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pdf

StatisticalResearchMay20232023年5月Vol.40,No.5统计研究第40 卷第5期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邓慧慧徐昊王强内容提要：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 0 10 一2 0 2 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高端，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巨大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关键词：数字经济；增加值贸易网络：复杂网络分析D0I:10.19343/ki.11-1302/c.2023.05.001中图分类号：F7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 0 2-456 5(2 0 2 3)0 5-0 0 0 3-17Digital Economy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ManufacturingValue-Added Trade NetworkDeng HuihuiXuHaoWang Qiang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 systemically impact o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value-added trade network.Based on the ADB-MRIO2022 database,this paper uses cutting-edge directedweighted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o characterize the characteristics,dynamic evolutionary trendof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 and position chang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 from 2010 to 2021,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position of a country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ionalization of value-added trad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increasing,especially in Americas,the United States is gradually dispersing trade risk,diversifying export markets,*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质量发展下区位导向性政策的产业升级效应：实现机制与经验辨识”（7 2 0 7 30 2 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双循环新格局与高质量发展”（CXTD12-0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杰出青年学者资助项目“中国制造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2 0 JQ08）。ng2023年5月统计研究reduc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its dominant local area network,yet Chinas high trade dependence on theUnited States is not conducive to China-oriented local network dealing with specific impact.China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but there is room forfurther rise in the high-tech manufacturing network.On the whole,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conducive to improving a countrys ability to control core resources,hold netting advantage and expandtrade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value-added trade network,but it can only significantlypromote the closeness centrality of countries in the center and near center of the network.In order to breakthe manufacturing blockade dilemma of developed countries,emerging economies must enhancevalue-added trade flow and value creation ability,and realize the relative diversification of main exporttarget countrie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ti-globalization industry chain and supplychain may have long-term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revealing the great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using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low and middle end to high end and fullyrelease its huge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Key words:Digital Economy;Value-added Trade Network;Complex Network Analysis一、引言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以及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数字经济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必然会对全球制造业贸易网络产生冲击。因此，识别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格局及演变特征，判断我国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并科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由传统的国家制造转变为世界制造，全球制造业中间品贸易联系日益紧密。Wang等（2 0 13）认为传统贸易统计核算方法将每个产品的全部价值计入总出口数值，忽略了产品价值组成的实际创造来源，既模糊了现实中的双边贸易联系，也无法真实反映一国出口的实际利得。