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pdf

307文献考辨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李鹏飞*内容摘要：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关键词：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三家注李宋元明诗学宋代三百余年，较之“千家注杜”的盛况，唯有宋末杨齐贤贤“一家注李”，姑且算上今已散佚的金代王绘的太白诗注，也不过两家。元初萧士赞不满于此，故在杨氏集注基础上补注，终成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后明代郭云鹏重新编刻此书，删节杨、萧注，增人七十余条徐祯卿注。*李鹏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又唐宋文学。徐注作年约在弘治十六年（15 0 3）至正德六年（15 11），时徐祯卿、袁仁、孙一元有过诗歌校订活动【张佩原谓孙氏“在弘治十六年至正德八年（15 13）间与徐祯卿、袁仁共同校订古今诗歌”。然现按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0 9 年版）所附年谱，正德六年三月徐氏卒。故改定下限于此。而郭氏增附徐注的原因是觉旧注“繁杂”，并仿徐注古风例，“将不切题义者删去已半”（重刻李翰林集后跋，参见张佩徐祯卿评注李白诗考论，文献2 0 13 年第4期）。今见徐注仅批注古风，故分析三家注时以此为主。讨论杨、萧注时，兼及其他诗注。另外，下引萧序、杨萧注、李诗，参见（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元末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 0 17 年版；郭跋、徐注，参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嘉靖二十二年（15 43）郭云鹏宝善堂刻本。不再赘注。308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辑厮耘学刊这便是清代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之前全本李诗注的概况。目前，关于版本源流，詹等、芳村弘道进行了叙录式梳理。关于注文研究，即原版系统的元代余志安勤有堂本的杨、萧注，删节本系统的明代郭云鹏宝善堂本的徐注，芳村弘道、胡振龙、张佩对注释体例、思想方法和情感态度等问题作了提取分析，但尚有思考空间。由于过去多以萧注为中心，对杨、徐注的认识还不充分，有迹可循的承传关系未被挑明。此外，尽管研究者初步意识到注家情感对注释理路的影响，但未置于注释史中给出说明，不免忽视了杨、萧注和文选李善注、五臣注的关系。再者，文本诠释分工与三家注释视角，李杜接受变化与李诗注释标准的凝定，注家对黄庭坚江西诗派、朱熹诗学、严羽沧浪诗话的融通与超越等，也需在宋元明文学思想史进程中深人剖析。为此，本文尝试勾勒三家注嬉变轨迹，并对早期李白研究中的读者前见问题予以反思。一杨、萧注的注释体例及对徐注的影响萧士赞读“杨君齐贤子见注本”后，曾经指出其体例上的问题，如材料征引“博而不能约”，释意时“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至“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笔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以至萧氏不得不“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但萧氏所批判的杨注的部分方法体例，也被他有意无意地承袭了下来，从而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注释过程。首先，博而不约。萧注较杨注精简不少，但也不乏大段文献征引，以致同样烦穴。如古风其十杨注引史记鲁仲连传7 41字；其十六杨注引晋书张华传46 4字，萧注附载吴越春秋13 11字。参见詹、杨庆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及其不同板本，河北大学学报19 8 7 年第4期；【日】芳村弘道关于元版系统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刘崇德译，中国李白研究（19 9 2 一19 9 3 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 9 4年版；等等。2参见【日】芳村弘道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萧士赞，詹福瑞译，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 9 3 年第2 期；胡振龙李白诗古注本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 0 0 6 年版；张佩杨齐贤、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版本系统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5年版；张佩徐祯卿评注李白诗考论，文献2 0 13 年第4期；等等。