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前沿：海登·怀特口述史(一).pdf

228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美 海登 怀特、美 卡梅伦 范德斯科夫译者导言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是当代最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之一。代表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为他在人文学科领域赢得了广泛国际声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论文，涉及史学、哲学、文学批评、电影研究等领域。我们了解他的许多学术贡献，但是，对他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教学生涯中的经历却知之甚少。怀特曾在罗切斯特大学、卫斯理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任教，不过，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度过的。1978年，怀特入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以下简称“UCSC”），接手濒临关闭的“意识史项目”，这是UCSC人文学科首个招收博士生的项目。自他主导该项目一直到他从该校退休，近30年中，“意识史项目”发展成了美国人文学科最具竞争力的博士生项目。它在女权主义与社会性别、边缘人群与民族志、人权运动研究、文化批评与后殖民主义研究等诸多领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跨学科研究 潮流。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图书馆在过去近20年中，一直在执行“区域历史项目”，签约口述史家，采访本校杰出校友、教授，收集并整理圣克鲁兹分校创校以来的历史记录。自2012年7月16日到8月6日，口述史家卡梅隆 范德斯科夫（Cameron Vanderscoff）对怀特进行了三次口述采访，主要围绕着229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怀特在UCSC的工作，尤其是“意识史项目”展开。由于这是一份针对学者的口述采访，其中涉及了大学与受访者不同时期背景相关的内容与思考，由此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这份口述历史采访，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其深远意义：1.怀特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学术理念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此，这个文本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了解海登 怀特学术思想发展的广阔背景，以及他的思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来源与去向的批判；2.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怀特学术思想中的相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了解它们是如何与怀特本人的学术生活紧密相关的，以及他又如何可能采取相应的策略，合拍地彰显出他的学术个性；3.口述访谈中，怀特和采访者一起，为我们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州的大学发展信息，包括教师、学生的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大众文化兴起时代极其丰富的美国文化性格塑造 过程；4.该访谈对于如何建设一个优质的人文学科项目，或者说发展人文学科，进行学科建设，提供了大量思考，能够给我们面对新时代的学科建设提供启示；5.它提供了一个学术口述史的范例，有助于我们学习后，未来更有效地从事相关的口述历史采访和研究。这份口述采访的内容丰富，读者完全可以各取所需，从一部鲜活的个人历史中，看到启发自己思考的亮点。尤其怀特作为受访者，随时都能保持着一种机警的反思和批判状态，能够一以贯之地在其自我认知理念的框架下，解释采访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这部怀特的口述历史将按照采访的节奏，分三次在世界历史评论连载发表，这也是本文首次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另外，本译文的发表，还要特别感谢UCSC图书馆特丽莎 莫拉（Teresa Mora）女士的协助。她热情地为我的翻译提供各种便利，同时也于2023年2月24日为本文的发表提供了许可协议，从而使我们没有了版权之忧。230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一、家庭教育、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范德斯科夫：今天是2012年7月16日，星期一。我的名字是卡梅隆 范德斯科夫。我将在这里和海登 怀特一起，为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图书馆的“区域历史项目”做口述历史。a我们从你在哪里长大的开始吧？还有：你如何培养自己对学习与探究的好奇心？你的家庭对你有过什么影响？怀特：好的。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把“传记”这部分内容，做得尽量简短些。我在大萧条冲击之前，出生在南方的田纳西州。