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学术特征与本土特色——兼谈中国特色文化学科建设.pdf

第6卷第5期2023年9月深圳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Vol.6 No.5 Sep 2023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学术特征与本土特色兼谈中国特色文化学科建设毛少莹（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27）摘 要 与理论型文化研究不同，应用型文化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更强调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定位于为政策制定、文化管理、文化产业等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依据。其研究对象包括所有文化及其涉及的相关行业；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文化传播、社区文化，文化市场、文化交流与合作等广泛的领域。就学科归属看，应用型文化研究是典型的综合性研究，视具体情况可分别归属于文化哲学、文化生态学、文化战略学、文化管理学、文化政策学、文化法学、公共文化服务学、文化产业学、文化传播学，以及各具体专业学科，如美术学、音乐学等，总体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此外，应用型文化研究具有“基于建设立场”“重实用”“受具体现实（资金、土地、时间、人力）要素紧约束紧”“多主体博弈”“必要的量化研究”“需团队协作、需本土专家参与”“话语类型工程化”等若干特征。就我国特殊的国情来看，应用型文化研究还呈现出了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存在研究资质认定、成果评估、平台建设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应充分考虑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结合超大型国家的特殊国情和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应用型文化研究学术体系。关键词 应用型文化研究 理论型文化研究 学术特征 本土特色 中国特色文化学术建设中图分类号 G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5-0133-12收稿日期：2023-06-25；修回日期：2023-07-05作者简介：毛少莹，研究员，主要从事应用型文化研究。应用型文化研究主要面对文化建设实践领域的问题，强调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的解决。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从探索起步、经成长发展，到现在获得了长足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快速发展。一、两种“文化研究”众所周知，当今时代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在理论研究领域表现为传统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技术哲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对“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都对文化研究方法、范式采取了普遍的应用。另一方面，文化转向在社我 国应用 型文 化研究的 定 位、学 术特征与 本土特色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6卷134会实践领域也有非常引人注目的表现。如经济领域“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带来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崛起；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对文化软实力的高度重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发展对文化内容的海量需求；日常生活领域则普遍出现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对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日益高质量的要求；社会及生态领域对人文氛围、环境美化等的重视。当代“文化研究”大致是沿着两个路向展开其一，是由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于20世纪60年代，迅速成为当代学术研究显学，并几乎渗透到一切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立足批判立场，关注日常生活，关注权力关系，强调文化是权力的场所，是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表现和再生产；关注各种社会群体（如阶级、性别、种族等）在文化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文化实践来谈判和抗争权力。这种文化研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广泛借鉴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对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进行文化分析，解读不同文化意义的形成过程；解释城市空间、社群认同、性别问题乃至流行时尚、消费现象背后的文化与政治原因，关注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机制。总之，其主要目标是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规律、动力和意义，其研究范围广泛；跨学科特征明显；为文化批判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从而对现实提供足具思想深度的认知和理论说服力的批判、解构。这类文化研究可称为“理论型文化研究”。1-2无疑，理论型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文、史、哲、政、经、法等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但是，需要广泛应用这些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以便解释、揭示各种行为、习惯、符号、话语、图像、制度等等在塑造文化认同、推动意义生产中的复杂作用。这种文化研究因而更可视为一种综合的、跨学科的问题意识、批判立场或研究方法。显然，理论型文化研究体现了知识分子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探索者、社会良知“守望者”的功能。这类文化研究从曾经的一个学派发展出多个学派和众多“文化理论”，这类文化研究曾经十分的“反学科化”，但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学院派”文化研究的热门领域。