为避文烦，下文古风只言序号，不标篇名。3092023.No.1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其次，祖述宋人记录。一是诗意理解。如其二杨注：“按唐书，王皇后久无子，而武妃有宠，后不平，显之，遂废。武妃进册为惠妃，欲立为后，潘好礼谏止之。太白诗意似属乎此。”萧士发现此与真德秀文章正宗所云别无二致，但不仅未加反对，还加以演绎，作“今演之日”云云。二是作品辨伪。独滬篇杨注引苏辙语：“李太白诗过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蕊。”萧士赞则据宋人评注而鉴别真伪。如胡无人注：诗至“汉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一本无此三句者是也。使苏子由见之，必不肯轻致不识理之销矣。东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齐己辈诗也。”仆亦日：“此诗末后三句，安知非此辈所增乎？致使太白贻于数百载之后，惜哉！”虽然，东坡能辨之颖滨直致讥焉，是亦足以定二苏之优劣，今遂删去。最后，以史证诗。以唐史释证人物、意象、史事之表里关系，对艺术真实予以历史真实的还原。如其十四：“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杨注：“按唐书，杨国忠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讨合罗凤.”尽管萧士赞反对此论，“杨子见以为讨合罗凤之事，非也”，但只是去寻找与之适配的事件，“当是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宝六载八载”，而并未放弃索隐之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十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萧注所言“太白此诗似乎纪实之作，岂禄山人洛阳之时，太白适在云台观乎”，或因其本就认定李诗不乏诗史性质。尽管杨、萧注释材料大都博而不约，但诗旨评点相对简洁，这也为另见萧注古风（其十八、其四十三、其五十四）、蜀道难等。310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辑厮耘学刊徐注所继承。如其四杨注：“此篇太白自况也。”其一徐注：“此篇白自言其志也。”其四十二萧注：“此太白托兴之诗也。云中之鹤，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鸥，以喻闲散之人也。”徐注：“萧说近是，大抵白志在疏逸不在禄位，故有是言。”只是徐祯卿时常表示对萧氏的赞同，“萧说是也”“士赞所引是也”，故徐注或主要受萧注影响。二萧、徐注释方法的重建与推进取鉴前人是开展注释工作的必经之路，但杨注主要目的不是寻求新变，而是整合现有资料，以提供一本宋代的李白诗注。“自来话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杨注多不出此两种，萧士则努力破除已有规范，而对“事实”与“出处”详加申述。其一，揭明拟效之体与诗意新变。转益多师而融汇百家是大家成长的重要过程。李白就有“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的经历。当然，李诗取意不限于文选，而是广涉经史子集。如其四十“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焉能与群鸡，刺争一餐”，杨注：“宋玉九辩日：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不贪喂而妄食。即此意。”然此类明确给出取意所在的标志话语很少，多以注文暗示其与李诗的意义关联。萧士赞则挑明此体为常用诗法，“拟古者，拟古诗也。古人多有此体，至于句意，亦不大相远焉”（拟古十二首注），故常对出处直言不讳。如其十三“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注“意出于庄子”；其四十六注“此篇前六句，意出自梁鸿五歌”。进而比对古人旧意与李诗新意之别。如其十一注引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太白此诗亦此之意，古诗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则欲学仙以离世，其见趣又出乎流俗矣。”倍加留意李白拟古而不泥古之处。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 0 0 1年版，第7 页。（唐）段成式：酉阳杂粗，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2 年版，第6 8 页。按：“词选”即文选。3112023.No.1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其二，执示诗体结构与意脉分析。从文体文法关系看，不同文体有不同文法，同种文法存在不同文体中。如其二十二：“昔视秋蛾飞，今见春蚕生。裳桑柘叶，姜姜柳垂荣。”