20世纪30年代初，我的家人来到底特律找工作，所以我接受的是公立学校的教育。我还记得，在七年级时，我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那时，我并没有想过，以后我会以学术为志业，但是我认为，我父亲在工会的经历，让我对“社会研究”发生了兴趣。高中时，我读了卡尔 马克思的作品很显然，这让我相信，也激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它让我思考：如何解决大萧条所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出了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等问题。所以，当我上大学时，我被历史和文学研究所 吸引。范德斯科夫：很小的时候，你就被历史吸引？认为它具有补救社会的价值？或是类似的，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吗？怀特：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它试图理解，那些先进的社会制度，如何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某一部分人的剥削。换言之，阶级制度。范德斯科夫：你在你父亲的工会工作中看到了这一点，是吗？怀特：嗯，是的。在底特律的汽车工业中，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都试图想要破坏工会。他们雇佣了一些暴徒混进来。当工人们试图组织起来时，他们嗯，他们做得太过了，杀害了不少工会组织者。他们还a所有的采访都是在怀特博士位于圣克鲁兹的住所厨房桌边进行的。231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雇用了破坏罢工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这给了我一种阶级冲突的感觉。范德斯科夫：那么，在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关键的导师，如一个特别的历史老师，或是类似的人？你是否特别感到被这样的人指导，或者，这些感受来自你渐次的偶然感知？怀特：不，这体现出公立学校系统出现了问题。在那个时代，公立学校系统对儿童发展的兴趣，远不如对培养一个好公民的兴趣。因此，公民教育是最重要的范德斯科夫：公民的美德这些吧。怀特：是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如果我碰巧错过了一次选举，仍然会感到内疚：因为你作为一个公民被赋予的权利，应该在你的投票中得到体现。（笑）你知道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底特律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公民与社会研究，确实是教育的中心，所以我是在那里学到了大部分这类知识。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说，很难意识到在大萧条时期嗯，与那个时期相比，现在的失业率，是微不足道的。求职者中，有超过三成的人，找不到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领取失业救济金，他们依赖这项福利得以生存。人们真正意识到了阶级差异与美国富裕阶级所行使的权力。与此同时，你也学到了所有关于平等、自由，以及宪法和权利法案的东西。范德斯科夫：你觉得在这里边，有互为矛盾的东西吗？怀特：似乎是有一个确实的矛盾。（笑）不用太多的智慧，你就能把握住这一点。范德斯科夫：你在哪里上的大学？你的本科阶段是怎么影响到你以及你的思想的？它是否引导了你对周围的世界、对历史提出不同类型的问题？怀特：我上了韦恩州立大学，那是底特律的城市学院。事实上，高中毕业后，我先参加了海军，加入了一个叫“V5”的项目，它要把我送进两年制的学院。我选择了上本地的大学，韦恩州立大学。这所大学受工会人物的影响非常大，如沃尔特 卢瑟（Walter Reuther）和类似的人，还有一个非常激进的社会活动家教师队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正在读高中，高中一结束，我便加入了海军。232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范德斯科夫：那时，战争结束了吗？怀特：是的，我当时17岁。加入的是海军，海军航空兵，被选进了V5项目。它先把我送进学院，为此支付我的大学学费、书本费等。当时的学费，是多少来着？大约每年90美元？（笑）但是，在学生团体和教员中，存在明显的激进主义倾向。事实上，我认为自由派工会主义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氛围。范德斯科夫：你在海军服役的经历，有没有影响到你对历史或阶级意识的思考？怀特：嗯，当然有。因为在海军服役的经历，让我很快明白：军队生活的浪漫及冒险与行动的无聊及愚蠢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我先前关于战争的所有认识都来源于好莱坞电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我高中时期的每个同学，都等着参军入伍结果呢，我发现军队生活 停顿了一会儿并没有挑战性。范德斯科夫：是指智力上的吗？怀特：我参加了军官培训，主要是为养成规范化的思维：遵守命令、按部就班地做事，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事实如此。我本以为开飞机是件冒险的事情，但事实证明，开飞机就像开巴士一样你知道，你接到的命令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这里飞到那里。（笑）范德斯科夫：灰狗或海盗，a都差不多（笑）。怀特：对、对、对。但话说回来，我还是受益了的。因为我在海军服役时，得到GI法案支持的福利，所以，我能够完成大学学业，后来再进入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院。