3当代文化研究的另一个路向则可称为“应用型文化研究”大约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4(P2-3)“二战”结束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大众文化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人们文化普及程度的普遍提高，各种文化行业纷纷涌现，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也不断出现，文化领域也被普遍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文化行业的管理与规范、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等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文化需求的剧增，文化政策、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创意等方面的问题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些领域的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些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文化产业、文化政策、文化遗产保护、跨国文化交流与合作、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更是成为文化研究和政府施政的重要议题。总之，大约经历了上述过程，一种以“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为目标的，服务于政府相关部门、文化机构、文化企业决策咨询为目的的“文化研究”，也即“应用型文化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应用型文化研究一般归为文化发展问题、文化政策、文化管理研究的范畴。这类研究总体看基于建设性立场，结合文化理论、经济学、参见毛少莹“批判”与“建设”论当代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问题与方法 2011年城市文化论坛会议论文（东莞理工学院）。现代公共文化管理和政策的起步通常以1959年法国成立文化部为标志，但更早可以追溯到1902年，英国规定小学生必须参观博物馆。但广义的应用型文化研究和文化管理与文化政策当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古代社会，比如我国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专门的艺术管理机构大司乐。第5期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学术特征与本土特色135战略学、政治学、管理学、政策学、文艺学等展开公共文化管理、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文化部门及文化企事业单位，提供宏观或微观的决策咨询，体现文化及相关学科理论成果在文化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发挥研究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智力作用。总之，大约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理论型文化研究由国外传入，广泛影响中国。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应用型文化研究已经在中国悄然兴起，5典型的研究成果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出现。6至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出现不少从事应用型文化研究的机构组织、平台和成果。也即所谓“文化智库”，进入新世纪，专门从事应用型文化研究的智库如雨后春笋，在各地的高校、社科机构涌现。换言之，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基本可以看作是基于两种角度（或者说立场）、沿着两个路向展开的。两种文化研究角度不同，定位不同，因而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问题和方法。应用型文化研究因其与文化实践现实密切关联，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为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学科体系带来启发。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深刻社会变革，在迅速兴起的市场力量、逐渐打开的国门、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冲击等多种因素推动下，我国开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文化领域也迎来了包括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转型等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在文化实务界，表现为不同时期兴起的文化热如改革开放前期，“领域分离”7(P107)、文化领域相对独立化引发的“文化战略热”；文化市场发展以及“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带来的“文化产业热”；伴随人民文化需求增长、国家财政实力上升、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带来的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热”；8以及积极参与国际软实力竞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文化价值观重建、传统文化热等多次文化建设热潮。总的来看，在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文化现代化事业不断推进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科技融合、文化交流与传播、文化软实力竞争等大量的现实需求推动下，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文化企业、高等院校到地方各类研究机构，从一开始的关注、零星、偶发式地参与的文化决策咨询研究，到后来成立专门致力于应用型文化研究的智库，系统开展不同主题的决策咨询研究，应用型文化研究呈现“遍地开花”的景观，走过了40余年的发展历程。我国文化智库的快速发展是应用型文化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标志。所谓“智库”，“主要是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机构。”9(P2)我国综合性的文化智库包括从中央到地府，各级政府普遍设置的“政策研究室”、社会科学院、文化行政部门内设的“政策法规处”、下属的艺术研究院（所）等，也有社会办企业性质的研究机构。