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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魏文始侯年代辨證*王紅亮提要：史記 所謂的楚簡王八年三晉稱侯，經錢穆、楊寬考證是魏文始侯之年。此説因文獻不足徵，信從者少。吕氏春秋 將魏文“南勝荆於連隄”作爲他稱侯的兩次關鍵戰争之一，然此戰發生於何時，古今學者未能叙説。根據清華簡 繫年 可知，楚簡王時期發生了長城之戰，時間在“二年”，但“二年”之所指，學界多有争論。將此三種文獻合證，可知 吕氏春秋 中魏文“南勝荆於連隄”正是楚簡王時期的長城之戰，而“二年”又可據 史記 推定在楚簡王八年，從而使前人考證所得楚簡王八年魏文始侯事得以確證。關鍵詞：魏文稱侯長城之戰楚簡王八年清華簡 繫年 吕氏春秋三晉始侯是重要的歷史事件，過去一直被認爲是春秋戰國的分界點。如 資治通鑑將魏、趙、韓（即所謂的三晉）開始列爲諸侯，作爲戰國開始的年代 ；范文瀾 中國通史 亦持此説 。然而，三晉始侯的具體年代爲何，卻是困擾學界的老問題。該問題的産生，可溯源至對此事記述較早且最詳細的 史記。司馬遷對三晉始侯的具體年代即有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當楚聲王五年，前 403）與楚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二年，前 424）兩種異説。由於前者見於 史記 多處，而後者僅見於 楚世家，故古今學者多傾向前者，而把後者歸結爲誤記。但錢穆提出一個重要觀點：三晉稱侯有先後之别，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是趙始封侯年，而楚簡王八年則是魏文始侯年 。錢説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 史記 之歧異，但主要是邏輯推論，缺少文獻支撑，學者多不采信。繆文遠即云：“錢氏新説，難以成立，仍當從 六*本文是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念海史學科研項目（A-Q2217）階段性成果，衷心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指導意見。資治通鑑 卷一，中華書局，1956 年，第 2 頁。范文瀾 中國通史 第 1 册，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149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 第 43 章“三晉始侯年”，商務印書館，2005 年，第 163167 頁。後文所引錢穆説，如不特别注明，均據此。讀書劄記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268國表（引按：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説）爲是”，白國紅、馬衞東等學者亦持此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清華簡 繫年 亦載有相關内容。繫年 載楚簡王七年楚與晉爆發了黄池之戰，結果楚國戰敗。爲了挽回敗局，“二年”楚又發動了長城之戰。關於簡文之“二年”，整理者李守奎認爲是楚簡王八年，並認爲此事跟三晉稱侯相關 。如果此説成立，不僅爲驗證錢穆之説提供了新資料，而且對考定三晉始侯這一重要歷史事件之年代也提供了新的契機。但很多學者認爲“二年”不當爲楚簡王八年，長城之戰也不在此年；如此則又與三晉稱侯難以聯繫。總之，清華簡 繫年 的公布，確爲考察三晉稱侯這一難題提供了新契機，但首先得考證清楚簡文所謂的“二年”究竟何指，以及長城之戰與三晉稱侯之關係等問題，再結合新資料驗證錢穆新説，才可能有所突破。一、繫年 簡文相關年代考證清華簡 繫年 第二十一章記載了楚簡王時期與晉國的兩場戰争：黄池之戰與長城之戰，結果楚國均被擊敗，簡文曰：楚簡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之約（弱）公室。王命莫敖陽爲率師以定公室，城黄池，城雍丘。晉魏斯、趙浣、韓啓章率師圍黄池，迵而歸之於楚。二年，王命莫敖陽爲率師侵晉，奪宜陽，圍赤岸，以復黄池之師。魏斯、趙浣、韓啓章率師救赤岸，楚人舍圍而還，與晉師戰於長城。楚師無功，多棄旃幕，宵遯。楚以與晉固爲怨。楚簡大王，即楚簡王。史記六國年表載楚簡王七年當周威烈王元年（前 425）。宋悼公，宋昭公之子，名購由。史記宋微子世家 謂在位八年，索隱 引 竹書紀年 作“十八年”，皇王大紀 作“二十八年”；當以十八年可信 。關於宋悼公元年，史記 六國年表 列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梁玉繩、錢穆據 左傳 等推定，六國年表 所載 繆文遠 戰國史繫年輯證，巴蜀書社，1997 年，第 2 頁。