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兼論《唐六典》令文的時間性.pdf

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 兼論 唐六典 令文的時間性牛來穎一山澤之利既包括農業，也包括工商業。前者包括拓荒與獵捕，涉及順時而爲，不違農時，即所謂“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虞衡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而引發的研究包括對時令的順應、時禁的服從，以及土地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後者包括鹽利、銅鐵、林木開採，涉及公私之利與本末業的權衡，因而涉及國家財政與公私利益分配。相關的研究則關注經濟政策的倚重，重農抑商的政策以及工商業生産經營及税收政策。總體而言，第一，從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出發的議論，關注時禁，如以時入山林則不禁，以順應自然生態規律，保護山林動植物。第二，從農業立國的角度出發，重農抑商，則探討專賣政策；第三，從濟貧賑恤、救災惠民的角度，討論分利與人，任從山林採集、捕獵、開採；第四，就是關於利益的佔有，强調的是公利。史記貨殖列傳：“漢興，海内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强族于京師。”山林開放的政策導向，使地方鹽鐵及山林資源的開發利用獲得發展，也展現了官營與私營本文爲 年 月 日在中國政法大學召開的“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新視野”學術研討會的參會論文。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 國語集解齊語第六，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史記 卷一二九 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之間的利益之争。管子 所提出的“漁鹽之利”和對“天財地利”的壟斷，其目的是爲了富國强兵。而歷次實施的關於山林的弛與禁，無不圍繞著這一中心。通過衆利與私利的分配和協調，實現君主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從“公私共之”的原則出發，在保障君主私利的基礎上協調與百官公卿、百姓的利益，適時出讓一定的使用權。“公私共之”的基本精神，體現在歷代君臣的討論中，如唐德宗朝：“陝州觀察使李泌奏盧氏山冶出瑟瑟，請禁以充貢奉。上曰：瑟瑟不産中土，有則與民共之，任人採取。”如宋太宗説：“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又如對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説“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的宋仁宗。也體現在律令制度中。本文僅就韓洄所言“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從銅鐵的開採、鑄幣及其禁令入手。從唐到宋，華夷疆域概念逐漸得到强調和凸顯，通典“邊防典”得以確立，伴隨著對夷觀念的重視與關注，形成對緣邊互市及邊界携帶物品的禁令。首先，關市令 直接關係到緣邊的禁物及限令。關市令 除了對度關的關外人員、蕃客及其隨身携帶物品的勘查，還有緣邊互市禁品的規定，以及直接劃定的“禁鐵之鄉”的規定。分别見 關市令 唐、唐條：諸錦、綾、羅、縠、綉、織成、紬、絲絹、絲布、犛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綾（？）不在禁限。）所禁之物，亦不得將度西邊、北邊諸關及至緣邊諸州興易，其錦、綉、織成，亦不得將過嶺外，金銀不得將過越嶲道。如有緣身衣服，不在禁例。其西邊、北邊諸關外户口須作衣服者，申牒官司，計其口數斟量，聽於内地市取，仍牒關勘過。諸居在禁鐵之鄉，除緣身衣服之外，所須乘具及鍋釜農器之類要須者，量給過所，於不禁鄉市者，經本部申牒商量須數，録色目給牒聽市。市訖，官司勘元牒無剩，移牒本部知。參看夏炎 古代山林川澤利用問題再檢討 以“公私共利”原則爲中心，安徽史學 年第期；丁俊 從公私共之到兼贍軍資：唐前期關於山澤之利的思想變遷與實踐（年月日山西大學舉辦“中古時期思想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舊唐書 卷一二 德宗紀上，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宋史 卷一八五 食貨志下七坑冶，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宋史 卷三四 吕大防傳，頁。