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鲜明特征.pdf

贫困问题关乎民生之本，消除贫困是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全中国人民渴求实现的美好愿景。2020年年末，全国22个省份的800 多个贫困县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贫困群众全体脱贫。困扰我国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终于获得圆满解决，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富足安稳的生活。中国承交的这份令世界为之瞩目赞叹的贫困治理答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代代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对初心使命的践行，更是科学有效的理论对实践举措具有重要指导价值的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丰富的贫困治理理论探索和实践，体现了其卓越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其中所包含的关于社会扶贫的论述内蕴丰富、论述严谨，深刻地回答并解决了我国在贫困治理事业中遭遇的一系列重大难题，不仅助力了我们党和人民在新时代实现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而且对于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社会扶贫与行业扶贫、专项扶贫三位一体，是中国社会大扶贫格局中的重要元素，它侧重于多元化的扶贫主体对反贫困事业的参与，适应于更加广泛的扶贫范畴，是从本质上对原有的“政府扶贫一肩挑”的传统扶贫模式的改变。社会扶贫有利于调动并集中数量更多的扶贫资金和更丰富的扶贫资源，能够使社会力量有效地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形成衔接，灵活地发挥出自身优势，从而有针对性地帮扶贫困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在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中经历了扎实的检验。因此，在理论上继续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贫困治理论述中的社会扶贫论述，总结其所包含的贫困治理经验，对未来我国探索解决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鲜明特征丁媛（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8）摘要：从四个阶段描绘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酝酿于他知青时期深植的扶贫情结，于地方主政时期的基层实践中逐步探索，在脱贫攻坚的全面实施中渐渐发展、形成体系，最终在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之时获得理论的全面总结和升华，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性，主张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和扶贫力量的全面领导和统筹，集中体现出人民性、前瞻性、统筹性和现实性的鲜明时代特征。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社会扶贫；发展历程；特征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院A文章编号：1672-4496（2023）02-020-07收稿日期：2023-04-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0 年后社会组织承接扶贫服务的社会机制研究”（19BSH145）。作者简介：丁媛（198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学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组织扶贫研究。2023 年 6 月第 2 期（总第 95 期）Jun,2023NO.2（Ge2.95）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AONI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20-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真知灼见始于实践的淬炼，理论体系的酝酿也同样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境遇和个人在生命历程中形成的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的酝酿、生发、发展、成熟同样如此。七载知青生涯，加之先后于村、县、市、省，直至中央领导人的主政经历中，习近平总书记曾亲历贫困，也曾努力思考、积极探索。其中不仅包含对中国贫困问题的深切体会，更不乏清醒的认知，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可以说，在人生社会实践中酝酿的深厚的扶贫情结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探索脱贫致富的道路是他矢志不渝的使命。（一）萌发阶段：下乡知青年代社会扶贫论述的酝酿“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忆他陕北七年知青生活中最大的收获。今天看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论述的根芽和起点。“实事求是”“依托群众”也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提出的基本依循。1969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为知青插队到陕北梁家河村，开启了他的知青生涯。在这七年光阴里，总书记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亲眼见识了农村贫困凋敝的面貌，深深地体会到农村生活的困顿，并将这份感触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成为他未来关注扶贫工作，并最终形成关于社会扶贫一系列论述的萌发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沿河县梁家河村，地处黄土高原，是全国知青插队环境中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地方之一。那里土地贫瘠、降雨稀少，没有电力资源。农民劳动用的是传统的老镢头，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却依然缺吃少穿。这里将耕田劳动称为“受苦”，还是少年的习近平在这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与当地农民一样睡土炕、住窑洞、吃玉米团子，成为“受苦人”。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之艰苦的农业劳动，还有缺医少药、落后的文化教育等村情村貌，不仅锻造了习近平总书记刚强的意志，也让他深切感知了底层农民的稼穑之苦、衣食之难，了解了农村农民最为真实的一面。农民难以温饱的生存状况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带领贫困群众脱贫的种子。在担任梁家河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农民修筑道路、打淤地坝、办铁业社、建代销点、打大口井、发展沼气，这些实践满足了当地民众的切实需要，也实实在在地改善了他们生产生活的面貌。而这些生产生活的实践，最终升华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中所反复强调的“依托群众”“实事求是”等理性的总结。知青时期对于贫困和脱贫实践的感知、见识，以及不乏理性的思考，坚定了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广大贫困群众脱贫的决心，为今后总书记在地方主政时期进行社会扶贫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成为他关于社会扶贫论述继续深化和拓展的科学启程点。（二）初步探索阶段：地方主政时期社会扶贫论述的基层实践“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所强调的，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是他在地方主政后带领贫困群众实行社会扶贫实践后的理论升华。实践出真知。理论本身并不是一行行的数字与符号，只有在实践的土壤中才能焕发它的青春与活力。真正的理论来自于实践，最终也将接受实践的检验，并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长期主政地方，在这期间，他始终将脱贫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积极探索寻找适合的治贫道路，累积了丰富21-丁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鲜明特征的治贫经验。