白國紅 三家始稱侯時間略説，春秋晉國趙氏研究，中華書局，2007 年，第 195198 頁；馬衞東 清華簡 繫年 三晉伐齊考，晉陽學刊 2014 年第 1 期，第 21 頁。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2011 年，第 190 頁注 九；李守奎 清華簡 繫年“莫囂昜爲”考論，中原文化研究 2014 年第 2 期，第 50 頁。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189 頁。參王利器、王貞珉著，喬仁誠索引 漢書古今人表疏證，齊魯書社，1988 年，第 665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616 頁。269魏文始侯年代辨證有誤，宋悼公元年當周威烈王五年（前 421）。如果宋悼公元年在周威烈王五年，據 六國年表 當楚簡王十一年，那麽簡文所謂楚簡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如何解釋？按簡文所謂的“宋悼公”當爲“宋昭公”之訛，楚簡王七年當周威烈王元年（前 425），此年據錢穆考證正當宋昭公四十四年 。之所以如此説，證據有二：一是 繫年 簡文確實存在將國君寫錯之先例，如 繫年 第十二章“楚莊王立十又四年，王會者諸侯于厲，鄭成公自厲逃歸”，此“鄭成公”，據 左傳 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應爲“鄭襄公”之誤 。二是簡文所謂楚簡王七年宋悼公朝楚，“告以宋司城之弱公室”，而後者正當宋昭公世，此點學者尚未指出。所謂“宋司城之弱公室”，檢核古書，傳世文獻中確有宋司城弱公室事，而發生時間正當宋昭公世。韓非子内儲説下：“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説右下：“（宋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孫詒讓認爲宋司城子罕當即皇喜，子罕擅宋國政事當宋昭公世：其事 史記宋世家 不載。史記鄒陽傳 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吕氏春秋召類 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 雖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説不爲無徵。賈子 新書先醒 篇、韓詩外傳 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 説苑 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錢穆也認爲宋司城子罕擅政事當宋昭公世 。據此可知，在戰國初期的宋昭公時，宋司城子罕爲相，並且迫使宋昭公出亡而後再返回宋國。簡文所謂的弱宋公之司城正是傳世文獻中所謂的宋司城子罕。司城子罕又稱子冉，名皇喜，簡文的“”很可能爲其另一個名字。梁玉繩説：宋“悼公之元，當在齊宣公三十五年”，齊宣公三十五年當周威烈王五年（前 421）。錢穆考證認爲宋昭公在位四十七年，末年當周威烈王四年（前 422），則宋悼公元年當周威烈王五年。梁玉繩 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 年，第402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69、613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613 頁。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163 頁；王紅亮 清華簡 繫年 第十二章及相關史事考，文史 2013 年第4 輯，第 218 頁。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 卷一，中華書局，1998 年，第 256 頁。王先慎 韓非子集解 卷一四，第 334 頁。孫詒讓撰，孫啓治點校 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 年，“墨子後語上”，第 691692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68169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270繫年 中人名，有些與文獻記載相異，如傳世文獻所載的“夏姬”，繫年 第十五章稱“少”，亦可爲證。簡文“宋司城之弱公室”指宋司城（即司城子罕、皇喜）與樂氏的戴驩争權，最後驅逐了宋昭公之事。