因此，国内外学者围绕增加值贸易构建的九分法、WWZ法核算框架等已成为研究一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重要指标（Koopman等，2 0 14；王直等，2 0 15）。这些指标有助于解析单个国家（地区）或一部分国家（地区）的真实贸易利得，且基于国家（地区）间错综复杂的贸易联系现状，能够进一步从全球视角对国际制造业贸易发展演化格局进行系统性扩展探讨。全球化制造业分工作为隐性链条能够传导贸易利得，并以全球贸易网络作为显性的平台依托与传递路径（Chaney，2 0 14），这说明研究增加值贸易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全球贸易网络视角，而复杂网络作为一种系统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能够从全局和个体视角全面刻画世界贸易联系与贸易格局。但目前关于贸易网络以及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研究仍基于传统的二值网络方法，关于加权网络的研究较少。Almog等（2 0 15）认为国际贸易网络是经济冲击在国家间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并基于数学模型论证了二值和加权网络的非对称性，二值网络分析方法模糊了贸易网络中进出口国的异质性，而加权网络分析能够充分提取贸易联系信息来反映真实网络特征。黄祖南和郑正喜（2 0 2 1）基于理论模型发现，有向加权网络度中心性测算结果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国家产业部门的实际经济基础特征，并且能够有效克服无权网络度中心性偏移的缺点，提高节点的识别率。该方法源自“Wang Z,Wei S J,Zhu K.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NBER WorkiPaper,2013”，在后续学术研究中对该方法的引用通常取此三位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WWZ法。邓慧慧等：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第40 卷第5期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是基于最新的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法刻画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修正传统二值贸易网络分析的不足，对国际贸易经济特征进行重新审视；二是首次将动态网络与模块发现算法相结合，模拟了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演化过程，克服静态网络模块划分的随机性，并进一步分解为以我国为主体的局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科学识别全球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格局、演进特征与发展趋势；三是基于可获取、可量化、可对比、可延续性原则构建了国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科学、客观评估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价值输出输入、产业技术特征以及贸易网络中国家地位分布三个角度识别影响的异质性。二、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具备多边经济的平台模式特征，不局限于互联网空间，并与实体经济发生了深度互动，以融入其他生态平台的方式产生更多更加协同、开放的网络，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产生支撑和引领作用（裴长洪等，2 0 18）。全球化生产分工的发展形成了关系错综复杂的全球贸易网络，贸易网络作为贸易利得的显性平台依托，数字经济与贸易网络逐渐渗透、融合，对贸易网络的发展产生系统性重要冲击。概括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从三方面影响了一国制造业在商品国际交换活动中的价值创造过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要素变革，有利于拉平地区间、国家间产业发展资源赋差距。数据已成为制造业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可适用于多主体在多个场景下同时使用并重复利用，其价值可能会在应用后实现升值（Jones和Tonetti，2 0 2 0）。各国在新要素方面的资源赋尚未形成显著差距，而基于大量高质量的数据资源来优化模型和算法，可以促进新技术的创新迭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可以形成资本拓展型技术（Graet和Michaels，2 0 18）或劳动拓展型技术（Bessen，2 0 19），数字经济对于资本或劳动的相对替代，有利于资本或劳动的应用转向附加价值更高的生产活动。第二，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生产方式与分工变革，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活力。在数字经济信息化、知识化和智慧化效能驱动下，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够显著改善制造业生产方式、优化价值链分工，引发产品价值增值效应，提升制造附加值（A b r e l l 等，2 0 16）。数字技术对于价值链诸多环节产生极强的渗透性进而推动各环节实现价值增值效应：在价值链分工的研发设计环节，企业间协同创新、信息共享等模式进一步降低了研发设计活动的资本及技术准入门槛；在加工环节，自动化、智能化设备的规模应用使传统加工组装模式转化为智能制造模式，生产环节的控制权与产品质量相应提高，分工比例附加值也得到相应提升（刘斌和潘彤，2 0 2 0）；在销售及售后环节，巨型信息平台可有效识别、预测、评估消费者的潜在消费需求与售后需求，实现方案定制精准化，该环节附加价值随之提升。第三，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产业降本增效。数字技术导致价值链交易费用下降，降低搜索成本、验证成本、传输成本和寻踪成本（Goldfarb和Tucker，2 0 19）。成本节约效应的实现扩大了企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将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多样性，发挥“长尾效应”，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国家在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数字经济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驱动新经济的动力，运用数字化技术能够加强产业间、国家间的合作和联系，推动组织方式变革。随着数字技术成为产业链上的“标准化”流通媒介，创新频率的提高导致技术持续改进，其影响力和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各国乃至世界制造业产业链在智能化驱动下，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解构与重构。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转型中的要素产品不再局限于产业链O2023年5月统计研究整合的纵向一体化，而是形成以中枢企业为核心，纵向、横向一体化并重且多元要素相互链接（Gupta等，2 0 19；Jahanmir等，2 0 2 0）。各国比较优势不同，因此各国产业分别嵌入到不同的工序环节，形成了国家间因中间品贸易而相互连通的显性贸易平台或网络。