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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的价值失语与价值重构摘要乡村文化旅游是文化旅游重要的发展业态，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乡村文化旅游作为一种资源开发型、市场导向型产业，目前对政策、资源、资本依赖性过强，内生式发展动能不足，这主要源于对核心要素认知失真、参与主体间行为失调、文化价值失语三重阻碍因素。采用“驱动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DRS）模型对乡村文化旅游进行价值重构，可为三重价值失语问题提供一种解决路径，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关键词乡村文化旅游；价值失语；价值重构；内生式发展；DRSDOI编号10.14180/ki.1004-0544.2023.08.010中图分类号G249.2;F592;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23）08-0093-10基金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云南省社会科学院2023年度院级项目“传统村落影像文化志的理论与云南实践研究”（QN202312）；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家风建设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3J0069）。作者简介：秦会朵（1992），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秦会朵自 1998 年国家旅游局推出“98 华夏城乡游”始，中国乡村文化旅游已行进至第26个年头。在政策引导及市场需求的叠加效应推动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断优化升级，从“农家乐”到“乡村旅游”再到“全域旅游”“乡村文化旅游”，乡村旅游市场拓展明显。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显见，乡村旅游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成为文化旅游重要的发展业态，更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内生式发展动能，保障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充分发挥乡村文化旅游的多元价值及辐射功能，是当下亟待深究的问题。本文剖开乡村文化旅游热现象，对阻碍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因素进行源问题研析，试图通过对乡村文化旅游多元价值重构解决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内生式发展难题。一、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逻辑及价值失语导向文化旅游作为一种资源开发型产业，核心生命力和竞争力在于特色优势资源。乡村文化旅游的特色优势资源源于乡土文化，即以农耕生产为基础衍生的农耕文化，如田园风光，农耕体验，节庆习俗，及以民族民间手工艺、传统民间歌舞为代2023.08文化产业研究093表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传统民居为代表的物质遗产，等等。乡村文化旅游正是以其特色优势资源为核心内容，由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双轮驱动，联动一、二产业，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发展模式，以期通过核心优势资源的拓展和创新驱动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但同时，当下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动能过于聚集且依赖性强，如若不对其多重阻碍因素加以科学剖析，随着政策红利的消退，必然出现因内生动力式微导致产业发展无力等问题。（一）第一重阻碍因素：对乡村文化旅游的核心要素认知失真乡村文化旅游的核心要素即是乡土性文化。依据费孝通对“乡土性”的解释，“乡土性”是因乡村在地域、社会发展的封闭性，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缓慢甚至停滞，从而形成以农耕文明代际性生活经验为主导的特殊社会功能与社会形态。观照当下，“乡土性”成为一个模糊且动态演变的词汇，以农耕生产建构出的乡土文化体系，逐渐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化、网络化的普及与深化而不断被解构，尤其是伴随全国2.72亿乡村劳动主体的候鸟式迁徙，乡村的开放性与现代性进一步加剧。而以个性、效率、世俗、时兴等为代名词的理性化价值信仰主导的现代性1(p5-6)2(p187)，作为社会解构的一个向度，正在撕裂传统农耕社会的人伦关系与乡土感情，并将其“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乡村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因传统与现代、守旧与立新、礼俗与物欲等不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而带来的阵痛，如传统家族家庭集体主义观念被解构，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及代际差异；原有的低物质需求、低消费、自给自足的守旧意识被打破，呈现出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时尚风气；原有的礼俗秩序、熟人社会的舆论道德约束力被乡村的流动性、开放性所解构，呈现出强物质欲求、物质至上、利益为先的价值判断与个人价值追求；等等。乡村新的生产方式重新裂变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化习俗、新的精神面貌，必然催生“新乡土文化”。但传统乡土文化已被解构，新的乡土文化却并未完成重构。