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媒介化配置：赛博格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pdf

年月第 卷 第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死亡的媒介化配置：赛博格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刘涛，汤志豪摘要：“死亡”在现代生命政治理论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构成了生命权力施展的核心驱动力。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介促成“赛博格”走向现实，让死亡遭到媒介化重构，使人类面临“潜能拓展”和“性质转换”的问题，并由此重塑了一套“配置死亡”的权力机制。“配置死亡”致力于从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双重维度实现对人类生命的全面把控：一方面，生命权力通过“制造死亡”来清理“无用”的生命存在形式，保障数字社会系统的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另一方面，生命权力又利用“设定死亡”来触发人类的“生”之热情，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探索具有价值创造意义的规范性路径。关键词：生命政治；死亡；媒介化；赛博格；数字资本主义作者简介：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汤志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 ）进入 世纪以来，日渐普及和不断升级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使得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种高度数字化的全新面貌。我们正在见证“媒介形态融合、社会形态融合以及人与技术融合”的社会发展趋势，面临着一个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叠加混合、人类与技术环境紧密交织的信息场域和媒介生态，并不可阻挡地迈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的加速发展重构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希望与焦虑的论点争锋，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理论反思与智识生产。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整体语境下，生命与技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围绕生命、技术、资本、权力等问题的一系列思索开拓了当下媒介研究与生命政治话语的新视域。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新兴的社会化、数字化媒介正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隐喻和“中央虚拟机构”（），它们创造了一种“整体性空间的幻觉”，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贯彻到人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有效地缝合了社会现实。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已经从“原初产业资本所表征的实在性增值”置换成“数字资本所彰显的虚拟性增值”，而保障资本主义稳定运行的社会治理术也相应升级为“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术”，并开始对现代社会进行无所不在地管控。不难发现，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总体语境，人类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存在，被全方位地包裹进智能融合的数字生态中。在数字媒介技术的加持下，人们的生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过程和权力保障系统之中，遭到了更全面的把控及更细致多维的干预。在此背景下，“赛博格”成了一个关键概念，其引发的“人技交融”和“价值重构”问题，有助于打开生命政治融入数字社会的想象之维。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数字化生存”不可或缺的构成向度，“死亡”正成为一条重要线索，并在以生产性为准绳的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中，串联起生命、媒介、权力等诸多要素，帮助我们从“由死而生”的管道中窥见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图景。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社会支持协同体系研究”（）一、无用之身：现代生命政治中的生与死简单来讲，生命政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权力直接作用于人类生物性生命的政治形式。在现代生命政治的理论视域，“死亡”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生命政治的出现代表着这样一个现实，即人类的生物性生命首次进入知识控制和权力干涉领域，并一跃成为影响政治运行的基础性对象，从而使“大量增加的政治技术开始包围身体、健康、饮食和居住方式等整个存在空间”。