舊唐書 卷一二九 韓洄傳，頁。魏希德 宋帝國的危機與維繫，劉雲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年。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同上書，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衆所周知，隋及唐代前期，所有商税不徵，不唯銅鐵。唐代制定了以律令爲基準的山澤占利的法規，唐律 的規定見於 雜律“占山野陂湖利”條：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疏 議曰：山澤陂湖，物産所植，所有利潤，與衆共之。其有占固者杖六十，已施功取者不追。又 賊盗律“山野物已加功力輒取”條：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盗論。疏 議曰：“山野之物”，謂草、木、藥、石之類。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積聚，而輒取者，“各以盗論”，謂各准積聚之處時價計贓，依盗法科罪。以此保障衆利與私利。一如仁井田陞先生在 中國法制史 中談及山澤之禁時所説：按照唐代法，山林藪澤之利，據説要“與衆共之”“公私共之”。總之，山林川藪幾乎都是從利用方面來考慮的，其所有關係並不直接構成問題。我想，這就是説，以農田水利爲首，餘如採獲雜草、枯枝、魚鱉、螺蚌、蓮荷之類的利益，都不容許個人獨佔，還就妨害這樣一種衆利的事項，訂立了罰則（唐律 等）。唐代前期，也發生了幾次圍繞山澤徵税的討論。一次是崔融關於關市税的討論，一次是陳子昂的建言。但是結果都没有實施。而有關銅鐵礦藏的開採，集中在 唐六典 兩條關係密切且内容相近的材料中。凡州界内有出銅、鐵處，官未採者，聽百姓私採。若鑄得銅及白鑞，官爲市取；如欲折充課役，亦聽之。其四邊，無問公私，不得置鐵冶及採銅。自餘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凡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採，官收其税。若白鑞，則官爲市之。其西劉俊文 唐律疏議箋解 卷二六 雜律占山野陂湖利，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劉俊文 唐律疏議箋解 卷二 賊盗山野物已加功力輒取，頁。仁井田陞 中國法制史，牟發松譯，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唐六典 卷三州士曹司士參軍條注文，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邊、北邊諸州禁人無置鐵冶及採（礦）。若器用所須，則具名數，移於所由，官供之；私者，私市之。凡諸冶所造器物，皆上於少府監，然後給之。其興農冶監所造者，唯供隴右諸牧監及諸牧使。舊唐書 卷四四 職官三 與 唐六典 材料 少府監 同：“凡天下出銅鐵州府，聽人私採，官收其税。若白鑞，則官市之。其西北諸州，禁人無置鐵冶及採鐵。若器用所須，具名移於所由官供之。”新唐書百官志 文省，作：“銅鐵人得採，而官收以税，唯鑞官市。邊州不置鐵冶，器用所須，皆官供。凡諸冶成器，上數於少府監，然後給之。”如何理解兩處記載，即唐代百姓開採的銅鐵究竟收不收税，看似矛盾的兩處記載，引起不同的解讀。李錦綉認爲，官收其税的情況是“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不税的地區是“州界内有出銅鐵處，官未採者聽百姓私採”。從字面意思看不出有税與不税的地區差别。對於銅鐵之處，究竟收不收税，兩處記載的不同，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否應該是不同時期的制度呢？此前，榎本淳一 唐六典 編纂的一個剖面 以重複規定爲視角提出，唐六典 書中引用大量令、格、式，成爲制度史、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中就提到令文重複的問題，文章以“貢舉”制度爲例子。開元二十四年（）貢舉從吏部考功員外郎職掌轉移至禮部侍郎，所以，唐六典 圍繞“貢舉”的制度在卷二吏部與卷四禮部重複引用。文中所舉出的貢舉十類問題包括，開元二十一年完成 老子新注 後，增加了老子策；進士帖經標準從通六已上，改爲通四已上，則是開元二十五年的新制；國子監大成試的部分也是開元二十五年新改的。在此再次提出了 唐六典 所引令式的不同年代問題。之前，小文 唐六典 户部卷與 開元十道圖，比對 開元三年十道圖 時即發現 唐六典此部分遠超原來的 十道圖，其中李林甫的操作即以注文對正文作補充修改，十道圖 中州縣廢置，有些已是天寶以後的變動。同樣，貢舉由吏部改禮部試的内容，也記載在注文中。這些修改痕迹都説明了 唐六典 編纂的特點以及引用令式的時間性。以往的認識是，唐六典 引用的令式被認定爲開元七年的。唐六典 卷二二少府監掌冶署條，頁。舊唐書 卷四四 職官志三，頁。新唐書 卷四八 百官志三，頁。