上文已述，關於宋昭公之結局，傳世文獻有被逐與被殺兩種記載，上引孫詒讓認爲“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錢穆懷疑或先被逐，而又得返國，而終見弑 ；錢説可從。據 繫年 可知，宋昭公被逐應在四十四年，並於此年朝見楚簡王。綜上可知簡文大義爲：楚簡王七年（當周威烈王三年，宋昭公四十四年），宋昭公（簡文誤爲“宋悼公”）朝見楚王，向他禀告了宋司城（即司城子罕，名皇喜）削弱公室，其目的無疑是求助楚王發兵助其復位。結果楚王派莫敖陽爲率師平定宋公室後，城宋國的黄池、雍丘二邑。然而此舉觸犯了晉的利益，從而引爆晉、楚黄池之戰，結果楚人失利。爲了報復晉國，“二年”，楚簡王又命莫敖陽爲侵晉，力圖挽回黄池之戰的敗局，不料晉之三大夫魏斯、趙浣、韓啓章又出動，雙方在長城決戰，結果楚國軍隊又一次大敗而歸，落荒而逃。這兩次戰争導致楚國與晉國長期結怨。在此着重討論的是長城之戰發生於何年及其意義。簡文謂長城之戰發生於“二年”。“二年”究作何解？學界有三種意見：一是楚簡王九年（周威烈王三年，前 423）説，李學勤持此説，他認爲“二年”爲“過了兩年”，因此簡文所載事在楚簡王九年 。二是楚簡王八年説，李守奎即持此説，他説：“二年，第二年，楚簡王八年。楚世家：簡王八年，魏文侯（斯）、韓武子（啓章）、趙桓子（嘉）始列爲諸侯。六國年表 同。”按 史記六國年表 載楚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二年（前 424）。三是楚簡王十二年説，蘇建洲認爲簡文中的“楚簡大王立七年”，當據梁立勇説將“七年”改成“十年”，然後再過兩年即十二年 。首先當排除第三種説法。此説據梁立勇説立論，梁氏將“七年”改成“十年”，是因其要牽合宋悼公朝見楚簡王的年代。按 六國年表 載宋悼公元年在楚簡王死後五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梁玉繩、錢穆早就根據 左傳 等推定，六國年表 所載有誤，他們考證認爲宋悼公元年當周威烈王五年（前 421），當楚簡王十一年；楚簡王七年當周威烈王元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70 頁。李學勤 清華簡 繫年 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 2011 年第 3 期，第 73 頁。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190 頁。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 繫年 集解，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 807808 頁；蘇建洲 也説清華簡 繫年“莫囂昜爲”，中原文化研究 2014 年第 5 期，第 115117 頁。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五 六國年表，中華書局，2014 年，第 859 頁。梁玉繩説：宋“悼公之元，當在齊宣公三十五年”，齊宣公三十五年當周威烈王五年。錢穆考證認爲宋昭公在位四十七年，末年當周威烈王四年，則宋悼公元年當周威烈王五年。梁玉繩 史記志疑，第 402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69、613 頁。271魏文始侯年代辨證年（前 425）、宋昭公四十四年 。换言之，簡文所載的楚簡王七年實際上是宋昭公在位而非宋悼公。而梁氏爲牽合 繫年，讓宋悼公能够朝見楚簡王，故將“七年”改成“十年”，實不可從。其一，此處所改無任何有力文獻支撑；其二，退一步講，按照其所改年代推算，楚簡王十年宋悼公仍未即位，所以他只能説“宋昭公於是年卒，按照逾年改元慣例，其時宋悼公已即位而未改元”，但這些説法的依據何在？假如宋悼公真的即位未改元，簡文又何以稱作“宋悼公”？前文已述，繫年 實將“宋昭公”誤作“宋悼公”，簡文所謂“宋司城之弱公室”正在宋昭公時。梁氏改簡文牽合其説，恐失偏頗；蘇氏未細察梁説，以之爲據，亦不可從。下面主要討論前兩種説法。首先説第一種説法。李學勤未明確説明將“二年”理解爲“過了兩年”的緣由，但提及長城之戰與莫敖陽爲的生活年代，一是擂鼓墩簡（即曾侯乙墓簡）標明的楚惠王五十六年（前 433）陽爲已爲大莫敖；而晉楚長城之戰又見於新蔡楚簡，該墓竹簡最晚紀年是楚悼王四年（前 398）；因此此戰必然在這兩個年代範圍之内 。可見，根據曾侯乙簡和新蔡楚簡只能劃定大致範圍，但無法確定具體年代。實際上，李先生此説的最明顯證據很可能來自 繫年 本身。繫年 第十六章：“楚共王立七年，令尹子重伐鄭，爲之師。晉景公會諸侯以救鄭，鄭人止隕公儀獻諸景公，景公以歸。一年，景公欲與楚人爲好，乃脱隕公，使歸求成。”這裏的“一年”應相當於“一年後”，根據 左傳，簡文所述事正在楚共王九年。因此，若以 繫年 此類文例衡量，李説確有較强説服力。因此，金滕（網名）等學者認同李説 。