当人类生命被纳入现代政治的考量范畴，权力机制便不得不顺应其自然属性和生长规律。从生物学视角来看，死亡构成了生命存在的一个极点，它能够让“生”的要素与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彰显，使“活着”本身成为“可想象之物”。可以说，恰恰是在死亡的“促逼”之下，生命才得以迸发出异乎寻常的动态力量。从政治研究的视角来看，死亡既充当着一种政策施行的工具，又代表着一种权力运作的意象，它揭示了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命管控图景。实际上，正是在“从死至生”的权力变更脉络中，生命政治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一）“从死至生”：现代政治的权力衍变轨迹在 年的“必须保卫社会”课程，以及同年出版的 性经验史 第一卷 认知的意志 中，福柯（）通过对生命政治的描绘，巧妙地揭示出现代政治的权力衍变轨迹。在他看来，生命政治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权力机制迎来了“生”与“死”的价值反转 生命政治所倚赖的权力机制不再致力于“使人死”（），而是转向了“使人活”（）。在福柯看来，前现代的君主社会形成了一套以“置人于死地”为特征的权力机制 主权权力（）。主权权力是一种散发着血腥与暴力气息的“获取性权力”，它旨在“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并“在为了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权力机制中，君主手握社会的生杀大权，具备了根据自身意志来判处死刑和施加恩泽的能力。倘若有人胆敢触犯法律条令，那么君主便会借“有罪必罚”之名对其生命行使最为直接的屠杀权力。被判处极刑的囚犯往往会被押送到人员密集的公开场所，在众目睽睽之下经受剜心截舌、抽筋剥皮、四马分尸等暴力行刑流程。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人死”的酷刑用“精心计算的间隙和连续的伤残”加剧了死亡的痛苦、放大了死亡的惨烈程度，从而提升了君主的震慑力，促使民众更加屈从于君主的威严。生命政治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社会的权力意象由“血”的时代过渡到了“性”的阶段。不同于“血”携带的致死性，“性”代表着一种促生的意象。事实上，“性”正好处在个人身体与社会人口的交叉点上，它不仅与出生、繁衍、增殖等概念息息相关，也与矫正、激发、调节等观念有着内在一致性。因此，与主权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所追求的不再是自上而下地压制和消灭生命，而是通过分散的社会治理技术来扶植、改善、投资和优化生命。具体来讲，生命政治的权力技术一方面瞄准个体，旨在通过一系列围绕“生”的知识话语以及监视、教育、激励等训诫手段，培养出驯顺的身体，增强他们的有用性力量；另一方面也针对社会人口，旨在对出生率、患病率、死亡率进行统计化处理，并调节影响人口福祉的各项因素，最终实现对社会人口的总体把控，提升人口的总体质量。在生命政治成为主流权力机制的时代，死亡开始淡出公众的视野，变得私密而隐蔽。人们更倾向于谈论死亡率，而非死亡本身。现代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价值共识”，即：人类的生物性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因此社会治理需要考虑的是“为生命负责，让权力直达肉体，而不是以死亡相威胁”。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生命政治高举扶植生命的旗帜，但暴力、杀戮、战争似乎并未由此走向衰亡，反而在“保卫社会”的名义下迎来了新生，变得更加激进、血腥与残暴。实际上，以纳粹大屠杀为代表的惨痛历史反映出，生命政治并未对死亡进行彻底驱逐，反而将其巧妙地融进了自身的权力框架之中。（二）“由死而生”：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的悖论性转换对于生命政治的治理愿景而言，死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人死”的权力技术遭到消解，更在于其切中了“值得活”这一重要议题。如果说“从生至死”一词揭示了从“使人死”到“使人活”的权力变更脉络，那么“由死而生”一词则凸显了生存与死亡、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之间存在的悖论性转化机制。一般认为，经过“由死而生”的逻辑传导，死亡成了现代生命政治的运作根基，构成了生命权力施展死亡的媒介化配置：赛博格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的核心驱动力。正如凯瑟琳米尔斯（）所言：“正是通过唤起死亡的风险及其在生命中的内在性，生命权力才得以发挥作用。因为正是那永恒在场的死亡威胁证成（）了权力对于人口和个人施加的监管和干预。”福柯从纳粹的大屠杀历史中发现，随着有关人口安全健康的知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激增，死亡逐渐“内化为了生命的一部分”，它“诉说着人的有限性”，也“激起了人们战胜它的欲望”。在纳粹执政时期，德国土地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氛围，人们开始在优生学理论的支持下重新衡量不同种族的生物学意义。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生物性连续体（）内部出现了等级、价值的分裂 一些种族被认为是优秀的、纯洁的，而另一些则被视作低劣的、带病的 。