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探析.pdf

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探析赵江民a，李梅宇b，杨紫若c（新疆师范大学a.中国语言文学学院b.青年政治学院c.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11）摘要：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研究意义重大。文章运用历史学和语言学视角，从中央对西域的治理、政治和亲、屯田活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以及汉语学习、语言借用、汉民翻译等方面的史料分析，梳理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脉络；然后运用传播学的5W模式理论，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五个层面分析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特点；最后，论证了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加强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关键词：五代宋辽金；汉语言文字；西域；传播使用中图分类号：H1-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823（2023）02-0045-081.引言汉语言文字是各类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文化的传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却始终保持着主体的统一，这与汉语言文字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生生不息的汉语言文字传播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国内外关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是从语言学视角、历史学视角和传播学视角进行的研究。第一，语言学视角。关注汉语本身的语音、语义、语法、词汇，以及汉语言的应用与规范等问题。例如洪波在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 一书中对古代汉语代词、古代汉语形态、语法化，以及历史句法和语用等进行了研究；邱震强在 汉语语义研究 中对语素义、义位、义句、广义语义场对语义制约等方面做了论述；王贵元在 汉语词汇的发展阶段及其演进机制 中论述了汉语词汇的发展经历了单义词发展阶段、多义词发展阶段、派生词发展阶段和双音词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第二，历史学视角。例如徐思益在古代汉语在西域 中概括了时间跨度上下两千年的不同时期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使用情况；马克章在 西域通行史 中研究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历程和所产生的影响；张洋在 古代新疆汉语的历史足迹 中分析了两汉、南北朝、唐宋、元明几大时期汉语在新疆使用的情况。三是传播学视角。主要研究汉语的对外传播现状、问题与路径。李智召的 “汉语热”视角下看中国对外汉语的传播途径研究，在“汉语热”的科学视角下提出了高效且科学化的传播渠道以及传播策略，力求最大程度提升对外汉语的整体传播成效；张蔚虹的 “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研究，立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印度尼西亚汉语的传播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汉语在印尼的使用情况、传播的渠道、传播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刘晶晶在 东南亚汉语传播：现状、困境与展望 中论述了东南亚各国汉语教学发展现状，对各传播要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汉语传播的困境并提出了解决之道。基于上述分析，汉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关于汉语言本身与历史的研究与传播学也有初步的交叉。研究总体呈现视角单一的特点，要语言与翻译2023年第2期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润疆视域下汉语言文字在新疆的传播使用研究（22BYY066）”和新疆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言文字在新疆传播使用的历史研究（20AZD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赵江民，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李梅宇，新疆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杨紫若，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45么是语言学，要么是历史学，亦或是传播学；基于汉语言文字的传播研究成果大多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的成果较少；从汉语言文字的传播范围来看，大多集中于汉语的对外传播研究，而对民族地区汉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较少，尤其是历史研究。