那麽，可否依據此文例判定李先生的説法正確？恐不盡然。因爲 繫年 裏“某年”也可以指“第某年”，比如 繫年 第一章“宣王是始棄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于千畝”，此“三十又九年”即指宣王即位第三十九年；第二章“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此“二十又一年”指攜惠王第二十一年；第六章“惠公既入，乃背秦公弗與。立六年，秦公率師與惠公戰于韓”，此“六年”指晉惠公即位第六年；第十九章“昭王即世，獻惠王立，十又一年，蔡昭侯申懼，自歸於吴”，此處“獻惠王立”爲錯簡，“十又一年”實指楚昭王即位第十一年 。可見，李先生的説法只能説是一種可能，但無法確證。其次説第二種説法。如果説長城之戰在楚簡王八年説，則此年又與 史記楚世家 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613 頁。梁立勇 讀 繫年 札記，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第 59 頁。李學勤 清華簡 繫年 及有關古史問題，第 73 頁。參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 繫年 集解，第 807 頁。參拙文 清華簡 繫年 新釋二則，待刊。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272三晉稱侯有關，因此，考證第二種説法是否正確，必須弄清楚兩方面問題：一是三晉稱侯究竟在哪一年，二是長城之戰與三晉稱侯到底是何種關係。二、三晉稱侯年代考首先説第一個問題，即三晉稱侯的年代。關於三晉稱侯之年，古有二説：一是楚簡王八年説。史記楚世家：“（楚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立爲諸侯。”據 六國年表，楚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二年（前 424）。年表 此年載“魏文侯斯元年”“韓武子元年”“趙桓子元年”。二是楚聲王五年説。史記六國年表：“（楚聲王五年，）魏、韓、趙始立爲諸侯。”楚世家 未載此事。按 六國年表，楚聲王五年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二説何者可信？關於三晉稱侯事，亦見於 史記 其他篇章：（1）晉世家：“（晉）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2）周本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爲諸侯。”（3）魏世家：“（魏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4）趙世家：“（趙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5）韓世家：“（韓景侯）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6）燕世家：“（燕）湣公三十一年，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1）中的晉烈公十九年，六國年表 曰晉烈公十七年；梁玉繩認爲前者乃後者之訛，他説“事在十七年，此誤”；王叔岷也説“案此事 周本紀 書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即晉烈公十七年，亦可證此作 十九年 之誤”，可從。竹書紀年 載晉烈公十二年伐齊；此事羌鐘載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據 六國年表 當晉烈公十六年；故晉烈公的實際紀年與 六國年表 差了四年。因此，（1）中本應作十七年，實際上當晉烈公十三年，亦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據 六國年表，（3）（4）（5）（6）同（2）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可見，（1）（2）（3）（4）（5）（6）皆與第二種説法相合，而與 楚世家 的説法不合。因此，學者多贊成第二種説法。但錢穆意見不同，他認爲第一種説法即楚簡王八年稱侯實僅爲魏文侯稱侯之年；而第二種説法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則是趙被周王封爲侯之年。三晉具體稱侯 梁玉繩 史記志疑，第 1002 頁。王叔岷 史記斠證，中華書局，2007 年，第 1495 頁。273魏文始侯年代辨證又不同，魏最先（楚簡王八年，周威烈王二年，前 424），趙次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韓最後（六國年表 當周安王十六年，前 386）。