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玄黄中国做注——论王景山的学术研究.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4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3 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王景山专题主持人语:与第二代学人普遍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进大学不同,王景山 1943 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学术气象、治学心态及方法更接近第一代。1982 年,鲁迅书信考释出版,薄薄一册,堪称空谷足音;他在拨乱反正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接续了传统文献学的径路,考据功底是自西南联大学脉生长开来的。王景山是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的亲践者,曾获颁抗战老作家纪念牌。对他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曾是一种主体参与的进行时态,而非简单作为知识对象的完成时态。1951 年,王景山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工作,与大批新入京的解放区作家密切接触,使其源自国统区经历的文学意识得到丰富。1957 年,王景山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两年后担任了新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组的首位组长。得益于从历史中走来,王景山是最早一批支持研究沦陷区文艺的前辈。外文系的出身为他开启对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系统思考提供了广博的视野。长期任教师范大学的他积极倡议研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格外强调面向青少年的普及工作,并身体力行。1949 年,部分亲朋流落台湾,也触发他在新时期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机缘,前后耗费近 20 年精力,编写、修订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新分支提供了信实的工具书。相当难得的是,他面向历史时求真惟实,严谨不松懈,身在生活中又创作大量杂文短兵相接,针砭时弊。两副笔墨,各尽真意,鲁迅遗风存焉。王景山并非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头面人物,但一个学科的长足发展绝非单单依靠寥寥的数位宗师的带动,更需要一大批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为构建良性学科生态殚精竭虑的素心人。有鉴于此,本期“时代风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专栏特推“王景山专题”。孟庆澍撰写的为玄黄中国做注对王景山的学术研究做了恰当且精要的总结,其突出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和求真意识是融合了历史感、现实感和人生经验的有生命厚度的研究。李哲撰写的学者的前史和学术的位置精彩地呈现出与王瑶作为典型的“一二九”一代不同的、植根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一二一青年”的王景山,在历史景深处把握其生命历程与学术实践。本专题意在借王景山沉潜文献却甘之如饴而从不以治学为苦的心境、“为己之学”与“利他之心”兼容的通达透彻、率性洒脱,为厌恶内卷而又欲罢不能者提供一剂药治良方。(宋声泉)为玄黄中国做注 论王景山的学术研究 孟庆澍摘 要:兼具第一代现代文学学者“在场感”和第二代现代文学学者重视文献的优长,王景山的学术研究具有突出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和求真意识,是建基于过去、作用于当下、着眼于未来的,融合了历史感、现实感和人生经验的有生命厚度的研究。他之所以坚持“去华崇实、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不是因为它是书本上大写的真理,而是因为它是自己这一代学人曲折坎坷的生命体验所凝成的共识。关键词:王景山;鲁迅研究;文献;求真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4-0113-10作者简介:孟庆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群体文献辑考、整理与研究(18401927)”(22&ZD269)的阶段性成果。311引言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王景山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他出生于 1924 年,比王瑶、唐弢等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都要小十岁左右,比出生于 20 世纪 10 年代的李何林、田仲济等学者就要年轻得更多。但是,比起陆耀东、范伯群、严家炎、朱德发等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者,他又要年长一些。因此,从代际划分上说,王景山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之间。其次,王景山文字生涯起步早,但真正开始从事学术研究还是要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比一些第二代学者都要晚,其学术影响主要是产生在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对圈内人而言,王景山的辈分很高,属于资深的第二代学者(温儒敏甚至认为王景山属于第一代学者);另一方面,王景山的知名度又主要集中在专业领域,而不像有些学者那样拥有显赫的社会名声和学术之外的影响力。