在福柯看来，生命的区分之势最终导致权力在“自我的生存”与“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起一种“你死我活”的激进联系：“低等生命越趋向消失，不正常的个人越被清除，相对于人类退化者越少，我（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类）就生活得越好，我将更强壮，我将精力充沛，我将能够繁衍。”沿此思路，生命政治将“保卫社会”的战争引入生命体内部，推出了一套有关生命价值和有用性的计算方式，它以生物社会学的话语构建出社会群体的基础，并划分出“值得活”的优质生命、常规生命与“不配活”的低等生命。最终，为了提升社会的总体生命质量，降低优质生命与常规生命所面临的威胁与风险，作为“无用之身”的低等生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清除”。在福柯的眼中，死亡与杀戮并非生命权力运作的惯常状态，而是一种极端情况，是对扶植生命的积极权力形式的有效补充。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受纳粹暴行影响的阿甘本（）则有着不太一样的看法，他致力于从法权结构层面揭示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的同源性。在阿甘本看来，纳粹主义政体的血腥统治恰恰是“救人于水火”的生命权力与“置人于死地”的主权权力之间实现普遍关联与高度兼容的具体表现。这就意味着，生命政治将必然导向死亡政治，或者说，生命政治的实质就是死亡政治。阿甘本发现，古希腊人在表述“生命”（）概念时通常会提到“”和“”两种用法。其中，表达了一切生命体享有自身生命的简单事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存活”的状态，亦即物理性存在；则意指个体或群体的适当生存方式，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的形态，亦即道德和政治性存在。在他看来，生命政治的运作核心，便是借助 与 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使生命本身在遭到权力捕获、征用与控制的基础上，生产出失去法律保护和共同体认证的“赤裸生命”（）。为了更直观地展现人类生命所遭遇的生命政治处境，阿甘本将目光投向古罗马法中的“神圣人”（）形象。“神圣人是由于犯罪而被人们审判的人。祭祀这个人是不被允许的，杀死他的人不会因杀人而遭到谴责。”通常情况下，神圣人“既被排除在俗世之领域外，又被排除在宗教之领域外”，最终沦为一个“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阿甘本竭力表明，神圣人的存在状态和产生过程恰好揭示了西方生命政治的“原初结构”一种建立在“法律空间”和“法律例外空间”之上的权力运作体系。该体系内蕴着一股“区隔性”和“致死性”力量，其区隔性体现为，权力总是依照特定的标准对共同体内部的生命形式进行划分，决断出一个例外状态，并将一部分人推入“法律例外空间”，排斥在共同体之外；其致死性意味着，在例外状态中，常规法律失去效力，身处例外空间的这部分人将遭到法律和共同体的双重排除，退化为纯粹的肉体性存在，成为可以被随意处死的“赤裸生命”。阿甘本断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例外状态引入了“常态化”的轨道，致使携带着不同属性的现代人时刻面临沦落为赤裸生命的“死亡风险”。更进一步讲，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使人活”与“使人死”的权力基座之间开创了一种“使人幸存”（）的全新形式。“使人幸存”意味着，生命政治致力将所有生命放置到一个巨大的“资格拷问”系统之中，使社会内部永远存在一部分“有资格之人”（）与另一部分“无资格之人”（）。通过对 和 的持续开掘，生命权力能够构筑起一道道“资格之墙”，从而对无资格之人进行驱逐、排斥甚至抹杀。这样一来，死亡（生命遭到废弃）便成了悬置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有生命均处在一个浮动的“界槛”（）之上，面临不断加剧的“去资格化”风险。综上所述，死亡问题支撑起了生命政治的整体构架，现代社会通过动态的死生关系将活生生的人类纳入生命权力运转的链条之中。相较而言，福柯更加关注环境层面的生命优化，生命政治在他那里体现为一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种“欲求政治”，其权力实践主要围绕“扶植生命”展开：它以“满足和实现物性欲求、维护和改善生命质量”的名义，把握和扶植常规生命。在福柯眼中，死亡既引出了现代社会的权力变更脉络，又代表着一种消灭风险、优化生存环境的极端手段。阿甘本则更加关注结构层面的生命决断，生命政治在他的笔下体现为一种“区隔政治”，其权力实践主要围绕“弃置生命”展开：它以紧急状态的名义，在共同体内部区分出“值得活”的优质生命和作为“无用之身”的赤裸生命。对阿甘本来讲，死亡意味着社会价值系统和区隔结构更替所带来的去资格化力量，它是现代人难以规避的生存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在福柯和阿甘本影响下的生命政治理论对生命的理解建立在较为牢固的生物主义和自然主义认识论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死亡问题带入了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因为死亡可以作为生命逃脱权力捕获的关键，它能够让生命权力失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死亡似乎成了生命有用性增值过程难以攻克的堡垒。不过，步入日趋智能化的数字资本主义世界，以“赛博格”为意象的科学成果和文化现实不断改写和重构着生命话语，拓展了生命的意义。随着新兴数字媒介技术在实践领域的广泛应用，生命本身具备了被进一步细化和重组的可能性。相应地，死亡也不再被视为一个牢不可破的自然事实 这使得生命政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施展拳脚的空间。