他説：三晉之侯，魏最先，趙次之，韓又次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特趙人始侯年。其前二十二年，魏已稱侯。其後十六年，韓始稱侯。此三晉稱侯之始末也。史記楚世家 簡王八年，乃魏事；聲王五年，乃趙事；獨韓最微弱，故其稱侯不見於他國之載述焉。錢氏新説的理據何在？他説：考魏文年代，史表皆誤移在後。楚簡王八年，正當魏文侯二十三年。今 史表 誤作魏文元年者，魏世家 云：“魏文以二十二年爲侯（引按：當楚簡王八年）。”則二十三年，乃稱侯後之元年。按據 六國年表 楚簡王八年當周威烈王二年、魏文侯元年，此年 楚世家 謂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立爲諸侯。錢氏認爲此僅爲魏文稱侯，則有可能。但將 魏世家 所謂魏文二十二年爲侯解釋爲魏文已稱侯，並説逾年改元，次年爲魏文稱侯後之元年則是有問題的；前文已述，（3）據 六國年表 可知魏文侯二十二年正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故 魏世家 所謂魏文二十二年爲侯説與前引（1）（2）（4）（5）（6）一樣，均屬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稱侯説。又，錢氏所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僅爲趙始侯年，而韓遲至周安王十四年稱侯的説法，實際上也有商榷之餘地。上引（5）明謂此年韓景侯虔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正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那麽錢氏爲何不承認韓虔稱侯？史記韓世家：“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 曰：“紀年 及 系本 皆作 景子。”錢氏據此認爲：“此景子時，韓未稱侯之證。”今按不能簡單以韓虔未稱“景侯”而稱“景子”便否認他已稱侯。比如 繫年 第二十二章載三晉伐齊時，將魏斯稱作“魏文侯斯”，則魏文已稱侯（詳下）；但後面簡文又將其與韓虔、趙籍共同稱爲“晉三子”，亦稱子。此與韓虔已爲景侯但亦可稱“景子”同例。總之，錢穆所謂楚簡王八年魏文始侯説，雖有發覆之功，但他所提到楚簡七年魏文稱侯、八年改元説，與韓景侯未稱侯説這兩點，明顯不成立。楊寬雖總體認同錢穆新説，但亦有修正：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43 章“三晉始侯年”，第 166 頁。清人崔述也懷疑三晉稱侯非一年之事，他説：“竊疑三晉之僭侯非一年之事，趙最强故僭最先，魏次强故次僭，韓最弱故僭最後耳。”（崔述 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455 頁）按三晉之僭侯非一年的説法正確；但他認爲三家稱侯順序是錯誤的，應如錢穆所説魏最先强大，趙次之，韓最弱，故依次爲魏、趙、韓。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63 頁。史記 卷四五 韓世家，第 2261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66 頁。按崔述説：“又按 六國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在韓爲景侯虔，而 世本 紀年 皆作景子，似尚未爲諸侯也者。”可見崔氏早有此説，蓋錢氏據之。崔述 崔東壁遺書，第 455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274（錢穆）此説甚是。魏世家 云：“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引按：據 六國年表，秦靈公元年與魏文侯元年當周威烈王二年、楚簡王八年，前 424 年）太史公當依據 秦記，此乃魏文侯自稱爲侯而改元之年，是年恰爲韓武子元年與趙桓子元年，於是 楚世家 誤以是年爲“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但此與 六國表 魏世家同稱魏文爲侯，而稱韓武、趙桓爲子，亦可見是年惟魏文稱侯也。（引按：據 六國年表，周威烈王二年即前 424 年一欄内，爲“魏文侯元年”“韓武子元年”“趙桓子元年”，只有魏文侯稱“侯”；魏世家：“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楊寬直接認爲楚簡王八年魏文稱侯並同年改元。另外，他還根據上引（4）所謂“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認爲此年“蓋三晉先相互自立爲諸侯，繼由王命列爲諸侯也”。