这就造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学科史的角度而言,王景山的学术成就理应得到重视,但迄今为止,他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事实上,从“五十而知天命”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到 91 岁高龄发表最后一篇学术文章,王景山奉献了一个堪称辉煌的“人生下半场”,在鲁迅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旧派文学研究杂文写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并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本文即在回顾王景山学术历程的基础上,对他治学特色和贡献进行初步总结,以期抛砖引玉,推动学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进一步关注。一、“文变染乎世情”:学术研究的时代意识阅读王景山的文章著作,第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他与时代的彼此嵌入、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的个体生命与学术生涯都深深地内在于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保持着同频的涨落与漩洄。王景山就读中学时,正值抗战军兴。他创作抗日小说,投稿至贵阳中央日报副刊前路,这是其第一次在报刊发表小说习作。此后,他又以鲁锋、青山、南明等笔名,在贵阳中央日报贵阳日报副刊发表抗日散文、评论、小说数十篇。1943 年,王景山高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在校期间,王景山积极投身于进步文艺工作,是西南联大左翼学生文艺活动的重要成员。在李广田的指导下,他先是创办新苗壁报,受到延安文艺界的注意,后加入联大文艺社并担任出版干事,参加文艺壁报、文艺新报杂志的编辑工作,编发了大量反对内战、抨击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文艺作品。在“一二一”民主运动期间,还曾担任罢委会通讯的编辑工作,发表了放假阻碍不了我们!等社论,并在文艺新报发表杂文,揭露、批判国民党统治当局的种种劣迹。在此期间,王景山还开始涉足文学评论,初步显示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才华。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从事文艺学习还是投身教育事业,王景山的人生历程都与共和国的历史脉搏同频共振,他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当代文学的诸多重要事件。他先是在杨犁的推荐之下,于 1951 年进入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成为第一期第一班的学员,毕业后留所任教学秘书、教员,目睹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其后又调入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任研究员,负责创委会的日常工作。1957 年,王景山因为发表了几篇杂文,并给中国作协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认为有“右派”言行,在中国作协创委会接受批判。在吴伯萧的力荐下,王景山得以克服阻力,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1959 年,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成立,王景山担任组长,魏树仁、刘雪慧、李允经、王蒙等都曾先后担任过他的助教。1975 年,国家启动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出版工作。1977 年前后,北京师范学院应人民41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675 页。王景山:我和我们的学校,王景山文集(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 页。文学出版社之邀,成立了鲁迅全集注释组,负责新版鲁迅全集中鲁迅前期书信的注释工作,王景山成为注释组主要成员之一,承担了繁重的研究工作。1981 年,新版鲁迅全集正式出版,仅仅过了半年左右,作为注释工作衍生成果的鲁迅书信考释就出版了,它也成为了王景山的学术代表作,在鲁迅研究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王景山又主编了鲁迅名作鉴赏辞典,撰写了五卷本鲁迅心读丛书,为新时期推动鲁迅作品民间化、普及化倾注心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1982年王景山赴美访问,接触到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引起浓厚学术兴趣,遂于 1985 年开始编写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于1992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此外,王景山长期保持着文学创作的习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余发表杂文 300 余篇,以另一副笔墨观察、书写着当代中国。从王景山的学术历程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研究与时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的文学创作、文艺评论和学术研究深受时代影响,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 20 世纪中国历史波云诡谲、风云变幻下的深刻印记;另一方面,“文章合为时而著”,自觉、强烈的时代意识,使他的阅读和思考携带着“历史同行者”反思自身与时代的特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时代症候构成了其学术思考的前提,他也不断通过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与时代展开对话,回应着时代提出的尖锐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王景山接受了单位安排的科研任务,完成了 1981 年版鲁迅全集“鲁迅前期书信”的注释工作,并出版了以史料考证见长的鲁迅书信考释。