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931-1934）.pdf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统战史中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以“敌”和“友”的身份交替存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殊的革命环境、复杂的社会背景使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经历了从“敌”到“友”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非一而就，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便是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由“敌”到“友”的过渡阶段。这一“亦敌亦友”的认知在理论与现实的多重因素下产生，对苏区发展、抗日战争和中共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苏区D0I:10.3969/J.ISSN.1672-0911.2023.04.140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2-0 9 1 1(2 0 2 3)0 4-0 1 4 0-1 0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最早由共产国际提出，用以指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具有某种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话语体系中，其代表的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 1 4，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扮演着“摇摆者”的角色，以“敌”和“友”的身份交替存在。正是因为这份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围绕民族资产阶级开展了许多宏观层面的研究，在微观层面，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特性“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充分的时期”，成为了学界进行研究的重要领域。已有的微观领域研究成果在以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境遇为核心开展研究的同时，大都将论证中心聚焦在这一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知以及毛泽东关于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治理体系研究”（2 0 BDJ046)。收稿日期：2 0 2 3-0 2-2 0作者简介：陈玉（1 9 9 9 一），男，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唐国平（1 9 6 6 一），男，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引用格式：陈玉，唐国平.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 9 3 1 一1 9 3 4)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 0 2 3(4)：1 4 0-1 4 9.140陈玉唐国平：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 9 3 1 一1 9 3 4)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可贵探索方面。回到历史的实践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固然是以错误认知为主调，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已经实现了“从敌到友”的正确转变。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这一正确认知转变的形成并非易事，它是在诸多复杂历史因素的交织下，从“亦敌亦友”的认知矛盾中蜕变而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 1 3 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中共却在这一首要问题上产生了认知冲突：民族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作为敌人而存在的，但革命发展的现实实践却不得不使中共将其纳入朋友的范畴，至少是可利用意义上的“朋友”。这一认知冲突为何会在这一阶段产生？认知冲突的背后又是何种因素在发挥作用？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然要到历史实践去寻找答案。一、中共视民族资产阶级为敌人的原因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蒋介石对革命的叛变使中共一度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中共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一一民族资产阶级”3 1 0 2。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中共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便是延续了这一时期理论上的基本认知。（一）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判断失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知主要是因为对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判断失误。这一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判断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共产国际内部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认知在早期并不一致。维经斯基曾公开撰文指出，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并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4 而马林则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士兵和工人共同组成的多阶级联合体，在国民党组织中，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个群体的需要”。5 7 0-7 2 在1 9 2 3 年推动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国际颁布的决议采用了马林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政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6 4 3 6 这一决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教条认识和自身利益为依据制定的。此时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促进“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而这个必要性的关键就在于促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对此时的苏联发展有益。6 4 6-4 3 7在共产国际教条领导和中共党内“右”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共“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7 1 6 7，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和中共的文件都以此判断为定论，如：1 9 2 6 年1 1 月2 9 日，谭平山代表中共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蒋介石“代表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的工业资产阶级”，汪精卫则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领袖”。8 J385尚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共，为维持国共合作状态，保证苏联的利益，不可能也不被允许突破共产国际的政策红线，形成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所以，即使在1 9 2 6 年蒋介141历史与人物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石先后发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政治立场已经完全“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7 1 6-1 6 的情况下，中共还继续坚持原有认知，依然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代表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1927年，共产国际所坚持的统一战线策略因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失败，本还对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的共产国际，也终因汪精卫的叛变而发出“武汉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土地革命吓倒，在千百万农民群众心目中信誉扫地，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9 1 2 6 7 的感嵋。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使得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人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资产阶级已是我们的敌人”9 1 3 0 5，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基于共产国际的判断和指示，中共六大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的精神指出，“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1 0 2 8，这一对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新判断，就成为了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中共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的重要认知基础。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共在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所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代表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走进了反革命的营垒，成为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一判断从理论上来看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绝对化地将蒋介石的叛变等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失误。但从客观来说，这一认知失误也是中共早期不成熟状态下感性认知的必然。一方面，中共在这一时期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判断的话语权掌握在共产国际手中，共产国际的教条指示直接导致了中共在1 9 2 7 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在1 9 2 7 年至1 9 3 1 年，民族资产阶级也确实始终活跃在南京政府周围，他们为蒋介石掌握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巨额财政支持，可以说“没有民族资产阶级作财政支柱，蒋介石很难上台，即使上了台也站不住脚”1 。