杨注：“毛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诗：昔我初迁，朱华未稀，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太白意同此。”本意是说诗中对举今昔情景之法化用了小雅采薇和曹植朔风诗其二，但引而未发。萧士赞的句法意识更强，如把其四十一“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的起句之法追本溯源至选诗与楚辞：“此篇人多疑两句为不类起句，殊不知正是取法选诗体。如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则又皆自楚词中来，如“朝发于天津兮，夕余济乎西极、“朝驰予马乎江皋，夕济乎西滁是也。”并关注章法，如其二十注“意分三节：第一节谓从仙人以远游，第二节谓别亲友而鸣咽，第三节是泣别之际，忽翻然自悟而笑末四句是决意远游之辞”，按诗章原意切分意脉层次。甚至，以其对李白诗法的掌握而辨伪。如猛虎行注：“按此诗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无伦理，徒尔肆为狂诞之辞。首尾不相照应，脉络不相贯串。语意斐率，悲欢失据。必是他人之诗窜人集中，岁久难别。”其三，以意逆志与诗人寓意阐发。杨齐贤有时把时政事件、诗人情感与诗歌志意互为关联并非出于某种思想主张，萧士赞则有意使三者获得有机统一：“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岂予寡陋之见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数百载之上，多见其不知量矣。”如其三十“玄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杨注：“玄素之风变乎太古，大道沦丧，不可复还。季世之人以荣枯得丧为一身之损益，惟名利是趋。”止步于感慨大道荣枯与个人损益的句意。萧注：“感时忧世之作。意谓古道日丧，季世之人不复返朴，没于名利声色之场，至死不悟，所谓儒者又皆假经误世之人，借儒术以行其窃取之心。”李白是深感于社会声色犬马的沦丧之状与假儒道貌岸然的虚伪之态，才发出世风日下的悲鸣。如此“逆志”理解下，“爱君忧国”成了萧注李诗的关键词。参见萧注古风（其三十四、其五十三）、远别离、蜀道难、北上行、陪族叔刑部侍郎哗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一）。3122023年第1辑总第三十七辑蘭耘学刊至于徐祯卿又有不同。首先，专意诗旨，评语精练。如其三十八注“此亦太白自伤之词也”，寒九字，夏然而止。其次，概说诗意，随文批点。或单独析解某句，如其四十三“淫乐心不极，雄豪安足论”注：“言人君好荒淫乐，则虽其气度超迈，亦何足论哉。”或逐层插解释，如其三注：第一层“秦皇扫六合”至“函谷正东开”，“言秦皇之制天下”；第二层“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言秦皇极游观之乐”；第三层“刑徒七十万”至“茫然使心哀”，“言秦皇极土木之欲”；第四层“连弩射海鱼”至“金棺葬寒灰”，“言秦皇惑于神仙之说，而卒不免于死也”。再次，质疑萧说，自道新解。如其四十六萧注：“当涂何忽”者，以喻得其蹊径而依附之者，可以忽而暴贵也。“失路长弃捐者，以喻不得其蹊径而不附之者，终于弃捐而不见用也。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者，意谓当此之时，无所守者，鲜不依附之矣，惟儒者独有定守，闭门草书而已。”“蹊径”是功名利禄的终南捷径；“当此之时”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李白是怀才不遇的“不见用”者。徐祯卿则认为：“萧说未善。盖言此辈得志之人据要路，则气焰挥霍。而失路者，则终于弃捐而不用也。唯扬子云则闭门著书，以道自守，不以得丧为心。”表面是揭示小人得志与君子失路的命运不公现象，但命意在于超越得失之心及表达对高洁自守者的景仰，以完成自我持守的道心修养。这使李白形象由忧愤深广变成了清高傲岸三杨、萧、徐注释情感及理念取舍注释学史决定着注本方向，但面对现状，注家发挥才情学识以建立别样形态，才是形成新变的关键。现知最早李诗注本，为元好问中州集所著录的金皇统九年（1149）进士王绘的注太白诗，惜已散（金）元好问编中州集卷八“王太常绘”条，中华书局19 5 9 年版，第3 9 2 页。元好问称王绘为天会二年（112 4）进士，王绘大圣院记自称皇统九年（1149）进士，应以本人说法为准。参见（清）张金吾编金文最卷十二大圣院记，清光绪二十一年（18 9 5）重刻本。3132023.No.1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另外是南宋庆元五年（119 9）进士杨齐贤的集注。而嘉定九年（12 16）成书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所见杜注已达15 6 家。杨齐贤或也有“唐诗大家数，李杜为称首”，然“古今注杜诗者号千家，注李诗者曾不一二见，非诗家一欠事”的窘困，但主要是按部就班地在文献上下功夫。萧士赞则对此强烈不满，故注李时着力使之颉顽于杜，并描绘了“俾笔注者由是而十百千焉，与杜注等，顾不美软”的愿景。加之生逢宋元易代之际，其“常常表达他这个注释者的感慨。当士赞与李白的不遇感产生共鸣时，他往往要写上自己的百感交集”。于是，萧注频现“不遇”一词。