由上文分析可知，楊氏此二點正可補錢氏之疏。錢穆、楊寬所謂楚簡王八年魏文始侯説是否成立？司馬遷的記載彼此矛盾，學者一般認爲 史記 第一種説法有誤，但卻不明爲何致誤。錢穆則找出 史記 致誤之由，楊寬又爲錢説更添新證：一是認爲 史記 矛盾的根源是司馬遷所據材料彼此歧異，楚簡王八年魏文侯稱侯實際上根據的是 秦記，而楚聲王五年説應是依據其他材料；二是 六國年表魏世家 均於楚簡王八年僅稱魏文爲侯，韓、趙均未稱，故可推定僅魏文稱侯。但很多學者不信錢穆之説。如繆文遠針對錢説第一點，認爲楚簡王八年説不成立：“史記 中關於三晉稱侯的異説（引按：指楚簡王八年三晉稱侯説），經雷、陳兩家的考定，誤説已經辯明，此後當不致再以訛傳訛。”他又針對錢説第二點，認爲三晉同時稱侯，且僅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考三晉稱侯，乃由上年周王命三晉伐齊有功而起，故本年周王命三晉爲侯，實具有酬庸性質。”因此，“錢氏新説，難以成立，仍當從 六國表 爲是”。按繆氏所謂雷、陳兩家考定，指雷學淇與陳夢家之説。雷學淇曰：“史記 言此事互異，六國表 謂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時爲晉烈公十七年、楚聲王五年，晉 楚世家 又謂在烈公十九年、楚簡王八年，此 世家 之誤也。”可見雷氏只是提出反對意見，未有“考定”。陳夢家説：“史記 又有周威烈王二年三晉爲侯之異説。楚世家 楚簡王八年 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立爲諸侯，于 六國表 爲周威烈王二年。史記 此説，實因 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50 頁。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第 208 頁。繆文遠 戰國史繫年輯證，第 2 頁。雷學淇 竹書紀年義證 卷三四，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第 531 頁。275魏文始侯年代辨證周威烈王二年爲魏文、韓武、趙桓之元年，故誤以爲三晉稱侯之年。”陳氏意爲，所謂楚簡王八年説是司馬遷的誤記，産生的原因是周威烈王二年魏文、韓武、趙桓之元年，而司馬遷誤將其認爲是稱侯之年。陳氏此説是簡單的是此非彼，没有力證。相對而言，繆氏對錢説的反駁較有力。錢穆新説主要是邏輯論證，缺乏文獻依據。因爲 古本竹書紀年、羌鐘均可證實，三晉之所以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稱侯，“實爲上年三晉伐齊入長城，迫使齊侯會同三晉之君前往朝見周威烈王而所得之結果”；而楚簡王八年到底因何事魏文稱侯，史料缺乏，僅有 楚世家 孤證，難以證實。楊寬雖從稱謂上推定魏文先稱侯，此僅爲旁證；另外楊寬所謂司馬遷根據的是 秦記，但其書早已亡佚，亦難質證。繆氏的反駁正抓住了錢穆所説的薄弱環節，故其意見頗受認同 。討論至此，三晉始侯的具體年代仍懸而未決。司馬遷提出的問題，仍未解答。錢穆的思路可從，關鍵是如何證明。傳世文獻不足徵，只能期待新資料。上文提到，清華簡 繫年 亦載此事，據簡文楚簡王七年後之“二年”，三晉與楚發生了長城之戰，而 史記 又載楚簡王八年魏文稱侯。如果“二年”確係整理者認爲的楚簡王八年，則長城之戰與楚魏文侯稱侯必有密切關係。考諸文獻，長城之戰與魏文侯稱侯確實關係密切，吕氏春秋 提供了關鍵證據。三、魏文稱侯與長城之戰關係考吕氏春秋下賢 曰：“（魏）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楊寬認爲“連隄”指楚長城，他説“楚的長城叫方城”，“東半部從魯關（今河南魯山西南魯陽關）起，向東經犫縣（今魯山東南），到達瀙水，折向東南，到達沘陽（今河南泌陽），形成矩形。這是利用山脉高地連結瀙水和沘水的 陳夢家 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中華書局，2004 年，第 109110 頁。楊寬 戰國史料編年輯證，第 207 頁。如白國紅 三家始稱侯時間略説，春秋晉國趙氏研究，第 195198 頁；馬衞東 清華簡 繫年三晉伐齊考，第21 頁。“上聞”又作“上卿”。畢沅曰：“梁伯子云：國策 史記 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上聞 舊本作 上卿，譌。案史 漢樊噲傳 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 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 史記多譌爲 上閒，唯 索隱 本是 上聞。又引此作 上閒，云 閒音中間，恐譌也。”