我得到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因此，我的整个教育都是在公立学校，由人们资助这，让我有了明显的阶级意识。范德斯科夫：那，当你在军队服役时，没想过自己可以一直以从军为职业吗？怀特：没有。aGreyhound，美国灰狗公司的旅游巴士；Corsair，指Vought F4U Corsair，美国“二战”和朝鲜战争时使用的海盗战斗机。译注233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范德斯科夫：你想的是，你会继续读下去，然后拿到你的学士学位之 类吗？怀特：我们参军，是为了之后能得到GI法案支持。范德斯科夫：那么，你的本科时代结束了。那些年里，你是否一直有一种明确的认识，还要去读研究生？怀特：哦，是的，从一开始，是这样。我看到你在这（问题清单）里加了一个词，说我“受到启发？”a是的，我受到一位非常出色的历史老师的影响，这个人叫“威廉 J.博森布鲁克”，他是韦恩州立大学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总是让历史看起来，不仅令人兴奋，而且真的具有智力上的挑战性。他是一个黑格尔与尼采主义者，因此，后来许多知名的专业历史学家都出现在我们这门课上，或者说，在我之前和之后的课上，都被他开了窍，受到他的启发。范德斯科夫：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受到了这个人的影响？怀特：肯定的。范德斯科夫：所以，他启发了你去读研究生，这对你的关注点与思维模式，有什么磨砺吗？怀特：（笑）是啊，我去读研究生了。可是，我发现它并不像博森布鲁克先生给我讲的那样，具有智力上的挑战性。范德斯科夫：真的吗？怀特：是的，也一样。研究生教育是在教人们运用方法论，然后变成专家，做常规的研究工作。范德斯科夫：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一种职业培训学校的感觉？怀特：嗯，就是职业学校那种。你知道的，这就如同进医学院或法学院。进入学术性专业，不过是学习该行业所尊崇的技术和程序。历史学，基本上还是一门保守的学科。范德斯科夫：为什么这样说？是在历史学太过于与过去打交道这个意义上说吗？a对照并引用访谈问题和话题清单。234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怀特：哦，那不是的。历史学保守，首先是因为它研究古老的东西它研究已经逝去的东西。它起到了一种守护的作用，在与任何特定民族国家发生的关系中，它履行的职责都是如此。自19世纪初以来，历史学为国家提供某种谱系。毕竟，国家都是人为构造而成的，但它们却都希望看上去，更像是自然创造的。范德斯科夫：对，就像一种非常合乎逻辑的演变。怀特：直到19世纪初，大学才开设了历史课。它从欧洲发展起来，变成了一种国家资助的行为。除了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所有大学都是国立的，要么也是得到国家支持成立的，其功能是创造一种民族或国家的认同，并提供一个谱系，这就意味着：历史学有一种守护民族或国家的功能。范德斯科夫：这些，是民族主义的支点吗？怀特：是的，它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诸如此类。现在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类的踢出去，因为他们对国家机器持批评态度，而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专业，都以某种方式与民族或国家签订了服务性契约。范德斯科夫：那么，当你对那样一种历史学的现状有了感性认识时，你一直在讨论的这种民族主义，正是你所反对的，还是你感觉到某种亲和力？怀特：没有，可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这就是导致我研究思想史，或观念史，而不是政治史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很早就了然，一个非常不擅长写自己历史的行业，就是历史学本身。历史研究是有历史的，而且是演化与发展的然而，历史学家并没有把这当回事儿。他们更愿意琢磨从古希腊到现在的连续性，但实际上，每个社会、每个新的事物产生，都会带来自己的历史。范德斯科夫：是在事物之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吧？怀特：是的。范德斯科夫：那么，你毕业时，是不是立即怀特：别忘了，我毕业时正值冷战初期，大学都政治化了。我读本科时，麦卡锡主义就很猖獗。所以对我来说，大学教育总是带上了政治色彩。可我一直认为，教育系统倾向于保守，毕竟它的目的是把年轻人社会235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化。所以，要维持某个激进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范德斯科夫：在那种环境下吗？怀特：是，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场猎巫式的迫害他们会解雇一些人。你知道，在大学里有一个忠诚誓言，我不了解你是否知道，他们曾经有一个忠诚誓言。范德斯科夫：是的，在20世纪50年代。我听说过这个。二、开始知识分子生涯范德斯科夫：那么，当你进入学术界，成为一名教师时，是从哪儿开始的？你是否有一种感觉，虽然你是这个学术机构的一部分，但你也有这种远离或反对它的可能？怀特：嗯，这是因为我对学术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进行了区分。我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浪漫的概念，认为：他/她在民主社会中，有独特的功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断参与批判的人、审查不言而喻的东西、审查社会的教条并挑战它们。而这意味着，你在大多数问题上都是偏左的。