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固守于“鲁迅文献学”领域,而是撰写了一系列紧扣时代脉搏的文章,打造出一个富于时代气息的“改革开放鲁迅相”,汇入了进入新时期之后知识界除旧布新的时代合唱。1979 年,王景山撰写了五四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初探一文,提出应该打破“鲁迅早年人道主义思想问题”这一研究禁区,对其作具体分析。他认为,鲁迅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革命性质和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性,鲁迅后期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是其早期人道主义思想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从理论上为鲁迅人道主义问题研究排除了隐患,扫除了“雷区”。从后溯的视野来看,该文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具有同时性和同构性。在乍暖还寒之际,王景山敏锐地参与到新时期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事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重视挖掘中外思潮交流和互动的比较文学学科逐渐开始复苏。王景山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连续发表多篇论文,提出应该在鲁迅研究领域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显示了其学术视野的开阔和理论思维的敏感。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文学学科被苏联批判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与世界主义的反动体系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动流派”,相关研究较为滞后。王景山却认为,鲁迅本人恰恰主张“拿来主义”,是比较文学的先行者。因此,有必要在鲁迅研究领域中,从鲁迅及其作品与外国作家作品、鲁迅评外国作家作品、鲁迅作家作品评论中的比较文学思维三个层面来充分展开比较文学研究,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精神。通过这些文章,王景山一方面借助在官方文学评价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鲁迅,恢复重建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主张、凸显了鲁迅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开放性和世界性。1991 年,王景山又发表了爱国赤诚辩证唯物主义求索精神 纪念鲁迅诞辰 110 周年一文。这篇文章的主旨当然是弘扬鲁迅的爱国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但其中令人瞩目的是王景山对鲁迅开放思维和求索精神的强调。他提出:“鲁迅对外来事物的态度,也许更值得我们注意。”他重新提醒人们“拿来主义”的重要性,认为“拿来主义”中所显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拿来主义”,“我以为都是极值得学习的”。他还强调,鲁迅的求索精神使他一生都在追求、探索。同样是革命者,曾经站在时代前列,一旦停止求索,不能与时俱进,就容易“拉车屁股向后”了。即使在这样纪念性的文51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王景山:五四时期鲁迅人道主义思想初探,鲁迅研究1980 年第 1 辑。王景山:开展鲁迅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鲁迅研究1983 年第 8 辑。王景山:爱国赤诚辩证唯物主义求索精神 纪念鲁迅诞辰 110 周年,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6 期。章中,王景山也是寄托遥深,别有怀抱。两年之后,王景山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申说,正式提出了“改革开放鲁迅”的主张。他在长文鲁迅的改革思想和开放意识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鲁迅与改革开放思想的关系。他提醒读者应该注意华盖集中这个与那个一文,其总题之下的四篇短文,形式上虽分别独立,却呼吁的是“主张改革,促进改革,坚持改革,捍卫改革”,一条呼唤改革的红线贯彻始终。接着,王景山指出鲁迅的改革思想是以进化论为基础,同时源于鲁迅对于外国的识见和对历史的洞察、对现状的思考,有其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针对中国文化悠久、改革艰难的状况,鲁迅提出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也即“国民性的改革”;推进改革,必须批驳阻挠改革的种种论调,必须进行有韧性的战斗;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开放应该是“拿来主义”而非全盘西化。由于对鲁迅文本非常熟稔,王景山通篇采取“以鲁证鲁”“以鲁解鲁”的方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改革精神和开放意识的鲁迅形象。2000 年,王景山又撰文论述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进一步充实“改革开放鲁迅”的内涵。他认为,鲁迅在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更是少见,但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鲁迅思想内部去理解和把握。