二、发掘生命：赛博格的发展与死亡的媒介化重构在 认知的意志 中，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这一论断表明，生命政治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建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权力要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必须懂得利用身体，开掘生命的生物性和肉体性。从整体上看，生命权力的施行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增殖逻辑相互紧扣、并行不悖，并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发掘生命”这一重要的生命政治议题。随着数字媒介的重要性在科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日渐凸显，传统视域下较为笼统的躯体开始被更具灵活性的生命状态所取代，死亡也逐渐成为一种可以被攻克、被改写的事物。在此过程中，“赛博格”成了一个理解和想象人类生命的关键词。一般认为，赛博格（）一词起源于 世纪 年代。年，美国航天医学空军学校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和内森克莱恩（）最早提出这一概念。他们从 （控制论的）和 （有机体）两个词中各取前三个字母构造了一个新词“”，将其理解为一种由生物体与机械设备交织融合而形成的、“作为无自觉的整合性自体平衡系统而实现功能的外源性扩展与组织化复合体”它能够以生物强化的形式解决人类在未来星际旅行中面临的呼吸、新陈代谢、失重以及辐射效应等问题。年，唐娜哈拉维（）发表了名为 赛博格宣言 的文章，独具创见地将赛博格概念引入人文社科领域。在她看来，赛博格是“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虚构的造物”。赛博格的成型，表明人类与动物、生命有机体与机器、身体与非身体之间的界限趋向模糊，它打破了人类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有关“自我他者、心智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的二元论思维模式 。总体看来，赛博格既作为一种生物技术的复合现实，也代表着一种逾越了人机边界的主体性隐喻，多用于指代人与技术机器的密切交流与联合、人与技术共生互嵌的关系。从生命政治的视角来看，赛博格的产生与发展无疑为人们打开了一幅后人类生存图景。在该图景中，人类生命与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介技术实现了深度交织，并由此面临“潜能拓展”和“性质转换”的重构性问题：前者以 （存活）为立足点，意味着在技术话语的加持下，人类的身体和生命不断向生物强化的路径进发；后者以 （生活）为着力点，预示着人类生命存在的“底层语言”遭到数字媒介逻辑的转译和改写。（一）“潜能拓展”：碳基生命的强化改造“潜能拓展”所引出的问题是，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增强自身的生命潜力，但其生命价值却遭到资本主义的持续发掘。从传统的生命政治视角来看，（存活）和死亡的媒介化配置：赛博格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 （死亡）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其中一个概念的在场必然伴随着另一个概念的离场，因为生命的自然性存在无法对抗生物性死亡。因此，（死亡）始终是一个游离于资本主义价值链条之外的对象。然而，在“技术加身”的后人类视野中，人类社会已经不存在无法改变的自然 即使死亡也不例外 。换句话讲，（存活）这一状态受到新知识的细分、组织和重新发现，而 （死亡）不仅通过技术化的方式融入了 （存活）之内，同时还被吸纳进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和社会治理过程之中。自现代生命政治诞生之日起，资本主义社会便致力于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对生命进行“工具化”处理，使之在持续不断的技术改造中发挥“原材料的供应者功能”，从而生产出更高的“生命价值”（）。生命价值的实质，就是一种以人类生命为基础，且能够被技术强化的可计算价值形式，它往往伴随着一整套有序的经济体系。随着与生命相关的各项技术条件的创新，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超越了将人类视作“封闭、理性主体”的狭隘视域，转而将目光瞄准人类的睡眠状态、神经结构、分子构成等“隐性生命因子”，努力通过技术设备发掘生命的“非理性、情感性、生物性”价值。其结果是，经由生物增强技术重新书写的生命开始具备更广阔的价值可能性，让睡眠、神游甚至死亡等看似非生产性的状态也成为可以被分解、剖析和出售的对象 而这也为生命政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如今，以大数据、云存储、云计算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的“记忆感知”与“生命时间”，推动着人类社会走进“数字强化”的技术场景，并促使人们深信死亡很快就会被征服。新锐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声称，从当今的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生物科学正在积极拥抱数据主义，这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前景可能呈现为一种“上载新生”（）的形态，即人们可以通过上传自身数据来生成以数字形式存在的生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甚至预言，人类社会将在 年抵达一个技术的“奇点”（），到时，人类将完全突破旧有的生物局限性，让自己的肉体、精神与智能媒介技术达成深度交融，最终实现永生。