改变成永久性，从根本上减轻民众负担，缓和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李秉彝在小河上进行模型试验，接着将都江堰枢纽破天荒改造成砌石工程。由于当时政局仍然动荡，首次改造并不彻底；不过这次改造的意义重大，为后来的彻底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l 李贽（zhì）：（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嘉靖三十五年任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三十九年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三年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辞官归隐。他为官期间，目睹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攻击和迫害。后移居通州。1599年写成《藏书》，受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因“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被逮捕。李贽入狱后，听说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地说：“我年七十有六，死以归为？”于是愤而以剃刀自刎。李贽去世后，马经纶遵其遗嘱，将其安葬于通州城北的马厂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以后迁至现西海子公园内。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在青松翠柏，一湖碧水的环绕中，李卓吾先生得以安息。
l 刘锡信：字桐村，清代通州人。少年时代聪明伶俐，理解力强，喜好读书。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深通历史，熟读传记。乾隆三十年（1765），考中举人。后从事实际事业，以举子身份到山东省即墨任知县，清廉公正，政绩突出，声誉较高。不久，升任他为户部湖广司员外郎，主管湖广省有关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辅助郎中办理相关业务。政事余暇，每天还要批点校对书籍，蝇头小楷朱批黄正，而且著书立说，有《潞城考古录》3卷，批改订正不同之处，填补历史记载的空白，或纠正史料记述的谬误。他平生不追求名利，专心研考史籍，一般人罕有能够达到他这种治学程度者，所以著述较多：《历代讳名考》、《煮石山房存稿》、《菱溪笔记》等。清初大学问家多器重他，称他为“北方第一学者”。其他文化名流也都对他给予很高评价。
l 汤子博：第一代面塑大师（艺名面人汤），1882年生于通州新城南街。少喜绘塑，兴趣广泛。对医、儒、释、道、禅均有研究。清末在通州万寿宫偶遇山东面塑艺人，颇感兴趣，遂购其面团，潜心研习面塑，终有所成。汤氏面塑独具特色，人物神态生动逼真，惟妙惟肖，精细所致，能在半个核桃里塑造27个人物，堪称艺术绝品。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汤子博工作室，从此“面人汤”从民间登上艺术殿堂。作品多被选为国家礼品并常参加国内外展览，曾获“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奖章。
6、 名胜古迹
l 西海子公园－北京通州运河公园 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西侧，占地面积210亩，其中水面近80亩，公园最早形成于1936年，扩建于1985年。公园以它应有的功能和魅力每天接待着强身健体、晨练、娱乐的游客3000多人次，公园年平均接待游人量达120万人次。公园不仅有现代化的娱乐设施，还有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旧城遗址，青山绿水，使西海子公园成为镶嵌在通州城内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l 燃灯佛舍利塔 北京地区最高最大的塔，坐落在西海子公园内，(因塔内藏有舍利而著称)该塔始建于南北朝周于文氏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唐朝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清康熙35年重修的燃灯佛舍利塔，塔高56米，周长44米，砖木结构，密檐实心，八面八角十三层，塔上共有2232枚铜铃，轻风吹来悦耳动听，佛像424尊，砖砌干革塔刹两层。古人曾有诗日：＂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佛舍利塔是古通州的象征，1985年维修该塔时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大学的博雅塔正是复制于燃灯佛塔。
l 百年塔榆 燃灯塔第十三层西北破面，生长一株榆树，此榆主干直径17厘米，高3.7米，树冠阔 4.2米，因搭塔刹脚手架碍事，不得不将部分枝干砍去，故余高1.9米，冠阔1.5米.因其危害塔顶安全于一九八七年三月将此树迁移地面，此榆之龄将近三百年之久，如今此榆植于塔侧葫芦湖畔，一改百年常态，与其他榆树同时发芽同时落叶，新枝簇簇，绿叶葱葱，十分茂盛，每日吸引不少游人前来观赏，由于此树乃从塔顶移植于此，约定俗成，都称之为＂塔榆＂。
l 李卓吾先生墓 位于西海子公园东北角，掩映在苍松翠柏中，李卓吾(李贽1527年-1602年)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他博览群书，熟读诸子百家，他敢于揭露道学的伪善，抨击孔孟之道，并以独到的见解评价从战国到明末的800多名历史人物，他曾先后出版了《藏书》、《焚书》等巨著。1602年他被迫入狱，以死抗争，他的朋友马经伦将其安葬在通州北马场，为使后人凭吊观瞻，1985年扩建公园时，将此墓迁至园中。