正定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起步的地方。从1982 年起的三年间，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实事求是，深入调研，创造性地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模式和旅游业的重大“转型”战略，使广大贫困群众摆脱了高产穷县的面貌，正定县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二十字经济发展方针的指引下，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19881990年，习近平总书记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的宁德，是有名的老少边穷，经济状况不容乐观，200多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就有70多万。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工作后，开展专题调研、反复论证研讨，提出了许多脱贫新思路、新理念。他亲自推动实施了茅草房改造和连家船民上岸工程，提出实现经济合唱、鼓励树立至贫可能先富的意识，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早期进行的社会扶贫重要实践；在福建任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推动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工程、山海协作工程的实施建设等大规模的社会扶贫实践。在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帮扶下，“山”“海”握手，那些贫苦落后地区县域、乡镇在工程的战略实施中逐步摆脱困境，走向光明，它们都成为社会扶贫成功的典型范例；2002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对于欠发达地区亲自推动实施发展举措，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致富理念，将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融合在一起，主张三位共同协调发展。从正定出发，到河南，到浙江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哪，哪里的贫困群众就是他心中最重视、最关怀的。青年时期的朴素心愿成为他之后矢志不渝的初心，地方主政时期的积极探索形成他扶贫经历中的宝贵财富。初心不改、使命牢记，这一切为今后全国范围内脱贫事业的大规模开展，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在党带领全国人民全面脱贫攻坚时期的系统呈现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积累下丰富的实践经验。（三）全面施行阶段：脱贫攻坚时期社会扶贫论述在全面施行中渐成体系“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强化举措，扩大成果。”“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脱贫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扶贫工作会议和讲话中号召社会力量对扶贫事业的参与和支持。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开启了他身为国之领袖的扶贫实践历程，其关于社会扶贫的论述伴随着脱贫攻坚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开展开始系统化、科学化地呈现出来，且还在不断地趋于完善和成熟，为未来我们消灭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于扶贫事业亲力亲为，先后到20多个贫困区域访贫问苦，与贫困群众真切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所想，解决他们的真实所需，实事求是地解决贫困问题。2012年岁尾，习近平总书记冒严寒、踏冰雪来到河北省阜平县考察调研，进村入户，与当地民众一起想办法、谋对策，商量治贫脱贫之路。也是在此时此地，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贫困宣战。此次宣战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扶贫力量的召集和调配，是将全体各族人民纳入反贫困事业，是社会扶贫的一次有力的实践号召。在此次进村入户了解真贫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为未来扶贫工作指出了鲜明的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此后的扶贫工作即是围绕这一重点逐步展开的。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躬身调研，创新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社会扶贫的相关论述也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获得了实践的机会，并于实践中不断得到理论的总结和升华。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了7个专题会议，分别是2015年在延安召开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贵阳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22-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展座谈会，2016年在银川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2017 年在太原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2018年在成都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2019 年在重庆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每次会议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同时也会提出面上的工作要求，在这其中，就包含了对社会扶贫范畴的进一步约定，社会扶贫具体工作的开展，社会扶贫效果的汇报等。实践已经证明，社会扶贫的工作机制在反贫困事业中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统计，从2015年到2020年，约13.9万贫困村落获得来自约12.7万家民营企业的帮扶，惠及约超过1800多万贫困人口2。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全国人民积极投入到脱贫攻坚事业中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呈现出来，并伴随着逐步深入和全面的社会扶贫实践的开展，这些生成于其中的论述渐趋成熟、稳定，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可阐释性和进一步指导实践的科学性。（四）扩展成熟阶段：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社会扶贫论述的系统完善“七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这是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内容，此次讲话也标志着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在内的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全面成熟。2020 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于这一代人的努力中历史性地获得解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总书记深刻地剖析了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全面伟大胜利的制胜之道，对在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实践中孕育出的伟大反贫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把握，使其富有了成熟理论的系统性、对实践的指导性、对实际的针对性。