相较于小型贸易网络而言，大型贸易网络对于一国产业更具吸引力。一方面，大型网络的主导者掌握信息、技术等核心优势，可以集聚融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要素，有效减少因中间品多次跨境导致的贸易成本乘数性放大，不断推动网络扩大化和规模化，提升其在区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国家或地区产业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对于网络参与者来说，融入大型网络有助于不同经济体行业获取国际知识溢出、增强技术转移创新能力（谢富胜等，2 0 19）。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国家在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主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获取大部分利润，因此区域贸易协定规则谈判中，发达国家往往占据有利地位。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难以避免依附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只能获取极低的利润率。如前文所述，发展数字经济能够减少一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成本，降低一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入价值链的难度，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重构。而数据要素能够支撑模式创新，促进供需匹配，形成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化生产和服务模式，通过全方位多连接方式构建以知识创造为中心的新型全球价值链（荆林波和袁平红，2 0 19；蔡跃洲和马文君，2 0 2 1）。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网络外部性特征，数字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渗透有助于一国依托网络连接效应重塑该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推动产业发展空间变革。其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现一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从无到有”。尽管发达国家占据先发优势，但数字经济因具有普惠性、开放性、高渗透性、外部性以及融合生成性等特点，有利于形成生产要素联动赋能效应（Nambisan等，2 0 19）；此外，数字新要素的跨境流动性强于传统要素，对于新要素的深入挖掘与有效配置能够进一步降低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准入门槛，形成成本优势（范鑫，2020）。企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能够扩大网络连通性，为一国企业提供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平台的机会，拓宽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渠道。第二阶段，实现一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从有到深”。外向型企业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数据信息的实时交换实现产业链的数智化升级。产业链升级能够提高产品质量与中间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优势与品牌优势，进而提升一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施炳展和李建桐，2 0 2 0）。第三阶段，实现一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从深到优”。对于已经深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企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拓展了企业获取前沿技术的渠道与方式，同时提高企业挖掘和收集数据的效率（Watanabe等，2 0 18）。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突破原有信息沟通存在的空间限制，加速企业间、行业间、国家间的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流动。企业能够更自由高效地选择上下游供应商与承包商，满足个性化意愿与参与需求，择优选择分工合作伙伴（裴长洪等，2 0 18）。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推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调整、重构的同时，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发展环境，减少其对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依附，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新兴经济体制造业转型面临的“两端挤压”发展困境。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假说3：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新兴经济体打破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封锁困境，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自由度。3邓慧慧等：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第40 卷第5期三、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分析(一)网络构建与样本选择本文采用UIBEGVCIndicators类数据库，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最新的ADB-MRIO2022投入产出数据库2 0 10 2 0 2 1年的数据，提取47 个国家的数据并选取C3至C16共计14个制造业部门，主要依据Wang等（2 0 13）提出的WWZ法以及Wang等（2 0 17 a，2 0 17 b）提出的WWYZ法，分解国家间制造业出口贸易数据，将i国流向j国的总出口值（TEX）分解，提取出在国际贸易中i国被j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部分。具体分解与计算方式如下：TEX=DVAFIN+DVAINT+DVAINTREx+MVA+OVA+DDV+FDC+RDV(1)E,=(VB)T Y+(VL)T。A B Y+(ZV*B)T。A L E!kiDVAFINDVAINTFDC+(VL)TAZ)Bkyk+ABiGyjkGBikG+Akti,jkti,jkti,juti,kDVAINTREX+(VB)T。y +(Vi B)T 。A L y +(VB)T y +(V*Bh)T 。A Li y（2)MVAOVA+(VL)T(ABE,Y*)+(VLEA*B)T。