l 潞河书院 1867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江戴德夫妇在通州开辟传教站，进行传教并在新城开办男童寄宿学校，即为“潞河男塾”，学校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布道师。1889年美国华北基督教公理会举行年会，表决通过把学校的课程提高到大学程度，并且申请资金，美部会拨款2500美元用以购买土地，建设校舍，于当年在通州正式开办“潞河书院”，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2年更名为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后组成燕京大学。其中斋部仍留在通州原址，为私立潞河中学。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78年被北京市政府确定为首批市属重点中学。2000年通过专家组的评估成为北京市首批国家级示范高中。
l 永通桥 北京四大名桥之一。坐落在古老的通惠河上，因距通县城西八里，故俗称“八里桥”或“八里庄桥”，而其原名却鲜为人知。通惠河是元朝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的一条重要人工河道，“东南贡赋，岁亿万计，市民所需，则不可悉数，概由此河运京。”永通桥正是在这样一条漕河上建造的唯一的一座大型石拱桥。史称它是“陆运京储之通道”。石桥的前身是座木桥，因通惠河坡度较大、河水湍急。常将这里原建的木桥冲毁，影响交通，因此有内宫太监李德奏于明英宗，建议于此地建石桥，英宗准奏，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石桥竣工，英宗赐名“永通桥”。石桥的建成，不仅解决了交通，控制了洪水，还为古老的通惠河增加了一个美丽壮观的景点。所谓“长桥映月”正是通州八景之一。永通桥的造型极为特殊。中孔特高，高达8.5米，宽6.7米，两次孔仅高3.5米，相差悬殊。这种构造是专为漕运的需要设计的。通惠河运粮船多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拱桥，势必阻碍漕船的航行，为此古代工匠将桥的中孔建造得相当高耸，漕船可直出直入，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所谓“八里桥不落桅”正是指此。永通桥地处交通要冲，战略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中外战争。第一次为咸丰十年(1860)，中国官军与英法侵略军交战。第二次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在此展开了激烈战斗。永通桥不仅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而且还是近代史上的重要纪念建筑。
l 御制通州石道碑 位于通州城西，京通快速路北侧，清世宗御笔，为纪念雍正七年敕筑北京朝阳门至通州各仓、码头间石道事，于十一年（1733年）制立。南向面道，艾叶青石制。螭首龟跌，全高七米，碑侧高浮雕升龙，鳞片闪光，碑阳浅浮雕群龙，水波荡漾。俱精雕细刻，生动形象。碑额"御制"二字，篆刻古朴。铭文左汉右满合璧，遒劲流畅。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身，其精其巨，京东堪冠。碑文中有“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之句，将通州战略地位之高，经济繁荣之景，高度描绘而出，乃京门通州辉煌历史之见证，乃通州运河文化之产物，不可多得。文中还有"朕临御以来，详求治理，昼夜孜孜，惟恐不逮。近而郊圻，远而郡邑，遐取僻壤之区，其有关于利济民物者，莫不因地制宜，以次修举"之语，更发人深思，亦令今人扪心自问如之否。
l 通州清真寺 乃北京地区四大清真寺之一，郊区称首。其元代创建，历史之悠久，仅次于宣武区牛街。明代正统，万历间予以重修。清康熙、乾隆帝游通州时曾经至此，再增修之。1945年，此寺曾办大学。寺前胡同曾因寺而名清真寺街，今名胡同。著名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曾在此拍摄。1959年定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寺东向，跨南北二院。轴线上主体建筑礼拜殿尚存，勾连搭四卷，明三暗五，形制恢宏，顶式多样，集中国左建殿宇之大成，为城郊罕有。一、二卷均三间，前为敞厅，卷棚顶，后乃过厅，硬山脊；三、四卷皆五间，前为调大脊，后为歇山脊；四卷明间后为望月楼，四角攒尖脊带琉璃宝瓶。殿内设井口天花，写意牡丹图案；四周梁枋满饰重彩博古图。数十根金柱朱漆，皆围捏铁线缠枝牡丹，绚丽夺目，为独具特色。第二卷两山之侧，各建一座六角攒尖顶过门亭，各与第三卷稍间相通，此种设计亦属独到。主院北讲堂，水房尚存，碑记5块多嵌砌于壁。若胡同北口殿式木碑楼与主院内照壁、垂花门、室礼楼不在"文革"中破坏，则此寺可与牛街清真寺难分伯仲。