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想要稳定性高于一切的规划？即使它愿意为了盈利而破坏一切，大学它们本身也是越来越多地像资本主义企业，这类机构是否能包容真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对知识分子并不友好，因为知识分子往往是机构本身的批评者。例如，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多地由经营者运营，对资格认证感兴趣，而不是对真正的教育或心灵的培育感兴趣，并且主要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看待智识问题这样的话，你必须不断地寻找地方在那里，你才可以做，我浪漫地认为可以做的那种工作。范德斯科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空气越来越稀薄了？怀特：是的，这并不是来自任何一种公开的程序性压制。它与整个职业化的基调和氛围有关。当我在伯克利分校教研究生时，我对人文学科中的“专业主义”，真的感到沮丧。我的意思是，在一个主要涉及智力工作的职业中，人们真正要的只是“做到了”。范德斯科夫：你是不是看到这种企业层级式的感觉，被应用到了人文学236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科里吗？怀特：哦，是的。不止于此，学生之间，还存在相互竞争。范德斯科夫：内卷之类吧，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怀特：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嗯，当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确实有这种感觉，但许多去人文学科里读研究生的人,变得无所适从因为使你成为一个好的本科生的品质必须被压制，这样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的研究生。范德斯科夫：你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这些品质又是什么？怀特：嗯，评价本科生，是以其聪明才智，鼓励创新、实验和着眼长远的试验。但是，一个专业，就是要教给你这个专业才有的方法。范德斯科夫：就是本学科之内的。怀特：是的，当然。他们试图教你遵守学科规则。你看，才华，不是具有更高价值的东西，他们重视的是上手能力。范德斯科夫：啊，胜过创新。怀特：上手能力。这表明你需要按照他们一向采取的方式去做。范德斯科夫：你认为这种趋势，从你读研究生开始，与20世纪90年代和现在相比，肯定有明显的变化？怀特：嗯，是的。但记住，我们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和80年代初这些时期，这些是政治动荡的时期，大学不得不真正重新思考它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因为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确实挑战了保守社会的大多数预设。从年龄上讲，我正好处于这个时期，我的职业生涯非常顺利。因为我还不错，我可以和这些学生，还有教职员工打成一片。许多教师对政府的两面派心怀不满。这是一场战争，除了通用汽车公司，a没有人真正清楚其中的原因。（笑）范德斯科夫：这，影响到做学术的方式？怀特：是的，这对其他教师产生了影响，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大学的批评者。整个课程被重新设计为此你需要思考，而不仅仅是应用老套的东西。a此处指政府就像怀特少年时，其父亲在工会所对付的通用汽车公司那样，使用两面派手段。译注237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范德斯科夫：那么，你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开始教书的？怀特：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55年，我在韦恩州立大学待了三年，然后，我去了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之后，1968年6月，我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范德斯科夫：在那1315年间，你注意到你同事的心态，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怀特：嗯，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你看看，抵制越南战争的可能缘由是对中产阶级子女的征兵。这意味着同事们和教授们的孩子被征召就使得大量本来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变得激进。范德斯科夫：那你在开会时，会改变你们谈话的主题吗？怀特：当然。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遗传学家，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他和我，年龄相仿。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罗切斯特，他有四个儿子受到威胁要被送去越南。于是，他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笑）范德斯科夫：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特：是的，不过不多。范德斯科夫：是。但有一种感觉，即时代要求这样做，而之前或之后？怀特：嗯，这的确与你所做的那种研究有关，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你要研究毒气吗？