A XiDDV+(VL)T ABY+AZ1GBiyki+ABiykti,jRDV式（1）表示了一国总出口（TEX）的组成部分，其中DVApi表示一国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DVAiNr表示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用于其最终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DVAiNTREx表示被直接进口国生产再出口后被第三国吸收的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这三部分构成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M VA 表示一国出口中隐含的进口国增加值，OVA表示一国出口中隐含的第三国增加值，这两部分构成国外增加值FVA；R D V表示出口后又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一国出口构成中的国内纯重复计算部分DDV主要是由中间出口与最终出口价值及中间出口价值的重复计算产生，国外纯重复计算部分FDC主要是由本国中间出口的外国价值重复计算产生，DDV和FDC这两部分构成纯重复计算部分PDC。本文研究所应用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是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部分，即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对外输出的国内增加值部分。式（2）中上标i、j 和k分别代表三个国家，E，表示i国向国的双边35部门总出口矩阵，G表示样本国家总数，A表示i国中间产品在j国生产中的投入系数矩阵，B表示里昂惕夫逆矩阵，表示i国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对j国产出的需求矩阵，其中L=(I-A）-表示i国的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Y代表i国产品被j国用作最终使用品的部分，X为j国总产出，Vi表示i国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上标“”表示矩阵转置，“。”表示分块矩阵点乘。G.Z.Z,-valueU IBEG VCIn d i c a t o r s 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构建，全称为“UIBEGVCIndicators2016，R e s e a r c h In s t i t u t e f o r G l o b a lValue Chain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网址为http:/ Z,Wei S J,Yu X,Zhu K.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R.NBER WorkingPaper,2017”，在后续学术研究中对该方法的引用通常取此四位作者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WWYZ法。2023年5月统计研究8W,=w,(4)1GvalueWg,W,0.1%(5)W0,W,0.1%其中，Gvalue表示各国对其余国家增加值出口的总和，v,表示国家i出口到国家j的制造业增加值，w为i国出口到j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数值占GGvalue数值的比例，得到元素为w,的增加值贸易联系矩阵，以此构建全球制造业有向加权增加值贸易网络。本文构造的有向加权网络与传统二值网络的区别在于w，的值有具体权重，而不是仅反映两国是否存在贸易联系的0 或1。二值网络在研究贸易关联问题时，只要w，0.1%，则判定两国间存在贸易关联，这种设定忽略了贸易流量的大小，可能会出现贸易分散化的国家网络地位高的情况；如果采用绝对量权重，阈值难以确定且不同网络不可比较。因此，本文采用相对量权重的方法，既可以解决二值网络估计偏差问题，也可以进一步依据制造业行业特征细分为不同网络，以提供可比性视角。为突出增加值贸易网络的主要特征、保留网络主要结构、保证不同网络之间的可比性以及值选取的科学性，本文在Amador和Cabral（2 0 17）的网络阈值设置方法基础上采用区间迭代法加以验证，通过多次模拟分析不同阈值下网络的变化特征来选择合理阈值。如附图1所示，网络密度下降趋势在0.1%左右趋于平缓，证明该阈值可有效剔除权重较小的网络连边，保留了增加值贸易网络的主体结构，因此本文初步设定网络阈值为0.1%，稳健性检验部分将进一步评估不同阈值的影响。(二)网络特征分析方法与指标点度中心度。S,=,w,+Z,w,=w+w，其中，w,是节点i和j之间连边的权重，S,是节点i的点度中心度，可基于方向细分为点出度w与点入度w。点度中心度衡量了一国增加值贸易流量，从贸易影响力方面衡量了一国在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接近中心度。C=2(N-1/Z,d,+Z,d,，其中，N为网络节点数，d,是在考虑连边权重的情况下节点i到节点j的最短距离，本文用迪杰斯特拉（Dijkstra）方法计算加权网络中节点之间的拓扑距离。接近中心度基于节点在贸易网络中的自由度，衡量一国在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接近中心度越高，表示该国在网络中越是中心行动者，受限越小。中介中心度。B=veno(s,i)/o(s,t)，其中，o(s,t)表示节点s和t之间最短路径的权重总量，(s,ti)表示在这些最短路径中以节点i为中介点的路径权重总量，B,反映了一国在贸易网络中作为贸易桥梁的作用大小，从贸易控制能力方面衡量了一国在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模块化发现。本文借鉴Blondel等（2 0 0 8）和Fortunato（2 0 10）研究提出的模块发现算法来探索发现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具有层次性的模块结构，并尝试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有向加权网络。该算法的原理是将每个节点作为一个模块，然后考虑每个模块的邻居节点，判别是否将其合并到同一模块。不同于无向无权、有向无权、无向加权网络，在有向加权网络中，模块发现算法的计算过程可定义为：outWinWjJ8(c,c,)VZ,w-Z,wV因篇幅所限，网络阈值密度变化选代区间以附图1展示。邓慧慧等：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第40 卷第5期其中，V表示有向加权网络中所有节点的点出度或点入度之和；函数8(c,c）表示节点i和j是否在同一个模块中，若同处一个模块，则8(c,c)=1，反之，8(c,c)=0；当一个节点合并到某个模块中时，若该模块Q值增大，则保留此次合并变动，若该模块Q值减小或不变，则取消此次合并变动。（三）制造业增加值贸易静态网络本文为突出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主体结构，基于Gephi软件的FruchtermanReingold算法绘制可视化网络，该算法主要基于再次改进的弹性模型来刻画网络特征，更契合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错综复杂的特点，且能够清晰地进行仿生模拟研究。本文依据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的测度值绘制了2 0 2 1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贸易静态网络。可以发现，各国家节点具备显著的“核心一边缘”结构，美国、中国、德国三国同时处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连边权重小的国家主要分布在网络边缘。国家节点的点度中心度分布呈现由中心向外围平滑递减的趋势，贸易影响力的差异比较显著；节点间接近中心度分布相对均匀，差距较小，国家在网络中的自由度差异不明显；节点间中介中心度分布差异较大，中、美、德三国在网络中心占据较强的“织网者”优势，是整个网络中极其重要的中介节点，而其他节点中介中心度较小，对贸易网络的控制能力较弱，中心、外围国家对贸易网络的控制能力差异显著。