l 通运桥与张家湾城墙遗址 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通运桥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辽时为木桥。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三十三年改建成石桥，赐名“通运”。清咸丰元年（1851）重修。桥南北走向，全长43.5米，宽10米，为3孔石券洞结构，中券宽9米，券洞两侧上方雕有镇水兽，券洞壁上镶嵌碑记1块；两侧券洞宽7米。桥上两侧各有望柱18根，柱头有石狮；柱间镶置浮雕宝瓶栏板，共计19块，用长方块花岗岩横砌金刚墙，瓶纹彼此有别。桥面有不同程度损坏，桥结构仍完整。桥东有万历皇帝赐名“宝德”庙宇1座。桥北端原立有螭首方字碑2通，等高同制，汉白玉雕。碑首高1.34米、宽1.62米、厚0.42米；碑座高1.2米、宽1.18米、厚0.44米，两面浮雕二龙戏珠纹。桥西石碑内纵刻篆书2行：“通运桥碑文”，碑首题“敕建通运桥碑记”，碑身阳刻楷书铭文；桥东石碑内纵刻篆书三行“敕建通州桥福德庙碑记”，碑身纵刻小楷铭文。两碑记述捐资改建石桥与建庙镇桥之事。已无存。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出资重修通运桥。桥北侧为张家湾镇城墙遗迹。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所存城墙为张家湾城南门东段城垣遗址，总长120米。1992年通县人民政府拨款15万元予以维修，并按明城原样修复西端20米。修复段高7米，厚35米，外壁砌城砖，上设垛口，中夯灰土，顶铺方砖，下半部用原城旧砖，石灰灌浆。其余80米保留原来残貌，高4米。1997年北京市文物局在城址西端树立北京市政府文物保护标志，艾青石制。在东垣西折北转临通惠河处还有一段50米城基。
l 通州三教庙 在通州旧城北部区域大成街北侧（原为北京花丝镶嵌厂址，现位于通州大成街1号院——司空小区北侧），儒教的文庙（亦称学宫）与佛教的佑胜教寺（亦俗称塔庵）、道教的紫清宫（亦俗称红孩儿庙）这三座独立存在的庙宇，近距离成“品”字形布列在通州州治衙署的西围墙之侧，在佑胜教寺西侧，耸立着燃灯佛舍利塔，因而形成了“三庙一塔”的古建筑群，座落在京杭大运河北端西畔，通惠河河口南岸，共同成为北京人文奥运六大景区之一——通州运河文化景区，今人概括简称之为“三教庙”。三座庙宇中，文庙在前，规模最大，创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比现在北京孔庙尚早建4年，历经元、明、清三代22次重修扩建，至光绪九年（1883年），已经形成除北京孔庙之外北京地区最大的文庙，中路跨东西三院，中轴线上主体建筑依次为：照壁、射圃、如日中天坊（左忠义祠、右节孝祠）、大门（左“德配天地”坊、右“道冠古今”坊）、棂星门，泮池泮桥（左名宦祠，右乡贤祠）、戟门（左、右角门）、大成殿及其前杏坛（左东庑、东朝房，右西庑、西朝房、西山外圣训亭）、二门、崇圣殿。大成殿东侧有东跨院，前为圣容殿，后为尊经阁。西跨院有二，分别为学正署和训导署院，前有头门，二门，后有明伦堂；一为文帝祠。所有主体建筑一色歇山脊。1935年12月此庙是日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拆改较大。1949年8月河北省通县专署设此，亦有所拆改。1958年9月，北京花丝镶嵌厂迁占后，按工厂功能拆改更大。2004年开始修缮，并在原文庙殿宇遗址和形制之上，修复了棂星门，戟门与东西配房。三座庙宇中，位于右后面的佑胜教寺与左后面的紫清宫，东西并列，均一进院落，很小。“三教庙”中各供其教的祖师爷，文庙祀孔子，佛寺奉释迦牟尼老师燃灯佛，道观供老子，文庙最大，突出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道、佛教庙宇很小，且置于文庙之左右，封建统治者将道、佛两家思想放在辅助位置上，主次极为分明地分布在州街门下手旁边，共同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三教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即对立、又统一地列在州治之侧，这在全国各省、府、州、县是唯一独有的人文景观，反映了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 通州的当代发展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通州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49年-1950年称通县，1954年分设通县和通州市，1958年通县、通州市从河北划归北京，合并成北京市通州区，1960年复称通县。之后的通州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建国初期到1978年）：建国初期城市建设速度较慢，“文革”时期，城市建设几乎停滞，城区面积仅16平方公里，通州仍停留在一个小县城的概念上，城建、交通、环保等相对落后。新中国建立初期，通县、通州市的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通县有成绩也有挫折。通县同全国一样，也曾大炼钢铁，搞浮夸风；也曾集中了2万余名工作队进行“四清”大会战，使不少基层农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1967年12月成立通县革命委员会取代中共通县县委。1970年通县县委又恢复。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当年全县7605人参加高考，483人被录取为大中专学生。1978年，全县总人口52.32万，农业总产值33009万，工业总产值12996.1万元，财政收入2964万元。
