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pdf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年月，頁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汪舒桐 侯景之亂是南北朝後期的關鍵事件，對梁、東魏、西魏三國都産生了重大影響。李萬生曾提到，西魏能從三國中最爲貧弱的國家一躍而爲三國中最具優勢的國家，與侯景之亂有極大關繫。在這場變亂中，西魏乘機攻略了大片土地，國家實力逐漸增强，政治地位也得以提高。本文的切入點爲西魏將領楊忠分别擊敗梁將柳仲禮、梁邵陵王蕭綸以奪取、平定漢東之地的戰役，它是西魏借侯景作亂之機所進行的諸多軍事攻略行動的一部分。這場戰事對當時政權間的局勢造成了頗爲深遠的影響。西魏政權借此契機保證了荆州方面的穩定，並加强了對襄揜地區的掌控，而此戰漢東之地易主的結果也與之後西魏攻擊江陵的軍事行動及梁元帝江陵政權的最終覆滅存在非常緊密的關聯。前輩學者已經對此戰有所留意，指出梁朝方面失利的癥結在於内部的不穩定。不過，筆者認爲，關於這次戰事的具體研究（如其背景、作戰經過、影響等）仍稍顯不足，有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必要。並且，憑藉分析西魏征服、管理漢東所采取的策略，我們可以將之作爲國家勢力進入新定邊境地區的案例，增進對這一時段邊境社會狀况的了解。一、西魏攻取漢東的戰事情况 在與此戰相關的史料中，史家屢次用“漢東”來描述戰事的發生區域，如南史柳元景附柳仲禮傳有“（仲禮没入魏）西魏於是盡得漢東”，周書楊忠傳亦載“獲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前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第頁。王仲犖先生將此戰事置於蕭繹與蕭綸争奪皇位的背景下（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頁），李萬生則更强調此時梁宗王和邊地豪帥的動摇狀態（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第頁）。南史，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蕭）綸等，並加戮焉。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漢東”意即漢水以東，其稱早見於春秋時期，皆與隨國相關。隨國實即曾國，其地望在今隨州一帶，都城位處隨州市西北之安居鎮。晉人注左傳時也用“漢東”之辭，如左傳“定公四年”記載了“豫章”、“大隧、直轅、冥阨”幾個地點，杜預分别注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三者，漢東之隘道”；又如水經注沔水提及“大别”時，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需要注意的是，杜預、京相璠是否明確知道這幾個地點是值得懷疑的，京氏將“大别”定於安豐縣南，顯然是將此“大别”與後世習稱、西接桐柏山之大别山弄混了。當時的行政、軍事區劃並無名涉“漢東”二字者，而結合吴楚交戰的背景，很容易就能判斷出上述地名大概位於漢水的東面，晉人的這幾條注解似均爲泛泛而指。這説明：在時人認知中，“漢東”是漢水以東廣大地區的籠統稱呼，其具有開放性，甚至可以包括淮河流域的豫州安豐。楊忠所攻略的“漢東”則具有不同的涵義，“西魏於是盡得漢東”及“盡定漢東之地”中的“盡”字表明：此“漢東”並非完全開放，而是存在一個界限的。這與西魏和梁江陵政權達成的和解協定相契合，周書楊忠傳載：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爲質，並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水經注沔水載“沔水又南徑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知西晉置竟陵郡時以石城爲治所。又通典樂五“雜歌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周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如左傳“桓公六年”載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後又云“漢東之國隨爲大”（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僖公二十年”則載“隨以漢東諸侯叛楚”（第頁）。石泉：古代曾國 隨國地望初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年，第頁。又可參徐少華：曾即隨及其歷史淵源，荆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北京：商務印書館，年，第頁。春秋經傳集解，第頁。春秋經傳集解，第頁。（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第頁。“漢東”稱謂的這種性質在魏晉南北朝的其他史書中也有反映。