目前我们身处裂变阶段，暂时无法系统完整精确地提炼乡土文化核心的“新乡土性”，但若将乡土文化作为一种发展资源，那么对“乡土文化”的认知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于农耕文化挖掘开发与利用的既定框架中，而应以一种动态发展的思维和态度去面对“新乡土文化”定位与新乡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等问题。乡村文化旅游资源挖掘不充分、乡村文化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农民对乡希尔斯认为，伴随近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法治化、市场化而来的理性化趋势，大大冲淡了古老传统原来所具有的实质性传统色彩，实验科学和理性判断取代了迷信巫术和无知，以契约和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摧毁了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和乡土社会中的家族关系（家庭关系），高度组织化的、职能分化的科层制度取代了传统社会的组织（行会、乡村社区）。马克斯 韦伯认为：理性化可以概括为一种原则，按照统一的中心准绳，将所有事物（尤其是信仰和行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贯的逻辑系统之中，以最有效的科学手段来实现人们的理想目标。（这与传统社会注重人伦关系、与生俱来的地位、乡土感情等原则是有相悖之处的。）任剑涛提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发展社会学家或现代化研究者更多探讨和论证的是效率、合理性、便利、“时兴”，或提出各种代替办法的进步性，而信仰、惯例或设置的传统却无力与这些论点相抗衡。马克思认为：“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 天然的尊长 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 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68.094土文化的认知不清晰，而是我们忽略了农民对于自身文化保护的出发点究竟为何。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是基于实用性与群体发展需要，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下的客观演变。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工业化、技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生产方式不断转型升级，由原有的单一农业生产转型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随之而来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断带动农民的思想、价值、信仰、文化等发生转变。乡村文化保护既应包括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延承，也应关注对于新乡土文化的资源化整合与提取。基于此，我们不应一味去批判农民对乡土文化的保护意识匮乏、对乡土文化的自信心不足，而应将问题聚焦于如何精准定位新乡土文化及对其的挖掘开发与利用。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阻碍农民对现代性、便捷性生活追求的权利，更没有权利去要求他们保持城市人想象中乡愁的模样，从而打着保护传统乡土性的名义，裹足乡村文化发展。（二）第二重阻碍因素：乡村文化旅游参与主体间行为失调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目的的应然逻辑，一是一改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型发展模式，通过优化整合本土文化、生态等优势资源，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内源发展动能，实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重效益；二是充分发挥文化旅游产业的辐射功能，优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及配套保障、乡村精神文化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在推进乡村文化旅游及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协调政府、村自治组织、企业、村民等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等基层组织的“黏合剂”作用，推动乡村地区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提升，构建乡村自主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乡村文化旅游的实然呈现则是作为参与主体的村民与游客集体失语,其多呈现为以政府指导、政策导向的运动式发展，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外来运营主体占据话语权。在乡村文化旅游场域中，产业发展受到开发管理部门、投资运营企业、参与服务者等多重权力主体与参与主体的影响。这种多重相互冲突而又相互妥协的力量交织，共同塑造形成一个集多种价值逻辑的话语场，这一系列主体的利益互动与价值判断决定着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其运行逻辑是，在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因部分乡村地域封闭、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或其他因素促使具有特色优势资源得以保存和传承，伴随政策导向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被大力推广普及，并采用“党总支+企业+村民”“村集体运营管理+村民入股分红”等运营管理模式，使得党总支、运营企业掌握核心话语权，村民作为参与主体之一在实际运行中被边缘化。