这因李白本就有“大圣犹不遇”（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之句，但杨注只是旁征孔子、屈原、李广、扬雄等不遇之事，既不露已意，也不述李情，萧注则常从此情出发不断探寻忧愤深广之义。这使两人对唐文选注的取舍有所不同。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士人求学及子弟教育皆须精研，故用以指点迷津的注文极为重要。诸家注文中，以李善注和五臣注为代表。前者“敷析渊洽”，“最精博，所引多古书，不独多记典故，于考订经、史、小学，皆可取资”。后者则融人意义阐发。李善曾令李补益其注：“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不敢对，善诘之，意欲有所更，善日：“试为我补益之。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由此来看，玄宗评五臣不似李善“唯只引事，不说意义”当不虚妄。自此，文选注为文集注释奠定了“考订”“引事”“释意”三大理路。【日】芳村弘道：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萧士，詹福瑞译，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 9 3 年第2 期，第3 2 页。2参见萧注古风（其二十四、其二十七、其三十二、其三十六、其五十六）、将进酒、天马歌、过汪氏别业（其一）、感兴八首（其八）。参见杨注早秋赠裴十七仲堪赠崔郎中宗之悲歌行。（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 7 5 年版，第5 7 5 4页。司马朝军撰轩语详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0 年版，第12 8 页。（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5 7 5 4页。该条材料杨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有征引。（唐）李善、吕延祚等：六臣注文选，载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19 0 册，上海商7务印书馆19 2 2 年版。314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辑厮耘学刊从杨、萧注看，除“考订”直用注文旧注，对后两种方法则各有参用。区别是，尽管杨注不乏历史索隐，但一般不过度引申与添加情感判断，而只是直陈其事；萧士赞则大胆地追溯渊旨。从注家情感倾向看，处于草创期的杨注，以提供扎实详的注本为主，故以引事渊博见长，而祖于李善注一脉；萧注为块示李白感怀刺之隐情，故大增意义言说，而属于五臣注理路。徐祯卿距萧士赞已去一百六十余年。尽管早年屡试不第，高中后又因貌丑而不得入翰林，但他既不愿蝇营狗苟于名利富贵之门，又不喜放浪形骸于世俗礼法之间，而乐于在山水自然间适情纵性，窗明几净处尚友古人，“间作词赋议论，以达性情，撼胸臆之说”。故注李是余力而为，并站在无意于世人眼光与无心于争辩清白的立场，仅提要钩玄情思大意，即便涉及章法意脉，也按情意变换逐句批点，而不似萧注把身世之感溢于言表，或牵涉诗情之外的人生感发，颇有文人间悍相惜，却点到为止的释然，极富才子诗人的性情气质。四杨、萧、徐注与宋元明诗学诠释是对作家意图与作品意义的实在言说，并受到时代与读者的深刻影响。注释是理解文集的关键环节与进人古典诠释领域的内在基础。所以，对杨、萧、徐注的变，除应在内部文本比较中求得认识，置于宋元明诗学，观照其与诠释环境的关系也是必要角度。杨注古风时，对诗史关系的处理相对审慎，合于李善注阮籍咏怀所引颜延之、沈约等注：“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参见（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 6 年版，第10 6 7 页。徐祯卿云：“某虽好小技，亦非大诉恶，即遭挫辱，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望，有知我者，亦当置我于近世名士间矣。某非敢薄时荣，希身后之誉，第性不可强耳。与他人言，必见排议，执事知已，尚能察之。”按此，他把萧士赞所塑造的怀才不遇、忧愤深广的李白形象改为清高傲岸、难以情测的形象，或也与身世之感相关。参见范志新编年校注徐祯卿全集编年校注卷五复文温州书，第6 6 5 一6 6 6 页。3152023.No.1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一）宋元明诗学的文本诠释分工与三家注的走向从文本诠释功能看，由写本时代进入刻本时代后，不同文本的功能内容，存在不成文的分工规定。如宋代杜注“所尚在辑校集注”，包括“正其字之异同”“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等；诗话的信息则更庞杂，除文字、音韵、训话、校勘外，还有用事出处的艺术渊源，人物交游的逸闻轶事，及古、律、绝的体裁风格，字、句、章、篇的格调法度等，从而形成注本为主、诗话为辅的诠释互补格局。如此情形下如何创新，元明与清相反，不是致力于修正，乃至推翻宋注，而是在角度上另辟蹊径。万曼指出，“宋人编定唐集，喜欢分类”；“明人刊行唐集，喜欢分体”。分类、分体的偏好隐含着诠释趣味。