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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小节
周作人变节的思想根源
人的变化是复杂的，而五四前后的周作人大约可称为“真的猛士”。
对周作人的兴趣一是他与乃兄的关系，二是他那独特的平淡冲和的小品文，而更为主要的原由是，一个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儒者，最后却成了民族的罪人。而这不是简单的“糊涂”二字能解释清其中的缘故的。
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北大文科教授。随后撰成【欧洲文学史】这是国人写的最早的一部欧洲文学史。上课之余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也积极响应起来，【新青年】也不间断的出现他的西洋文学译作。其中猛烈抨击封建伦常、家庭伦理的【贞操论】引起了国人心中极大的反响。他俨然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了。
五四运动时，他和妻儿正在东京。得悉北京的消息后，立刻回到北京。此后，无论营救被捕学生，女师大风潮中的与教育部长章士钊据理力争，还是三一八惨案中的慷慨激昂的呐喊，他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这期间，他还在寻求“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改造”的方法。再度回到日本时，受到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运动”的启发，回国创立“新村”，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然而，时间就有能力改变一切，挖掘一切，摧毁一切。
而对于传统名节的否定乃至颠覆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在“打倒孔家店的挞伐声中颠覆传统成了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彰显个性、改造社会的共同思想特征。而周作人是极自傲的人，历史的虚无、社会的怀疑又是他产生对世人传统的抗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雅淡适的人物和辉煌的艺术是他的理想。明末的混乱和士人蔑视礼教、不事一主的自主意识更使他找到了现实与自己的镜像。周作人便以一句“道义之须事功化”完成了对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坚守的气节的跨越。
其次，对中日战争的悲观认识也是重要原因。周作人在日本学习长达六年，再此期间，他对日本的衣食住及其他方面的文化产生了强大的认同感。和服，木屐，榻榻米，生鱼片，艺伎，以及“雨夜啼月的杜鹃，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山路的雪，这样的一切东西，与我都是可亲、可怀”。他已经把日本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相反的，他对中国政局和中国人则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主义、思潮、党派纷争，兄弟失和的痛苦，他愈发感到中国集体之不可靠、他人之不可信。他已经失去了改造社会的热情了。
再次，偏狭自我的实利原则，是周“下水”的重要原因。他极重视自我“经营”。在他看来，在虚无的历史和无奈的现实面前，个人趣味的吟咏和把玩是最大的胜业。“只要是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是尽了他的天职了。
这种个人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使周作人在判别事物的正误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北大师生南迁之后，他们全家滞留北京，在居之不易，走亦困难的情况下，“从日弃国”当然是他的上上之选了。
谁舍得改变，而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作为同胞兄弟，选择路径之迥异，令人慨叹。愿历史在照射出趣味的同时，给我们些许坚守的理由。（完）

王培训（城市与环境学院）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