如晉書卷七成帝紀載咸康五年（）九月“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揜距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又如魏書卷八世宗紀載永平元年（）十二月壬申“漢東蠻民一萬七千户相率内附”（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這兩處“漢東”亦是寛泛的稱呼。周書，第頁。水經注疏，第頁。曲”條下有石城樂，其介紹道“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隋書地理志下“竟陵郡”首縣爲“長壽”，下記“後周置石城郡”；元和郡縣志山南道二“郢州長壽縣”條載“宋分置長壽縣，理石城，即今縣理是也，屬竟陵郡”，可見石城與竟陵郡之密切關聯，石城應該就是“竟陵城”。關於“竟陵城”的地望，石泉先生認爲在今鐘祥市北境的豐樂鎮附近，疑是。所以，楊忠所定之“漢東”，由於存在“魏以石城爲限，梁以安陸爲界”的限制，當在石城、安陸以北，大概包括今安陸市、隨州市、鍾祥市北境、宜城市東境、棗揜市南境。“漢東”稱謂的涵義因條約的約束而改變，其模糊性的减少是與雙方政權對該邊境地帶的著力争奪相應的。西魏攻取漢東可分爲兩個階段，於第一階段，楊忠擊敗梁司州刺史柳仲禮，初步將西魏勢力擴展到了漢東。此戰發生在大統十五年底至十六年初（），關於其具體經過，楊忠周書本傳有較爲細緻的叙述：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梁竟陵郡守孫暠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暠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暠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暠，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此戰役的直接導火索是原本歸附於西魏的竟陵郡守孫暠見柳仲禮至，選擇背叛西魏，反投柳仲禮。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柳仲禮的行動及其呈現出的獨立性。侯景渡江時，柳仲禮作爲司州刺史率兵赴援，但作戰不利，並在侯景攻陷臺城後解甲投降。南史柳元景附柳仲禮傳載“（侯景）遣仲禮、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可見柳仲禮爲侯景所重，得以恢復司州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唐）杜佑泱：通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隋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唐）李吉甫泱：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石泉：古竟陵城故址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頁。周書，第頁。南史，第頁。史的本位。與此同時，梁荆雍兩藩釁起，柳仲禮又受到蕭繹的拉攏。柳仲禮傳下文言：及至江陵，會岳陽王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爲雍州刺史，襲襄陽。仲禮方觀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别將夏侯强爲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若直接從建康返回司州治所義揜，其實並不會經過江陵，周書文帝紀亦載“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則柳仲禮是否真正“至江陵”是存在疑問的。不過，“至江陵”之語從側面説明，柳仲禮應該接受了蕭繹方面所授的雍州刺史之職。資治通鑑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曰“（十一月）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可知柳仲禮已經有了竟陵的控制權。竟陵太守原爲王僧辯，蕭繹後令其與鮑泉討伐湘州刺史蕭譽，“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却被蕭繹因“憚行”之罪而收系。前述歸附西魏的“竟陵郡守孫暠”，很可能就是原王僧辯的部下，由孫暠與蕭繹集團的疏離可以推測，他翻而歸附的對象應是柳仲禮而非蕭繹。柳仲禮既與侯景交好，又受蕭繹官職，事實上都是其“方觀成敗”之心態的體現。對柳仲禮而言，重要的並不是效忠於哪一方，而是如何借此局勢實現自己勢力的進一步發展。柳仲禮返回司州後，並没有第一時間按照蕭繹的指示“襲襄揜”，而等到“南揜圍急，杜岸請救”才出兵雍州。杜岸兄弟乃襄揜大族，其部曲是蕭繹較爲倚重的軍事力量，若柳仲禮仍按兵不動，很可能會與蕭繹交惡。因此，柳仲禮選擇在“南揜圍急”後出兵，既最低限度地維持了和蕭繹的合作關繫，也可趁雍州形勢混亂之機擴張自己的勢力。柳仲禮控制竟陵並進軍雍州，蕭詧不得已向西魏求救，遂發生楊忠進軍漢東之事。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南史，第頁。周書，第頁。