对于尚没有足够能力摆脱共产国际影响，在大革命中又因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而遭受大肆屠杀的中共来说，在此时将附庸在蒋介石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是一个政党不成熟状态下认知的必然走向。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因素都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向敌人这一角色推进，而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清晰地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朋友”存在的必要性。（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共产国际的教条领导和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中共党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敌视态度，使中共在1 9 2 7 年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走向“左”倾。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被遏制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敌视态度推向高潮，使中共在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难以逾越共产国际的理论红线，完成正确认知的转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基于对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判断，在政权创立之初便宣布“两个政权一一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一一的对立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不能调和不能中断的斗争”。【1 2 1 4 5 在这一认知基础上，被中共视为已经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然被纳人了142陈玉唐国平：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 9 3 1 一1 9 3 4)敌人的范畴。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以中央苏区为核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了1 9 3 1 年至1934年中共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在这一形势下，大批留苏知识分子进入苏区，担任起重要领导干部，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知推向了又一次高潮。革命战争的紧急环境下，留苏知识分子被推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领导岗位，也使他们成为了这一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始作佣者。一方面，他们在苏联所接受的教育过分教条化，“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入土地革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1 3 4 2，这就使根本没有接触过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的留苏知识分子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淖。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的留学经历和中共党内此时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天然推崇，使他们坚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1 3 1 2 6，直接导致了由留苏知识分子掌握主要领导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艰难发展。留苏知识分子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的理论，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打击。他们教条地认为在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下，“不但要进行残酷的斗争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斗争”1 4 。虽然部分留苏知识分子初步接触中国革命实际后，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认为在目前阶段下，“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1 5 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是有利的，但他们的部分动摇并不能撼动此时已经占据主流的认知倾向。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判断的失误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推向了“敌人”的角色，但当已有理论认知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频现困境后，中共便不得不思考在目前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可以作为“朋友”？革命现实一步步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引向了正确方向。二、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认知出现转变的原因1931年至1 9 3 4 年中共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在理论上延续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基调，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但中国革命的现实，使中共不得不开始思考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作为“朋友”存在的必要性。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本作为“左”倾教条主义代表的留苏知识分子在逐步接触中国革命实际后，部分人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态度产生了动摇。由此可见，中共在这一时期已经酝酿着向正确认知转变的力量，只是缺乏决定性契机的到来，而这一认知转变出现的背后蕴含着多重社会因素。（一）早期正确实践基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虽一度将资产阶级视为敌人，但中共党内初步接触革命实际后的部分人已经开始在一些方面向正确认知转变。143历史与人物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与中共六大认为现有的国家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毛泽东在1 9 2 8 年指出目前国民党的政权“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2 1 4 7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国革命要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2 1 7 7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此时已经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据主要地位，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这一认知为未来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出正确判断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随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基于对国民党政权性质的正确判断和现有的革命实际情况，进一步预见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未来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因为国民党封锁政策，根据地在经济方面出现了很大问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经济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2 1 7 0，并在之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改变了之前过分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在革命根据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一早期的正确实践虽然受当时社会发展环境所限，还没有触及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范围，但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的认知转变实践，使他在党内较早地认识到在民主革命阶段不能一味地将资产阶级视为敌人。1 9 2 9 年，毛泽东在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初步认识到“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2 1 1 0 1，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未来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分道扬镀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正确认知转变还仅限于小资产阶级，但从革命实际出发所认识到的不能一味排斥资产阶级的正确态度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未来命运的预判，为1 9 3 1 年至1 9 3 4年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向正确认知出现转变奠定了基础。（二）苏区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态势愈发严重，除军事战争外，国民党采取总体战思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对苏区最为致命的就是经济封锁政策。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之下，粮食、工业品原料、食盐等无法进入苏区，处于农村环境的广大苏区经济能力本就薄弱，封锁态势使苏区发展和人民生活面临着严重威胁。以食盐为例，食盐在“暴动前每七斤一元”，苏维埃革命后因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食盐价格不断上涨，到1931年3 月上涨到“每一斤一元”，1 9 3 3 年夏每斤食盐需要“大洋一元，纸洋二元”。1 6 2 9 8 严峻的革命战争和苏区发展的现实困境使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开始出现转变。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农业和小手工业的生产依靠苏区所开展的合作社和粮食调剂等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境。但工商业领域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使中共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政策。