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倡人道主义而反对“兽道”和“鬼道”,其实质就是呼唤民主与科学。把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归结为“吃人”是鲁迅思想的一个突破,而与“吃人”相关的国民性问题,“实质上正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带有当时中国特色的有关民主、科学的重大问题”。王景山进一步指出,鲁迅著作中的民主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政治上的民主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处的奴隶地位,争取到“人”的资格;经济上的民主是用“剧烈的战斗”获得独立的经济权;精神和思想上的民主其实就是作为鲁迅爱国主义核心的“立人”思想,要在打碎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政治、经济枷锁的同时,“仍然不忘解开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和思想枷锁,以取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最后在精神和思想上也不被奴役、完全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从鲁迅的著作出发,王景山提出鲁迅对科学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鲁迅从学习自然科学出发,宣传了“科学救国”思想,同时特别注意科学与改革社会的关系,总是强调“讲科学而仍发议论”,把“科学”与“民主”“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王景山再次论述了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他认为,五四新文化精神中与爱国、民主、科学同时展现的,还有改革、开放和批判精神,这在鲁迅身上也是非常明确而突出的。鲁迅的一生,从到南京求学到改治医学,再到从事文学运动,上下求索,直到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不说明他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改革主张。改革、开放不妨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回顾历史,鲁迅留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批判这三方面的精神仍未过时,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由上可见,王景山的鲁迅研究总是体现着与时代风气相互激荡、相互对话的特质。王景山身居学院,但他并不执著于脱离时代和现实的“纯学术”,而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密切的关注,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变动趋势有敏锐的观察和感知,从而致力于以学术呼应时代、以研究介入当下,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主体参与意识。他对新时期以来社科理论界出现的人道主义论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论争、改革开放思潮有着深刻而辩证的认识,并通过强调鲁迅思想中民主、科学、改革、开放的因子,塑造了一个推动时代、呼应时代的“改开鲁迅相”。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一学术理路具有浓厚的“六经注我”的倾向,过于突出和强化鲁迅思想中“改革开放”的一面,有时也会遮蔽鲁迅思想的其他面向,造成对鲁迅简单片面的理解。但无论是王景山本人还是他所身处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其与时代的内在联系又是先天和必然的,因而这一缺憾又不是不能理解的。61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王景山:鲁迅的改革思想和开放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1 期。王景山: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王景山文集(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21 页。王景山: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王景山文集(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8 页。二、“经术所以经世”:学术研究的社会意识王景山应时而动,以学术汇入时代主潮,其目的正在于明道救世,希望学术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方面是尊重历史、求真求实;另一方面是以史为鉴,尽力实现学术的社会效用,履行知识人最需要的一种伦理责任,完成“有承担的学术”。这种社会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形成,我以为是与王景山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关。在他中学读书时,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整个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自然成为他们这一代人最为鲜明的思想诉求。王景山高中就读于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因此报考中央大学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王景山深感西南联大保持着三校爱国、进步、追求民主自由的传统,于是决定一定要报考西南联大。进入西南联大后,联大活跃的民主氛围使王景山如鱼得水,他积极投身进步文艺活动,并通过参与编辑文艺新报和罢委会通讯为“一二一”民主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除了通过杂文、新闻报道、社论等形式进行斗争,王景山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三篇文学评论,其中已流露出强烈的社会意识。