因此，本文力求在对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语言学、历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勾勒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历史脉络，探究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特点，理清国家通用语言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诸王朝虽然没有对西域进行设官置守的管辖，但是仍将西域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册封和接受西域诸地方政权的朝贡，以加强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加之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西辽的建立，使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特殊社会环境中通行不衰。2.1作为传播内容的汉语言文字2.1.1汉语学习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诸王朝虽然没有对西域实施直接的管辖，但是唐朝治理西域的荣光一直照耀到五代宋辽金时期，唐朝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一直承续。西辽的建立，传承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使汉语的学习成为更加普遍的现象。（1）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五代北宋时期，汉语文在于阗社会一定范围内通行。一方面，于阗王室和上层人士倾慕和认同汉文化，自认“唐之宗属”。于阗王尉迟僧乌波将于阗尉迟氏改为唐朝国姓李氏，取名“李圣天”；大批使臣如马继荣（使后晋），刘再昇（使后汉）、张金山（使沙州）均采用汉名；于阗王子李从德，不仅起汉语名字，而且自孩童时期便留住沙洲，直至长大成人才回国继位。这些史料都折射出汉文化对于阗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于阗王室和上层人士的汉语水平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另一方面，于阗王国与沙洲曹氏政权关系密切，双方往来频繁，使掌握汉语成为了现实需要。10世纪中叶，于阗数批使臣和僧侣滞留沙洲，留下了一些文书，其中就有用汉文撰写的，如于阗高僧龙大德所写的状文，文字如下：“于阗僧龙大德状：右大德自到沙州，近秋寒冷，依荘（衣装）则看阿郎，随身囊猢狲一个，依伏（衣服）总在阿郎。伏请公凭裁下处分。牒建（件）状如前。”这说明于阗高僧和使臣具有了较高汉语水平，以至于能够用汉文撰写文书。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也一直是高昌回鹘王国的通用语言，即使在逐步回鹘化后，汉语仍然作为书面语使用很久，正如 突厥大语词典 所记载，除了回鹘语外，“（城里的）回鹘人还有一种与秦人的文字相似的文字，正式函件、凭据就用它书写。这种文字，除了秦人，别人是不会读的”。这无疑就是汉文。这说明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是会读写汉语的，甚至可以用以撰写正式函件和凭据，足以表明其汉语水平之高了。（2）西辽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历时二百年，汉文化已深植契丹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西辽契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西辽的建立，使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汉语文是西辽政府的官方语言和文字，公文、诏令、奏议、文牒都使用汉文。西辽契丹上层大都接受双语教育，精通汉文，如西辽的创建者耶律大石本人就“通辽、汉字”，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汉化程度极深。当时文人学习的经书和科举考试所用的研习经书以及作为科举考试范例的文章，均使用汉语言文字。此外，所铸的钱币上使用汉文年号，如“康国通宝”“咸清元宝”等；西辽君王亦采用汉文尊号、年号、庙号等。例如，始皇帝耶律大石，号天佑皇帝，改元延庆和康国，庙号德宗。“西辽五主，凡八十八年，皆有汉文年号，可知其在西域曾行使汉文。”在今天的吐鲁番托克逊所出土的印刷品中有大量的汉文典籍，说明了西辽时期人们的汉语水平之高，都可以学习或阅读汉文典籍。2.1.2语言借用五代宋辽金时期，尤其是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回鹘西迁和西辽的建立，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更加深入，成为了继汉唐以后汉文化向西域传播的又一高峰，有力地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一时期，西域各民族相互杂居、相互交往，汉民语言亦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在彼此的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尤其是汉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更是如此。