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高鑫教授主编《中国经史关系通史》读后.pdf

汪高鑫教授主编 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读后王 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中国古代学术的四部分类不同于西方学科体系，其中经学作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经史如何在思想与实践层面形成互动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寿彝先生早在 1985 年就强调要增强经史关系的研究，然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却较为晚见。21 世纪初，吴怀祺先生将经史关系的研究纳入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 的研究计划。2011 年，汪高鑫教授撰写的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在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首次从史学思想角度全面梳理了经史关系中的基本论题，填补了中国经史关系研究领域的空白。同年，汪高鑫教授申请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史流变探源”立项。课题成果最终结集为 中国经史关系史，于 2017 年在黄山书社正式出版。该书与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形成一种纵横关系，后者是对中国经史关系史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论述，前者则是对中国经史关系史作出贯通性的论述。此后，汪高鑫教授还于 2019 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历史上的经史关系 一书，对中国历史上关于经史关系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补充论述。汪高鑫教授经过十余年持续不断的探索，在中国经史关系史研究上已经有了深厚的积淀，为四卷本 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的撰述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卷本 中国经史关系通史，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 1985 年第 2 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大项目的后续成果、“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于 2022 年 9 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共 173 万余字。四卷本 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的出版，是汪高鑫教授率领的团队经过数年努力笔耕所取得的一项标志性的成果，在经史关系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中国经史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全景式呈现了中国经史关系发展全貌。作为经学原典的“五经”，呈现亦经亦史的特点。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立“五经博士”以后，经学成为统治学说；史学也随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而迎来重大发展，由此开启了后世两千多年的经史互动历程。然而，深嵌于传统社会的经史之学，随时而动，其发展变化至为复杂，所以，想要把握两千年的经史关系史，研究者必须具备通贯的大历史观，纵观经、史发展历程，抓出贯通始终的脉络与主流。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采用由变写通、变中见通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首先，以通史眼光确定发展分期，全景式呈现了从由史成经到夷经入史的经史关系全程。全书选取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与民国四个既相对独立又有贯通性的阶段分卷书写。先秦两汉作为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亦经亦史和史附于经：有史学性质的儒家典籍在西汉被升格为经学，史学依附于经学，形成了以经解史和以史证经的经史互动模式。魏晋南北朝隋唐阶段则是史学升格和经史并立：经史之学承汉而来，在与玄学、佛学与道教的互动中吸收养分，产生多元变化，并随隋唐政权的统一重新融会综合，确立了各自在四部学中的地位。宋元明时期经史之学进入义理化阶段：经史互动频繁，随着对经史关系认识的深入，“以经为史”的观点得到不断发展，经史关系中史学地位不断攀升。清代与民国是经史关系发展的最后阶段，虽然历经变化，但随着封建体制的最终崩溃，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已无力回应时代，最终夷经入史，走向瓦解，经史关系也迎来终结。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无一不关涉经史之学的重大变动，断则各自特色鲜明，合则可在前后变化中窥见经史关系发展大势，体现了断中有通，由变写通的史识与方法。同时，各分期内也紧紧抓住经史之学的关键流变。如汉代，抓住今、古文经学的思想主潮对史学发挥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将经史的玄化与佛化当作重要线索；唐代看重中晚唐新 春秋 学兴起对经史关系的影响；宋元明时期则紧紧围绕理学、心学与史学发展的相互影响；清代与民国则聚焦于清初、乾嘉与晚清这三大关节，通过对经史之学重大流变的把233汪高鑫教授主编中国经史关系通史读后握，呈现经史关系的嬗变特点。这样，通过由变写通、变中见通的方法，分层次、全景式地呈现了经史关系的全貌。第二，全面展现了经学对史学的影响，同时重视发掘史学对经学的支撑与限制。自经学成为统治学说后，其价值体系与追求就成为中国古代学术中的根本要求，史学自然也深受影响。