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态势下，苏区的工业产品极度缺乏且价格飞涨，但此时的苏维埃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大规模生产，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规模化资本和社会关系便成为了纤解苏区工商业发展困境的最佳选择。他们能够为苏区工业、矿业的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在对外贸易中，他们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关系帮助苏区发展运输通道。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革命阶段的认知发生了部分转144陈玉唐国平：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 9 3 1 一1 9 3 4)变，逐渐认识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部分发展“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1 5 。革命发展的现实环境使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产生了动摇，由原有的“敌人”角色转变到了可供利用的“朋友”，而这一认知的转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得到强化。1 9 3 3年至1 9 3 4 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在苏区扩大投资生产的政策，清晰地反映着这一变化。在工商业投资方面，“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1 7 1 5 3 在矿产开采方面，“为增加矿业生产及发展社会经济起见，国家准将各种矿产开采之权出租与私人资本投资开采”。1 7 4 5 2 随着战争威胁的逐步加剧，苏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为迫切，苏维埃政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更加宽松，“苏维埃政府容许并鼓励私人资本家在这些生产上的投资与扩大生产。甚至苏维埃可将没收来的企业出租或出卖给他们。1 8 1 3 6 6（三）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转移这一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认知基础，决定了由苏区发展迫切需求所引起的中共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转变还难以超越经济领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剧，社会主要矛盾从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逐步转移，中共在革命实践中将对民族资产阶级认知的转变推向了政治领域。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长期执行关门政策，否定了和一切潜在同盟者合作的可能。“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共产国际出于苏联战略安全考虑和国际形势的判断，在中共的统一战线方针上出现松动，为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转变提供了契机。同时，在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形势下，民族经济开始衰退，1 9 3 2 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后，民族资本完全被置于了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奴役剥削之下，民族资产阶级日益从反革命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在原有理论政策基础上，中共在对日宣战前期并未认识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认为苏维埃政权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前提，是要“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1 7 2 4 7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和国民党对苏区“围剿”形势愈演愈烈，中共逐渐认识到了在这一阶段开展统战工作的必要性，放弃了“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口号，在政治领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开始出现转变。1 9 3 3 年1 月1 7 日，中共发表宣言指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愿意在三个条件之下同全国各军队合作抗日。1 9 3 3 年1 0 月中共与蔡廷错、蒋光幕领导的十九路军所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表明了中共党内此时在政治领域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转变。在1 9 3 4 年日本侵略者逐步蚕食华北地区，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情况下，中共再次发表宣言“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1 8 1 6 7 6 指出：“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1 9 3 4 8 此时的中共已然在革命的现实形势之下认识到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虽然限于社会环境因素，并未在政治领域就民族资产145历史与人物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阶级的认知进行转变性的阐释，但对“中间阶级”是最危险敌人口号的放弃和与争取十九路军合作抗日的初步尝试，已经显现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认知出现转变的趋向。日本帝国主义人侵所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使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转变超越经济范畴。中共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和苏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已经认识到在民主革命阶段不能一味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朋友”是革命发展下中共的必然选择。三、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认知矛盾的影响1931年至1 9 3 4 年中共在原有理论认知和现有革命实际的碰撞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产生了“亦敌亦友”的矛盾判断。这一认知矛盾的产生有着多重主客观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共取得革命成功不可缺少的“阵痛”。正是因为这一“亦敌亦友”的过渡实践，中共才能最终对民族资产阶级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才得以推动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一）苏区发展1931年至1 9 3 4 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创立、发展到转移的主要时间节点，产生于这一阶段的中共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矛盾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苏区发展。因“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一阶段中共党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政策严重影响了苏区发展。以劳动法的实施为例，因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过分强调资产阶级的剥削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初颁布的劳动法忽视了苏区发展的现实情况，如：关于工人在纪念日、节日的休息时间，不仅规定了8 种法定纪念日休息时间，还规定“各级劳动部得商当地的总工会，得按当地情形，规定地方的纪念日作为特别休息日，休息日和纪念日的工资照发”，“休息日和纪念日的前一日的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超过6 点钟”。1 7 6 3 这些做法严重脱离苏区实际，极大挫伤了民族资产阶级利用自身资本和社会资源为苏区经济发展服务的积极性。所幸，由于苏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和留苏知识分子在接触中国革命实际后对教条主义的动摇，这一错误做法得到了及时纠正。在认识到现有的劳动法严重脱离苏区发展实际后，陈云、张闻天等人发出了修订劳动法的号召，张闻天在斗争上撰文指出“这一为了大都市大生产所订立的劳动法，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是不能完全机械执行的。一年半的经验，要求我们的党与苏维埃政府用十分审慎的态度来解决我们在执行劳动法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使劳动法的执行更能够适合于我们目前的环境与需要”2 0 ，在正确思想的推动下，劳动法根据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国民党经济封锁的现实环境和苏区本就薄弱的经济发展基础决定了苏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有突破性进步，但这一阶段从革命实际出发所颁布的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系列政策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窘境。在正确政策推动下，苏区的工业生产和出口困难情况得到了缓解，到1 9 3 3 年上半年许多工业“开始走向恢复”【1 8 1 3，苏区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发展。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逐步转移，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转变由经济领域拓展至政治领域。中共在这一阶段逐步放弃了对“中间阶级”的错误估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向着146陈玉唐国平：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 9 3 1 一1 9 3 4)正确方向转变，并在革命实践中作出了尝试。1 9 3 3 年中共与蔡廷错、蒋光鼎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与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大革命失败后的首次合作。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所订立的“抗日反蒋”协定，被认为是国民党内某些军阀“要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要缓和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2 1 的做法。教条主义者否定了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使苏区丧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导致了苏区的最终丧失。福建事变是部分中共领导人于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在政治领域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朋友”的正确尝试。