20我国拥有学以致用的优秀传统，素来重视“文以化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应用型研究自古有之。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故有研究者将我国最早的应用型研究智库，追溯至1933年中央党校的成立。参见彭雷霆，齐超玉当前我国文化智库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M/冯天瑜，傅才武，等 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如文化部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组织编写“文化管理丛书”（高占祥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陆续出版了 文化管理学初探（商尔刚、汪建德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等多本著作。参见汪建德 文化管理学科的回顾与前瞻EB/OL.2023-06-10.http:/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从功能定位方面对我国智库进行了权威界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依据研究领域的不同，智库可分为综合性智库和专业智库。综合性智库涵盖的研究领域较为宽广，而专业智库则是侧重于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文化智库是智库中的专业智库，从概念上来说，是以文化战略问题和文化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政府科学决策和公众文化利益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5(P50)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形成了依托政府办社科院、文化部门、高校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大量文化智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文化智库109所，从机构属性划分看，官方文化智库84，其中中央文化智库22所，地方参事室、文史研究所31所，地方党校31所；高校文化智库19所，社会文化智库6所。整体布局以官方文化智库为主，高校文化智库次之，社会文化智库所占比重最小”。此外，超过200多所的高校设立涉及应用型文化研究的文化管理、文化产业管理、艺术管理等专业。如仅设有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就达到了187所之多，10相关学科建设获得一定程度推进、各类决策咨询成果纷呈的局面。总体看，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参与面广、体量庞大、相对独立的文化研究领域。应用型文化研究以其“接地气”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为公共部门提供的决策咨询服务，极大地影响着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实践的推进，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三、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基本内容和学科归属（一）研究定位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其他国家相似，即服务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综合应用文化及相关学科的思想、理论、方法来研究、解决具体文化实践中的问题。换言之，“应用型文化研究”定位于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的解决，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艺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社区文化等的发展，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专业性的智力与知识服务，为政府、各位文化组织、企事业单位提供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决策咨询研究。（二）研究对象和内容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是火热的文化生产和建设实践。从行业类别看，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对象十分广泛。就我国而言，可以包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涉及的庞大的行业门类“文化及相关产业”，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根据其定义，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生产活动范围包括两部分：“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参见彭雷霆，齐超玉 当前我国文化智库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M/冯天瑜，傅才武，等 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当然，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我国实际运营中的文化智库远不止文中统计的这些数量，还有大量智库存在于高等院校各系、所内。此外，没有成立专门机构，但以“课题组”“项目组”的形式、组合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人员承接政府或企业委托文化咨询项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第5期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学术特征与本土特色137售）等活动”。11当然，应用型文化研究的范围也可以包括与上述行业相关的，更为广泛、广义的文化应用性领域。可见，应用型文化研究涉及对象十分丰富庞杂，与快速发展中鲜活的文化现实密切关联。从未来趋势看，其研究范围还将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等相伴的“文化扩张”而不断扩张。从研究内容看，应用型文化研究则涉及各类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组织机构、文化生产（服务供给）、文化传播（营销）、文化市场、文化交流与合作等，总之，涉及文化发展实务的方方面面。具体可分为：1）文化政策研究关注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包括总体文化政策（如文化规划），具体文化政策（如对博物馆行业的资助政策）等。