2、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以后，通县城市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l 经济发展：19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通县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经济发展突飞猛进。1992年通县成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位列全国第17位，全县社会总产值83亿，农业总产值12亿元，工业总产值63.2亿元，财政收入1.76亿元，通州的声誉达到顶峰。1994年1月国家统计局12项指标评比，通州位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10位。1997年，北京市撤销通县建置设立通州区。同年10月通州区委决定撤销西城、南城、北城、东城、新建、运河、北苑七个办事处及党委，成立中仓、新华、玉桥、北苑街道办事处及工委。是年，通州的354家企业完成重组改制，其中28家被拍卖。是年，注册登记的外资企业已达360家。1997年初，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13亿元。财政收入1.79亿元，比1992年仅增长1.7%。2001年7月，通州进行撤乡并镇，全区定为下辖10个镇，一个民族乡、4个街道，延续至今。2002年末，全区国内生产总值91.33亿元，比1997年的38.45亿元增长1.37倍。地方财政收入实现6.94亿元，比1997年的1.97亿元增长2.63倍。
l 城市规划：1959年通县第一次编写城市建设规划。1984年，通县首次制定了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了建设北京卫星城的发展思路。到1996年，通州城区建成面积26平方公里，人口26万。建成东西向、南北向各3条主干道，连接165条街巷、居民小区。此阶段，通州作为北京卫星城，接纳了大量化工业、制造业企业，为北京市区二产向郊区转移和缓解市区就业、人口压力，作出了重大贡献。1997年，通州城市建设迈上了快车道。通州区制定实施了《通州卫星城总体规划（1996年-2010年）》和《通州区域总体规划》。2000年，京沈高速路、通顺公路、东六环路通州段相继通车。连接城内复八线地铁的八通轻轨铁路工程于2003年通车运行。规划建设的5座横跨运河两岸的大桥，其中东关大桥、运河大桥、六环西辅路跨运河桥已建成通车，玉带河大桥、城市彩虹景观桥也已建成。“三纵（滨河路、新华南北路、京津路）三横（新华大街、玉带河大街、运河大街）”的城市内部交通网络基本形成。2003年通州酝酿启动编制《通州新城规划（2005年-2020年》，通州新城建设翻开了新的一页。
3、 文化名流：这一阶段，不但通州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教育文化事业也取得了丰收的成果，涌现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形成了颇具通州特色的“作家群”，他们为通州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他们是通州的骄傲。其中，刘绍棠、高占祥、刘白羽、王梓夫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 刘白羽，通州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他在1950年参加编制的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一等奖；散文集《芳草集》获1989年优秀散文奖；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1986至1994年）炎黄文学奖；长篇传记文学《心灵的历程》，获首届（1990年至1994年）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他有多种作品被译成英、俄、德等多种文种出版。   
2) 刘绍棠，通州儒林村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幼年成才，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系列》12卷。其中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作品奖，短篇小说《娥眉》获全国优秀作品奖。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3) 浩然，长期在通州工作创作的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浩然选集》5卷，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其主要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连环画，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苍生》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特别奖。   
4) 高占祥，通州人，曾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主要文学作品有《浇花集》、《微言集》、《微风集》、《春泥集》等，并有《高占祥书法集》、《高占祥人物摄影作品集》、《莲花韵》、《荷花韵》等摄影专集。   
5) 房树民，通州人，曾任中国青年报社文艺部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与人合作发表报告文学《向秀丽》、《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   
6) 王梓夫，通州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漕运码头》，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光》、《大运河启示录》，纪实文学《净化神圣的国土》，中篇小说集《昨夜春风》，话剧《夏威夷酒家》、《红河谷》等剧本。其中《漕运码头》也获得了第二届姚雪垠文学奖并被拍成电视剧，在各大电视台播出，赢得了很高的收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