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梁書卷四五王僧辯傳，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參梁書卷四六杜崱附杜岸傳載“太清中，與崱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户。岸因請襲襄揜，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揜至，遂走保其兄巚於南揜，巚時爲南揜太守。岳揜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巚俱遇害”（第頁）。此“南揜”應是南朝失沔北之地後在雍州僑立的南揜郡，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襄揜郡陰城”條下有“梁置南揜郡”之語（第頁），杜巚所在之“南揜”疑即此地，在今老河口市西北。圖一楊忠進攻漢東示意圖（年）周書泉企附泉仲遵傳載：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楊忠“本圖仲禮，不在隨郡”的説法表明，西魏軍隊的戰略目標就在於打敗柳仲禮，而非争奪一城一地。爲了達成“圖仲禮”的最終目的，楊忠並没有直接救援襄揜，而是向隨郡發動了進攻，並在攻陷隨郡後繼續向安陸方向進發。這頗有些“圍點打援”的意味，因爲對柳仲禮來説，如果司州城戍陸續失守，自己的勢力基礎將受到根本性的動摇，這是他無法接受的。楊忠泫住柳仲禮輕兵回援的時機，“選騎二千，銜枚夜進”，在漴頭遭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周書，第頁。遇戰一舉勝之。柳仲禮的失敗也影響了蕭繹集團的外交態度，由於失去了司州軍團的策應，面對逐漸逼近的西魏軍隊，蕭繹只能劃地求和，並送子爲質。楊忠攻取漢東後，權景宣曾負責管理這片地域，周書權景宣傳即載“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所謂“威行南服”，很好地概括了西魏對此地軍政長官的要求。事實上，不論是攻略還是治理，西魏方面最重要的行動方針都是“立威”。“立威”的過程肯定伴隨着與當地原有權勢者的衝突，這場戰役的本質其實就是打敗舊權威、塑造新權威。漢東争奪的第二階段是楊忠與梁邵陵王蕭綸的交戰。臺城失陷後，蕭綸受到蕭繹和侯景兩方面的攻逼，戰敗逃亡至汝南，其梁書本傳曰：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於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大寶）二年二月，忠等至於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隋書地理志下“安陸郡吉揜”條載“梁置，曰平揜，及立汝南郡”，蕭綸所在之“汝南”應即此地，其位於今安陸市東北，處於所謂“漢東之地”的範圍。周書楊忠傳言“（蕭綸）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則知蕭綸勢力之所以會滲透到漢東，除故吏李素歸附外，還因其與本地豪族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蕭綸控制汝南後，收集士卒，準備進攻竟陵，可見他有在漢東持續擴張勢力的打算。蕭綸勢力的進入是對西魏“立威”方針的挑戰，故楊忠圍攻汝南城，本質上是新權威進一步挑戰舊權威（“隨陸土豪”），並驅逐外來勢力，以鞏固己方統治基礎的行動。關於此戰，還有一些需要多加説明的細節。由梁書高祖三王邵陵王綸傳可知，蕭綸占領汝南後，西魏安州刺史馬岫將此消息報告給了宇文泰。但依周書楊忠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周書，第頁。梁書，第頁。隋書，第頁。周書，第頁。傳言“梁元帝密報太祖”，則蕭繹才是通知者。並且，邵陵王綸傳載“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可見蕭綸方面頑强抵抗了一段時間。而楊忠傳曰“詰旦陵城，日昃而剋”，則西魏軍不到一天就攻克了汝南城。自楊忠擊敗柳仲禮後，西魏已初步控制漢東之地，蕭綸入侵的軍情由西魏所署的安州刺史傳遞給宇文泰是順理成章的。而且，通鑑記載此事言“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携王綸，殺之”，將城陷時間定於二月乙亥，和“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並不是同一天，這與邵陵王綸傳所記較爲契合。因此，相比周書楊忠傳，梁書邵陵王綸傳對此戰的描述可能更加可信。楊忠傳的書寫，也許是出於刻意突出梁朝宗室矛盾、渲染戰事順利的目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楊忠對待柳仲禮和蕭綸的不同態度。周書楊忠傳載：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並加戮焉。柳仲禮屬河東柳氏，乃襄揜豪族。自西魏勢力涉足荆襄以來，其對扎根於荆州邊境的世家大族主要行拉攏之事，采取較爲寛容的態度，荆州刺史長孫儉代上洛泉氏之泉璨受罪就是較有代表性的例子，參周書長孫儉傳載：時荆襄初附，太祖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楊忠初定漢東，面臨着與之前“荆襄初附”時相近的局勢，他對待柳仲禮“甚厚”是西魏寛縱當地豪族之政策的延續。