以“七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既具有多维度的阐释可能性，也具有符合实际的可操作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在以“七个坚持”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多个层面均有涉及，并在其中支撑回应了脱贫攻坚的政治保证、价值取向、制度支撑、实践路径、动力源泉、社会基础、作风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即社会扶贫的政治保障是坚持党的领导，价值取向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扶贫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方略是社会扶贫的实践路径之一，广大人民群众为社会扶贫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是社会扶贫实践能够成功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广大干部求真务实、较真碰硬的工作作风是社会扶贫的根本作风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既是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助力扶贫攻坚事业取得根本胜利的重要方法论，既包括对一直以来我们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与贫困作战的经验总结，也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已有治理贫困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根植社会实践而生，顺应时势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立足中国贫困实际、放眼未来和世界，以“为人民服务”这一初心和使命为根本追求和依循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对全社会扶贫力量进行统筹安排的系统工程，在它的积极号召下，全社会各级力量凝聚扶贫共识，躬身投入到扶贫攻坚事业中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最终助力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境遇。（一）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对人23-民性的彰显首先体现在目的指向上。“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因此，“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论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时代中国治贫事业重要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以贫困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贫困治理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根本目的在于逐步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2020年，我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如期取得全面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达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要实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中不落下一名贫困群众的底线目标。如此巨大的治贫成效，离不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理念的初心。但脱贫不意味着富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未发生变化33，因此，中国的治贫事业依然在路上。这就需要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方位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对人民性的彰显主要表现在对人民之力的依靠上。我们的党和政府脱贫事业奋斗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同时也注重尊重人民的意志、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实现这一目标。复杂而艰巨的脱贫攻坚事业不是仅仅依靠党和政府的一方之力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全社会多方参与、多重力量的磅礴汇聚。一方面社会各界作为扶贫主体加入到扶贫事业中来，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扶贫资源、拓宽扶贫资金来源、创新扶贫路径、凝聚扶贫意识；另一方面，同样作为人民的一部分，贫困群众不仅仅是单一的被帮扶对象，更是脱贫攻坚的主体。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社会扶贫的论述中，十分强调弱鸟先飞、至贫先富的前提是要树立起“先飞”“先富”的意识41，重视激发贫困群众脱贫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关注解放精神贫困之于他们的束缚，进而将贫困治理事业中的短板弱项创造性地转变为一股生生不竭的内在脱贫力量。（二）前瞻性“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于无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是立足当代中国贫困实际，着眼未来贫困发展状况，从中国的脱贫攻坚出发，放眼世界范围内的减贫事业所进行的系统谋划，具有相当的前瞻意义。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站位高，所以目及远，既是对当下扶贫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指引。在2016年的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这样的指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标志性的指标是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战，需要各级扶贫主体组织推动，需要社会各方面真心帮扶，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扶贫机制和扶贫方式。要广泛宣传学习先进典型，激励全党全社会进一步行动起来，激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万众一心，埋头苦干，切实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不断夺取脱贫攻坚战新胜利”。这一论述充分表明，党和国家所号召的“万众一心”所形成的“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的社会扶贫是基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基础之上的，即社会扶贫中强调的从上到下的各级联动、从点到面的全社会合力、从激发贫困群众自身主观力量到对全社会扶贫意识的凝聚、扶贫资源的整合，是围绕着在2020年实现中国社会摆脱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的。同时，作为一种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论述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在实践中被确立和完善下来，助力扎实推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摆脱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视野涉及广泛，其着眼点不仅仅局限于一邦一国，而是在积极进行中国贫困治理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全球范围内贫困治理事业的发展。事实上，如果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论述丁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与鲜明特征24-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应用于当下之中国，那社会扶贫即是举全国社会力量的集合，而若将其应用于世界范围内，那么中国就是扶贫主体中的一员，中国力量就是全球范围内“社会扶贫”事业的一方之力。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引导社会各界关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脱贫行动”5，不仅适用于中国之社会范围，更是基于全球愿景下对世界各个国家携手并肩、共建消除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宏愿。