高昌回鹘王国深受当地强烈的汉文化氛围和唐代留居的大批汉人的影响，大量的汉语词汇被借入回鹘语之中。据冯加班和冯家昇对 慈恩传 卷七的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探析 46研究、李经伟等对 高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 的分析以及阿不里克木 亚森对1314世纪的回鹘世俗文书的研究，共得到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汉语借词75个，主内容涉及政治用语，如“大唐”“公主”“按察使”“都督”“博士”“法令”等；经济生活用语，如“仓”“官布”“田租”“钞”“宝钞”“万”“保人”“代保人”“罚金”“国库”“大仓”“无效”等；度量衡用语，如“石”“升”“寸”等；记年单位用语，如“壬”“已”“戊”“丙、“历日”等；一般生活词语，如“板”“鞋”“街”“锁”“檩”“墨、“紫绫”等；佛教用语，如“大乘”“小乘”“维摩经”“三藏”“太极殿”“布施”“慧立”“四界”等。通过以上借词，可知高昌回鹘王国民汉杂居，佛教盛行，社会经济生活活跃；亦可推知汉语文的传播使用是较为广泛的。喀喇汗王朝地处东西交通枢纽，与中原各政权保持着友好商贸往来，在其使用的回鹘语中也留下了汉语借词的印记。据高莉琴对11世纪穆罕默德 喀什噶里的三卷本 突厥语大辞典，进行了穷尽式研究，共搜集到汉语借词72个。其中第一卷17个，主要是关于丝绸的名称的词，如sir（釉子）、kz（秦的丝织品名称）、xalaxu（秦的织布）、knzi（绢子，一种秦绸）等；第二卷16个，除一个外其余都是汉语动词与构词词缀构成的动词，如 bzik（颤栗）、to（冻）、siirdi（渗进）、krdi（加宽）、boqladi（包、裹）、bandi（绑、捆）tlaxdi（一起听）等；第三卷 39个，主要是关于货币名、绸布名、乐器名、陶器名以及一些生活用语的汉语借词，如sun（寸，金条）、lohtay（秦的金钱花纹的红色织锦缎）、qa（扬琴，弹拨乐器）、qli（碗，陶瓷）、to（冻）等。从以上借词可以看出，身为游牧民族的回鹘人开始使用中原丝绸、陶器、乐器等，汉语借词已渗入回鹘语语法形式之中，在日常遣词造句时使用汉语借词，已成为本族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1.3汉民翻译五代宋辽金时期，汉民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佛经翻译和其他翻译。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高潮已退，中原佛教界已不满足胡本佛经的翻译，开始追求梵本，译场的译经人多由中原僧人充当，汉译佛经开始由东向西传播，成为高昌回鹘王国学习佛经的来源之一，出土的回鹘文 金光明最胜王经 法华经 华严经 均由汉文翻译而来。此时也涌现出了一些大翻译家，其中以僧古萨里最为有名。僧古萨里是唐末五代初，高昌回鹘汗国的大翻译家，他翻译了汉译本佛教大乘经典 金光明最胜王经 和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译文流畅，章法严谨，堪称译作之上品。译作中吸取许多汉语借词，如公主、都统、将军、道人、布施等。可见，译者不仅精通回鹘语，而且精通汉语。除了佛经翻译外，还有其他一些官方或民间翻译活动。公元966年，于阗王之子李从德率使者团到开封朝贡，根据于阗王国出使中原的惯例，其使者团中一般都有“通事舍人”，“通事”即翻译，“舍人”即王公贵官的近臣或近待，“通事舍人”类似于领导的私人翻译官。这表明于阗王国已经设有专门的翻译机构以及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西辽时期，契丹上层贵族大都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但其水平还不足以达到运用汉语言文字拟定诏书和撰写公文的程度，毫无疑问需要翻译人员将其译为汉文。可见，西辽的宫廷中一定设有专门的翻译人员。“翻译”的含义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笔译”或“专职翻译”范围，它应包括以双语或多语为主体的日常交际活动。西辽时期的契丹族为了巩固统治和生活需要，除通行汉语外，亦普遍掌握当地民族语言。元史 曾记载西辽菊尔汗曾召畏兀尔人哈喇亦哈赤北鲁到巴拉萨衮做他儿子的老师，教授语言必是主课之一。由此可见，西辽时期契丹人是名副其实的双语人，其进行以双语为主体的交际活动应该是司空见惯的。2.2作为传播媒介的汉语言文字2.2.1中央治理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王朝虽然没有直接在西域遣官设职，推行政令，但是始终把西域视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对西域各地方政权进行册封、出使或接收朝贡，行使对西域的管辖。西域各政权都没有自外于中国，或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或臣属于中原政权。（1）册封或出使西域各地方政权。册封西域首领是中原政权对西域实行管辖的直接举措。938年，后晋高祖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莫高窟内李圣天供养像题记也为“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于阗”放在“大宝”之后，以此表明于阗与中原政权的臣属关系。宋开宝二年（969年）于阗僧善名朝宋，宋朝赐号为“昭化大师”。1063年，宋朝册封喀喇汗国王为“归忠保顺石后鳞黑韩王”。元丰西年（1081年）于阗王上表宋朝，自称“于阗国偻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称神宗赵顼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以上的史语言与翻译2023年第2期 47实说明中原政权始终视西域各政权为“天下”的一部分，而西域各地方政权无论是从其姓名称号还是从内心无不表示出对中央政权的认同。