而蕭綸屬梁朝宗室，又是外來勢力，且西魏已接納蕭詧作爲附庸，其實没有對蕭綸寛容處置的理由。楊忠傳將楊忠殺蕭綸歸因於柳仲禮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周書，第頁。周書，第頁。周書，第頁。“譖忠於太祖”，致使楊忠險些受到嚴懲。然而，“惜其功高，乃出忠”之語稍顯可疑，楊忠征討柳仲禮和蕭綸相隔不到一年，在此期間，楊忠似乎始終掌管荆州軍團的軍事行動，並不存在被“出”這一調動。另外，倘若宇文泰真的“欲覆按之”，表現出對楊忠的不信任，又怎麽會仍然派楊忠討伐蕭綸，讓其繼續負責漢東之攻略？因此，柳仲禮譖毁楊忠之事很可能是楊忠殺戮蕭綸的藉口。西魏方面之所以有釋柳仲禮而殺蕭綸的不同處置，或許是出於兩者身份殊異、利用價值不同的原因。二、漢東初定後的社會狀况 若想研究南北朝中後期的邊境社會，漢東地區無疑是合適的對象。太和二十二年（），北魏孝文帝攻取南齊沔北五郡，占領南揜盆地。正始元年（），宣武帝遣元英征討蕭梁司州，攻剋義揜。延昌元年（），北魏又在太和年間遷東荆州於比揜的基礎上，於安昌置南荆州，以蠻酋桓叔興爲刺史。由於北魏持續保持着向南擴張的態勢，漢東也逐漸成爲南北政權的邊境區域。魏末動亂後，西魏控制了南揜盆地；而東魏則借助侯景之亂的契機占領了義揜，並將勢力滲透至淮南。此時的漢東，已是三國的交界地域。大統十六年（），楊忠戰勝柳仲禮，將漢東納入西魏的勢力範圍。一年之後，他擒斬蕭綸，鞏固了西魏對這片地域的掌控。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楊忠“盡定漢東之地”後，漢東作爲邊境的事實没有變，而控制權却發生了從蕭梁到西魏的轉移。那麽，當時此地的社會狀况如何？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盡定”的内涵？楊忠征討柳仲禮時，官職爲都督三荆二襄等十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與楊忠一同進軍的還有崔謙、權景宣、泉仲遵、王悦等人。其中，崔謙、權景宣、泉仲遵均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按照唐長孺先生的觀點，他們與楊忠並非統屬而是正副的關繫。此後，崔謙、泉仲遵隨王雄討伐上津、魏興，王悦從達奚武出征梁漢，楊忠作爲荆州方面軍的統帥則回鎮荆州治所穰城，只有權景宣部可能仍駐扎在新定的漢東地區。雖然不能排除西魏抽調其他部隊前來漢東的情况，但西魏在當地的直屬駐軍應當不會太多。大統十七年，蕭綸勢力侵入漢東，西魏爲了驅逐蕭綸，仍然讓楊忠從荆州馳援。當時鎮守安陸的安州刺史是馬岫，汝南城主爲李素。此二人都是蕭梁降將，馬岫原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唐長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年，第頁。爲柳仲禮的僚佐，李素則是蕭綸故吏。類似例子還有竟陵太守孫暠歸附西魏後，西魏依然以孫暠鎮守竟陵。這説明，西魏在攻略漢東的過程中，一般會維持投降歸附者對駐守城戍的支配。周書賀若敦傳載“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内屬，每遣梁人守之”，可見以梁人守新定之地是西魏北周慣用的安撫措施。馬岫出身扶風馬氏，扶風馬氏南遷後，大體被安置在雍州僑置的扶風郡。馬氏子弟不乏出任州佐府掾、太守戍主者，説明扶風馬氏是在荆雍一帶有一定影響力的大族。梁末動亂，這些大族的去向成爲左右時局的重要因素。當時，不少雍州世族都作出了北投西魏的選擇，如梁齊興郡守席固就“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歸附西魏；又如梁西義揜郡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並成爲楊忠攻略梁地的嚮導。依照通鑑的記載，馬伯符事實上就是馬岫的兒子。馬伯符降西魏前後，馬岫仍爲柳仲禮部下，得知柳仲禮敗於漴頭後才獻城投降，這説明馬氏父子其實一段時間内是處於戰争對立面的。在南北分立的大背景下，家族成員分仕南北政權的情况並不稀奇，田餘慶、滕昭宗先生即論及彭城叢亭里劉氏“可南可北”的性質。於南北政權間摇擺、於恰當時機歸附勢力更强的一方，乃是家族保全自身、維持發展的策略。還需要注意的是，此時漢東地區的地方實力派並不見得都與當地有很深的淵源。周書楊忠傳記有“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其中段珍寶出身不詳，夏侯珍洽疑屬譙郡夏侯氏。李萬生猜測夏侯珍洽是夏侯詳族人，並認爲夏侯珍洽能成爲“隨陸土豪”，與夏侯亶曾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爲邊民所悦服有關，有一定道理。川勝義雄曾指出，梁朝末期，軍隊的實質是地方土豪率領的部曲，這些部曲主要來自於流亡農民和半失業商人中的任俠性鄉民集團。而從另一方面來説，聚集而成的軍事團體亦促進着“土豪”的形成和發展。就像夏侯氏本屬豫州豪族，只是因爲有家族成員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周書，第頁。如馬岫任司州長史、馬伯符任西義揜郡守（周書卷十九楊忠傳，第頁），大唐馬處士墓誌銘亦載“處士諱壽，字長壽，扶風人也。高祖達，梁荆州刺史”（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周書卷四四席固傳，第頁。