同时，因管理主体、运营主体在发展理念、市场运作、文化创意等方面的意识滞后性，加之偏重快速实现经济效益，导致出现僵化、标准化、程式化复刻的规划设计模板、不伦不类的人造景观，如“涂脂抹粉的墙绘”“水车”“磨盘”“红灯笼”等统一的创意设计、“仿古一条街”等统一的建筑风格、“长沙臭豆腐”等统一的美食小吃、“姓氏牌”“假玉石”等统一的零售商品形成千篇一律、千村一貌的旅游村。这种复刻式的发展模式以碎片化的商业元素解构了乡村场景中的由主体话语、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信仰、文化习俗、技艺演艺等构成的活态文化空间，徒留下失去了灵魂的表演舞台和乡村躯壳。同质化、僵滞化发展模式造成乡村文化生态的破坏、乡村文化的系统性失调，甚至是乡村文化的解体。从长远来看，乡村文化的解构与碎片化将会给乡村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三）第三重阻碍因素：乡村文化旅游业态中文化价值失语从乡村文化旅游业态来看，因地域发展、特色资源、市场需求等差异，乡村文化旅游的产品与服务呈现出不同生产模式与发展态势，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价值失语的共性问题。一是在一些现代化、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地区，他们已经逐步探索出了一个市场化的文化复制生产的模式，如木雕、陶瓷、剪纸、扎染、风筝等已经通过标准化复制的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并形成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乡村文化旅游产品，初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快收益的变现模式，但同样出现产品种类单一、多粗制滥造、缺乏特色文化内涵、市场竞争激095烈等现象。为了追求低成本、快收益而忽略产品高质量提升，造成同类市场无序、同质、内卷化竞争的恶性循环。二是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相对滞后的乡村地区则更多以个体化、零售式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采用传统手工制法、保留原生态的乡村气息，如草编、柳编、葫芦雕刻等，以纯手工制作的特色性、稀缺性为产品附加值，重点突出产品的文化内涵与市场竞争优势，但较难实现产品的规模化生产，高成本、低效率、慢收益等劣势明显。三是有的乡村地区还存在有半工业化、半手工的机械生产与手工制作融合的生产方式，他们大多以家庭作坊模式、现代企业化运营模式进行相对规模化生产，如陶瓷、木雕、银器、玉器等，使用基础性机械粗制半加工，再进行手工精细绘画、雕刻，偏重凸显产品的艺术文化内涵与稀缺价值。这种生产模式弥补了单一工业化、单一手工生产的缺憾，能够部分调和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与规模化的经济效益保障，但这种生产模式催生出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等泥沙俱下的现象，大量工业复制品被包装成手工制品以增加其文化附加值，扰乱了文化市场，稀释了文化产品本应发挥的文化属性与社会、文化价值。综上所述，对核心资源认知失真、多重主体行为失调、文化价值失语等关键因素致使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出现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巨大差异。究其根本，是源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多元价值的失衡甚至缺失，由此造成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内生动力不足、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不明显等问题。我国已经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推动乡村快速发展的外生式发展红利逐渐消退，面对乡村相对贫困的长期性难题、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挖掘乡村发展的内生优势、建构可持续发展机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课题。二、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乡村文化旅游多元价值重构早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在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 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已蕴涵“内源发展”理论3(p2)，2000年联合国和平文化国际会议提出促进全球“内生式发展”计划的必要性。根据亨利明茨伯格对内生式发展的阐释，这种发展模式更深层次的意蕴在于摆脱外来权力压力，更注重以独立自主的方式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从而带来发展主体的自尊4(p69)。内生式发展的核心理念是各发展地区基于自身实际，由内部推动和参与，充分利用自身力量和资源，尊重自身的价值与制度，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5(p44)。其本质是自发性、自主性、独立性、可持续性。结合当前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乡村内生式发展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内生动力培养6，而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任务，乡村文化旅游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必须破解其内生式发展阻碍因素，构建可持续发展机制，探索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文化旅游内生式发展道路。