通过对文化政策的研究，可以了解政策如何影响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以及如何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整政策方向、重点等，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2）文化产业分析综合运用文化理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传播学等，分析判断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趋势和问题。通过这种分析，了解判断产业的竞争格局、市场需求和创新能力，为政府管理、政策制定、产业规划和企业经营提供参考。3）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对具体社区的研究，了解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参与方式和改进建议，研究如何运用文化政策、文化资源、信息技术和各类活动为社区治理和活化提供方案，促进社区文化发展，促进社区凝聚和包容。4）文化项目策划和评估根据文化发展需要，策划包括大型文化设施建设、财政文化资助项目、文化节庆、会展、演唱会、展览、社区文化、文化交流活动、专项文化服务等项目，并评估项目的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尤其是通过对文化项目的评估，可以了解项目实施的成果、问题和改进空间，为项目管理和优化提供依据。5）文化参与情况调查以问卷、访谈、座谈会等方式，对公众在文化活动中的参与状况、需求和态度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以进一步把握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习惯、文化满意度和文化需求，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提供改进建议。6）文化传媒研究应用型文化研究中还有一大类是文化传媒研究。通常文化传媒研究关注媒体在文化传播、影响和变迁中的作用。通过对文化传媒的研究，可以了解媒体的传播策略、进行特定受众分析，了解文化传播的社会效果，为媒体监管、创新和批评提供支持。也可为国家或城市的文化形象塑造、对外文化交流提供决策参考。7)文化教育研究应用型文化研究包括对文化教育的研究，涉及文化教育的理念、方法和实践等。通过对文化教育的研究，可以了解文化教育如何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为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提供思路和方向。（三）学科归属由于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及其外延无限的延展性、弥散性，也由于文化研究较高的综合性和跨学科特征，如同理论型文化研究，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也一直有些“尴尬”。就一般意义上的学科归属来说，文化研究仍可以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或者说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应用。其学科归属视具体情况，可分别归属于文化哲学、文化生态学、文化战略学、文化规划学、文化管理学、文化政策学、文化法学、公共文化服务学、文化产业学、文化市场学、文化传播学、文化消费学以及各具体的文化艺术学（如美术学、音乐学等）等众多新兴及传统的学科。总体看，应用型文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非单一学科所能囊括。结合我国现行文化政策模式和文化管理格局，我国应用型研究涉及的学科体系大致包括：1）管理学：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化管理的实践非常重要，包括战略规划、运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2）经济学：经济学提供了理解和分析文化市场、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等经济行为的重要工具。3）政治学：政治学关注政策对文化管理的影响，包括文化政策、文化法规、文化资助等。4）艺术学：艺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6卷138术学关注艺术创作和表演的过程，以及艺术如何被管理和市场化。5）传播学：传播学关注文化信息如何通过各种媒体和技术传播，以及如何管理和优化这个过程。6）法学：法学提供了理解和应用文化法规、文化合同、文化权利等法律问题的基础。7）社会学：社会学关注文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文化活动如何影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8）心理学：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消费者的需求、期望和满意度，以及文化工作者的动机、态度和行为。具体又可分为：1）文化战略规划学类：研究如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文化战略，以实现组织和个人的目标，一般包括文化发展战略、文化规划、公共文化政策研究等内容。还包括如何评估文化战略的效果，以及如何改进文化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例如研究国家、城市或地区文化发展战略和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如何通过文化战略来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或者如何通过文化战略来推动社区的发展和创新等。在具体研究中，我国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党和国家重要文化方针政策，是研究制定文化战略的重要依据。2）文化行政管理学类：主要研究文化组织和机构的管理和运营，特别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对国家及地方各类文化事务的管理，一般包括各级政府公共文化管理职能研究、公共文化组织管理问题研究、公共文化部门规划、公共文化部门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政支出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公共文化部门法治管理、社会文化组织管理等。文化行政管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文化管理者。我国具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管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管理经验，是构建中国文化管理学的重要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和制度框架，是研究我国文化管理问题的重要前提。3）公益性文化事业管理学类（含艺术管理）：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有的一大类公益组织，承担着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职责，有点类似但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文化类非营利组织。