徐昌霖小说年青的 RC关注生活、反映人生的现实主义特色,沙汀中篇小说奇异的旅程在知识分子塑造方面的突破,茅盾话剧清明前后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都是王景山重点论述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重新开始学术研究的王景山依然秉持“寓褒贬于经史”的治学态度。他的鲁迅研究常常针对思想文化问题有的放矢,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对话性。他的不少论文常具有“杂文气质”,原因也正在于此。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伴随着学术思想的解冻和活跃,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左翼文学之外的民主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也可以得到研究,甚至出现了抬高自由主义作家而贬低左翼作家的倾向。同时,与“文革”时期神化鲁迅、“唯鲁迅独尊”相反,出现了一种把鲁迅拉下神坛,甚至贬损和否定鲁迅的倾向。这种思潮甚至影响到社会舆论,形成了一股颇具蛊惑力的论调。其中鲁迅喜欢“骂人”就是这股“否定鲁迅”思潮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如何评价鲁迅的“骂人”,其实是关乎如何评价鲁迅杂文乃至如何评价鲁迅的大问题。对此,王景山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回应,促成了他的鲁迅研究从注重“考据”到倾向“义理”的转变。王景山 1988 年所写的鲁迅与骂人,是鲁迅研究界较早回应“鲁迅骂人”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景山认为对于“鲁迅骂人”应实事求是地看待。1949 年后鲁迅地位的突出,其作品的经典化和广泛传播,客观上使读者只知道鲁迅“骂人”而不知鲁迅被骂,不了解鲁迅与他人论争的历史背景。鲁迅批评性的杂文只是文坛论争的一部分,并没有法律效力,也不是行政措施,因此也谈不上“制造冤假错案”,更谈不上为此而“平反翻案”。王景山进一步提出,学界在讨论鲁迅骂人问题时,“既不应把鲁迅之骂一概奉为金科玉律,盖棺论定,也不好把鲁迅之骂统统当作冤假错案,而被骂者倒是一代完人,白玉无瑕。研究、评定历史人物,只应强调一条,即历史唯物主义”。王景山对“鲁迅骂人”问题的观点既立场鲜明又辩证全面,同时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可以说击中了当时部分学者“矫枉过正”、热衷“做翻案文章”的时弊。其后,王景山又撰写骂人的鲁迅和被骂的鲁迅,通过历史事实来进一步澄清所谓“鲁迅骂人”问题。在这篇长文中,王景山先是提出,鲁迅自己对“骂”是有过说明的。他的“骂”其实常常“倒是说了真实”,但很多人却把揭露真实称之为“骂”,这是很悲哀的事。同样是批评或者是论争,都有是非之分,不可一概称之为“骂”而否定之。有时候诬蔑对方为“骂人”,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恶德,因此,为了揭露真实,有时就不得不背负着“骂人”的恶名。鲁迅的作品是艺术创造,其很多批评其实并不针71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219 页。王景山:抗战八年:一个学生的回忆 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王景山文集(一),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 页。王景山:鲁迅与骂人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之我见,王景山文集(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68 页。对某个具体人,而只是通过塑造一个类型、一种典型来针砭某一类人物,鞭挞某一种倾向。如果认为是在“骂”某个具体人物,反倒是“缩小以至取消了文学的作用”,这些都可谓是深入腠理的卓见。接着,王景山列举了“女师大风潮”,鲁迅与狂飙社、创造社、新月社、梁实秋等的一系列论争,通过具体事实说明鲁迅一生常常是被骂的时候居多,他的所谓“骂人”多半是被骂后的还击,因此在评价鲁迅的论战时,应考虑其迫不得已的处境。具体到鲁迅的批评本身,王景山认为无论是批评、讽刺还是赞扬,都是对人的评价。关键在于评价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实事求是。他以鲁迅论章太炎和刘半农为例,说明鲁迅臧否人物自有他的原则:首先是看趋向,看大体;其次是看整体,看全面;再次是看发展,看变化,并非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倒鲁派”提出鲁迅的“一个都不宽恕”,足以证明其气量狭窄。王景山则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搞清楚鲁迅所说的“怨敌”到底指什么。有人认为,所谓怨敌是指“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对进步文坛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所谓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这个界定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王景山认为,鲁迅并非没有要报和应该报的“私仇”,他对有一类对自己进行恶意攻击却又以正人君子自居、反责鲁迅狭隘偏激的人是格外警惕的。鲁迅看透了这类人的本质,因此对他们就要“犯”则必“校”、“旧恶”须“念”、至死勿忘,所谓的“不宽恕”也就有其合理性。可以说,这篇文章对“鲁迅骂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透彻的分析,通过无可争议的事实洗刷了强加于鲁迅身上的不实之词。但是,由于思想、舆论的复杂,种种丑化鲁迅的声音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借助新兴大众传媒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放大。