依据199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和联合国政策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部（DPCSD）修订的“驱动力（Driving Forc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简写为 DRS）理论模型7(p237)，试图建立乡村文化旅游多元价值重构的内生机制8(p47)。其内生机制的运行逻辑是：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持续受到政府、政策、市场、资本等外部驱动因素以及乡村衰落的自我觉醒9(p92)、农民自主话语诉求等内部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于乡村文化旅游在组织形态、产业业态、文化资源、产品服务、社会精神等面向的表征状态，并通过构建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情感价值、符号价值、文化价值等乡村文化旅游的多元价值应对系列表征状态，从而规避政策过度干预与市场无序介入，从而激活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驱动力状态响应”闭环反馈价值链，以探索乡村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路径（见图1）。（一）乡村文化旅游价值重构驱动力（D）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受到外部与内部双重驱动，外部驱动力（D1）主要来自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资本介入，内部驱动力（D2）主要来自乡村衰落的自我觉醒与农民自主话语诉求。1.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的外部驱动力（D1）自20世纪90年代乡村旅游年开启，政府一直096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着主导力量，即使市场力量不断参与并深化为基础性力量，但政府的主导地位并未因此动摇10(p39)。由此形成的以镇级或村级党组织领办的专业合作社，遵循着两种运行逻辑市场逻辑和国家政权的行政逻辑11(p124)。这两种逻辑的冲突与对抗以及农村精英能人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权威资源的缺乏，导致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仍主要依赖政府推动，让政府本应着力于营商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体系改善等外部条件助力，实则过多直接干预农村专业合作社运营及产业发展，反而形成削弱乡村社会组织的内生性与话语权的矛盾。因此政府应适当地介入，从政策、资金、技术、信息等多方面给予支持。2018年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21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2年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从政策端为乡村文化旅游助力，提出推动相关文化业态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并鼓励融入科技、人文等元素发展旅游新业态，同时提供指导乡村旅游企业和从业者用足、用好金融贷款、税费减免等政策保障。2.市场需求、资本介入的外部驱动力（D1 ）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一种市场导向型经济模式，市场需求是产品供给的重要参照物，即乡村文化旅游业态选择与产品开发基本趋向于大众游客的需要。乡村文化旅游主要面向长期身处都市生活的城市群体，其主要客群体大体可分为三种：一是面向孩童日益科学系统的社会教育参与，多偏向对农耕文化的了解与体验，如城市郊区的亲子游；二是面向生活节奏快速、渴望田园生活的青年人，偏向对田园生活的沉浸式生活体验；三是面向心怀乡愁情结、长期脱离农耕生活的中老年人，偏向于乡村所能够提供的情感价值的追求。针对乡村文化旅游的不同客群体的需求，乡村文化旅游应聚力提供教育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乡村多元价值。但在资本介入的实际运营中，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乡村文化旅游过度注重经济效益而无序开发、无节制商业化，营造出一种短期繁荣假象。社会资本给乡村带来的更多的是短期的资产性利益，而非旅游产业发展形成的经营性、转移性和工资性收入12(p105)，同时给乡村造成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解体与混沌，既增加了投资利益体与乡村双方的结构性冲突的风险，又给乡村带来长期的潜在发展危机。因此，社会资本需基于关注投入回报的保障及其持续性、稳定性，配合与政府、乡村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保障机制，避免短视行为，发挥社会资本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3.乡村衰落的自我觉醒与农民自主话语诉求的内部驱动力（D2）以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对乡村衰落的自我觉醒与积极应对。20多年来大图1：乡村文化旅游“驱动力状态响应”价值重构路径097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农村精英与劳动力大量流失，自然村数量锐减。据统计，自2000年至2021年底，我国自然村数量由363万个锐减至236万个13，21年间消失了127万个，平均每天消失165个，其中包含大量的传统村落。随着乡村文化载体的脱域与离散，乡村文化遭遇主体缺失的巨大危机，乡村价值在多种经济文化力量的碰撞中日益式微、解构14(p92)。