你要研究地雷吗？你知道，必须有人来做这些；科学家们必须制作出这些东西。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以及天文学、太空旅行。雷达，是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控制论是在战争中产生的，它可以帮助处理港口大量船只装载和协调流转的问题。范德斯科夫：这是战术的敏感度。怀特：当然。三、对意识史和 UCSC 的最初认知范德斯科夫：这么说，在你20世纪70年代末抵达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238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校之前，你的学术背景中就已经具备这些认知了？怀特：哦，是的，是的。范德斯科夫：当然，你来到这里时，就与“意识史项目”a休戚与共了。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听说“意识史项目”的？又是怎样接受这个职位的呢？怀特：嗯，诺曼 O.布朗（Norman O.Brown）b是我的朋友，也是罗切斯特大学的同事，在他接受UCSC聘任来到这儿前，我们仍是同事。他被任命为意识史方面的专家。c他是个怪人，古典学界的人不愿意接受他至少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因此，他介入了“意识史项目”，这是他如何参与这个项目的。范德斯科夫：对，因为他在很早就介入了，1965、1966年时，我认为最初是这个时候。d怀特：我想是它才成立的时候，1965年吗？哇，是UCSC刚成立的时候。范德斯科夫：UCSC是1965年成立的。就是那个时候，或一年之后。因为它最初是个通用的博士生项目。e怀特：是的。范德斯科夫：那么，他是怎样对你说起这个项目的呢？怀特：嗯，有点模糊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名称感兴趣，就是这个博士项目的冠名。对我来说，它看起来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另一个说法。意识史，我把它解释为：那种可能被称为“公共意识”的东西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种东西（我总是向我的学生指出）：在法国人称自己为法a在怀特博士到来之前，“意识史项目”没有任命过全职教师，该项目由其他研究委员会中感兴趣的教师负责。b诺曼 布朗（19132002），美国古典学家、作家、哲学家，他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心理学、文化研究，以研究新颖著称。他早期研究赫西俄德，重要作品如逆死而生（Life Against Death: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Middletown,Connecticu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59）、爱 的 身 体（Loves Body,New York:Random House,1966）。译注c诺曼 布朗得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宽泛的人文学科教授聘任状，这使他能大展身手，可以广泛地参与意识史的研究。d诺曼 布朗是1968年来到UCSC的。e根据UCSC的校园概览，该项目于1966年首次接受学生申请。239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国人之前，还有一个时代，他们称自己为勃艮第人或布列塔尼人，或诸如此类的称呼。在民族国家巩固之后，有一种共同的努力，顺便说一下，就如你们今天的欧盟一样。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欧洲认同，因为之前，根本没 有它。范德斯科夫：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跨欧洲意识。怀特：没错，这就是欧盟正在做的。欧盟资助了两个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招收研究生的高级研究机构，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比利时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忙创造一种欧洲认同。范德斯科夫：就像智囊团？怀特：是的。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就如人人都发现了，于是知道的人都知道，你不能把经济联盟作为政治联盟的基础。一个经济联盟，需要借助政治的手段来约束那些不合规范的人。范德斯科夫：某种意识形态吧。怀特：这意味着你需要一部普遍法，一些共同机构等。所以我想，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意识史。在其中，你看到那些团体，系统地改写他们的法律，是改写，就如你今天看到的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过去人人都这么说。不，现在有人说：“不，我们希望婚姻也可以是同性之间，相同的社会性别之间的结合。”现在，这是一个意识问题。那么，你怎么界定“婚姻”的意思呢？于是，法律被改变了；意识也就改变了。很快你就会听到人们说：“嗯，是的，你知道，这很有意义。”管子工和卡车司机说：“嗯，是的，这对我来说没问题！”（笑）范德斯科夫：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在民族意识中，一直有这种调整。怀特：是的，当然。范德斯科夫：由此，更广泛地说，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当然地是在一个与其他许多加州大学分校不同的轨道上建立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你对它的印象如何：它对你来说，是一个异类吗？