从既有的人体增强趋势和资本演进逻辑来看，数字媒介技术对死亡的征服作用重点围绕“记忆”展开，主要体现为“数字记忆”对“生物记忆”的无限扩充。“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导致人类无法仅依靠自身的生理构造实现对记忆的长期存储 人类的记忆不仅会褪色，更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走向消亡。因此，人类自古以来便致力于通过各式各样的非生物性“技术代具”将自身的记忆甚至生命“外置化”。如今，数字资本的介入和数字媒介技术的蓬勃发展正将人类引入一个“全面回忆”（）的云存储时代，使得人类记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永恒性”特征，能够记录下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而“全面回忆”的成型，也标志着人类开始在技术的加持下触碰到令人心驰神往的“数字永生”（）状态。在数字媒介技术的包裹下，人类的生命活动不断制造多种多样的“电子痕迹”，这些痕迹代表着一种被数字强化的“单位性生命要素”，它们具备了被分解、存储、传输和交易的可能性，能够被引入工业化与市场化系统，在多种多样的“数字工厂”中完成生命力的延展和转换。随着“记忆上载”和“记忆植入”成为一幅可见的技术图景，人类原有的单向线性时空观也悄然发生变化。在该图景中，庞大的个人数据不仅承载着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推演”未来，帮助“逝者以媒介存在的方式重回人间”。也就是说，生物性肉体的陨灭不再必然伴随心智与灵魂的消散。人们可以借助逝者生前留下的多维数据信息为其重建一系列“生命数据包”，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将该数据包植入全新的人类或机器躯壳之中，让逝者得以“复活”。综上所述，数字媒介技术的资本化运作在 （存活）与 （死亡）之间打开了一个可协商的空间，帮助生命突破了生死对立的二元结构。至此，与技术为伴的人类迸发出深厚的生命价值和强劲的生命力量，死亡不再是凌驾于生命之上的绝对律令，而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供能体系”加以延缓和征服的流动对象。（二）“性质转换”：硅基生命的系统性新生“性质转换”所揭示的问题是，在智能媒介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正在见证“硅基生命”（）的诞生，人类的生存语境和“立命之本”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命的价值连同与生命价值有关的评价体系都将遭到数字系统的重新表述。从赛博格的理论意象可以推断出，人类与智能技术的相遇，不仅是身体与技术物的触碰，更是人类生命与技术系统的互渗互嵌。在与硅基系统持续不断的适配过程中，生命的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含硅量”不断上升，（生活）所携带的社会性与结构性意义在智能技术的中介作用下，生成了数字性、程序化的后人类标准。与此同时，死亡也具备了更丰富多样的数字形式。长久以来，维系人类社会运行的政治、道德、法律系统均以人的主体性为准绳而得到延伸和发展，更准确地讲，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性要素。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尽管赛博格的出现已经引发了诸多有关“后人类”的讨论热潮，但相关的技术实践大都仅在科学层面拓展了“谁配称为人类”的观点，而未能真正触及人类的“政治本质”，并不会对人类原有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利等产生影响。然而，福山的技术愿景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色彩，他既简化了人类社会活动的发生原理，也低估了新兴技术对人类主体性和社会政治系统的重构作用。事实上，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的主体性已经与数字化的识别、存储技术以及社会交往、文化实践系统产生强烈共鸣，并逐步丧失了其原有的“一致性”，变得游移不定。当数字媒介技术对人类身体及其周遭事物的改造进入智能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生命便足以发生一种结构性的“维度变化”，致使“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成为最根本的生命存在形态。不同于传统认识论视域下的“碳基生命”，“硅基生命”的成型意味着自然主义的生命认识论遭遇理论困境，生命认识论已经无法描绘多维的生命形态以及生命所处的周遭世界。同时，以“硅”元素为基础的生命认识论也凸显出，数字技术为生命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性“语境”。在日趋智能化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躯体和思想都沉浸于由数字媒介支撑起的社会生态，而他们的主体性则必须在技术的加持下才能得到显现。正如伯纳德哈库特（）所言：“数据为人类构造了一种崭新的虚拟身份，一种虚拟自我，这种虚拟自我比自然生命更贴近现实、更权威、更显著、更稳固，也更为可靠。”在人与技术的持续交融中，生命变成一种数字化存有，面临一个全新的“数据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以半导体为基础的芯片和数据交换构成了生命展开的方式，人类的生命必须经由以“一般数据”（）为根基的数字化平台转译才能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随着社会智能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由数字技术铺设而成的“硅基世界”不仅取得了对死亡的定义权，更是凭借自身完备的数字生态系统为死亡增添了一股修辞性的力量。