（四）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动态网络演化本部分利用2 0 10 2 0 2 1年总计12 年数据，基于Gephi动态范围的子滤波器构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动态网络，并在动态网络中加入模块发现算法，模拟贸易网络演化过程。相较传统的静态网络分析，动态网络与模块发现算法结合应用的优点：一是能够避免模块发现分析仅使用一年数据的缺点，克服静态网络模块划分的随机性，客观有效地深入挖掘模块分化及演变趋势；二是能够进一步将整体网络分解为动态化局域网络，探究具体某个国家的局域网络特征。如图1所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整体上存在自相似性，即网络演化过程中节点和整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是贸易网络演化中必然出现并始终保持的特点，网络会在自相似性基础上变化发展，而非偶然性随机变化。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演变是循序渐进的，整体上“核心一边缘”结构保持不变，节点地位与贸易格局不会随着时间发生急剧变化，而是会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发生变化，网络中心与近中心国家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核心优势。基于网络节点相对连接密度进行动态网络模块划分发现（图1），贸易网络最初由两个大模块组成，随着网络演化的推进，本来由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为主的模块逐渐分裂成两个模块，其中新产生的模块主要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为主，减弱了与原来模块成员的联系。伴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邻近消费市场的地方开展生产，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正在增强，其中美洲地区最为明显。由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动态网络密度演进图可知，2 0 10 一2 0 12 年网络密度上升幅度较小，2012一2 0 19年网络密度呈现下降趋势。结合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动态演化特点与网络指标的测度可知，网络中部分重要边所占权重逐渐增大，核心节点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与之相关的现实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抢占新一轮技术革命领导权，德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密集出台了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一系列国家产业战略，例如德国的“工业4.0”计划、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日本的“再兴战略”、韩国的“新增长动力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因篇幅所限，2 0 2 1年世界制造业增加值贸易静态网络以附图2 展示。因篇幅所限，制造业增加值贸易动态网络密度演进图以附图3展示。2023年5月统计研究10AKBEMEXBEIPOLFRATURDNKCHEITANLDCHEINDFRABGBRRUSITASINROMGBRAUSHUUSADEUJPNBRACHNSWEDEUUSABRAPOIMALCHNKORTURKORANXRUSIDNNLDAUSJPNINDMEXYIDNFINSINADNKMAYORAM模块1模块2模块3图1世界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动态演化与模块发现等，以重塑国家制造业竞争优势。由此引发了全球制造业分工与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红利分配逐渐由多元分散化向中心大国集聚转变，显示出明显的“强者愈强”特点，与数字经济的“马太效应”“网络效应”特征契合。全球贸易在2 0 2 0 年经历新冠疫情冲击后，制造业生产加工流程受阻、国际物流运力下降、产品检疫流程严格，短期内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的密度上升幅度较大，这主要体现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在疫情冲击下呈现多元化分散特征（图2），短期内各国出口目标市场转向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国通过贸易联系在经济关系上变得更加紧密，同时经济冲击与不可抗力因素冲击也更加具有全球性特征。全球性冲击不一定是外生的，因为世界各国由于贸易网络和金融网络的不断演化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内生冲击累积叠加可能会造成全球性冲击。一般来说，网络对于随机性冲击会有较强的稳健性，当网络遭受局部性冲击时，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网络能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比如一国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债务危机等，本质上属于局部性冲击而非全球性整体冲击，其仅针对网络中的部分节点与连边，不会对整体网络造成较大影响。国际贸易有助于分散一国受到的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如图2 所示，2 0 2 0 年新冠疫情对贸易网络造成了较强的外部冲击，世界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内节点的关联与模块划分有较大变动，但随着世界各国逐步适应疫情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2 0 2 1年贸易网络的主要特征逐渐回到疫情冲击前的状态，体现了贸易网络应对随机冲击的鲁棒性。网络中相对较粗的边线构成了网络最重要的主体，对网络整体有着很强的连通性，当这部分主体受到故意性冲击时，网络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退化甚至崩溃。本文将动态网络进一步分解为以我国为主体的局域网络（图3），可以发现尽管我国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国内市场，对国际贸易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但我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仍然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世界各国对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仍然很高。