（2）西域各政权的朝贡。朝贡是地方政权表达臣属于中央政权的重要方式。五代宋辽金时期，西域各地方政权普遍与中央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由此亦可明证中原政权对西域各地方政权行使着管辖权。据史料记载，于阗王国于948年派使者王知铎等到后汉朝贡；高昌回鹘王国于951年派都督向后周贡奉大批方物；于阗王国于960年朝贡北宋，“（李）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于965年又派僧人法渊向宋朝进献琥珀盏、玻璃器和佛牙等。此后于阗进贡不断，直到宣和（1119年1125年），于阗使者“朝享不绝”。高昌回鹘亦在 1071 年、1072 年、1096年分别派遣使者向宋朝进贡，甚至作为高昌回鹘的一部分龟兹回鹘亦单独向宋朝进贡5次。喀喇汗王朝也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按 辽史 记载，喀喇汗王朝向辽共派出使臣16次，其中13次是朝贡。高昌回鹘向辽进贡达24次之多。辽朝每次回赐“至少不下四十万贯”。除了册封和接受朝贡外，派遣使者也是中原政权管理西域的方式之一。如981年，宋太宗派遣供奉官王延德和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密切了宋朝与高昌回鹘王国的联系。2.2.2政治和亲和亲是中原与西域之间形成战略同盟、密切关系、进行经贸往来的重要选择。为了遏制甘州回鹘政权的扩张和借助于阗政权的力量打通向中原王朝进贡的政治之路，五代宋初之际，曹议金、曹元忠、曹延禄祖孙三代与于阗政权进行了和亲。933年，于阗宰相来敦煌议婚，次年于阗王李圣天迎娶曹议金女，在天福年间被后唐王朝册封为于阗皇后。在962年7月之前，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已经迎娶了于阗公主为妻子；曹元忠之子曹延禄娶阴氏夫人的时间，应该晚于曹元忠娶于阗公主的时间，约在963964年之间。辽与西域高昌回鹘（阿萨兰回鹘）曾有过和亲，辽史 中关于和亲的史实有两条记录，一是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年）十一月，“回鹘阿萨兰遣使为子求婚，不许”。二是重熙十六年（1047年）十二月，“阿萨兰回鹘王以（契丹）公主生子，遣使来告”。这说明辽与高昌回鹘和亲稳定了彼此的关系，加强了辽朝对西域的管辖。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二月，“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从中能够看出辽与高昌回鹘的关系相较于以前更为密切。综上所述，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地方政权的和亲活动，巩固了朝贡关系，增强了管辖力；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促进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深度传播。2.2.3屯田活动在五代和两宋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域的屯田活动暂时中断。前朝羁留在西域的汉民已经在这里与回鹘相处70多年之久。在西辽控制西域以后，西域生活环境相对安定。由于毗邻西夏，西夏境内的宁夏、甘肃以及陕北等地方的汉族人口出现了西迁的现象，成为西辽汉民人口的重要来源，加之西辽十分注重吸收中原的汉人知识分子，其各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中不乏汉人，加速了汉语文在西域的传播。2.2.4经济往来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西域地区的商业发展。西域各地方政权以朝贡为契机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使双方联系更加密切。（1）互市。辽非常注重与回鹘之间的贸易往来，“契丹时，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丝等。亦有互市，其国主与北主评价。”契丹甚至在高昌设有互市场所，市易交换由高昌“国主亲与北主评价”。同时借助辽朝与高昌回鹘之间和亲的亲密关系，回鹘商人将西域的商品贩卖至中原，同时将中原的商品带回西域。后周时期，周世宗曾采取免收商贾贩卖牛畜过境税方式，给了辽朝的过境贸易相对宽松的环境，鼓励了中原与西域的互市贸易发展。从北宋建隆二年至元丰八年（9611085年）的一百多年间，回鹘人民将西域的马匹及其装备品不断贩卖至开封，其中最大的一次交易额高达“一百二十万贯钱量”；北宋时期，回鹘人民前往开封进行的马匹贸易就有“二十多次”。（2）朝贡贸易。朝贡是西域与中原之间的大规模经济贸易活动。从962年至969年，于阗就遣使四批入北宋开封，向中央政权贡奉玉器、玻璃制品、胡锦、药材等，同时，将中原的丝绸、金器、银器和茶叶等物品运回西域。从981年至1096年，高昌回鹘或龟兹回鹘向北宋朝贡30多次，朝贡的物品主要有马匹、玉石、琥珀、宝刀、大尾白羊等。据 宋史 吐蕃传 记载：“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当时，有回鹘商人借入贡的机会长期生活在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探析 48中原，甚至有人在开封娶妻生子，并长期留居于此。据 辽史 记载，喀喇汗王朝向辽朝贡13次，高昌回鹘向辽进贡高达24次。辽朝甚至在上京临潢府城南专门设立了可供回鹘商人居住的“回鹘营”，可见当时朝贡贸易频繁，人员众多。