周書卷十九楊忠傳，第頁。資治通鑑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十一月，第頁。田餘慶、滕昭宗：南北對立時期的彭城叢亭里劉氏，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周書，第頁。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第頁。日川勝義雄著，李濟滄、徐谷芃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擔任司州軍政長官，其勢力才在隨陸生根。這些軍事集團長期在一個地方活動，比較少受到職務調整、軍隊調動的干擾，遂能逐漸實現在當地的勢力發展，陳書魯廣達傳即言“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太清之難後的混亂局勢給地方軍事集團創造了良好的發展契機，其實力因大量流民、盗賊的依附得以增强，而足够强大的軍事力量又能吸引更多的民衆來附。此情况在邊境地區表現得尤爲明顯，漢東雖然之前已是南北邊境地帶，但梁末混戰時被諸勢力争奪，當地形勢較之以往更加複雜。這使得社會的流動性增加，乃至更容易出現地方實力派的興起和土豪層面的更替現象。郝氏和許氏是安陸的兩個著姓，舊唐書郝處俊傳有“江、淮間語曰：貴若許、郝”之辭。元和姓纂記載這兩個家族道：許【安陸】狀稱詢五代孫君明，梁楚州刺史，入周，徵不起。法光，岳州刺史；生紹，唐陝州刺史、譙公。郝【安陸】梁江夏太守郝迴，自丹陽居安陸；生破敵，後周沔州刺史、新吴伯。敵孫相貴，唐滁州刺史。關於許氏，舊唐書許紹傳曰“（許紹）梁末徙於周，因家於安陸。祖弘，父法光，俱爲楚州刺史”，可與元和姓纂所記互參。這裏的“楚州”，當即北齊書暴顯傳“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之“西楚州”。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十“安州孝感縣”下載“宋於此置孝昌縣，屬江夏郡。後魏於此置楚州。後周武帝三年改爲岳州及爲岳山郡”，此地與前引“岳州刺史”、“南臨漢水”等記叙相合，與安陸相近，應該就是許法光的任職處。關於郝氏，南史梁武帝諸子邵陵携王綸傳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侯景叛東魏時，梁武帝曾派遣豫、司、雍等州的地方軍策應侯景，趁機北上取地。後來侯景爲東魏所敗，不少將領都撤退回原來的駐所，並以此爲根據地參與後續戰事（如桓和、羊思達等）。這其實就體現出當時地方軍事集團與原駐地的緊密聯繫。陳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唐）林寶泱，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頁。舊唐書，第頁。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宋）樂史泱：太平寰宇記，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載蕭綸死後“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揜”，從“舊主帥”之語可知，郝破敵曾爲蕭綸屬下，並掌握着一定的軍事力量。回顧安陸郝氏與許氏的發家史，“梁末”是一個關鍵時間點。當時，許氏方徙安陸，郝氏亦至安陸不久，其或爲刺史、或爲“主帥”，稱得上是地方新興實力派，其根基也許並不如“隨陸土豪”夏侯氏穩固。面對複雜的局勢，夏侯氏與郝氏、許氏呈現出不同的動向，這也影響了其在當地的勢力消長。柳仲禮出兵襄揜前，曾委任夏侯强留守義揜。夏侯强與夏侯珍洽很可能是同族，夏侯强以義揜投降北齊，夏侯珍洽與蕭綸“合謀送質於齊”，説明當時司州的夏侯氏一族也許有着親北齊的傾向。蕭綸敗亡後，夏侯珍洽依舊活動於漢東，直至在應城爲權景宣所擒。與反抗西魏的夏侯珍洽不同，郝破敵和許法光雖然曾仕蕭梁，後來却都投靠西魏北周，官至刺史。伴隨着西魏北周政權在漢東地區的軍事競争中占據上風，舊土豪勢力夏侯珍洽退場，而郝氏與許氏則實現了家族的發展，逐漸成爲新的土豪。馬岫因緣際會，長期鎮守安陸，給扶風馬氏創造了將勢力擴展至安陸的機會。郝氏、許氏新徙於此，憑藉自己掌控的軍事力量在當地站穩脚跟。這些地方實力派的出現和壯大，離不開西魏北周政權的默許和支持。西魏軍隊對夏侯珍洽的征討，事實上引導並加速着土豪層面的更替。不過，其著力塑造的“權威”却與地方實力派的獨立性存在不小的張力。西魏北周多任用梁朝降將，行安撫之策，但有些降人的後續行動並不能讓其滿意。駐扎竟陵的孫暠、戍守汝南的李素後來翻而背叛，分别歸附柳仲禮和蕭綸。周書權景宣傳亦載“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可見邊將“初款後叛”的情况在當時屢屢出現。又參資治通鑑卷一六五“梁元帝承聖三年”載：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南史，第頁。許紹一家徙於安陸可能與侯景之亂有關，當時高揜許氏的其他房支亦有溯江西遷者，如陳書卷三四文學許亨傳即載其“侯景之亂，避地郢州”（第頁）。另可參北齊書卷四文宣帝紀載天保二年三月“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並率州内附”（第頁）。周書，第頁。