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后,鲁迅对中医、戏曲、汉字等传统文化的一些言论,常被断章取义、大做文章,成为攻击鲁迅“偏激”“文化虚无主义”的证据。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要、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鲁迅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从整体上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他批判了哪些文化遗产,又是如何批判的,都需要客观地具体地加以审视和判断,而不能简单以“骂”来概括这种复杂关系。这既是一个文学史和思想史问题,在当时的语境中,更是一个大众文化价值建构和取向问题。王景山的鲁迅未骂梅兰芳就是因一档电视节目有感而发,进而对这一问题进行辨析。这个节目提出,鲁迅骂了梅兰芳而梅兰芳没有被鲁迅骂倒,而且梅兰芳根本没看过鲁迅骂他的文章。显然,这个节目是挟带一种“褒梅贬鲁”的文化立场。这种非学术的、未经检验的、带有个人偏见的文化立场,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包装、传播,以讹传讹,其影响力远非报刊等传统媒体可比。正因为如此,王景山才专门将“鲁迅骂梅兰芳”这个问题重新拎出,进行针对性的辨正。他认为,要回到作品中去,具体分析鲁迅有没有骂过梅兰芳。鲁迅确实有几篇文章提到梅兰芳,但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并不是为了批判和否定梅兰芳而写,更谈不到骂。该文上篇主要是对那些令梅兰芳脱离群众的“士大夫”进行批评,对梅兰芳则是有褒有贬。下篇主要是批评当时上海的某些“批评家”。王景山认为,鲁迅对戏曲、男旦、梅兰芳的看法,都是一家之言,可以讨论。但鲁迅并没有骂过梅兰芳,自然也就不存在鲁迅能否骂倒梅兰芳的问题。在这样以学术介入社会、推动文化进步的意识主导之下,王景山的鲁迅研究呈现出有破有立的两面。“破”即如上文所说,重在对社会文化思潮中“倒鲁派”现象进行批评、驳斥,对鲁迅形象进行历史主义重构;“立”则体现在面向普通大众及青少年读者,解读鲁迅其人其文、弘扬鲁迅思想,并逐渐形成一套对鲁迅作品的“心读”方法。这种正面阐扬、普及鲁迅作品的思路,并不是来自学院内部的理论生发,而是来自于王景山长期的社会认识和现实感受。王景山曾担任过中学教师,后长期执教师范学院,学生中大部分都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因此他很清楚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状况 一方面鲁迅总是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饱受争议;另一方面鲁迅作品又因难教难读而不受中小学师生的欢迎。这就使通过恰当的教学方法,改善中小学生的鲁迅阅读,使青少年从被动接受鲁迅到主动阅读、接近鲁迅,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首先,对于语文教学中鲁迅渐受冷落的原因,王景山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中学生不喜欢鲁迅,81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陈漱渝:狼的伤吟 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和他的论敌序,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 10 期。王景山:骂人的鲁迅和被骂的鲁迅,王景山文集(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8 页。王景山:鲁迅未骂梅兰芳 读鲁随感,鲁迅研究月刊2005 年第 9 期。“这其实是老师教学和引导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则是社会上对鲁迅的评价是“众声喧哗”:“这么多人评价鲁迅,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老师却不能引导学生欣赏鲁迅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其中,“教参”里的条条框框对老师的负面作用很大,限制了老师水平的发挥。老师要激发学生的兴趣,要通过潜移默化来进行语文教育。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是提出中学生语文阅读应该学习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法,重视“陶冶做人”和“引导读书”,读书“不预设目的,不抱成见,反倒会在无意中有所触动,有所感悟”。相较于“满堂灌”“念教参”的那种刻板教学法,王景山提倡的“引导读书”“潜移默化”无疑对语文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景山也率先垂范,先是撰写论雷峰塔的倒掉详解“夜游的恶鸟”辨析等文章,对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进行讲解分析。退休后,又通过写作鲁迅五书心读来实践、示范自己的理念。他选择了鲁迅的呐喊等五部创作集为解读对象,为每部作品集都撰写一篇导论,在每篇作品之前也都附有赏析性的短文。在这套丛书中,王景山明确提出了“心读”的概念。这些导论和赏析既是王景山自己“心读”的结果,也是为中学生“心读”鲁迅而提供的参考。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王景山的“心读”呢?结合王景山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批评和对五柳先生读书法的赞许,心读应该包含着反对僵化教条、功利主义的阅读、读书“不预设目的,不抱成见”等内容。在一篇鲁迅五书心读的书评中,作者也认为“心读”就是“不要受一时一事的束缚,不拘泥难懂的细节,跳出感官的直觉而变为心灵的体察和领悟,强调联想、迁移乃至玩味。通过思索着鲁迅的思索,愤怒着鲁迅的愤怒,达到境界的升华和精神的契合”。王景山自己虽然对“心读”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他曾提到,吴伯箫对中学语文教学曾有一种看法,即一般的白话文是无需字词句段地去讲解的,特别是文学作品,主要是引导同学去欣赏,去感悟,去思索,去领会。