但基于乡村地区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及乡土传统文化自身具备的变迁性和内在稳定性1(p296-319)，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多元价值的回归，成为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内部驱动力。因此，可首先明确一点，即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出发点、着力点、落脚点始终应是“人”乡村的生产生活主体，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而因农村社会权威资源的缺乏，政府力量、资本力量等权利交织占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话语权，农民主体权利的正当性被实质性忽略、自主话语空间被挤压，农民的主体性独立自主性、自觉选择性、主观能动性15(p124-125)无法体现。农民主体性失语问题的根源并不应归咎于农民自身，而是因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特定步调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而导致的历史性问题，同样再次因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民的主体性亟须凸显，自主话语价值亟须回归。依据农民主体性表达的“自主性表达自觉性表达能动性表达创造性表达”的递进式逻辑，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突破组织结构短板、价值认知局限、发展条件限制等障碍因素，将农民从被遮蔽的现实中拉出，明确农民主体地位、激发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发挥主体价值16(p64-70)。通过农民主体话语权的确立，形塑农民群体的自我职业身份认同，增强其对乡村更为理性的价值判断与情感表达，重塑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愁载体，这才是推动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在驱动力。（二）乡村文化旅游应然状态（S）在外部推动与内部需求双重力量的共同驱动下，乡村文化旅游在社会组织、产业业态、优势资源、产品服务、精神文化等方面呈现系列应然状态，这种逻辑推理下的应然状态一方面表现为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另一方面与实然问题恰好反映乡村文化旅游价值构建的缘起，以推导出应对及反馈响应的多元价值体系建构与路径探索。1.乡村文化旅游组织形态（S1）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逻辑下，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进程中主要呈现两种组织形态：一是政府主导型，即由乡村党支部主导、村民参与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态；二是市场主导型，即由企业主导、村集体和村民以股份合作形式参与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形态。政府主导型集体经济组织形态，是在合作社和村办企业的基础上采用现代股份制合作方式，村集体以集体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财政补贴资金等量化股份，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闲置住宅或宅基地、资金等量化股份，一般由党支部书记任理事长、党支部成员任管理人员，统一进行乡村文化旅游规划、开发、运营、管理，管理人员、村集体、村民对可分配盈余实施保底分红或按股分红17(p144)。这种发展模式是目前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中较被推崇的，既可以稳定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又可以提高农村基层政权的地位18(p145)。市场主导型集体经济组织形态是引入社会资本力量，企业以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作为股份，村集体、村民以集体或个人资源量化股份，共同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企业承担市场运营管理责任与风险，村民参与就业、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性，即对资本的选择具有强依赖性，属于典型的外源式发展组织形态。而乡村文化旅游要往内生式发展转化，须充分保障乡村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组织的内生性。这种内生性包括：一是乡村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组织的自发性，即建立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旅游的自发秩序；二是乡村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组织的自主性，即成立乡村文化旅游社会经济组织，以区别于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经济组织，享有自主发展的权利与能力；三是乡村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组织的独立性，即构建乡村文化旅游发展链，确保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形成农民自发的组织主体，不受其他组织的主导与过度干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遵循自身发展逻098辑，从而弱化政府权力运作逻辑，始终保持政府介入理性，让政府推动变为农民主动。这种发展模式是在政府、制度、社会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的社会主导型组织形态，其在现行乡村行政体制下仍缺少基础性条件，但它应当受到关注。2.