2.2.5文化交流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文化相较于西域而言已经处于高度发达的水平，中原文化在与西域文化的碰撞中对西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入发展。（1）制度文化。西辽的耶律大石在西域实行羁縻政策，对百姓“轻徭薄赋”，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以儒家的“仁政”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西辽的典章制度有相当数量效仿了中原制度，推动了中原制度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如西辽不允许异密（将军）拥有封地，规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从居民中收租，反映出西辽施行了非封地制的制度，同于中原汉制。（2）宗教文化。辽、宋时期佛教在回鹘人中有较深的影响。回鹘王以改信佛教的方式使得佛教在回鹘王国占据统治地位；该时期修建了大量的佛寺，如在吉木萨尔发现的回鹘时期佛寺。龟兹石窟的开凿与回鹘人的辛勤劳动有关，研究认为，79窟就是回鹘人开凿的。这一时期还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主要是将大乘佛教由汉文译为回鹘文，例如 金光明最胜王经 华严经 妙法莲华经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 等。（3）绘画艺术。高昌回鹘佛教壁画艺术从题材、绘画技法上都借鉴了中原的宗教艺术。如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中所绘回鹘王像的面容、眉眼、体态特征与中原人物画像颇为相似。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阗王李圣天与王后曹氏的形象也呈现出了明显的中原特征，如李圣天体态雍容，服装上绘有升龙、山川、云朵等图案，王后曹氏佩戴莲花凤鸟冠。从宗教和其他的绘画艺术中亦可以看到西域艺术汲取了诸多中原文化的印记，克孜尔千佛洞175窟中二牛抬杠犁的画面与中原形制十分相似就是最好的明证。此外，在文学艺术方面，喀喇汗王朝时期的 福乐智慧 中有大量体现儒家文化的关于国家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阐述，如“优良的品德乃为善之本”。可见，福乐智慧 的创作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医学方文书方面，吐鲁番高昌故城出土了 治妇人方 文书残片，其中有一副药方与宋代的著名方书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中的“绍兴续添方”的治妇人病“黑神散”方相同。印刷术传至西域，“回鹘文书籍中之页数照例用汉文，书名亦用汉文印于诸页之侧是以雕版印刷术实来自中国也”，考古工作者从敦煌发现了大量木刻回鹘文活字，可知这种先进的印刷术在吐鲁番盆地使用已较为普遍。综上所述，五代宋辽金时期，西域和中原文化在深度交往交融的基础上，西域文化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的先进元素，同时，西域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而汉语文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随之传播开来。3.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传播使用的特点五代宋辽金时期是中国一个割据与动荡的时期，多个政权在对峙、碰撞、交流中最终实现统一，西域各民族广泛学习汉语言文字，吸收中原文化，促成了彼此在更大范围内的交往与交融。这一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活动呈现出传播主体多元、传播内容丰富、受众群体广泛、传播渠道多元、传播效果显著的特点。3.1传播主体多元，以民间传播为主导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中央政权割据、动荡，但这种统一与分化交替发展的历史背景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创造了契机。这一时期，汉语言文字的传播者主要有官方政府、僧侣和普通民众。（1）官方政府作为传播者。中原王朝虽然没有直接在西域遣官设职，但是仍然保持着对西域各首领的册封，一直接受着西域地方政权的朝贡，同时也对西域进行回赐，实现对西域各地方政权的经营。如，后晋册封于阗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宋朝册封喀喇汗国王为“归忠保顺石后鳞黑韩王”等。汉语言文字自然蕴含在中原对西域各地方政权的治理过程中并传播开来，以官方为主的传播者依然享有较高的权威。1220年，金朝派礼部侍郎吾古孙仲端出使西域时，看到的情景仍是“和、沙洲寺像如中国，诵汉字佛书”。（2）僧人作为传播者。宋朝使臣王延德于982年访问高昌，其所著的 使高昌记 中写道：“当地有佛教寺院五十余所。寺内藏有大藏经等佛教著作。”此外，柏则克里克、吐峪沟、克孜尔、库木图拉等佛教寺窟和壁画中可以窥见佛教在西域的传播盛况；出土的 金光明经 法华经 华严经 均为汉语言与翻译2023年第2期 49语言文字翻译为回鹘文的文本。（3）普通民众作为传播者。在这一时期汉语言文字已经成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桥梁，民汉杂居的社会现象已经广泛存在于西域各地方政权。内地五代更迭时期，前朝羁留在西域的汉民繁衍势头加强，在西州与回鹘相处的70年中大约可以繁衍三代。西州汉民人口这时至少应在 20 万以上。在西州回鹘王国内，汉人口众多；西辽境内也有大量汉民。