他主张心读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可以说“心读”首先是一种具体的读书方法,也就是不被现有的讲解、阐释、教条所束缚,通过心灵对作品的直接碰撞,生发出直观的感受和领悟,实现读者对作者的理解与契合。“心读”重视阅读者的第一感受,有助于读者破除“解读的焦虑”,回到文本的原初,从而对鲁迅作品产生亲近感。因此,也可以说“心读”是一种重视接受、读者本位的读书法。正如上文所述,王景山的“心读”是在中小学语文教育普遍视学习鲁迅为“畏途”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表面上看,他是在提倡一种阅读方法,其实是在探索一条通过改变阅读方法来改善中小学语文教学,让青少年更好地接近鲁迅、喜爱鲁迅,从而实现“立人”的文化目标的途径。王得后曾评价鲁迅五书心读的四个特点:一是对鲁迅著作融会贯通,以鲁解鲁,“这种读鲁迅、用鲁迅来解读鲁迅的方法,是一种基本功”;二是深入浅出,简明扼要;三是朴素无华,实实在在写出自己研究的精义;四是平等交流,循循诱导,文字平和,没有权威的架子,没有“我导你读”的专横。可以看到,这些特点都是为向青少年普及鲁迅、接近鲁迅而服务的。因此,从王景山晚年所写的这些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的著作出发,我们可以将他的“心读”视为一种重视引导和启发,通过心灵的对话,向青少年普及鲁迅著作,提升国民素质,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理想。正是通过践行这一文化理想,王景山实现了他所追求的学术的事功化。三、“经学当从注疏始”:学术研究的求真意识2014 年,学者袁良骏曾评价王景山的鲁迅书信考释“功力深厚,扎扎实实,言则有据,弹不虚发,发扬了我国历来重视考据、重视功力的朴学传统”。文中袁良骏尊称王景山为“景公”,并认为鲁91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桑哲:弘扬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养 访鲁迅研究专家王景山先生,现代语文2005 年第 6 期。王景山:学学五柳先生的读书法,鲁迅五书心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21 页。宋焕起:鲁迅五书心读丛书读后)中学语文教学2002 年第 7 期。王景山:试谈“鸡肋”和中学语文教学,上海鲁迅研究2010 年第 1 期。王得后:为了大众,为了青少年,鲁迅五书心读,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揅经室集(八),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第 581 页。袁良骏:喜读王景山先生鲁研著作两种新版,上海鲁迅研究2014 年第 3 期。迅书信考释是“鲁迅研究考据学”的承上启下之作,这洵非溢美之辞,而是代表了学界对王景山学术研究的共识 文献考据之学,乃是王景山治学的精华所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又大致可分为鲁迅书信注释和文学辞典编纂两部分,而皆有泽被后世、嘉惠学林之功。温儒敏曾评价现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者:“这一代学者大都注重史料和作品,不尚空谈,学风严谨扎实。”形成这一特点,并非是由于他们自觉继承了清儒的朴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使然。“文革”后期,国家启动 1981 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程,王景山也受命参与,承担了鲁迅书信(19041933)部分的注释工作。因此,可以说这并非是王景山的主动选择,而是承担有政治任务性质的科研工作。但是,注释本身又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讲究无征不信,力排空疏而务求扎实,具有“实事求是”的基本逻辑,因而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分享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在某些时候,文献研究甚至可以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思想史作用。因此,王景山很快就从被动接受学校分配的注释工作,转为主动认同、实践、专注于文献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木瓜之役”考堪称是王景山文献疏证的名文。“木瓜之役”是鲁迅早年参与的浙江两江师范学堂的一次学界风潮,也是鲁迅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之前所经历的一次教育界斗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鲁迅本人几乎没有谈及此事的文字,且相关史料也多散佚,虽然林辰在 1961 年曾撰文初步介绍了“木瓜之役”的起因,但这一问题仍存在诸多未解之谜。王景山穷搜史料,排比考释,通过叙述性文献与报刊等原始文献进行互证,基本还原了事件的原貌。他重视利用许寿裳、许炳坤、张宗祥、杨莘耜等人的回忆文字,同时没有尽信这些回忆,而是对这些史料中与事实不尽相符之处也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他还查阅了当年的杭州府志绍兴公报教育杂志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神州日报浙江教育公报天铎报等报刊,并据此整理出一份完整、准确的“木瓜之役”大事记,第一次详细还原了“木瓜之役”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细节,从而使他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考辨成为一种“终极性研究”。他还利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两遇于越”“经二大涛”以及绍兴府中学堂“剪辫风潮”发生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缜密考证,同样起到了一锤定音、盖棺定论的作用。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是王景山利用日记、书信互证从而蜚声学界的经典之作。