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调城镇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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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城镇化
　□记者 胡春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2012年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据新华社报道，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城镇化演进的结果，城镇化不仅造就了现代人类社会文明，也创造了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居民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过程，反映为城市人口增加、城市建成区的扩展、社会以及生活方式的形成。它不仅是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化过程，也是当代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直接指标。从现代文明史的角度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让农村居民真正进入城市，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发生全面改变，他们的经济能力得以全面提升，以此来提高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创造社会的经济繁荣。因为，城市是现代社会聚焦各种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节省交易费用等最好的方式。比如说，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同样成本的情况下，在城市投入所产生的效率就比农村投入要提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由此可见，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与扩大，国内第二、三产业将向城镇聚集，而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将引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毫不夸张地说，城镇化建设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最大的内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相信随着今后一二十年国内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
　　成都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张其佐说，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还要低一些，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发展空间还很大。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城镇化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服务业才能加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45%，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城镇化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吸收1000多万农民入城，进而带动约1500多亿元消费需求。

　　从数量到质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论断提出的大背景是：在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标志着进入城镇化的“拐点”，经济发展方式要随之发生改变。何茂春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不断进化、升华的过程，现在到了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城镇化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不仅要使农民进城后“有饭吃”，还要“吃得好”，吃得合理，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国祥表示，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首先，城市土地扩张要与农业人口转移相结合，不能单一地扩张城市、大搞建设。其次，城镇化要与产业转移相结合，实现产业在城乡间、地区间合理布局。最后，大城市要与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发展。
　　12月8日，以“十八大精神与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在河南省开封市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论坛上表示，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各个地方都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注重城市建成区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当做劳动力，而不愿意接受他们本人和他的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了现在比较严重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国家发改委中小城镇研究室的副主任乔润令也指出，虽然我国城镇化率过半，但发展质量并不高。他分析道，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27%，据此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亿，但是，2011年年底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是9.3亿，这意味着城镇人口数量仅为4.2亿，因此，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实际质量就大打折扣。
　　“除城镇化质量低外，城镇化另一现实是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乔润令表示，在城镇化建设和推进过程当中，农村建设用地总量不减反增，这说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在城镇化战略上，是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这在业界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此定调：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12月15日，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当天，由求是杂志社《小康》杂志主办的“2012第七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在北京开幕。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强在论坛上说，城镇化根本目标是改革农村落后面貌，而不是改建扩建城市；是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成为城镇居民，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而不是成为大中城市的临时居住者；是贴近农村和农民，而不是远离农村，每逢春节有数亿农民工返乡过年，形成全国的大流动；是缩小城乡差距，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而不是城乡分割。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认为，有些地方把城镇化错误理解为空间规模的扩大，大量圈地。这在学界来看，就是冒进、缺乏合理规划，居民生活质量不高，推进进程过于急躁。我国的诸多城市过早出现了城市拥堵、生活压力大、污染严重等系列城市病。他认为，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必然要求宜居性，而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中这方面考虑不多。此外，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布局要跟区域发展衔接。陈耀表示，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阶段不同，城镇化不能一个进度、一个模式推进。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发展阶段不同合理推进城镇化。
　　12月16日，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当天，“第一届凤凰财经峰会”在京开幕。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在会上表示，现在应该反思城镇化的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度的大城市化。他并不赞成大城市化，不能只注意北京、上海，省会城市发展。贺铿举了两个例子，他称，许多工业化国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比方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一个伦敦特大城市，他们马上看到这个问题了，于是就提出了田园化城市的思想，日本的工业化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于是他们马上跟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了，重心向下。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也希望把一些中心城市向外疏散，疏散的速度比较快，现在的特大城市只有纽约了，过分注意特大城市的发展这是非常不好的，这是需要反思的。
　　贺铿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要重心向下，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小城镇，而且中东西部同时发展，特别是中部、西部小城镇要注意发展。其次，要注意城镇化实质，城镇化实质就是要创造非农的就业岗位，如果没有创造非农的就业岗位、没有产业跟进，这个城镇化是虚假的，不能让人们安居乐业。最后，城镇化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不能靠政府去推对，更不能做一些表面文章、形象工程，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实质是“化”农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易宪容说，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盒，那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绝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前十年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但他们面对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自然很弱，既无法分享社会增长之成果，也无法改变其生活方式。现在的资料表明，由于当前国内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及城市居民的1/4，农民的消费也就无从增长。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让农民进城后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中。这才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
　　在“第二届城市管理高峰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下一步户籍制度变革是农民进城的关键，“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盲目地扩大城区，追求统计数据上的城镇化率，而是要更加紧迫地把实现人口的城镇化作为我们主要任务。”应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尹中卿表示，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承包的机制，积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在拒绝用摊大饼的方式简单扩大城市规模的前提下，打通城乡土地转化的渠道，加快征地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解决好被征土地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后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保障对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全联房地产商会名誉会长聂梅生在该论坛上指出，只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才能释放城镇化中的内需潜力，进行土地出让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实行双轨制供地。
　　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好契机，未来将进一步在法律层面为农村集体用地市场化铺路。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在此次论坛演讲时说：“要使农村人口真正能转移出来，确实有很多具体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市长要大方，把农民进城的门槛尽量降低，要把阻挡农民进程转变成欢迎他进城。这样中国才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也说，要实现城镇化，农村的人口如果不能顺利流动到城市，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就无法进行。中国应注意培育新兴的职业农民。这部分人从事面向市场的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农产品生产，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抵抗市场风险，也才能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美丽城镇
　　当前，我国城镇化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与之伴随的是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等众多“大城市病”，城镇化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风险。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要由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到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建设“幸福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
　　12月15日，中国城市发展（冬季）论坛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召开，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城市管理要从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许多城市的路特别宽，但堵车非常严重，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价格太便宜，导致我们不珍惜资源的利用。许多城市的公共设施的地价都是零地价或者是负地价，征地给农民补偿很低，导致城市资源浪费严重。未来的城市发展，应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特别是在一些城市要建立智能的公共交通体系。同时，要在城市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和节能材料。
　　业内专家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型，即由城市优先发展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转型，由高能耗的城镇化向低能耗的城镇化转型，由数量增长型城镇向质量提高型城镇转型，由高环境冲击型城镇向低环境冲击型城镇转型，由放任式机动化城镇向集约式机动化城镇转型，由少数人先富的城镇化向社会和谐的城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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