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链（S2、S3、S4）乡村文化旅游已从单一型观光游览向复合型文化旅游发展，产业业态与产品服务向更为专业化、社会化、多元化、精品化的高质量发展。面向乡村文化旅游的多样市场需求，聚焦乡村文化旅游的三种主要客群体，乡村文化旅游依托地域优势资源呈现三种主要发展模式：观光型乡村旅游、文化型乡村旅游、体验型乡村旅游。观光型乡村旅游主要依托乡村绿色生态、田园风光、农耕景象、特色民居、农家美食、有机农特产品等特色资源，结合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形成集农业、农事、观光、娱乐、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旅游模式。这种旅游模式以绿色为基底，偏重滨水地区、草原地区、山地等具有优渥的气候、植被等生态条件的乡村，重点打造果园、农场、牧场、渔场等绿色观光基地，开展田园风光游览、农事认领活动、动植物主题乐园、有机农产品展销等业态，以创意赋能绿色休闲农业、拓延产业链，以“绿色、品质、健康”为精准定位，打造观赏游览线路、农事参与项目、有机农产品销售、农家特色餐饮民宿等产品与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其景观设计、游览线路设计应最大程度上保留乡村生态肌理，避免破坏原有田园风貌、过度人工造景，合理打造农业地景。文化型乡村旅游主要依托民族特色文化、地域民俗风情、节庆文化、非遗艺术、农事科教等特色历史文化资源，通过特色文化展示、节庆活动展演、非遗艺术展陈、科教活动体验等文化空间营造与体验互动，形成集农事、文化、教育、娱乐、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模式。这种旅游模式以乡土文化为基底，偏重传统村落、特色村寨、历史文化名村、特色小镇等具有完整历史人文系统的乡村，重点挖掘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开展传统节庆展演、现代艺术节活动、演艺、非遗创意产品、农事科普与体验等多元业态。在开发产品服务过程中，应着力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乡土与美学融合，注重乡土文化的本真性、系统性与时代性，切忌仅为满足异文化体验者的猎奇心理而简单粗暴地将优秀乡土文化从原有生产生活中剥离，致使文化生态被强制拆解，同时也应遵循时代发展特性，对于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土文化糟粕予以剔除或改造。体验型乡村旅游既区别又包含于前两种旅游模式，它主要依托游客对乡村的“乡恋”“乡愁”情结，通过乡村田园风貌、农事景象、村民日常生活状态等独特魅力，为游客提供一种以满足情感、心理需求为主的活态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紧扣这种情感价值，打造农事参与体验、家居生活体验、艺术创作体验等业态，甚至可以探索社区式生活旅游业态，打造开放式乡村旅游社区，以户为单位开展融入式体验项目，如自愿选择参与农户日常劳作，以劳作抵冲住宿餐费等；再如，面向游客创建“特别村民制度”，由游客提交申请，社区颁发“特别居民证”予以身份认同，同时享有随时回村探望、参加不定期主题活动等权利，并履行爱村护村义务，等等。3.乡村文化旅游对精神文化提升状态（S5）乡村文化旅游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属性，其中文化价值和社会效益辐射明显。近些年乡村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乡村地域经济发展、社会投资及就地就业，还起到了乡风文明改善、村民素质提升、自我认同意识增强等辐射作用。一是乡村文化旅游可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游客对乡村文化旅游品质化、内容化的需求，促使政府、村集体及投资企业加大对乡村人居环境、乡风村貌的投入，如加大交通、街道、厕所、垃圾站、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及图书馆、文化站、非遗保护与传承基地等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已有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6万个行政村开展了乡村文化旅游经营活动，其中乡村旅游监测点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的覆盖率达91.9%，接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占比为63.1%，水冲厕所普及率达72.5%，乡村旅游经营场所免费Wi-Fi覆盖率达 90.4%19。二是乡村文化旅游可提升村民整体素质及服务意识。乡村文化旅游进一步加大了乡村的开放性，其经济效益能够吸引部分社会优质人力资源加入以及促使部分本地劳动人口回099流，加之全国各地甚至国际游客的流动，客观上使本土居民突破固有的思维局限，强化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审视、对自我文化素质及服务能力的反思；实施乡村地域人才培训计划，使村民自觉自主提升综合素养、服务意识。如桂林阳朔被称为“月亮妈妈”的农民导游徐秀珍，通过接待游客自学了英、法、德、日等多门外语，可进行简单日常交流。三是乡村文化旅游可增强村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进而推进优秀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缺乏是造成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其主要源自乡村居民在物质经济相对匮乏的前提下对自身文化经济价值的无意识。因此，随着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乡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乡土文化经济效益及家庭收益增长的可视化促使村民群体对自我身份、自我文化的认同回归，甚至产生对乡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在自主驱动力。