新青年同人的矛盾与分裂,不仅与鲁迅研究有关,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由于史料匮乏,其中的一些关键史实长期存在着讹误、缺失、误植,一些重要信件难以释读,从而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止步不前。在这篇文章里,王景山全面搜集了当时各种报刊所披露的有关这一事件的 20 封信函,并将之重新编排、考证、释读,澄清了诸多具体史实,对一些疑点也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从而使读者对这一事件的基本轮廓有了一定了解。尤为精彩的是,王景山根据现有材料,判断出在 1921 年 1 月初,应该还有一封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等九人的关键信件,虽然还没被发现,但“肯定有的”。王景山还对信的内容进行了推测。到了 2009 年,这封被认为在新青年同人历史上“具有某种标志性的分裂认证意义”的信件,果然被重新发现并公诸于世。更令人惊叹的是,除了日期小有出入外,王景山对信件内容的三点推测全部命中。不仅如此,1921 年初,因为新青年事钱玄同曾致鲁迅、周作人一信,此信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公布时,信尾所署日期为 1 月 11 日。王景山未见此信原件,但他凭借鲁迅日记的相关信息,判断该信日期应该是 1 月 18 日。王著初版于 1982 年,直到 2010 年,研究者借助新发现的史料如钱玄同日记以及 2009 年公布的一组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不仅没有推翻,反而再一次验证021孟庆澍 为玄黄中国做注温儒敏:第二代学者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巨大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 年第 5 期。林辰:“木瓜之役”小记,林辰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61-263 页。陈漱渝:从王景山谈到学术传承,新文学史料2022 年第 3 期。参见王景山“两遇于越”、“经二大涛”事迹考绍兴府中学堂“剪辫风潮”发生时间考两文,均收入王景山文集(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王景山:关于新青年问题的若干封信,鲁迅书信考释(增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2 页。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释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信的内容参见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王景山推测该信可能写于 1921 年 1 月 12 日左右,实际上写于 1921 年 1 月 9 日。了王景山的推测。长期文献工作形成的考证意识,使王景山在鲁迅研究之外的其他学术领域,也能有效地解决史料释读问题。1997 年,某刊发表郭沫若送茅盾游苏组诗考释一文,其中公布了刚发现的郭诗步夷初先生韵送雁冰兄游苏七绝二首的手迹,其二云:“遍地狂澜卷血花,何堪大盗入吾家。明年鸿雁来宾日,司马司徒应在华。”作者对这首诗做了解释,认为“大盗”是指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司马司徒是指中共高级领导人如朱德、周恩来等,诗人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热切期待。王景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1946 年冬,马叙伦在一次为茅盾夫妇游苏践行的宴会上即席写成七绝二首,郭沫若这首和诗显然应该是写于此时,而国民党已于 1946 年发动全面内战,因此“遍地狂澜卷血花”应指国共内战而非日寇侵略,而“何堪大盗入吾家”中的“大盗”应指支持国民党进行内战的美帝国主义,而非日寇。1946 年上海人民曾发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后波及全国,也可以为证。结合这些证据,第四句中的“司马”应是指美国政府派遣进行国共双方军事调处的马歇尔将军,“司徒”则是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草书写法来看,“在”字应为“去”字无疑,因此原文应为“司马司徒应去华”,诗人之意是预言美帝势力必将退出中国。可以看到,精于注释之学的王景山采用综合考证法,根据自己的文字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是非,不仅发现了手稿辨识中的错误,且对全诗的解释更合情理。文章采取读者来信的形式,非常简短,但综合使用了旁证、文字等多种手段,举重若轻地解决了一个郭沫若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可谓精绝。由注释而考证,由考证而文献,在长期“坐冷板凳”的史料工作中,王景山的治学方法得到了学界的重视。陈子善认为鲁迅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义理阐发”和“史实考证”两条路向,后者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它往往会推动或制约前者乃至整个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从这个层面上讲,王景山的鲁迅书信考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具体到书信考证来说,就是内证与外证相结合、前后信内容互证互补、收信人生前的相关回忆和查核当时书刊披露史料相结合。其后,又有学者归纳考释的特色有三:一是“考证与注释紧密结合,考证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注释工作,为了更加明白晓畅地注释鲁迅书信”;二是文章无论长短,以清楚明白为上;三是采用“书证、人证相结合的考证方法,在查阅有关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著作的同时,亦悉心搜集当年的原始报刊资料,翻阅了大量的回忆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