如今，数字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已经将人类主体糅合进一种有关“账户、节点、居所”的隐喻和管理系统之中，促使 （生活）意义上的人类生命不得不栖居在智能算法系统中，践行着样式繁多的“数字生存法则”。如果说数字痕迹对“碳基生命”的强化作用致使死亡成为一股有待发掘的生物性力量，那么智能媒介装置为“硅基生命”构筑的“数据环世界”则让死亡变成可以被切分和捏塑的对象。随着“生物性死亡”的标准意象逐渐淡去，“数字性死亡”开始萌生出诸多新的可能性 人类主体能够被分散在多个“数字节点”或“游戏账户”中，不同的节点与账户分别对应不同的“数字共在系统”，而每个系统又有着特定的意义和规则。在这当中，死亡成了一种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的事物，成了不同形式的“基础设定”，它代表着主体被“数字共在系统”除名的风险。这就表明，作为赛博格存在的人类无时无刻不经受着“死亡设定”的威胁与干预，他们必须通过对死亡的重新认识来把握世界的运行规则，努力地开掘和彰显自己的数字价值。三、配置死亡：“媒介化幸存”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权力机制在日趋智能化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高速运转的数字处理系统与高度集成的媒介技术产业实现了对人类生命的全方位覆盖。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媒介能够以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式完成自我组织和自我革新，从而为社会编织一套不断扣接的“技术之网”，给近乎所有的生命控制体系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媒介化烙印，并不折不扣地将人们引入“媒介化生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与媒介化生存如影相随的是一幅“媒介化幸存”的景象 数字媒介不仅加速人类生命本质和存在方式的更变，使得自然生命与数字生命紧密交织，更是作为一个底层座架调配着 （死亡）与 （存活）、（生活）之间的张力，使得生命政治的资格拷问机制与技术的升级演变之间呈现出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进而言之，“媒介化幸存”预示着，数字媒介系统正成长为一股“决断生死”的根本性力量，它能够重新锚定“值得活”与“不配活”的生命形态。死亡的媒介化配置：赛博格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实际上，数字资本主义的一大治理秘诀便是借由数字技术不断制造“媒介化幸存”状态，同时通过“配置死亡”的方式生产出一系列媒介化的“死亡意象”，进而推动权力系统的高效运行，最终实现对人类生命的全面把控。总体看来，“配置死亡”从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双重维度构成了生命权力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核心动力机制：一方面，生命权力通过“制造死亡”的方式来清理“无用”的生命存在形式，保障数字社会系统的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另一方面，生命权力又利用“设定死亡”的方式来触发人类的“生”之热情，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探索具有价值创造意义的规范性路径。这就意味着，技术加身的人类虽然表面上彰显出更“高阶”的生存能力，但实际上却遭到了死亡力量的全方位捕获，因而不得不在一个动态多变的资格考量系统中不断言说自身的价值。（一）否定性的死亡动力机制否定性的死亡动力机制主要围绕“准入资格”这一意义内核展开，主要通过去资格化行动建构起“值得活”的技术共同体，并以最具效能的方式排斥、弃置和抹除掉那些无法拥有系统资格的数字生命。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肉体死亡通常不再能够决定数字死亡，“数字之死”成功地从“肉体之死”的逻辑中抽离出来，并逐渐成为生命政治运作的新土壤。归根结底，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的结构性需求依据数字条件量身定做的运作方式，其目标是通过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使用、维护和更新，促成社会的价值增殖，保障资本的持续累积。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则呈现为一个“计算社会”，它既致力于通过智能数字系统实现信息处理和数据运算，又专注于依据数字市场生态来预估和测算不同要素的效用与价值。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紧密地交融在一起，共同构造了一套计算标准，并持续不断地将一切社会存在卷入势不可挡的数字洪流之中。在此背景下，作为赛博格的人类受到资本主义和数字系统的双重编码，成了全新的生命价值源泉，需要不断展现与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相匹配的价值能力。然而，技术的革新可能迫使旧有的数字资本生态成为例外状态，让人们的效用值变得不再稳定，将神圣人的幽灵重新带回每个人的脑海，并由此开启一幅全新的“死亡图景”。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曾预言：“在技术文明的运作范围内，任何不明确的或不可计量的生命形式最终都会被消灭。”