公益性文化事业管理学，主要研究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遗产保护等各类“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高雅艺术创作生产行销的管理；民间传统艺术传承保护等“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管理。当然，也包括乡镇、社区文化服务等的管理；新闻出版事业、广播电视事业、人文与社科研究的管理；文艺人才队伍与院团建设研究、文化设施的建设与管理等等。此类管理，大体上与国外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比较接近，但需要考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4）营利性文化行业管理学类：主要指对各类文化企业的管理，属于工商管理的范畴，但是，不同于一般工商管理的是，文化企业提供的是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其管理，尤其需要考虑文化的精神属性、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而不能纯粹从市场需求、经济效益来考虑。可见，这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跨学科研究是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相关学科的建设也必将为应用型文化研究获得更好的学术支持提供基础。可喜的是，早在2000年，“中国文化管理学（文化管理研究）”已经正式成为国家二级学科。2004年，“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也正式成为工商管理类专业下属的国家二级学科。2011年，“艺术管理”专业也正式成为艺术学下属的国家二级学科。相关学术研讨活动也在不断推动着应用型文化研究相关学科的建设，如截至2020年，“全国高校文化管理类学科建设联席会议”已经举办十七届，12会议对涉及应用型文化研究学科建设的广泛议题展开了讨论。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正是旨在切实提高高校开展应用型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2019年被确定为“新文科”建设启动年。2021年，教育部公布了 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13“新文科”正是要以中国本部分内容根据毛少莹.从公共文化政策看文化管理类学科构成J 上海文化，2014(6)：97-104改写而成。第5期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学术特征与本土特色139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探索建构中国自身的文科学术和话语体系。14相信随着我国“新文科”建设的推进，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前景将更加可期。四、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学术特征和本土特色（一）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学术特征基于上述定位，结合实际工作经验不难发现，应用型文化研究呈现出如下一些学术特征：第一，基于建设性的角度。笼统地看，应用型文化研究与理论型文化研究都同样需要综合、跨学科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方法，不同的是，前者多基于理论研究的“认知功能”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功能，多采取分析的、批判的、解构的角度或立场；后者则更基于发挥知识分子专业知识、专家功能，多采取出谋划策式的、建设性的、建构的角度或立场。如常见的文化发展规划研究，其要研究解决的就是规划对象未来一定时期发展的总体目标、战略路径、策略、任务、措施等。又比如文化设施建设问题的研究，其成果可能直接决定着是否兴建一座美术馆、大剧院，如果建，怎么建，等等。总之，建设大于批判，成为应用型文化研究区别于理论型文化研究的最大特点。第二，服务对象具体而明确。理论型文化研究针对社会文化现象开展的一般性分析批判，往往并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服务对象，其读者往往为社会公众，其目的主要在于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一般理论规律、原理。与此不同，应用型文化研究通常有明确而具体的服务对象，这一对象通常可以是政府文化部门、企事业文化组织机构等其他社会实践主体，应用型文化研究正是旨在帮助这些文化实践主体解决文化工作中碰到的问题。第三，成果须解决现实问题，因而通常有时限性和时效性要求。应用型文化研究针对具体文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面对的不是理论型文化研究可以假设的问题，或对一般普遍存在的、文化学、社会科学规律性的探索。应用型文化研究常常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研究目的。换言之，其研究成果必须针对解决真实的（而非如理论型文化研究那样可以是假设的）、具体的（有实践主体、机构、实践目标、实践空间、时间等）的问题。典型的如文化设施建设，比如某地要建一个大型歌剧院，那关于歌剧院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投资水平、投入产出效益研究；选址、建筑规模大小乃至设计方案、设施设备配置、管理模式设计、管理团队组成、管理绩效考评等等，均可设专题进行专门具有明确针对性的研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类研究往往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甚至是十分紧迫的。此外，由于现实情况可能的变化，即因时因地因事的不同，这类研究往往现有明确的时效性限定。换言之，应用型文化研究要解决现有的实际问题，其成果往往既有时限性（一定时间内必须完成）要求，又有时效性（现实条件随时间发生变化，成果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有“有效期”）要求。第四，成果为多主体（利益相关方）博弈的结果，常常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文化发展实践常常可能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如一项文化经济政策的制定，涉及文化、财政、市场管理等多个政府部门，更涉及政策规范对象（市场主体）、普通公众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因此，常常需要进行多主体博弈，以求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照顾各方利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此外，由于应用型文化研究立足于如何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定位，使得应用性研究必须要采取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完全能够像理论型文化研究那样，追求更为纯粹客观的文化艺术规律的总结、揭示或更为高远、理想的真、善、美的追求。