大量汉民在西域长期居住，与各民族在一起从事生产生活活动，在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交往交流中，这些汉民人口已经成为重要的民间传播者，在无形中播撒了汉语言文字的种子。3.2传播内容丰富，以文化信息为核心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主要以商贸信息和文化信息为传播内容，其中又以文化信息最为突出。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以经济信息为基础，以文化信息传播为核心。朝贡与互市是这一时期商贸往来的两种重要方式，这一时期的商贸往来络绎不绝，且规模较大。如于阗和高昌回鹘分别遣使朝贡4次和30多次，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分别向辽朝朝贡13次和24次。在经济往来中，西域掌握了铸造钱币的能力。北宋都城开封经济繁荣，诸多回鹘商人在此地贩卖商品，甚至留居；契丹在高昌设置了市场所。商贸往来形成的贸易中心，成为了信息的集散地，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贸易互通，必定伴随着商品信息的交换与传播，这其中汉语文起到了沟通的桥梁作用。文化信息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以契丹族为代表的西域各民族对汉语言文字的重视，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深入学习方面。契丹族自辽太祖时就模仿中原王朝设立了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同时也设立了太学。辽国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不久即立孔庙；道宗时期，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同时委派了博士、助教作为专任官职，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与儒学思想；为了保证皇室成员接受到更好的汉语和汉文化教育，朝廷还设立了贵族学校“诸王文学馆”。西辽契丹的建立者耶律大石就是“通辽、汉字”，深受汉文化熏陶，至西辽建立之时将深植契丹社会各个领域的汉文化元素移植到了西辽契丹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此时的 金光明经 法华经 等佛家经典都译自汉文，也有不少的汉文文学和文字学等书籍，吐鲁番至托克逊一带出土的雕版印刷制品中就有大量的汉文典籍。这说明汉语言文字与儒家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3.3传播渠道多元，出现印刷传播传播渠道是指信息传播的媒介和手段。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的传播渠道依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传统传播渠道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的基础上出现了印刷传播。一是口语传播渠道。五代宋辽金时期，随着汉族移民迁入西域，汉民群众杂居在一起生产生活，这其中自然包含着汉语的口语传播活动。西州回鹘说汉语的人就是唐朝在高昌的遗黎，已达28万之多。西辽时期西域说汉语的人口众多，加上契丹等民族具备双语能力的人口，其数量相当可观。根据唐的遗黎繁衍的情况可知，西州汉民人口至少在20万以上。此外，西辽十分重视吸纳汉人知识分子，西辽各级官员中也不乏汉人，亦有大批汉人工匠迁入西域杂居，李志常在俭俭州见到“汉匠千百人居之，质绫罗锦绮”。从官员至军队，再到普通百姓，西域说汉语的人口已经形成规模，并涉及社会各阶层，他们都是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使用的重要传播者。二是文字传播渠道。文字传播渠道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西域各地方政权官方十分重视对汉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汉语言文字在上层的传播范围广泛，文字运用水平较高。首先是官方文书。辽朝契丹上层精通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已经成为辽朝的主要官方文字，朝廷诏令、奏议，以及对地方州县、边郡的文牒都一律使用汉文；文人研习的经书和科举考试的程文以及对佛经的翻译、注释也都使用汉文。其次是非官方使用的文字。10世纪中叶，于阗数批僧侣滞留沙州，留下了一些文书，其中就有用汉文撰写的。西域寺院中的 藏经 唐韵 也是汉字书写而成。三是印刷传播渠道。吐鲁番出土的历书残卷印刷品中，记有鼠、牛、虎、兔十二属相与木、火、土、金、水等中原通行之五行称谓，显然是译自汉文。吐鲁番出土的印刷品表明生成于中原的印刷术于此时已传入西域。3.4受众群体广度和深度增强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受众主要有三个群体：一是少数民族首领与各级官员，他们主要接收来自中央的政令；二是普通民众，他们主要是在日常生产生活的交往中接收汉语言信息；三是五代宋辽金时期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探析 50僧侣，他们主要是在从事佛事活动，翻译或者阅读汉文佛经时使用汉语言文字。各部分受众出于治理、生产生活和宗教的需要而传播使用汉语言文字，汉语言文字充分发挥了工具的作用。少数民族首领与官员是汉语言文字最主要的受众群体，也是最具权威的群体。少数民族首领和官员主要是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同时接待中原派遣而来的使者；少数民族官员和使者还会到中原朝贡。因此，他们作为汉语言文字的重要受众，十分重视汉语言文字的使用，体现了汉语言文字传播的深度。