或者，你认为它正在做一个有趣的实验？怀特：还记得吗，我是在1968年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在那里待了七年，所以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新建了一所240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更保守的学校，而不是作为一个另类的大学。它有一点另类之处，在于大学的系统。一些人，如当时的校长麦克亨利，甚至诺曼 布朗、佩奇 史密斯等，所有这些人都去过牛津大学，他们回来后，想在太平洋海岸建立一个小牛津。那是他们的目标：研究经典范德斯科夫：是的，西方式公民。怀特：大家住在学院里，称大家为“讲师”。没有系，却设有学习委员会。这都是从牛津大学借来的那是他们的想法，创建一个小小的精英式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能培养出英国绅士这样的人这就是他们的 目标。范德斯科夫：但是，后来，当然了，它被反主流文化席卷了。a怀特：是的，它被反主流文化席卷了，所有的大学，都是如此。但是，在这里，因为他们刚刚起步，不断招募那些想尊崇更多个性化教育的教师和学生，形成亲密的、小规模的、辅导式的、一对一式的等等诸如此类的 形式。范德斯科夫：然后怀特：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种保守之处。在那些日子里，这些做法并不罕见。在20世纪60年代初，每个人都在努力尝试。你看，他们已经被从战争中回来的大兵淹没了。学院和大学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10倍。战前有20万人在学院和大学，战后立即有了200万人。这便造成了一种类似工厂的氛围。我在韦恩州立大学总是有60或70人的班级，我很感激能有这样的班级。然后，是在内部创建学院的运动，通常是精英式的，以经典为基础，以阅读为基础，以语言为基础，以辅导课而不是讲座课为基础一种精英式的东西。你必须有优异的成绩才能进入，诸如此类。范德斯科夫：这样，你也许设想：UCSC将这种精神，注入公立学校的环境中。怀特：它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那些a这一观察来自采访者与约翰 迪泽克斯（John Dizikes）的历史。参见卡梅隆 范德斯科夫采编：约翰 迪泽克斯：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学习和教学生活的反思，第20页，以及第6570页。241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声明，但这就是他们的想法。麦克亨利、佩奇 史密斯和这些创校元勋，都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a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主要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招募教员，尽可能多地招募常春藤联盟中的人。他们想要一所常春藤联盟式的精英学校。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大家在谈论本科教育的时候，整个大学却朝着研究型大学出现综合问题的方向发展。大家对本科教育不再感兴趣，从此刻开始，它将面向研究这就是克拉克 克尔（Clark Kerr）所做的，他要把这个小地方作为 一个神龛，特别强调本科生的优质教育。b范德斯科夫：但是，在其他地方，从系统性上说，事情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怀特：是的。范德斯科夫：当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在某些方面也赶上了。怀特：是的，确实如此。范德斯科夫：回到诺曼 布朗，他基本上从一开始就与意识史项目有联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写道：“意识史项目存在于不断的威胁之下。”在1970年（1月）他认为，该部门的目标“不是传播已知的东西，而是讨论未知的东西”，它的名字本身就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气势”，吸引着对现有学科不满意的学生。c怀特：是的，这都是事实。范德斯科夫：那么，考虑到这些声明，你有没有被一种感觉所吸引：即在意识史上，有某种危机中所存在的宏伟的或类似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冒险之旅？你是怎么看的？怀特：不，你看，意识史，确实是由那些被称为现象学家的哲学家发a虽然佩奇 史密斯和麦克亨利校长分别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但他们在建设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致力于牛津/剑桥模式。几个关键的“创始人”都接受过英国教育，如格伦 威尔逊（Glenn Wilson，Stevenson的第二任教务长）、肯尼思 蒂曼（Kenneth Thimann，Crown的第一任教务长，在建立科学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和贾斯帕 罗斯（Jasper Rose，Cowell的第二任教务长）。威尔逊博士和蒂曼博士都接受了地区历史项目的采访。b参见兰德尔 贾瑞尔（Randall Jarrell）采编：克拉克 克尔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建立（区域历史项目，加州大学图书馆，1972、1987），了解克尔对早期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和创始校园理念的看法。