事实上，应用型文化研究，比如一项文化政策的起草出台，最终，往往是多方博弈、协商，甚至是妥协的结果，常常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6卷140以保证其结果的可操作性。第五，需要跨学科、跨行业的宽广理论视野和综合政策素养。应用型文化研究受现实约束大，常常涉及多行业多部门、必须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文化设施建设为例，一个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涉及城市规划、空间安排与土地使用；涉及财政投入及其绩效管理；涉及公共设施管理模式选择，如运营权委托、人事安排等。要做好这项研究，提出高水平、可操作性的成果，必然需要跨学科、跨行业开展研究，开展城市规划、文化需求、公共事业管理、财政学等的相关研究。换言之，应用型文化研究必须建立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多学科基础理论，并协调统筹各行业各部门，方有望得出可以落地实施的成果。此外，由于应用型文化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政策措施等，将要付诸实施，真刀真枪进行实操，而非只是阐发理论观点的“纸上谈兵”，因此，其对国家或地区文化领域相关高层级政策法规的遵守或依据十分重要；对问题涉及的相关其他领域（比如土地管理使用政策、财税政策、市场管理法规等）的遵守或依据也十分重要。换言之，政策水平高、政策应用的跨领域、跨行业的综合把握和应用，也是应用型文化研究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第六，必要的量化研究。由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文化问题的“精神性”“务虚”特征，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理论型文化研究更多借助的是“质性研究”的方法，并不十分重视量化研究（当然“数字人文”的提出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这一切）。但是，应用型文化研究对成果有着较为明确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可把握性的要求。于是，对研究内容和结果的量化测度、数量、规模等的考量，换言之，开展必要的“量化研究”成为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常见要求。以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为例，一个城市每年的公共文化发展需要财政投入多少，就是一个十分需要量化的研究。常见的文化规划中，对未来文化（设施、活动、产品与服务等）发展的规模、数量、等指标，也常常需要量化方式明立，以便具体发展目标、任务的完成，并有利于规划期满对相关规划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估。这种量化的要求有其现实合理性，有助于相关对策建议的执行。然而，文化的量化测度、文化指标的开发、文化绩效的评估等，显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迄今也没有权威的量化指标，成为应用型文化研究的一个难点。总之，重视对现实情况的量化把握、摸底；重视量化指标的使用、评测、比较，也成为应用型文化研究区别于理论型文化研究的一大重要特点。第七，理论关怀弱于现实关怀，重点在于出谋划策有“亮点”。无疑，必要的理论素养、足够宽广的理论视野的对理论前沿的关注，是应用性研究能否具有高远文化关怀，能否把握文化发展正确方向，能否确保研究成果体现深厚人文价值追求不可或缺的“内在视野”。但是，毋庸讳言，由于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实用目的，使其更侧重对策研究，更倾向于将现有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具体文化实践，而非基础理论创新。换言之，应用型文化研究也需要考虑“为什么”的问题，但是，它往往更重视的是“怎么办”，而将对“为什么”的深度解释交由理论型文化研究完成。出谋划策成为应用型文化研究的重点，而政策措施建议是否有“亮点”，往往是一项应用型文化研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因此，应用型文化研究整体呈现出理论关怀相对较弱，实用性关怀较强的特点。第八，团队协同、集体攻关与本地专家参与。不同于理论型文化研究可以是独立学者的“单打独斗”，应用型文化研究通常需要以团队合作、集体攻关的形式完成。由于应用型文化研究往往服务于明确的实践主体，尤其是涉及到复杂的现实问题，甚至往往还需要甲方（政府官员或企业家、社会组织管理者等）、乙方的专业研究人员、一线文化工作者（实操者、执行者）、社会人士（涉及公共利益）利益相关方等，多方的合作、共同的协商甚至艰苦的博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往往由于甲方长期在一线工作，是实操者，更熟悉现实情第5期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的定位、学术特征与本土特色141况，常常对问题有更细致的观察，也能为解决提供非常“内行”的思考。此外，作为一种需要落地的应用性研究，熟悉本地情况的专家参与也十分关键。因为本地专家具有外地专家无法替代的本地专业积累和长期的本地生活经验，甚至一些难以为外地专家了解的“地方性知识”，这种积累不是外地专家以短期的调研能够替代的。这也是本地专家（甲方也可视为本地专家）常常能为问题的全面把握和顺利解决提供关键支持的原因。总之，好的应用型文化研究成果，往往是项目委托方（甲方）与研究团队（乙方）、本地专家与外地专家、本学科专家与相关跨学科专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此，也想对我们多项研究课题中默默无闻的甲方说声谢谢）。换言之，团队协同、集体攻关与本地专家参与也是应用型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当然，这也不是说专家学者不可以独立开展应用型文化研究。只是独立开展的研究，其成果可能没有机会真正应用于实践，也可能没有机会接受实践的检验或修订，其研究价值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九，话语类型与成果形式的“工程化”、“规范化”。由于上述种种特点，决定了应用型文化研究独有的话语特征。不同于理论型文化研究所常用的、人文学科特有的、意蕴丰富的“文科”语言，甚至是一种诗性话语，应用型文化研究无论是对问题的分析、对谋划目标、策略、任务等的论证、政策依据说明、实操性要求的解释等等，其行文的逻辑性和准确性有着更高、更明确的要求。事实上，应用型文化研究常用的语言和话语类型，往往更接近管理学、法学、政策学、经济学乃至工程学的话语类型。总的来看，即政策依据要明确、现实条件把握要清晰全面、研究范围要明确、概念界定要准确、逻辑层次要完整，其他，如资料翔实、数据足够支持或辅助支持决策等等，总之，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合法（政策性）合理（科学性）合情（现实性）的推理论证过程，最终得出明确的结论、建议、措施，乃至提供操作方案、流程设计等等。总的来说，逻辑清晰、用语准确，简单明了，话语类型“工程化”“规范化”，以便提供足够的现实可操作性，也和成为应用型文化研究区别于理论型文化研究的一大特点。