此外，我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过高，潜在脆弱性过大，若中美连边遭受冲击，对我国为主的局域网络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冲击，短时间内难以建立起新的主要贸易联系，经济安全风险大；而美国为主的局域网络开始向加拿大、墨西哥分散贸易风险，出口市场多元化，能够减小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其应对特定性冲击的能力有所邓慧慧等：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11第40 卷第5期PLBESWIBEPO!FRANURIDNNLDFRAJPNITANLDCHEPOISINRUSITAGBRAUSJSACHNINDDEUJPNUSANORMAIBRADEUKORCHNGBRTURMEXKORIDNRUBRAANINDMEXAKSINRAMALNPAM2019年2021年BRASINKOR.MEXTAFRAPRTANDEUNLD.POLIDNJPNEGBRCHNRUSROAMALSRIAUS模块1模块2模块32020年图2疫情冲击下世界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动态演化与模块发现USACHNCHNSA模块1模块2模块3图3中国局域贸易网络演化（2 0 10 2 0 2 1年）信2023年5月统计研究12增强，从而有效降低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损失。若贸易争端、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紧张仅具有短期冲击的特征，那么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可能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会对贸易网络中权重较大的边产生特定性冲击。因此，尽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的加速深化，也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四、模型设定与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强劲的力量。从前文可视化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制造业承受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在全球价值链中存在“低端锁定”和“高端挤出”风险。如何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入制造业发展全过程，提升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是当前函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一）模型设定本部分主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影响作用及机制，告鉴刘斌等（2 0 16）设定如下计量模型：NNS,=c+NDDI,+X,+Y,+9,+Er(6)其中，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NNS为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指标，NDDI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X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国家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二)变量选取说明1.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指标。本文使用所构建的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多个指标来表示一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分别体现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实际影响力、控制力与自由度。借鉴杜运苏和彭冬冬（2 0 18）的方法，本文先对三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引入回归方程。2.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本文参考欧盟、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商务部等国际机构以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赛迪顾问、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国内机构发布的11份权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并选取与数字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指标，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本文指标设计主要遵循以下三点基本原则。一是结构的对称性。测度体系的设计中，在理论上保证各个指标的对称和均衡。二是体系的稳健性。参考吴翌琳（2 0 19）所提出的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框架构建的对称性和稳健性原则，本文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体系包括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由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发展、数字驱动创新、数字发展潜力等6 大要素组成；第二层级在6 大要素基础上又细分了14个二级维度；第三层级在每个二级维度下设置多重子要素。三是测度的可操作性原则。遵循指标可获取、可量化、可对比、可延续性获得原则，本文整理筛选了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低端锁定”是指一国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状态，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产业关联效应和协同效应弱，因此难以提高产品附加值；“高端挤出”是指随着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其优势产业领域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重叠度进一步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由产业上下游分工的协作关系逐步转变为同一产业链环节的竞争关系，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企业日益加剧的竞争与发达国家政府的阻碍。13邓慧慧等：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第40 卷第5期的基础数据指标如表1所示，选取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国际权威数据库，包括世界经济论坛（WEF）、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国际电信联盟（ITU）数据库、联合国电子政务报告United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U NES）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表1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算体系一级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