http:/digitalcollections.ucsc.edu/cdm/ref/collection/p265101coll13/id/3800。c摘自诺曼 布朗的论文和信件（第61盒），收藏于麦克亨利图书馆特藏部。242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明的，如阿尔伯特 霍夫斯塔特（Albert Hofstadter）a和莫里斯 纳坦森（Maurice Natanson），b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是现象学家。对他们来说，“意识史”意味着现象学思想的历史。它是什么意思呢？佩奇 史密斯从一个20世纪30年代在达特茅斯的老师那里得到了这个想法，这个人叫“尤金罗森斯托克 休斯”（Rosenstock-Huessey）。c他是一个很有可能成为纳粹精英的人，不过，他是一个犹太人。（笑）虽然他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纳粹还是把他踢了出去。后来，他来到了达特茅斯，在那里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作走出革命。他采用了卡尔 施密特（Karl Schmidt）的路径。这是一种非常贵族化的学问，就像列奥 施特劳斯那样，有一种精英才明白的秘密学说，他们教给下一代精英。那些是在华盛顿的人，新纳粹，他们都是列奥 施特劳斯范德斯科夫：他的崇拜者，是吧？怀特：意识史的美妙之处在于：人们可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投射到它上面。范德斯科夫：一张白纸好作画。怀特：有这些聪明的学生，他们就琢磨研究生项目的课程。他们不想参加研讨班和方法论课程等；他们想发展自我，有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生活哲学，做实验性工作。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人试图争辩，说：他们可以制作一部电影，或者写一部戏剧，而不是写一篇博士论文。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博士论文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包括它必须是书面的。（笑）顺便说一下，当我来到这里时，他们说：“也许我们应该把意识史这个名字给改了”，因为它已经一塌糊涂，真的是分崩离析了，每个人都抛弃了它。因此，当我来到这里，他们说：“我们也许应该给它换个名字，叫它观念史。”我a阿尔伯特 霍夫斯塔特（19101989），美国哲学家，以研究海德格尔著称。19501957年在剑桥大学任教，19681975在UCSC任教。译注b莫里斯 纳坦森（19241996），美国哲学家，以研究萨特、胡塞尔著称。当时也任教于UCSC。译注c关于史密斯博士对早期意识史项目的看法，参见伊丽莎白 斯佩丁 卡尔恰诺（Elizabeth Spedding Calciano）采访、兰德尔 贾瑞尔编辑的佩奇 史密斯：创立考尔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19641973（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区域历史项目，1996）第6970页。参见http:/digitalcollections.ucsc.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p265101coll13/id/3479。243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说：“不行，你唯一拥有的，就是这个名字。”（笑）我说，这是真正的资产，你知道，事后证明的确如此。我们当时每年有三四百人申请这个项目。三到四百我们的选拔率是全国所有人文科学博士项目中最好的。范德斯科夫：你到这儿时，有多少个名额？可以说说吗？怀特：哦，总会有5到6个名额。我到的第一年，一个也没招。但是，第二年，我们招了16人，400人中选16个。范德斯科夫：那，是谁联系你，让你来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最终你为什么同意来呢？怀特：嗯，我想是诺曼 布朗推荐我的，当时他们决定找人来重塑这个项目。他们真的花了几年来讨论：关闭它？还是重建它？或是给它某种稳定性。某种稳定性，意味着至少要任命一名全职人员。范德斯科夫：要专门负责这个委员会？怀特：是的。他们找了一遍，我想是布朗提名了我。加里 利斯（Gary Lease）是遴选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卫斯理学院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希望你能考虑接手这个项目。”那时，你不必太担心，但要确保你撒的网够大，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妇女与黑人。范德斯科夫：是，当时平权行动的原则还没有确立。怀特：对，当我在罗切斯特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我能够随意雇用。我可以邀请一个我感兴趣的人来，如果他通过了系里的审核，我就可以在送他去机场回家的路上，聘用他。范德斯科夫：（笑）现在的条条框框，可就多了。于是，你就同意来这里了。你是被这个项目吸引了吗？怀特：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愿意来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在卫斯理学院教书，那是一所非常精英的学校，私立的。范德斯科夫：是的。怀特：而我致力于公共教育。所以，我想重新进入公立教育领域。我去那里，是因为我的妻子a和我结婚了。我们都在找工作，卫斯理学院想让我去管a玛格丽特 布罗斯（Margaret Brose），现为UCSC名誉教授，主要研究意大利文学、犹太文学。