（二）应用型文化研究的本土特色独特的历史、制度和社会背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应用型文化研究需要特别关注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特色应用型文化研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第一，充分汲取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我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尤其重视文治教化。无疑，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更是我们今天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资源，比如对中国文化管理历史的研究，就能为我们今天开展文化管理提供很多有益启发。因此，应用型文化研究应充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和文化特色的保持。第二，如何高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范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社会公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这种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如文化艺术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就是其具体体现。这种价值观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元政策”意义，影响着我国各项具体文化政策的制定。在我们开展应用型文化研究中需要时时注意贯彻落实。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作为国家十四五时期的总体文化政策，规划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也是国家治理之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圳社会科学2023年第6卷142理论型文化研究与应用型文化研究的终极目的，都应努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勇于承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5就应用型文化研究而言，尤其要注意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政府文化政策制定、企事业单位文化发展做好咨询与参谋。第三，怎样充分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推动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问题。应用型文化研究针对文化实践、文化发展提出的决策咨询建议，既建基于现行社会制度，又可以视为来自鲜活的文化实践对现行文化制度的“反馈”，推动其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探索。因此，深刻理解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总的制度框架下，既重视发挥文化理论对文化实践的指导作用，又重视文化实践对相关理论的验证、反馈、修订，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方有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做出贡献。第四，深入实际，充分了解和尊重特有国情的问题。应用型文化研究与理论型文化研究虽然存在差异，但其终极目的却是一致的，即推动文化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发挥文化在人类精神文明水平提升、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我国而言，作为超大型东方国家、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国现代化过程曲折坎坷，地区发展差异大，不同社会阶层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国情十分复杂。至今，我国经济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政治现代化稳步推进，文化现代化在快速进行。总体看，我国应用型文化研究领域与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既有学习与追赶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需要，更有深入了解中国现实国情，坚持自身特色、坚持创新发展乃至实现超越引领的需要。如何将包括应用型文化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置于中国文化转型国情，置于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大背景下；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来观照，是应用型文化研究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第五，充分关注信息技术带来的文化生态变化。随着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技术等在我国的广泛运用，信息技术正迎来新一轮被称为互联网2.0（Web 2.0）的革命。“Web 2.0作为一种将原来由专业人员织网，转变为所有用户均可参与织网的媒介革命，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互联网模式，新模式下的互联网应用出现了以去中心化、开放、共享等为特征的颠覆式变化，表现为用户分享、信息聚合、各类以兴趣为聚合点的社群形成、开放的平台，活跃的用户，甚至所谓“元宇宙”的构建等。我国互联网应用速度惊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2年2月发布的第49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32亿，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也高达57.6%。互联网正全面快速地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爆炸式增长、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服务内容、方式等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一革命性的改变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发展生态。传统的体制内外、线上线下、事业产业等界限，甚至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都正在融合、消失。无疑，这是一种全面的、深刻的、革命性、颠覆性的变化。如何面对时代巨变，面对新的技术条件构筑的新文化生态下，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