許維遹 吕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 年，第 372373 頁。關於“上聞”與“上卿”孰是孰非，學者有很多争論，參陳奇猷 吕氏春秋新校釋 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899900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276堤防築成，所以方城也稱連堤（隄）”，可信。故“南勝荆於連隄”即指魏文侯南勝楚於長城之戰 。又，文中説魏文侯時的晉楚長城之戰的勝利，而被“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的原因之一。那麽何謂“上聞”？畢沅注：“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沈欽韓説：“天子賞魏文侯以上聞者，蓋初命爲諸侯事也。”錢穆亦曰：“賜以上聞，或即命爲諸侯矣。”可信。可見，魏文侯之所以能稱侯實際上來源於兩次重要戰争：一是“南勝荆於連隄”，二是“東勝齊於長城”。關於後者，即羌鐘銘所載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晉伐齊事，亦即 古本竹書紀年 所謂“（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次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命三晉爲侯。但關於前者究竟爲何史事，學者一直難以解説。清人于鬯推測説：梁玉繩校云：“國策 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荆齊之事。”鬯考：勝荆之事未見。惟 水經丹水 酈注引 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於上洛。”此合魏文侯之世（自注：今本竹書 在周威烈王九年，然實應在十七年，朱右曾 汲冢紀年存真可據）。是楚伐晉，非晉伐楚；但云南勝荆，固不必定我伐彼，即楚來伐而我勝之，亦未始不可説。云南鄙，云上洛，不言連隄，豈連隄即上洛與？究在可疑。按 古本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由羌鐘銘與 古本竹書紀年 可推定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當晉烈公十二年 ；故晉烈公三年當周威烈王十三年（前413）、楚簡王十九年 ；而 繫年 載此事在楚簡王八年或九年；故二者不合，于鬯説不確。另外，羌鐘銘曰：“唯廿又再祀，羌作介，厥辟韓宗（獻/虔）率征秦迮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武侄寺力，襲奪楚京。賞于韓宗，令于晉公，昭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武文咸烈，永世毋忘。”（集成 157161）以往學界多將“先會于平陰”與“征秦迮齊，入長城”連讀。近有學者將“先會于平陰”與“武侄寺力，襲奪楚京”連讀，“襲奪楚京”指晉、楚長城之戰，將此戰定在楚簡王七年（前 419，當周威烈王七年，晉幽公十五年），並認爲“先”楊寬 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17、345346 頁。學者已指出此點，顧王樂 吕氏春秋下賢 與清華簡 繫年 互證一則，中國史研究 2017 年第 1 期，第 146 頁。許維遹 吕氏春秋集釋，第 373 頁。沈欽韓 漢書疏證 卷二七，沈欽韓等 漢書疏證（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772 頁。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第 167 頁。于鬯 香草續校書，吕氏春秋二，中華書局，1963 年，第 379 頁。方詩銘、王修齡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9697、197 頁。參王紅亮 清華簡 繫年 中的羌鐘相關史實發覆，古代文明 2013 年第 3 期，第 65 頁。晁福林 春秋戰國的社會變遷，商務印書館，2011 年，第 1000 頁。277魏文始侯年代辨證指在“唯廿又再祀”（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之前 。此説恐非，理由有三：其一，吕氏春秋“連隄”無疑即 繫年 之“長城”，但羌鐘銘謂“楚京”，二者如何聯繫？學者解釋説：“楚京 之 京，可訓爲 高丘，這應當是對楚長城外崇山地貌的概括”，然文獻中未見把楚長城稱爲“楚京”者。其二，銘文謂“襲奪楚京”，“奪”字學界均解爲强取，罕有異議 ，假如“楚京”楚長城，抑或强取楚長城乎？又 繫年 載長城之戰時楚師“與晉師戰於長城。