資治通鑑，第頁。馬伯符向蕭繹密報西魏的陰謀也是“懷貳”的表現，與其説馬伯符對西魏不忠，倒不如認爲他想盡可能保持南北分立的局勢。其父馬岫，據元和姓纂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記載，是東漢馬援之兄馬余的十三世孫、唐名將馬燧的五世祖。馬燧之兄馬炫的墓誌介紹其先祖的仕官情况道：公諱炫，字抱元。五代祖岫，梁安州刺史，西魏拔以授荆州刺史，後梁贈太尉、荆州牧，謚曰肅。高祖喬卿，梁襄州主簿。另外，韓愈曾爲馬燧之子馬彙作行狀（下文簡稱馬彙行狀），其言：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此處“梁安州刺史”的説法存在問題，蕭梁並未在安陸設安州，且馬岫降西魏前身份爲司州長史，故馬炫墓誌、馬彙行狀所言均有不確，不過這或許反映着馬岫曾鎮於安陸的事實。馬炫墓誌又言馬岫被後梁贈予太尉，顯示了其家族與後梁的密切關繫。馬喬卿任職“梁襄州主簿”，這裏的“梁”很可能也是指蕭詧勢力。值得一提的是，馬彙行狀全然不記馬岫降西魏之事，並言馬喬卿“國亂去官不仕”，塑造出馬岫盡忠於梁、馬喬卿避亂於世的形象，當爲韓愈的美化處理。這似乎説明，馬氏家族更在意和“梁”的聯繫，而與西魏略有疏離。其實不衹是馬氏如此，許君明也“入周，徵不起”。這些地方新興實力派雖然没有像夏侯珍洽那揟對西魏軍隊持以明顯的抵抗立場，但其行動動機多爲家族的發展或對眼前利益的追求，對西魏北周政權並没有較强的政治認同。他們通過摇擺於政權之間，想要維持漢東地區的不安定狀態。在這種環境下，他們不僅能因所附政權的安撫政策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唐故銀青光禄大夫兵部尚書上柱國漢揜郡公太子少保馬公墓誌銘，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載（唐）韓愈泱，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又見載於文苑英華卷九七四（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韓愈爲馬燧之孫馬繼祖泱墓誌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七，第頁），北平王即馬燧，可見韓愈與馬氏家族的關繫十分密切。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第頁。得到優待，借刺史、太守、戍主等官號擴大自己在當地的影響力，還能趁戰亂之機廣招部曲，增强自己的實力。北村一仁曾在討論南北朝的國境地域時引用了“荒”的概念，將之視爲“中華”體制的政治影響難以深入的區域。於此空間，包含“亡命”的“荒人”社會逐漸形成。“亡命”依賴的是通過“義”締結的人與人的關繫，這種連結比“土豪”擁有的血緣、地緣基礎脆弱。北村氏的論述頗有可取處，但他或多或少忽視了邊境地區戰亂時的社會流動性。經歷了土豪層變動而形成的地方實力派並不具備非常穩固的社會基礎，他們的勢力發展倚仗其吸引招納之部曲的軍事力量，而兩者之間的關繫性質其實是兼義兼利的。“亡命”蕭綸逃入漢東，“故吏”李素開汝南城接納之，這確實體現着一種“俠義”的精神。但是這種“義”並不純粹，梁書邵陵携王綸傳載“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説明李素是軍隊的領袖，在城内防務中占有絶對的主導地位，而蕭綸則缺少話語權。李素援助蕭綸，一方面期望借助梁宗室的名號擴張勢力，日後獲得權力及利益的回報；另一方面旨在以身作則，憑自己對“義”的貫徹换取麾下部曲的支持。蕭綸被殺後，郝破敵爲故主蕭綸殮尸，這同揟是在履行“俠義”，此行爲背後也許亦有增强部曲凝聚力的考量。當時的漢東之地是一個有着濃厚投機色彩的空間，經過戰争的洗刷，新興的地方實力派成長起來，其或爲梁朝降將，或新遷徙於此，他們而非西魏中央派遣的官員才是當地社會的領導者。這揟的情况無疑阻礙着西魏對當地的管理，西魏政權無法忍受邊地降將“懷貳”的行爲，權景宣對“初款後叛”之李洪遠的“密襲”以及對不附於己之夏侯珍洽的進攻都體現出西魏方面控制漢東地區的努力。然而，西魏雖然可以通過軍事鎮壓異己勢力來樹立權威，並派遣官員前往漢東任職，但其推行新秩序、建立國家統治的嘗試在本質上與地方實力派的想法相左，破壞了其注重保持的以己爲中心、以“義”“利”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日北村一仁：“荒人”試論 南北朝前期國境地域，東洋史苑第、號，年，第頁。日北村一仁：論南北朝時期的“亡命”以社會史側面爲中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輯，年，第頁。陳書卷十三魯悉達傳載“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廪，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第頁），卷九吴明徹傳亦載“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餧，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柰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盗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第頁），可見給饑民分發糧食的義行在當時是備受歡迎和贊譽的。