见于宋元明别集注释，是从文字的训话考据到辞章的技法阐发，从思想的价值判断到章句的诗旨分析，从经部的注释规范到集部的诗理渗人。这也是三家注李的基本态势，宋末杨齐贤因袭宋人注诗如注经之法；元初萧士赞把主要由诗话分担的批评功能移植到了注本，或发扬杨注含而不露的诗意分析，或提取归纳李白诗歌的诗法结构及渊源出处；明前期徐祯卿将萧注的繁复意解加以简化，而复归诗话闲谈的批点性质。洪业等编纂杜诗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 8 5 年版，“序”第40 页。2（宋）蔡梦弼注杜工部草堂诗篓，载古逸丛书之二十三，清光绪十年（18 8 4）遵义黎庶昌校刊本。按：杜工部草堂诗笔以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元大德年间陈氏刊本为善，然仅有年谱，未收序跋及蔡梦弼笔识，故选用古逸丛书本。宋诗话创立了“以语言结构为中心的独特的形式主义诗论”（参见周裕错宋代诗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0 7 年版，第45 6 页），标志是南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它摆脱了“谈用事、出处、对仗、押韵的风气”，而且概述格法规矩。后严羽沧浪诗话、元好问锦机皆倡诗法。元代诗话鲜见，此风却未消歇，以唐诗为典范的诗法、诗格著作涌现，成为当时诗学批评的重要侧面（参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1年版，第10 5 4一10 5 5 页）。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 8 0 年版，第8 7 页。4316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辑耘学刊（二）宋元明李杜诗学诠释与三家注释观念的凝定扬杜抑李、以杜为宗是宋元李杜接受主潮，明代则“扬李抑杜”至少兼学并重，并反思以忠君爱国病李白的论调：“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如此将置风人于何地？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忠君忧国之心，子美乃感发。其性既殊，所遭复异，奈何以此定诗优劣也？”人有“儒人”“风人”之别，但人物风度只是情性、遭际不同所致，不应作为优劣评判的标准。凡真情实感、当行本色者，皆可等量齐观。看重道德之先的兴发感动，回归诗歌本位的艺术批评，昂扬诗人后天的性情性灵，是明代释李的新风气。李杜并称与优劣之争是读者接受史上的诗学情结，无论扬杜抑李，还是兼学并重，释杜标准都从不同维度影响着李诗接受，并渗透到别集注释。像杨齐贤征引唐代史事、祖述宋人批点，便与宋代杜注风尚不无关系。元代杜诗批评视角转为结构法度和艺术审美，萧氏注李也是顺势而为。至明代宗唐复古，主情、主法之说不分轩轻，故徐注着眼于情感思想而流露出的自由随性特点，也合于明代文艺发展的某一侧面。（三）三家注释观念与宋元明诗学诠释的离合关系尽管唐人不乏诗评之语，如诗格著作、诗文序跋、诗歌选本、诗文本身等，但主要是后人依托其创作实践所呈现的各色诗风分析总结而来。宋人则通过诠释诗文，建立起了极具话语向心力的语言诗学批评。这也激发了注家参与诗学建构的热情，如杨、萧、徐注便对黄庭坚（主学）、裴斐文集第2 卷历代李白评价述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3 年版，第11页。邬国平：李杜诗歌比较评述，载中国李白研究（19 9 1年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1993年版，第118 页。（明）陆时雍：陆时雍诗话，载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 9 73年版，第10 6 6 0 页。3172023.No.1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朱熹（主理）、严羽（主情）之论进行了思想过滤。宋代诗学以江西诗派影响为最，其宗主黄庭坚的观念多从杜诗感悟得来，如“无一字无来处”、“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这种把诗歌与文字出处、诗人身世、朝代时事相联系，于旁征博引中求索字句变化之意的方式，在杨、萧注中皆有体现。杨齐贤很少直露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脱离了以往文化资源的影响，像时而博引文献典籍与发掘诗歌的历史隐喻，便与黄庭坚的“才学”批评和“诗史”批评不无关系。只是，因其较少言明，也无意把注李与注杜相较，所以主要是对此种风气的自然沾染。萧士赞常直述已意，方法论意识较强，故极易发现其与宋代诗学的关联：有意“断章取义”，以朱熹评语“圣于诗者”为重注李诗及重构李白的思想纲领，并融诸家解诗（尤其解杜）之长，去非李之短，补释李之缺，于李诗诗法与人格之境觅得宋代诗学共性，终统一于诗注。首先，从容高妙的艺术法度。杜诗法度井然故可学，李诗不在法度之内故不可学，这是学人的普遍观点。但萧氏认为，李白只是以炉火纯青的技艺融化了直观可感的诗法程序，“言不尽意，而意在其中，非圣于诗者，熟能与此”（其二十三注），详加审阅便有迹可循，“意却有三节，谓忽然为人，化为异物，忽为异物，化而为人，一体变易，尚未能知，悠悠万事，岂能尽知乎”（其九注）。