唐代財政史稿 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學出版社，年，頁。周東平、黄静譯，見周東平、朱騰主編 法律史譯評 第五卷，上海：中西書局，年，頁。感謝田衛衛提供日文原文。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年第期。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由此看來，其中包括的開元二十五年令式應不在少數。比如前引分在兩卷看似矛盾的兩條關於銅鐵開採的内容。唐六典、兩 唐書 皆源自唐令，即 天聖令雜令 宋 條所本的唐令。宋 條爲：諸州界内有出銅礦處官未置場者，百姓不得私採。金、銀、鉛、鑞、鐵等亦如之。西北緣邊無問公私，不得置鐵冶，自餘山川藪澤之利非禁者，公私共之。如何從文本復原唐令，復原：諸州界内有出銅、鐵處，官未採者，聽百姓私採。若鑄得銅及白鑞，官爲市取。如欲折充課役，亦聽之。其西邊北邊無問公私，不得置鐵冶及採礦。自餘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復原唐令的依據，除了上述 唐六典、兩 唐書，重要的有日本 養老令 雜令第九條：凡國内有出銅鐵處，官未採者，聽百姓私採。若納銅鐵，折充庸調者聽。自餘非禁處者，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日本令的“國内”，對應唐令“州”。復原唐令中，僅一處與仁井田陞復原不同，即仁井田陞復原爲“四邊”，黄正建先生復原爲“西邊北邊”，理由是：第一，此條前面説“諸州界内”都聽“私採”，後面又説“四邊”都禁“採”，似有矛盾。第二，掌冶署所謂禁“置鐵冶及採”，似比士曹參軍中禁“置鐵冶及採銅”要合理些。第三，天聖令 作“西北緣邊”。因此作如上復原。目前來看，主張 天聖令 是開元二十五年令的意見更多，我同意復原爲“西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 附唐令復原研究，頁。仁井田陞 唐令拾遺，栗勁、霍存福等編譯，長春：長春出版社，年，頁。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 附唐令復原研究，頁。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邊北邊”是因爲這是開元二十五年令。而仁井田陞先生復原爲“四邊”，作爲開元七年令也是對的。也就是説，現在如果復原 是開元二十五年令，應該依據“西邊北邊”復原，不僅有宋令的支持，也有 唐六典 材料（唐六典 卷二二少府監掌冶署條）的支持。而仁井田陞先生復原依據的材料（唐六典 卷三州士曹司士參軍條注文）是開元七年令，故兩處的矛盾是因不同時間的令所致。而還有一處不同是，開元七年令未及收税，而開元二十五年令則寫明收税。礦産税的收繳，是開元二十五年令確定的。至於第一個似有矛盾的前後文的解釋，我推測是以注文的形式來界定，州界内允許私採，唯獨邊地要特别受到限制。二山澤之利徵税最直接關係的是富國强兵。陳子昂提出：“臣聞古者富國强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内少資儲。外勒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劍南諸山多有銅礦，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鑄。軍國資用，惟斂下人。乃使公府虚竭，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論。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劍南諸州准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銅鐵作爲鑄幣的主要材料，開採與鑄錢尤其是對私採與私鑄的控制，關係到幣制的穩定，控制不當會導致“民心動摇，棄本逐末”。時要字樣 卷下“鑄”字的釋文爲“私”，注文曰：“鑄”字 王二 廣韻 皆釋“鎔鑄”，此釋“私”，乃指“鑄”爲“私鑄”之“鑄”也；“私鑄錢”“私鑄鐵器”之屬古書中經見。由此，私鑄錢在當時是普遍的現象，由此成爲大衆常用的詞彙。銅等金屬開採，最爲獲利是鑄錢。從民鑄、官鑄，對鑄幣權的中央掌控，經 陳子昂集 卷八 上益國事，北京：中華書局，年，頁；董誥等編 全唐文 卷二一一，北京：中華書局，年，頁。漢書 卷二四下 食貨志四下，北京：中華書局，年，頁。、時要字樣，張涌泉主編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小學類字書之屬，北京：中華書局，年，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歷了幾個階段，從聽民私鑄錢，到唐代在法律上確定了“私鑄錢”的罪名的法定意義和懲處規則。唐律疏議 卷二六 雜律 私鑄錢條：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杖一百。