普通民众作为受众，数量大，体现了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广度。在高昌地区，有大量的汉族人口，这一地区的回鹘人口也自然成为汉语言文字的受众。至西辽时期，西辽境内说汉语的人口激增，西辽境内操其他语种的民众自然成为汉语言文字传播的受众，他们主要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接收信息。此外，僧侣亦成为受众群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汉文佛经的西传和翻译，可以看出僧侣是汉语言文字水平较高的受众群体。3.5传播效果显著，中国一体意识增强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加强了西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一是制度文化的认同。如西辽时期的典章制度有相当数量是从中原制度中吸纳而来，尤其是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指引，具体表现为西辽对属国属部采取“柔远怀来”、“安抚”和“羁縻”；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对百姓“轻徭薄赋”。二是精神文化上的认同。在唐朝灭亡后，于阗王国仍然视自己为唐朝的宗属，并且冠以唐朝国姓李姓，并受了后晋的册封“大宝于阗国王”。高昌回鹘王自认为是唐朝的外甥，从五代至宋均以甥舅相称。喀喇汗王朝常在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桃花石汗”的头衔，“桃花石”即北魏皇族“拓跋”的音译，泛称“中国”，“桃花石汗意为“中国之汗”。西辽的五位首领都使用了汉文年号，如耶律大石使用了中原帝王传统的帝号和年号，“复上汉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著名的中亚历史学家伊本 阿尔 阿西尔曾描述耶律大石：第一位古儿汗（即葛尔罕）长得相貌堂堂，身着中国丝制的服装。可见，耶律大石穿着中原服饰是十分平常的。从西域首领的姓氏、称号和年号均呈现了汉语言文字在西域传播的盛况，就连着装也体现着中华文化。中原文化高度发达，对西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各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互鉴中走向融合，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汉语言文字在西域的传播使用增强了中国一体意识。五代宋辽金时期，虽然割据动荡，几经更迭，但是中央没有放弃对西域的治理，仍然将西域视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承袭了汉唐以来中央政权的政策，对西域各首领进行册封；西域各首领通过朝贡等方式向中央表示臣属，认为自己是中原政权的分支，始终保持着对中原政权的高度认同，对中原政权充满着向心力。西域各地方政权已经从内心与中原保持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中原与西域之间形成了对中国一体的聚合力，汉语言文字传播使用无疑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促进了西域各民族对中国一体的认同。4.结语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原政权割据与动荡，几经更迭，同时，西域也出现了多个地方政权并存的局面。即便如此，西域各地方政权始终保持着对中原政权的臣属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中原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交流融合中，中华文化得以丰富和发展，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也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基础也得以夯实。注释：薛宗正、马国荣、田卫疆：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薛宗正等：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9页。陈垣：励耕书屋丛刻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高莉琴：早期维吾尔语汉语借词的文化背景透视，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77页。高莉琴：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26页。薛宗正：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5页。脱脱等：宋史 于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8页。脱脱等：宋史 于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6页。叶隆礼撰，贾静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31页。王使臻：曹元、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第38页。脱脱等：辽史 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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