为此，作为国际减贫事业主体的一员，中国积极开展与多个国家关于消除贫困主题的交流合作，乐于向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资金、技术、人员、资源等多方面的援助，为依然任重而道远的全球减贫事业真诚地奉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三）统筹性2020年，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治理实践第一次系统并精要地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一个即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6。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我们党能够最大限度地调集社会资源、动员人民群众、统筹安排建设事业，并同时具备超强的统一决策能力。贫困治理工程系统而复杂，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任重道远，社会扶贫本身的主体多元性等复杂的治贫实际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力量予以支撑。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扶贫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发挥其最大的治理效能。中国的社会扶贫需要多元主体力量的集中发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能够充分发挥每个扶贫主体的独特优势，以便与其他扶贫主体形成优势互补，同时还要与其他主体形成有效合力。这就涉及扶贫过程如何组织、怎样实施、协调安排、清晰部署等多个现实问题的统筹解决。不仅如此，社会扶贫中还面临着不同主体间的利益束缚的破解、责任的承担与落实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主体去思考应对并予以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贫困治理的重要论述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脱贫攻坚，加强领导是根本”7，“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8。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脱贫攻坚事业中的论述，在具体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营造社会氛围，凝聚扶贫共识。如对扶危济贫等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大力弘扬，设立扶贫日，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项，宣传表彰对扶贫开发作出杰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树立脱贫攻坚先进典型等，加强引领示范作用对社会扶贫意识、社会扶贫力量的感召。第二，强化扶贫责任，集中扶贫力量。在具体的扶贫工作中，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规划重大工程项目，统筹协调全局性重大问题、全国性共性问题，考核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940。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还要重视对市场力量、社会其他部门力量、行业力量的调动，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扶贫合力，通过多个渠道、多个领域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最终，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也证明了，唯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治理中的优越性，中国的社会扶贫才不会呈现出一盘散沙、无处发力的状态，举步维艰的治贫事业才能不断攻坚克难，最终取得在规定的时间内使将近一亿的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巨大成就。（四）现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的提出立足中国贫困实际，根植于贫困治理实践，其产生与发展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亲自调研、深入了解贫困群众和贫困区域所急所需的基础上，面对新时代中国贫困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以及当下贫困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的政策优化与合理调整。一方面，贫困问题本身复杂系统，治贫任务艰巨繁重，因此，对于贫困问题的解决既不能仅仅依靠贫困群众的自谋自力，同时也不能单凭政府主体25-的一己之力，这已经为中外减贫事业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也是中国新时代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最大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强调在党和政府的组织、统筹、引导的前提下，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到脱贫攻坚事业中来，“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950-51。在全社会扶贫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下，不同主体间能够发挥自身所长，彼此间形成优势互补，更是对政府扶贫凭一己之力却难免鞭长莫及的劣势的有效补充。同时，社会各界对扶贫事业的积极支持和竭力贡献也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互帮互助、扶危济贫的良好氛围，从而激发贫困区域、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动力。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的贫困发展新形势、中国贫困治理遭遇的新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所立足的又一大现实。事实上，消除贫困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决心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为此，我们在不同阶段制定了不同的符合当时历史境遇的阶段性目标。2012年后，我们的贫困治理目标是2020年使近1亿贫困人口摆脱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既往的扶贫政策在现行贫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已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所剩余贫困区域多属于深度贫困区域，本身即深陷生态环境脆弱、耕地资源匮乏、水电不通等贫困泥淖，当地群众面临的脱贫难度也十分艰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到扶贫事业中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调集全社会扶贫资源，从而确保了扶贫效能的最大化，切实提升脱贫攻坚的实践成效，使我们能够如期企及摆脱绝对贫困的目标。三、结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强调社会多元主体是贫困治理的力量源泉，其中既包括帮扶主体，也包括被帮扶的贫困群众。党和政府在社会扶贫中发挥着动员、组织、协调等统筹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国贫困治理实践的总结，也是未来指导党和政府继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扶贫的重要论述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交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发展、丰富并成熟起来，并为国际反贫困事业发展领域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中国方案，“使中国脱贫攻坚方案助力世界扶贫事业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10，为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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