楚師無功，多棄旃幕，宵遯”，僅言兩國軍隊在楚長城會戰，且戰争的結果是楚國軍隊戰敗、落荒而逃，未見喪失“楚京”者。其三，羌鐘銘明謂此次“襲奪楚京”的統帥是韓宗虔（即韓景侯虔），而上引 繫年 明謂長城之戰的韓國統帥是韓景侯虔之父韓武子啓章，二者齟齬，對此，學者解釋説“羌當是輔佐了兩代韓君”，證據不足。即便如此，銘文爲何僅出現韓虔而未出現韓啓章？今按以往多數學者將“征秦迮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連讀不誤。平陰的防門是齊長城的要塞，鐘銘曰伐齊入長城“先會于平陰”者，正是三晉會合軍隊於平陰，攻破防門這一要塞，才能進入長城 。鐘銘所謂“襲奪楚京”事不可與簡文所載楚簡王八年的長城之戰混爲一談。此戰的具體確定還得依據魏文侯稱侯年。前文已述，關於魏文侯的稱侯之年，錢穆、楊寬認爲即在楚簡王八年；而 繫年 又載楚簡王八年發生了長城之戰；吕氏春秋下賢又稱長城之戰是魏文稱侯的關鍵戰争之一；將此三者合證，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楚簡王八年的晉、楚長城之戰，繫年 説“楚師無功，多棄旃幕，宵遯”，可謂損失慘重，且簡文將魏斯排於趙浣、韓啓章之前，可見此戰魏文侯由於功勞很大，所以很可能即被周天子賜命爲侯，此點是前所未知的。又，繫年 第二十一章載楚簡王八年的長城之戰，三晉將領的稱謂是“魏斯、趙浣、韓啓章”；而第二十二章載楚聲王四年的三晉伐齊事時，則稱“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故整理者據後者稱“晉魏文侯斯”指出楚聲王四年（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 404）“時已經稱魏文 賈連翔 三晉始侯相關史事新探再讀清華簡 繫年 與羌鐘銘文，中國史研究 2020 年第 3 期，第 5571 頁。楊蒙生 驫羌編鐘銘文與清華簡 繫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60 頁。防門是齊長城的重要關塞，繫年 又稱之爲“句俞之門”，均在平陰。左傳 襄公十八年載冬十月晉率諸侯之師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衞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楊伯峻注曰防門在舊平陰南，亦在今平陰縣東北約三十二里，平陰在今山東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繫年 第二十章：“晉幽公立四年（前 430，周考王十一年），趙狗率師與越公朱句伐齊，晉師長城句俞之門。”按長城句俞之門即防門，“長城句俞之門”即晉國軍隊攻入了防門。可見要攻入齊長城，必先攻破平陰的防門這一要塞，這就是三晉要會合軍隊於平陰之緣由。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037 頁；參拙文 清華簡 繫年 新釋二則。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278侯，三晉魏先稱侯之説可信”，此説可從。因此，繫年 亦可證明長城之戰是魏文稱侯之先導。相關結論的得出，也使得 吕氏春秋 之疑問涣然冰釋。吕氏春秋 將魏文侯“南勝荆於連隄”與“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二者並認爲是“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的兩次關鍵戰争。關於後者，學界一致認爲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的三晉伐齊事，此戰也是次年三晉稱侯之先導。但問題在於，前者到底何時事，吕氏春秋 爲何要將其列爲魏文侯稱侯的關鍵戰争之一？從邏輯上推，魏文侯“南勝荆於連隄”與“東勝齊於長城”類同，必定爲魏文侯稱侯起了關鍵作用，以至於“天子賞文侯以上聞”，那麽爲何如此？現在根據 繫年可知，前者即在楚簡王八年，晉、楚長城之戰乃魏文稱侯之先導；而後者爲楚聲王四年三晉伐齊，此戰是三晉稱侯之先聲；這兩次戰争中魏文侯均居功甚偉，故 吕氏春秋 將二者並列，以稱道魏文侯之功業，非常恰切。結論總之，史記 所載楚簡王八年確係錢穆、楊寬所説爲魏文稱侯之年；而將清華簡 繫年 與 吕氏春秋 相對證可知，此年魏文之所以能稱侯，實乃他率領三晉軍隊大敗楚於長城之結果；而後者是前所未知的。這一結論的得出，可確證 繫年 第二十一章的“二年”即指楚簡王八年，亦可知 吕氏春秋 所謂魏文侯“南勝荆於連隄”正是楚簡王八年晉楚長城之戰。（本文作者爲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 19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