三、乡村文化旅游价值重构响应（R）基于乡村文化旅游内外双重驱动力的动能转化，及其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关于组织形态、产业发展链、精神文化等应然表征状态，遵循内生式发展的内在逻辑推演对于系列表征状态的响应即重构由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符号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形成的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有重要意义，并协助其实现反馈式价值闭环。1.社会价值（R1）社会价值是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引领。乡村文化旅游社会价值重构主要包括乡村社会组织振兴、乡村自主话语回归及乡村综合服务提升。社会组织在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起到协调、推进、监督等作用。为保障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村民的利益，可通过建立多元参与主体间利益分配机制，以制度化、法治化保障村民自主话语权与应得利益。在政府介入与社会资本干预约束的前提下，应积极发挥政策扶持优势，鼓励动员乡村社会组织并积极引导其参与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乡村社会组织，以政策、资金、人才等倾斜优势助推社会组织在产业振兴、科技助农、文化体育、环保生态、卫生健康、社会治理、民生保障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借助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优势，引导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和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依法领办创办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旅游及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以乡村社会组织振兴，培育乡村文化旅游内生式发展动能，吸引政策、资金、人才等自愿自主回流，协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行为与利益，既能稳固基层政权，有助于构建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体系；同时，应辐射带动社会综合服务体系完善，不断弱化城乡差异，推进城乡一体化，探索和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语境下不离本土的城镇化转型之路。2.经济价值（R2）经济价值是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基础。乡村文化旅游具有产业、文化双重属性，经济价值是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本质属性。对乡村文化旅游经济价值的重构主要体现在：经济价值的内生动能发挥、经济价值的辐射与边际效益带动、经济价值的科学再分配。乡村文化旅游的“无边界性”使其具有天然的产业融合特性，即自身产业链长，与其他产业的联动性强20(p76)。这就决定了乡村文化旅游走的是一条大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它突破单一旅游行业、乡村区域的局限，以特色农业、特色文化、乡土空间等资源优势转化的文化旅游产业为中心，与农业、手工业、制造业等形成聚集态势和链条分工，同时融合科技、金融、数字网络等现代产业发展要素，凝聚成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产业内生动能。推动乡村文化旅游纵深融合发展，培育乡村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同时，要特别注重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链机制，创新投资与利益分配机制，让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各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动态利益平衡，尤其是要让村民享受到切实利益、增加村民收入，使村民在第一次分配中实现资产收益，于第二次分配中获得经营收益、工资收益，并以此确保村集体资产的完整性，避免集体资产流失，从而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自主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村集体和村民手中。3.符号价值（R3）符号价值是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内容之一。商品的差异性即为符号价值意义所在，是商品消费的核心内容，如今的符号价值消费已经成为社100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21(p287)。乡村文化旅游从本质上看是对符号与经验的消费，其消费对象不再局限于有形的商品，还包括无形的象征、氛围甚至愉悦感，这些消费内容都可以通过符号来呈现，通过符号价值的交换而购买22(p79-80)。乡村文化旅游符号价值重构主要体现在：符号元素的提炼、符号元素的呈现、符号价值的生成。立足“观光型乡村旅游”“文化型乡村旅游”“体验型乡村旅游”三种旅游形态，乡村文化旅游的符号元素可主要分为生态环境、田园风光、农事景象、民族风情、民俗节庆、非遗艺术、特色农产品等。对这些符号元素进行提炼和加工生产，可使其成为可供识别的文化符号和可供消费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符号元素的提炼与加工，是基于乡村地域特色、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模式定位，结合旅游群体的感知偏好，注重符号元素本真与普适、传统与现代、乡土与美学的创意融合而形成的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和功能价值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元素一定程度上是城市文化在乡村的映射，是乡村文化接纳并服务城市消费群体过程中实现的文化自我变迁与自我构建。