看似是对朱评“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的延续，实则隐藏了后半句“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为缝合此处，他努力寻觅黄庭坚与朱熹的共性，不仅吸纳前者“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之论，而且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卷十九答洪驹父书其三，四川大学出版社2 0 0 1年版，第47 5 页。（宋）潘子真：潘子真诗话，载郭绍虞辑宋诗话辑卷上，中华书局19 8 0 年版，第3 10 页。（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 8 6 年版，第3 3 2 6 页。（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 6 2 年版，第3 2 0 页。如其四十七“钜知南山松，独立自萧瑟”注征引庄子两次及李善本文选、扬雄河东赋，言意祖苟子：“以此见古人作诗，皆自学问中来也。”318总第三十七辑2023年第1辑耘学刊从“不烦绳削而自合”延伸到“夺胎换骨”“无斧凿痕”，从而使朱熹的李白观获得江西诗派的方法论基础。这为其探求游走在格调法度中的不尽之意提供了前提。其次，风雅比兴的忠厚情性。曾巩认为李诗“连类引义”，“中于法度者寡”。王安石更挪撤道：“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萧氏对此颇为不满：“今世辈作诗评，乃谓太白诗全无关于人伦风教。吁！是亦未之思耳。”（黄葛篇注）为避免“读者忽之，使白心不白于后世”（挂席江上待月有怀注），他消化李阳冰“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之论，把朱熹说的“圣于诗”升华至“圣于人”，把黄庭坚解杜之长移用到李注。一是接续诗经比兴传统，认为李白并非如杨齐贤所说只是单纯用典：“以古喻今，无可疑者。子见乃直指为毛诗晋国风之事，吾未敢以为然也。”（其五十四注）故依托国风，频言比兴。二是捕捉春秋微言大义。本于“春秋之称，黄庭坚云：“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人所可拟议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概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软。”参见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卷二十五题李白诗草后，第6 5 6 页。如称其二十三“三万六千日”是意祖左传：“此所谓夺胎换骨，使事而不为事使者。”又如其三十五注：“脱胎换骨，了无斧凿痕迹，非圣于诗者，熟能与于此乎？”（宋）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载（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 7 7 年版，第147 9 页。（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中华书局2 0 0 7 年版，第42 8 页。黄庭坚有过以经术求索李诗的意图：“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卷十九与徐师川书其一，第479页）但未投身于此。）萧注乌栖曲、于闻采花、白头吟（其一）、妾薄命、白马篇、清平调词（其三）、北上行、君马黄、春思、长相思、怨歌行、鼓吹人朝曲、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一）、拟古（其一）、寓言（其三）等，皆言“出于国风”，或是“国风之体”，或有“国风之旨”。萧注古风（其二十七、其三十八、其四十一、其五十一）、独滬篇、清平调词（其二）、秦女卷衣、拟古（其十一）、感兴八首（其五、其八）、寓言（其二）等，皆言“比兴之诗”或有“比兴之意”。3192023.No.1杨齐贤、萧士赞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及对“唐诗人多引春秋为鲁讳之义，以汉武比明皇，中间比义引事”（白头吟其一注）的发现，将李诗精义诠释为“忧愤”与“忠君”：“忧愤之意微而显。”（其三十注）“夫子作春秋书王之意也。太白忠君之心于此可见。”（永王东巡歌其一注）由此，重建李白其诗“用意深远”（其三注）和其人“为贤人”（其二十四注）乃至“真儒”（其五十六注）的评价。最后，一唱三叹的不尽之意。为融通经中微言比兴之义与诗中一唱三叹之情的关联，他对严羽沧浪诗话“盛唐诸人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之说有所吸收，如“读之能不一唱三叹而有余悲也邪”（其二十七注）、“言有尽而意无穷”（拟古其六注）。或在其心中，凡诗论家所思，皆能在李诗中寻到蛛丝马迹；凡李诗所写，皆经得起诗论家的批评考验。尽管过犹不及，却破除了诗学观念间的壁垒。当然，如果萧士赞取用沧浪诗话之说稍显证据不足，那么徐祯卿主情而非主理的倾向，则明显延续了严羽“诗者，吟咏情性也”的观念。