译注244世界历史评论2023 年第 2 期理他们的人文中心，而我妻子在耶鲁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得上下班通勤，虽然不是太远，但也是一个通勤。我们希望能在同一个地方。到海边因为我们都喜欢这里。因此，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她申请了一份文学方面的工作。正好在她的领域有一个空缺。这不是他们为她准备的空缺，所以她必须符合资格。因此，我不得不在她那份工作出现之前接手意识史项目的工作。但，这就是我回加州的主要原因我想回到公立教育中来。我不得不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在我加入的那些年里，确实是个了不起的系统。范德斯科夫：所以说，这个邀请就是一扇门，让你重新回到你喜欢的教学与学术模式吗？怀特：是的。在这样的环境公立学校中，加州大学以前是，现在仍然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但现在有些人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毁掉它。范德斯科夫：我们可以在采访结束时，再来谈论这个问题。怀特：好吧。无论如何，我来到了这里。但你不能说，我是被这个项目所吸引来的。当时没有什么项目，没有教员对它感兴趣，只有几个助理教授在遴选委员会里。范德斯科夫：于是你走进了那种风滚草的场景中，就这样在草原上，飘荡着？怀特：没错，就是你说的这样。事实上，他们在部门办公室的外面，挂了一个牌子，写上“意识”这个词，也写错了。范德斯科夫：（笑）这就是你迈出的第一步？然后呢？怀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最好把这块招牌换掉。”（笑）四、抵达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重置意识史项目范德斯科夫：那么，你开始工作了你是说，你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怀特：嗯，有一些人对这个项目颇感兴趣。约翰 沙尔（John Schaar）aa约翰 沙尔（19282011），美国政治理论家，主要著作有美国的忠诚（Loyalty in Americ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7）、逃避权威：弗洛姆的视角（Escape from Authority:The Perspectives of Erich Fromm,New York:Basic Books,1961）。译注245意识前沿：海登 怀特口述史（一）和彼得 尤本（Peter Euben），a在政治学方面，努力支持它。他们对自己能在这个项目中授课，并与之相关联，非常有兴趣。我认为约翰 沙尔在让我进入候选人名单方面，恐怕也起了作用，因为我在卫斯理学院时，他曾在里当过一年的访问教授。范德斯科夫：那么，你采取了什么行动来重塑或者说振兴这个项目，无论是行政上还是教学上的？怀特：首先，我说必须至少还要有一个人全职参与这个项目。我说的是：“如果我请假，或是生病了，我们该怎么办？谁来管它？”他们的态度是：“好吧，我们会让会通过协商,来解决你说的这个问题，你知道的。”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这也是我为什么能聘任詹姆斯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缘由。b其次，我愿意接受任何别人不想要的全绩效教员（FTE）。例如，在我到这里之后，加里 利斯（Gary Lease）c转了过来。为什么呢？他曾在宗教系工作，宗教系后来被关闭了，他无处可去，那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当中呢？所以，我们有了三个人。芭芭拉 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d也就是当时的芭芭拉 伊斯顿（Barbara Easton），她找到我，说她对历史系不满意，因为她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她曾教过几门意识史项目的课程，问我：“能加入吗？”我说：“我没意见。”范德斯科夫：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读了唐娜 哈拉维的口述历史。她说，她认为自己被你和意识史项目委员会聘用，是因为你总想找一个“以一些有趣的方式行事而不可预测的人”这源于你个人有一种“对无聊的基a彼得 尤本（19392018），美国政治理论家，致力于古希腊政治学研究，著有柏拉图式的噪音（Platonic Nois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译注b关于詹姆斯 克利福德对“意识史项目”早期的看法和项目的演变，请参考他在“区域历史项目”中的口述历史，由卡梅隆 范德斯科夫采访，2013年编者注。克利福德是一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学者，其主要著作有文化的困境：20世纪的民族志、文学和艺术（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Literature,and Art,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路线：20世纪末的旅行和翻译（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他也是该校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译注c加里 利斯（19402008），美国宗教史家、近东和埃及考古学家，著有见证信仰：红衣主教纽曼（Witness to the Faith:Cardinal Newman on the Teaching Authority of the Church,Newbridge,County Kildare:Irish Un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