乡村文化旅游符号要素的提炼与创新呈现，是乡村文化体系解构，乡土文化元素被剥离母体后重新产生的符号价值，并在现代城市异质文化主体的介入下再次发生融合效应，通过构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产生新的文化意义，重构出一种新的乡村文化体系。而乡村文化旅游消费的本质正是对这种被赋予新的空间意象、被诉诸精神寄托和生活价值理念的体验消费，以消费促使乡村文化旅游符号价值的重构以及新乡土文化价值话语的回归。4.情感价值（R4）情感价值是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核心。基于对乡村文化旅游市场客群体的需求分析，乡村文化旅游消费是一种情感供给性内容消费，是对于乡土文化、慢生活节奏的体验需求以及乡恋情愫的情感需求的满足。乡村文化旅游情感价值重构主要体现为乡土异文化生活体验、短暂逃离自我修复、身份找寻与文化记忆场重构。长期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让身居其中的人们时刻感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甚至会出现身心失衡、精神失调、自我否定等消极状态，人们渴望从日常繁忙和时间效益的约束中解脱或短暂逃离，寻求在缓慢的时间体系里调整状态、放松身心，在人与自然、人与慢生活互动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生命意义、生活态度等哲学命题。乡村文化旅游提供的“非常态化”慢生活时间结构契合了这种需求，慢生活时间突破了时间的客观价值和效益属性，转向最大化提供情感需求、情绪价值。对于具有“乡恋”情结的游客而言，乡村文化旅游的过程是与地域、个人记忆、家乡情感建立联通从而寻找身份认同、重构文化记忆空间的过程。乡村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要紧扣“乡愁记忆提取、记忆再现、记忆共鸣”，建立与游客乡愁记忆的互动表达，凸显乡村日常生活状态与场景营造，通过乡风、乡景、乡情、乡音、乡味、乡邻等乡土文脉沉浸式体验，重构乡村文化旅游的情感价值，让乡村成为乡愁的精神寄托之地，都市灵魂的心灵皈依之所。5.文化价值（R5）文化价值是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保障。乡村文化旅游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实现村民自我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推进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优化乡村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及构建乡土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补偿机制。文化认同是不同群体或个体之间对共有或共同文化的确认，它受制于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乡村文化旅游对乡土文化符号价值、情感价值的建构，是基于对乡土文化的尊重、保护与传承，对乡土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保护与整体性开发，对乡村能人、乡村民间文化传承人、民间艺人的充分尊重与扶持。这种价值建构体现出充分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共同作用于个体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与集体性的文化认同，进而促进乡村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尤其是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自觉保护意识，使其自主参与生产性保护的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之中。同时，随着乡村慢生活时间结构体系确立和乡村生活体验旅游模式的完善，公共设施与服务更为健全，城乡一体化成效显现，乡土熟人社会文化、慢生活文化等相对优势将会更为凸显，对于城市理性文明将会是一场精神救赎与文化补偿。101结语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对政策、资源、资本的过度依赖，使得核心要素认知失真、参与主体间行为失调、文化价值失语这三重影响因素将会随着政策红利的消退，其障碍性日益凸显，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乡村文化旅游多元价值重构是破解乡村文化旅游内生式发展动能不足的必然选择。遵循内生式发展逻辑，采用DSR驱动机制重构乡村文化旅游多元价值，在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资本介入的外部驱动力以及乡村衰落自我觉醒、农民自主话语诉求的内部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乡村文化旅游在组织形态、产业业态、优势资源、产品服务、精神文化五个面向呈现出系列应然表征状态，并基于内外驱动力推进表征状态的契合、融通，重构乡村文化旅游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符号价值、情感价值、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链。乡村文化旅游多元价值的重构，为三重价值失语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路径，推进乡村文化旅游实现内生式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任剑涛.静对喧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4加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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