如今，智能媒介技术的急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不仅拓宽了数字网络的覆盖范围，更是从根本上推动了“数字共同体”逐渐成形。而数字共同体的维系与发展，又必须建立在一套价值共通系统的基础之上。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媒介技术的日趋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正见证一个庞大数据关联体系的诞生。该体系不仅具有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还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客观性力量，致使“数字化的形式第一次以最为赤裸的方式成为架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器”，人类不仅仅被还原为物，还进一步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的数值关系”。由此，那些通过嵌入数字系统而生成的赛博生命形式具备了超越生物性生命的“价值潜力”，成了生命政治结构中更加“值得活”的对象。这预示着，人类生命已经无法仅凭其生物特性来维持“自证”如果一个人无法得到数字媒介的加持，那他便失去了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资格”和“生存能力”。例如，美剧 西部世界 第三季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弥漫着数字性死亡的极端场景：未来世界的人类打造了一个巨型的人工智能系统 雷荷波（），该系统具有无限运算的能力，它借由各式传感器和植入设备对人类生命施以不间断的监视、分析和预测，并由此形成了一套井然有序的社会管理模式。然而，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社会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部分难以为系统所用的“离群者”（），他们总是主动或被动地与技术“脱轨”，威胁和阻碍了数字共同体的稳定运行。在此情形下，雷荷波系统便通过不断升级，将离群者驱逐出共同体，并借助具有智能追踪能力的武器，对其进行彻底弃置与抹杀。由此可以推论，构架一切的智能媒介技术正在帮助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一副副“濒死之躯”，进而将被数字系统除名的“死亡风险”镌刻进每个人的脑海之中。实际上，在“数字赋能”的时代愿景中隐藏着一种“技术去能”的悖论：“技术越是革新，就越容易生产出新的价值标准，引发身体与技术之间的断裂，加深社会的区隔体系，从而导致那些没有意愿或者能力紧跟技术节奏的人成为一个被结构化的 他者，在数字媒介所铺设的智能环境中寸步难行。”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倘若不能被数字化，就成为“数字域”之外的“余数”，而未经数字认证的“肉身人”，便沦为遭到数字系统废弃和抹除的“余数生命”（）。不仅如此，依托于数字媒介技术提供的精准服务，生命政治能够将“使人幸存”的基准转变为一种“私 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期人订制”，使区隔体系呈现出无边无际的弥散状态，让数字性死亡的风险如影随形。对于传统生命政治而言，例外状态的开启往往与群体性的生命结构相关，去资格化的生命权力并不会时刻凌驾于个体之上，而总是以相对笼统的方式，为个体的“出逃”留下余地。在智能算法技术的加持下，例外状态与作为赛博格存在的个体实现了更加直接和紧密的连接。个体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数字共同体中激起不同的“技术回响”，进而荡起形态各异的“死亡涟漪”。如此一来，生命权力不仅迅速俘获了近乎所有的个体，更是为人们制造了一个无限切近的伴随性“幸存”状态，从而使那些有碍于技术系统发展的生命形式被及时精准地“清理出局”。综上可见，否定性的死亡动力机制反映了权力通过驱逐、排斥等强制方式，将所有个体引入充满“死亡风险”的数字生态世界，并不断制造和清除着无法被数字系统认证的“余数生命”。不过，生命政治的“死亡运作”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以一种看似更“温和”的肯定性语调融入人们的常规生命行动之中。（二）肯定性的死亡动力机制肯定性的死亡动力机制主要围绕“个人责任”这一意义内核展开，它以死亡作为参照物，彰显出“生”的有用性基准，最终形成一种“价值定调”，并通过设定不同的数字死亡形式，策动每个个体积极地投入自我生产，保卫自我的健康。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冲击下，死亡经历了一个“降格”的过程，而健康则顺利攀升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如今，健康已经成为全球公民共同追求的“超级价值”（），人们已经习惯于“通 过 预 防 医 学、瑜 伽、冥 思、摄 生 法、节 制 饮 食 等，来 改 变 生 活 方 式，以 达 到 增 进 健 康的目的”。健康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标志着生物科技与数字媒介对于生命的改造在将死亡带离人类生活经验的同时，也重塑了死亡的原有意涵。当生命被不断革新的医学知识和技术环境所包裹时，死亡也就不再被视作崇高的形而上学对象，而仅仅被理解为医学实践的失败性后果。正如哲学家亨利雷德纳（）所言：“技术的进步已经将死亡转变为一种可控的生理过程，个体的经历在其中变得无关紧要，保人性命或是任人死去都得听从医生和律师的指示。”在技术的重塑作用下，死亡的文化及社会语义逐渐褪色，呈现出一种新的“无意义性”，从而使人们难以再把握“通往死亡之旅的终点”，并由此陷入浑浑噩噩的无序状态。