不過，對饑人流民來説，能否保障安全、獲取的救濟是否充足等現實利益因素也是影響其流亡何方、投奔何處的重要考量。梁書，第頁。爲基礎的社會關繫。如果不改變這種社會狀况，西魏就只能用“立威”的方式有限地管理此地區，其安撫政策其實是與地方實力派對西魏的疏離相伴而生的。三、西魏北周政權對漢東地區的經營 如何控制或拉攏地方實力派、加强統治基礎是西魏北周政權亟待解决的問題。不過，權景宣襲破李洪遠後，“酋帥懾服，無敢叛者”，説明在西魏軍事實力的威懾下，地方實力派通常也不會擺出反對西魏的姿態。這就意味着，西魏政權可以等待滲透國家權力的契機，如城中的内亂，周書權景宣傳載：隨州城民吴士英等殺刺史黄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乃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隨州刺史原爲黄道玉，從姓氏上看很可能也是歸附西魏政權的本地豪强。内亂發生後，城中原來的統治集團瓦解。吴士英等賊寇面對權景宣的示好，“相率而至”，體現出其對於實際利益的單純追求及隨州城内社會關繫的轉變。之所以權景宣采用的“利誘”之計能獲得成功，是因爲地方實力派内部的聯繫紐帶也是不穩定的，其彼此之間缺乏超越利益的集體認同，這就給西魏北周政府創造了分别擊破、最終掌控當地局勢的可能。徵諸史傳，西魏北周在漢東地區的行政長官不乏美譽，如周書柳敏傳載其“出爲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土産候之於路”，皇甫璠傳載其“（建德）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册府元龜帝王部載“（唐世祖李昞北周時爲）安州總管，爲政簡静，甚獲當時之譽”。從“得物情”、“簡惠”、“簡静”等辭可以看出，這些獲譽的地方官之所以受到當地人的思念和感激，很大程度上與其順應人情民心、不對當地社會作太多干預有關，這也是邊地行政長官普遍采用的管理方式。不過，這種温和的治理風格有時候衹是表象，周書權景宣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周書，第頁。周書，第頁。周書，第頁。周書，第頁。册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附郭賢傳載：武成二年，遷安應等十二州諸軍事、安州刺史。賢在官雖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頗亦見思。賢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云。郭賢“以廉平待物”、“以儉約自處”，却有黷貨之嫌，呈現着矛盾的一面。對於這揟的官員，雖然“時論譏其詐”，但北周政權往往縱容其行爲。此處“詐”的表述，暗示郭賢既衣食儉約又“室有餘貲”是有意爲之，這其實可以和北周中央所支持的利誘地方實力派之策略相聯繫。也就是説，郭賢固然憑藉廉平的行政風格順應當地社會，不過很可能同時與地方豪强有較多的經濟往來。於此過程，郭賢通過“同流合污”的方式確立了自己在當地的地位，“去後頗亦見思”之語體現出政府的影響力正逐漸增强。隨州、安陸等城市衹是漢東地區的一個個點，而點與點之間的區域，即“城墻之外”，亦是西魏北周政權需要多加關注的。宇文瓘曾任安州總管府長史，其墓誌言“此州控隋、鄖之沃壤，揚沔、漢之清波，民半左夏，地鄰疆場”。魏晉南北朝時期，漢東是蠻人活動較爲頻繁的區域。魯西奇先生曾引夔州圖經“巴夏居城郭，蠻夷處山谷”之語概括當時的夷夏聚落形態，並指出官府所據之城戍與蠻民散處之山野的對立。事實上，不少蠻酋也有自己控制的城市，如大揜蠻桓叔興，魏書蠻傳載：永平初，東荆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户，請置郡十六、縣五十。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荆。三年，蕭衍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統帥爲聲勢。叔興給一統并威儀，爲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蕭衍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酋衍龍驤將軍楚石廉叛衍來請援，叔興與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周書，第頁。另參周書卷十三文閔明武宣諸子代奰王達傳載“（建德初）出爲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荆州刺史。所管灃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勛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第頁）。宇文瓘墓誌，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魯西奇：散居與聚居：漢宋間長江中游地區的鄉村聚落形態及其演變，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門大學出版社，年，第頁。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桓叔興代北魏政權節度蠻人，在緣沔諸蠻中威望很高。