此外，严羽评李的态度“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和他本人对其四十四的注解“不言弃绝，但言恩毕”，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难言，而又不能无言，将何为三字，无限深情”是一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 9 0 年版，第8 7 0 页。1萧注古风（其十四、其三十九、其五十三）、山人劝酒、蜀道难、秦女卷衣、拟古（其十一）、寓言（其二）等，皆言“微而显”“微而婉”。（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 8 3 年版，第2 6 页。萧注金陵酒肆留别引黄庭坚语：“学者先以识为上，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人道。”此语为严羽与黄庭坚诗学关系之佐证，萧士赞对此或有留意。另关于沧浪诗话与理学关系，吴承学从“诗歌理想与人格理想、诗歌境界与圣贤气象、学诗门径与学理门径”角度见出关联（参见沧浪诗话）与宋代理学，文学评论2 0 2 2 年第1期）。萧注融通黄庭坚、朱熹、严羽诗论之法，于原理上与之相近。（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2 6 页。6（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17 3 页。7（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15 5 2 页。3202023年第1辑总第三十七辑厮耘学刊的。仅以“深情”蔽之，并不详解“欲言难言”之事。“情深”的徐祯卿在释李时，也是“因情立格”，即格调应当顺从情志，而非情志屈从于格调，并把“格”“情”关系深化为“情”与“诗”的讨论，“情者，心之精也诗之源也”，“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故“因言求意”即可，不必大费周章于诗外求索。尽管留下“谁能测其幽深之道”（其十三注）的慨叹，却松绑了文史参证关系，把诠释重心从事件索隐、价值判断调整到主体情志的精神体悟，由此完成对李白其人其诗的接受。这既是注家对注释的独到见解，也是明代吴中诗学在注本中的个性体现。余论杨、萧、徐注的共通之处是，既不断回溯过去的文化资源以作滋养，又有意挣脱与超越以往的陈旧，以提供认识李白的新进话语，从而呈现出必然复归与自由新变并行不悖的复杂样貌与话语轨迹。在“千家注杜”的风尚下，杨注有竿路蓝缕之功，它既是宋代唯一一部李注，也保存了丰富的注释材料。但疏漏在于失之详考，以致杜注内伪苏注也被引用，以史证诗时又多取唐广德以后事，及过于依赖宋儒记录等。这些为萧氏所发现的问题不少已被删除，但从硬伤推知，他尤重宋人杜注与论杜材料，只是有时不加分辨，而歧路亡羊。在“注李诗者曾不一二见”的背景下，萧士赞叹此为“诗家一欠事”。尽管其“笃学工诗”，“著有诗评二十余篇”（)，却未止步于只言片语的评点，而采用费力的全集注释。他不愿看到被誉以诗仙美名（明）顾磷：息园存稿文卷九与陈鹤论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 6 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 8 6 年版，第6 0 2 页。2（明）徐祯卿：谈艺录，载（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 8 1年版，第765767页。3明代吴中地区盛行“重情文学思潮”，具有“重个性、重真情的创作倾向”。其中，顾与徐祯卿年龄相仿、生地相同，为同乡好友，皆是此风代表。参见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 0 13 年版，第3 6 0 一3 6 1页。（清）永塔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九，中华书局19 6 5 年版，第12 8 0 页。3212023.No.1杨齐贤、萧士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的李白，只能如同“留骨而贵”的“楚之神龟”一般，鲜有恰如其分的理解使之“曳尾于涂中”。但想扭转这一局面，就不得不使个人尺度合于集体趣味，如此才能更大概率地实现注释理想。可可当他靠近理想时，问题也随之暴露，难免不顾艺术真实而牵强附会，牺牲历史真实而郢书燕说，以致生出不虞之誉或求全之毁，把李白从“酒色放荡”的天地弃才塑造成“感士不遇”而处处“不能自由”、“遭窜逐之祸”却始终“爱君忧国”的儒者形象。在“因质就长，各勤陶铸，是以立体成家”的情况下，处于同一文学团体的明人，其诗学取向不尽相同。其中，徐祯卿“主盛唐王、岑诸公”，并偏重王维。故本于倦与人争的人生观、闲适旷远的创作观和因情立格的诗学观，他在注李时，也以性情为本。如此，确实避免了附会，但态度疏散，批注简洁，又有蠡测不明之嫌。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看，研究者自是不必求全责备。如萧士赞为使李白不落杜甫下风，一方面极意拓展李诗的艺术思想和诠释空间，另一方面努力提供不同于大部分宋人眼中形象的李白，着实有其进步性。而且，他以杜注为参照范本而审视李白，不仅是主观自觉的选择，也是传统价值观念和研究方法惯性所致。但回顾三家注释话语轨迹，至少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注家情感倾向的强弱与诠释材料的个性择取。