虽然这次正确尝试因“左”倾错误而中途天折，但从失败中积累的经验更使中共认识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朋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为正确认知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二）中共统一战线的发展随着党内的“左”倾错误逐步被控制，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便在前期积淀的基础上开始涌现。在1 9 3 5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基于对目前政治形势的清晰分析，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阶段，“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1 9 1 0 2，为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真正的朋友奠定了认识基础。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系统分析了之前党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态度，对之前党内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2 1 5 4 的错误认知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将正确的认知付诸了实践，强调在之后的发展建设中“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1 9 1 6 2 1 9 3 5 年年底，毛泽东在之前的革命实践和现有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进行了区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买办性”2 1 4 5，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积累的经验，尤其是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敌亦友”过渡实践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共最终于1 9 3 9 年形成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认为“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2 1 6 4 0这一正确认知指明了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朋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肯定了这一阶段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转变的价值，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奠定下了良好基础。四、结语“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147历史与人物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 期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 3 1 4 6-4 6 毛泽东于1 9 4 9 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这段讲话精辟地概括了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的情况，而这一正确认知形成的背后蕴含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对统战事业的艰辛探索。从1 9 2 5 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2 1 3 这一作为革命首要问题的命题提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的实践探索就从未停止。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存在，经历了从“友”到“敌”再到“友”的多次身份转变，每次转变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认知由“敌”到“友”的过渡时期，尚处于不成熟时期的中共，在共产国际所提供的理论指导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坚持原有认知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但苏区发展所带来的困境和日本帝国主义人侵的日益加剧推动着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向“朋友”转变。“亦敌亦友”的认知矛盾就是在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所产生，它的存在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苏区发展的困境，但这一过渡实践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推动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正确认知的最终形成，为中共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革命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1 9 3 1 年至1 9 3 4 年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认知矛盾实践，又何尝不是中共百年统战史中的宝贵探索，正是这份艰辛探索和矛盾经历，中共才能在1939年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知转变，才得以在自我革命中推动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这份在革命中所积累的统战经验，也最终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作出了应有贡献。注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吴序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 9 9 3 年；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 9 9 4 年；苏燕平：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探索，广西社会科学2 0 0 4 年第4 期；朱益飞：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嬉变历程及启示（1 9 2 7-1 9 4 9)，党史研究与教学2 0 1 4 年第5 期；方圆：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考察，思想教育研究2 0 1 6 年第4 期；朱益飞：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政治认同的嬉变历程，广西社会科学2 0 1 6 年第5 期；张若云、苏志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中间阶级理论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9 年第2 期。施巨流：评“四一二”后的民族资产阶级，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9 8 7 年第3 期；郭承志：试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中共党史研究1 9 8 9 年第4 期；张晓辉：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1 9 2 7-1 9 3 1 年），史学集刊1 9 8 7 年第1 期。陈桂香：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毛泽东思想研究1 9 8 5 年第4 期；关海庭：1 9 3 3 年至1 9 3 4 年期间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 9 8 8 年第1 期；吴恩鸿：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错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因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 0 0 1 年S1期。三个条件指：（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48陈玉唐国平：亦敌亦友：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研究(1 9 3 1 一1 9 3 4)参考文献1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 J.近代史研究,1 9 9 3(3).2毛泽东选集：第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 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8 9.4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 N.真理报,1 9 2 2-0 5-1 1.5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 9 8 9.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 9 1 7 一1 9 2 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 9 9 7.7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8 0.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 9 2 6 一1 9 2 7)下 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 9 9 8.1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 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8 9.11张晓辉.民族资产阶级与南京国民政府（1 9 2 7 一1 9 3 1 年）J.史学集刊，1 9 8 7(1).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9 1.13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 0 0 1.14博古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 N.斗争,1 9 3 3-0 4-1 5.15洛甫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 N.斗争，1 9 3 3-0 5-1 0.16毛泽东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3.17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6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8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第8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 0 册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 9 9 1.20洛甫.五一节与劳动法的检阅 N.斗争,1 9 3 3-0 4-1 9.21凯丰.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对十九路军的协定 N.斗争,1 9 3 4-0 2-2 5.22毛泽东选集：第2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23毛泽东选集：第4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 9 1.（责任编辑：王瑞祥）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