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思维上。根植于五经中的历史思维，如天人古今思维、因革损益思维、天命王权思维等，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共享的历史观念，深深影响了后世史学发展。其次，经学思潮的变化影响史学发展。该书作者注意挖掘经学变化后，史学实践随之产生的种种变动。譬如，汉代经学兴起，史学崇经意识随之增强；魏晋南北朝经学玄化，致使史家的知识结构产生变动，不仅历史观点逐渐玄学化，历史撰述也开始格外重视家族史；宋明理学的兴起，不但促成了这一时期史学的义理化转向，而且理学所具有的贯通思维亦带动了宋代通史撰述的兴盛、编年体的振兴以及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的史体创新；清代考据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文字名物训诂的学术倾向，直接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也就是说，经学的变化，不仅会给史学带来新的历史视野，扩充书写对象，也改变着其历史书写与研究方式。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经学对史学起着思想统摄的作用，经学规定着时代的价值取向，也间接决定了史学的知识取向，因此，史学自然对经学呈现精神依附的状态。故经学观点的变动，势必深刻影响史学发展。整体上看，该书通观经、史流变，梳理了汉代经学兴起以后，经学历经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民国经学瓦解等主要流变；以及史学相应产生的汉代崇经、魏晋玄化、宋明义理化、清代重考证以及民国史学发展的史学流变，从而全面展现了经学对史学的巨大影响。然而，经学虽统摄史学，史学却不只是经学亦步亦趋的婢女。汪高鑫教授指出，“一部中国经史关系史，其实就是一部以经解史与以史证经的历史”。显示经史关系中史学对经学的影响，同样是该书的重要特色。史学对经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史事证明经学义理上外，史学本身对经学发展亦有重要作用，这在宋元明时期体现得极为明显。宋代经学义理化是以越过汉唐笺注，直接“回归原典”为旗帜的，这一追求儒家原典历史本义的姿态正与史学精神有关；同时，史学也是理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环节，史学积极服务于天理史观的阐发、验证天理，同样也是理学致用的重要途径。可见，史学虽与经学并立，但两者实际已经深深融通，成为彼此知识与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构成。333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三，生动彰显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民族特性与独有魅力。中国经史关系史的研究，需要立足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民族特性；而把握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民族特性，则必须克服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具备学科交叉的视野和思维。吴怀祺先生将 20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的形态变化概括为四部学被重组为现代学科，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一些传统学术资源被裁剪、拼接最终重组为现代学科；另一方面，某些从中国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特色鲜明却难归入某一学科的领域则被无情遮蔽。因此，如果单以今日历史学的学科视角去回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就史学谈史学，则无疑偏离了中国古代四部学的实际。中国传统学术虽然长期以来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言，实际是“分而不可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不同，但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尤其经、史作为传统学术的主干，关联尤为密切。经史关系的研究正是意图克服今日学科体系带来的视域局限，以贴近中国古代史学实况，在经史互动的中间地带观察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路径，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独特性，这在对五经史学思想的分析中表现得格外明显。汪高鑫教授指出，尚书 与 春秋 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周易 诗经和“三礼”是对上古三代社会历史的反映，不仅有史料价值，还有丰富的历史思维。周易 有突出的“天人合一”“万物通变”思维以及“历史忧患”意识，“三礼”蕴含丰富的历史发展观与历史变革论，诗经 兼有浓厚的天命王权与质疑天命的思想，尚书 春秋 则分别流露出以史为鉴和以史为法的史学思想。“五经”之属性如此，加之其崇高的地位，自然成为史家史学思想的渊薮所在，古代史学独特的思想路径也因之而明。因此，即便后来经、史分立为不同部类，但谈论经史关系的话语却代不绝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汪高鑫教授及其团队完成的 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代表了目前经史关系领域最全面、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路径，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433吴怀祺主编，汪高鑫著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第 2 页。吴怀祺：子史关系的新探索 读 先秦诸子与史学，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