无论积极、消极，或收之东隅，失之桑榆，或走马观花，浮光掠影，都容易失去理性控制而偏离客观准绳。二是儒道思想史视野下李杜接受的同构性。注家易受惯性思维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先行带人某家之言，在伦理所排斥与推崇的两端，投射以人格标签和类型情感，致使丰富立体的鲜活人物被简化评价所遮蔽。三是接受史对李诗艺术理解的稳定性与李白形象包容的有限性。尤其是主流评价多来自宋人价值观，认为其人自由浪漫，（清）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 0 0 4年版，第6 0 4页。2（明）顾磷：息园存稿文卷九与陈鹤论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 6 3册，第6 0 3 页。（明）胡应麟：诗数外篇卷五，中华书局19 6 2 年版，第2 16 页。3222023年第1辑总第三十七辑学刊其诗自然飘逸，好风月而不忧怀天下，无法度可寻而不可学。结果学李者多不人流，注李者少之又少。上述情况，反求杜甫亦然。所以，认清早期诠释轨迹及相应过程所暴露的读者前见之蔽与后见之明，或是重新激活李白研究的关键。2023.No.1励耘学刊英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文献考辨(Textual Research on Literature)The Transmutation of Li Bais Poetry Annotation by Yang Qixian,Xiao Shiyun,Xu Zhenqing and Poetics of Song,Yuan and MingDynastiesLi Pengfei/307Abstract:Before Qing Dynastys Wang Qis annotation of Complete Worksof Li Taibai,there was only one annotation now,which was Song DynastysYang Qixian and Yuan Dynastys Xiao Shiyuns Classified Annotation of LiTaibais Poetry.The people of the Ming Dynasty reprinted this book,andattached the Ming Dynastys Xu Zhenqings notes subsequently.On the onehand,Yang and Xiaos annotations were both broadness without simplicity.And they inherited the saying of the Song Dynasty,noted poetry by history,but Xus annotations on simplicity and emotion were also related to them.On theother hand,Xiaos annotations focused on the source of poetry,the structureof poetry and the poets implication.Xus annotatio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summary of poetry and the annotation of sentence meaning.The separation andreunion track of the three annotation discourse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emotional motivation of the annotators,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different waysof choosing Li Shan and the Five-scholars Annotations of the LiterarySelection.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division of text interpretation in the So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Li Bai&Du Fus acceptance of disputes and thecentripetal force of poetics.Keywords:Classified Annotation of Li Taibais Poetry;Three-scholarsNotes of Li Bai;Poetics of So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A Study on the Records of Famous Mountains in the Ming DynastyWhich Collected in JapanFengNaixi/323A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