疏 議曰：私鑄錢者，合流三千里。其“作具已備”，謂鑄錢作具並已周備而未鑄者，徒二年。若“作具未備”，謂有所欠少未堪鑄錢者，杖一百。若私鑄金銀等錢不通時用者，不坐。若磨錯成錢令薄小，取銅以求利者徒一年。疏 議曰：時用之錢，厚薄大小，並依官樣。輒有磨錯成錢，令至薄小而取其銅，以求利潤者，徒一年。敦煌莫高窟所出 唐神龍散頒刑部格殘卷（現分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編號：）：私鑄錢人，勘當得實，先決杖一百。頭首處盡，家資没官；從者配流，不得官當、蔭贖，有官者仍除名；勾合頭首及居停主人雖不自鑄，亦處盡，家資亦没官。若家人共犯，罪其家長，資財並没；家長不知，坐其所由者一房資財。其鑄錢處鄰保處徒一年，里正、坊正各決杖一百。若有人糾告，應没家資，並賞糾人。同犯自首，告者免罪，依例酬賞。開元二十五年，刑部格 又有些許改變；刑部格：敕，私鑄錢及造意人及勾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仍各先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若老、弱、殘疾不坐者，則歸罪其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杖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毁破，並銅物等賞糾人。同犯自首告者免罪，依例酬賞。從 唐律，到 神龍格，再到 開元格，神龍格 擴大了處罰範圍，從犯罪者本身擴至勾合頭首、居停主人及鄰保、里正、坊正。首犯與從犯分别處罰，前者決杖一百、處死、籍没家資，後者決杖一百、配流三千里。勾合頭首及居停主劉俊文 唐律疏議箋解 卷二六 雜律，北京：中華書局，年，頁。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宋刑統 卷二六“私鑄錢門”引唐刑部格，北京：中華書局，年，頁。唐宋山澤之禁的律令與實踐人處死、籍没家資。鄰保科徒一年，里正、坊正決杖一百。至 開元格，則私鑄錢首犯與勾合頭首同罪，從犯與居停主人同罪；前者決杖一百、處絞，後者決杖六十、加役流。不再籍没家資。里正、坊正、村正减爲決杖六十。圍繞禁私鑄錢，朝臣有不同的看法。中經討論，意見不一。如開元二十二年“三月，没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壬午，欲令不禁私鑄錢，遣公卿百僚詳議可否。衆以爲不可，遂止”。此事前後經過如下：開元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玄宗令百官詳議。黄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蕭炅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絶奸濫。今若一啓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録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人，其不可三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盗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劉秩著名的 貨泉議，主要觀點即反對開放私鑄，因爲貨幣可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關係到國家的盛衰。鑄幣利潤之大，足以令百姓棄本逐末。需要國家統一調控，包括鑄造流通。而關於採銅的問題，有開元十七年九月的詔書“禁鑄造銅器詔”：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由急也。然絲布財穀，四者爲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本而務賤。故有盗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布幣頗輕，欲使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又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有採銅錫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舊唐書 卷八 玄宗紀上，頁。舊唐書 卷四八 食貨志上，頁。宋敏求編 唐大詔令集 卷一一二 政事財利禁鑄造銅器詔，北京：中華書局，年，頁。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十二輯從詔書來看，至少在開元十七年，還没有對銅等造幣原料的開採徵税。直到開元二十五令，最終將徵税寫入令文。牛來穎，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