为了规避“无意义”的精神深渊，人们需要重建一套责任体系，将自己重新引入具有方向性的忙碌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健康开始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实现深度交融，让死亡成为一种“决策性后果”，并要求人们必须肩负起以“自我优化”（）为导向的“健康责任”。对于生命政治的运作系统而言，“健康责任”的强大力量在于，它不断将“惰性”的死亡转化为“活性”的自我剥削，从而让人类生命长久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迫使人们在看似自由的条件下为“自证健康”而疲于奔命。换句话讲，以“健康责任”为核心的生命权力不是赤裸裸地展示死亡，而是将“半生不死”的风险状态内化于每个人的精神结构之中，同时利用健康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抵达性”，引导个体走入“一个自我迷恋的重复之中”，推动人们进行无休止的自我生产，使其患上抑郁症、过劳症等由过量“肯定性”导致的神经性梗阻病，并最终产生一种“根本性倦怠”（）。步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兴媒介技术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有机融合使得灵活多变的“死亡设定”成为可能，并进一步引发了健康的“意义增生”这恰恰构成了生命权力的施行动力。从整体上看，数字媒介技术的“入场”使得生命权力能够更加细致地把控人类的“生命之流”。新的权力技术既不是简单地将个体安放在固定封闭的场域内加以保护和治疗，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也不是依照粗略的群体性健康数据放任个体“无伤大雅”的行为举动，而是通过数字技术搭建起各式各样的“死亡场景”，重新标定人们要实现数字化生存所需的“健康数值”，从而策动和引导他们开展负责任的生命行动。当媒介技术成为贯通一切事物的决定性力量时，生命政治便有能力超越传统的生物认识论，将时间、空间等要素填装进每个人的生命链条之中，使得生命被数字系统重新打上“保质期”，从而遭到各类技术性指标的持续围困。技术为生命打上“保质期”，意味着以赛博格形式存在的个体不能一劳永逸地享有安稳状态，而必须根据数字媒介系统的技术法则不断调整生命活动开展的节奏。在数字媒介技术的切分与重塑作用下，传统意义上“慢性的”、笼统的健康状态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急性的”、黑白分明的“健康指数”或“健康标识”。为维持自己的生命质量和论证自己的生命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大都患上了一种“健康死亡的媒介化配置：赛博格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强迫症”，需要想方设法地完成“技术续命”，即彰显、维持、提升自身的“数字效用”。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命自述的核心发生了变化：此前地点和事件通过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有序地联系起来，现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主要通过数字设备及相关的智能媒体服务串联起来，一切经验都在其中被过滤、记录和建构。对于技术加身的赛博人类来讲，经营好与智能设备、数字环境的关系成了伴其一生的任务 。正是由于生命质量与数字资本主义环境息息相关，媒介技术才得以通过“死亡设定”为人类铺设一个兼具共通性和个性化特点的“认识论世界”，并由此促成一种对生命质量予以“德性化”规范的“美德生命政治”（）。在这个认识论世界中，任何美德的规范立场都变得与既定的技术环境不可分割，身体的视觉、听觉和触觉都将遭到算法技术的裹挟，行动的“良善标准”以数据化和可视化的方式镌刻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如此一来，来自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要素，都可以通过设定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在这个世界留下他们的印记，并对健康进行重新“赋值”。更进一步讲，身处数字共同体内部的个体需要结合“赛博规则”寻求生命生产的最优解，努力向媒介系统所倡导的主流行动路线靠拢，将自己锻造成有价值的社会主体。这时，健康开始作为“程序指令”嵌入人类的生命叙事之中，构筑起一道道“决断生死”的“资格栅栏”。尽管每一道栅栏并不直接决定个体行动的路径，但通过多道栅栏的“围堵”和“引导”，“死亡指令”依然能够照亮半封闭的技术“黑箱”，动态地展示社会对生命的期待与愿景，并促使个体发展出一种更加自觉的德性规范，使其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探索生命权力的系统性偏好，并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彰显自身的动态生命价值。总之，肯定性的死亡动力机制意味着：在智能媒介的助力下，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为健康添加了多样化的技术性表征，同时依靠“健康责任”的内驱力锻造出一副副活跃且忙碌的躯体，让人们不得不随时随地与数字系统“打交道”，时刻对自己的“生命有用性”进行自我诊疗，并最终深陷“虽生犹死”的疲乏状态。结语在智能技术发展潮流的冲击下，生与死开始呈现出“液态化”趋势，二者之间的对立结构开始出现松动。在以“赛博格”为意象的社会生态和文化语境中，死亡遭到了资本主义的开采利用，它以复杂多维的形式与数字媒介交织在一起，推动了生命政治的自我革新。本文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权力既通过“制造死亡”的方式来清理“无用”的生命存在形式，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