從太守到刺史，從南荆州“隸於東荆”到“不隸東荆”，桓叔興的政治地位不斷上升，所統民衆也逐漸增多。由“督集蠻夏二萬餘人”之語可知桓叔興還有權力指揮當地的漢人，在他所居的安昌城内，很可能是蠻夏混雜的。桓叔興後來叛魏投梁，魏書李順附李曄傳載：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桓叔興的失敗體現了其政治體的局限性，當桓叔興拋棄北魏的官職，失去華夏體制賦予他的權威，其統治基礎也大爲削弱。即使獲得蕭梁“資以兵糧”的幫助，桓叔興亦無法於谷陂城建立根據地，最後只得退入“山谷”中。樊舍也是當時在淮源桐柏一帶頗有勢力的蠻酋，舉落内附後受任“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周書郭彦傳載：純州刺史樊舍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州將，境内騷然。朝議以彦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彦至，吏人畏而愛之。“境内騷然”、“驅掠城民”都是當地局勢不穩定的表現，這種不穩定的根源是作爲“州將”的蠻酋或死亡、或反叛而導致的權力真空。其結果大致有二：一是被華夏政權派遣的刺史順利掌控，爲帝國所整合，如純州；二是出現類似“南荆荒毁”的情况，重新成爲脱離華夏體制的荒地。西魏北周的漢東經略魏書，第頁。魏書，第頁。周書卷四九異域上蠻傳，第頁。周書，第頁。純州即由淮州改稱，參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載魏廢帝三年正月“改置州郡及縣：淮州爲純州”（第頁）。魏書卷六二李彪附李志傳，第頁。開拓這些荒地需要建立交通綫、設置鎮戍，這可能引發對當地蠻族的征討。周書權景宣傳記載了權景宣對唐州蠻的征討行動：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患。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隋書地理志下“漢東郡唐城”條載“後魏曰西，置義揜郡。西魏改西爲下溠，又立肆州，尋曰唐州”，知唐州在隋漢東郡唐城縣境，即今隨州市西北。此地又有下溠戍，元和郡縣志山南道二“隨州唐城縣”條載“梁於此置下溠戍。後没魏，改爲下溠鎮”。北齊書李元忠附李愍傳言“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溠戍”，可見這片地域確實多有蠻族活動，下溠戍可能就是官軍進入蠻區築城立戍的産物。權景宣戰勝田魯嘉後“以其地爲郡”，説明於此之前西魏並没有在唐州實行有效的管理。立郡意味着修造郡城，西魏軍隊得以通過駐扎於郡城的方式開始控制該區域。軍隊的鎮守及兵員的屯聚引導着華夏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進入，在此過程中不乏蠻族反抗的事例，如周書伊婁穆傳即載“唐州山蠻恃險逆命，穆率軍討之。蠻酋等保據石窟一十四處”。隨州境内“因山爲郡，岩石隘狹，道路交錯，自棗揜至厲山九十九岡”，這正給了蠻民“恃險逆命”、“保據石窟”的條件，體現着“城郭”與“山谷”的對立。相較於“城墻之内”，“城墻之外”的情况是更加複雜且不穩定的，由於城外民衆居處分散，一般缺乏共同的利益追求，西魏北周政權常常會通過軍事暴力而非利誘分化的手段加以控制。不過，隨之增加的反抗性有時讓政府最終被迫采用妥協退讓的方式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四十六輯）參北齊書卷二二李元忠附李愍傳載“出爲南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絶，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愍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比揜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處，即立郵亭，蠻左大服”（第頁）。參周書卷二五李賢傳載“荆州群蠻反，開府潘招討之。令賢與賀若敦率騎士七千，别道邀截，擊蠻帥文子榮，大破之。遂於平州北築汶揜城以鎮之”（第頁）。周書，第頁。隋書，第頁。元和郡縣圖志，第頁。北齊書，第頁。周書，第頁。（元）馬端臨泱：文獻通考卷三二輿地六“隨州”條，北京：中華書局，年，第頁。解决問題，如周書于翼傳載：建德二年，出爲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溳水絶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群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之德。這段記載表現出當地民衆與北周政府隱含的張力。荆楚多重祠祀，北周禁群祀、除山廟，事實上是對當地民俗的改造。然而在漢東地區，改造過程可能並不順利。“禱山祈雨”的場所處於山谷而非城中，這使得于翼不得不謹慎對待此事，最終選擇妥協並響應民庶的期待。此時距楊忠“盡定漢東之地”已逾二十年，這裏的“盡定”，當僅指軍事征服而言。西魏政權當時在漢東地區的統治基礎其實相當薄弱，地方實力派的存在阻礙了西魏的國家權力深入當地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