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偶像的胜利.doc

大众偶像的胜利
列奥·洛文塔尔 著 　赵江云 王佳 译
下面的研究是对传记的内容分析。这种文学类型在本文写作（1943年）之前，就已充斥于图书市场三十年了，并且很长时间以来已成为通俗杂志通常具备的一个特征。但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一现象并未引起研究者太多的关注，没有人注意到传记在杂志上的出现，也很少有人关注以书籍形式出现的传记作品。[2]

这种现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流行于大战结束后不久。自从超短篇小说问世以来，通俗传记是出版领域最显赫的新成员之一。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3]、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列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所作的传记的发行额高达百万，并且每一次新书出版，其他语言的译本都会增加。即便它只是一种短暂的文学潮流，人们也很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种风尚有如此的生命力,为什么它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形形色色的出版物都具备的特征。

《谁是谁》（who is who）曾是编辑和广告人所熟知的一本专业词汇的书名，今天，则已成为无数通俗文本中或直白或隐晦的疑问。对某些个人的兴趣已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多数周刊和月刊，以及许多日报，在每一期里至少要刊登一篇生活故事或某个人物剪影；剧院节目单上罗列着所有演员的简历；更复杂些的杂志，如《新共和》周刊与《哈柏斯》杂志，也会提供其撰稿人在学识上的主要成就的简介；只要瞥一眼书籍交易的大众场所，包括小杂货店的柜台，都可以看到有传记作品出售。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肯定有某种社会方面的需求要通过这类文学来寻求满足。

有一种找到答案的方法，就是去研究读者的反应，通过各种访问的技巧去揭示他们所渴望的东西，以及他们对密林般的传记作品有什么想法。但是，在对文本结构本身了解得更多之前，去收集和评价这种征求来的反应似乎还为时过早。

下面的研究作为一次文本分析的试验，覆盖了《星期六晚邮报》（简称SEP）和《煤矿工人报》从1940年4月到1941年3月近一年的发行量。不能说此处的结论可以毫无改动地适应于其他也刊登了同样的或各种各样类似内容的杂志。取样于那些发行得不太广泛且更昂贵的杂志,从《纽约人》到一美元一份的《财富》，就会发现，它们的传记在一般的内容结构上因而也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含义都不同于更低廉的通俗期刊。内容方面的不同对应着读者身份的不同。

抱歉的是没有对最近的材料作充分的调查，但从作为研究对象的杂志上随机取来的案例也表明，自从美国卷入二战以来，传记的内容结构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 传记的偶像

在讨论材料之前，我们应简要地看一下过去几十年来传记的特征。

过去的产量
传记栏目并不总是这些刊物的代表性特征。如果我们翻开旧卷，会发现在文章的数量上和人们的选择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表4－1给出的是一份1901-1942年间传记“主人公”的职业分布。[4]
表4－1 传记的职业分布
（来自1901－1941年间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

1901－1914
1922－1930
1930－1934
1940－1941

（抽样5年）
（抽样6年）
（　4年　）
（　1年　）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 比
政治生活
81 46
112 28
95 31
31 25
生意和专业技术
49 28
72 18
42 14
25 20
娱乐
47 26
211 54
169 55
69 55
总计
177 100
395 100
306 100
125 100
年平均量
36
66
77
125

这张表清楚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传记的数目也在激增。1941年的传记平均数几乎是世纪初的4倍。传记目前已成为周刊的一般特征。以下数字正好解释了40年前传记数目相较而言是多么的小：在1901－1902年间的52期《星期六晚邮报》中,我们一共找到21篇传记,而1940-1941年间则不少于57篇。那个时期的非虚构稿件远远超过虚构作品，这一事实更凸现出早期的传记数目与今天相较而言是很少的。在过去，平均起来，适当的分配可能会是三篇虚构性的配八篇非虚构的作品；而在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见到非虚构性作品比虚构性的多两倍了，而且，在许多杂志上非虚构性作品甚至有所减少。

我们把传记的主题分成三组：政治生活领域、商业和专业领域和娱乐（广义上的）领域。从表中，我们可看出，一战以前人们对政坛人物有很高的兴趣，而另一方面，商业界人士和专业人士几乎与娱乐人物平分秋色。一战后，这一状况完全改变了。政坛人物的形象已减少了40％。这一数字变化似乎从1922年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删除政界人物以重新修订我们的领域分布表，我们将会更明显地看到，来自严肃的和重要的领域的人物形象大大减少，而娱乐界人物则相应增加了。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娱乐界人物的构成，这种变化的社会影响就更加明显。这一点可以从表4－2中看出。
表4－2 严肃艺术在娱乐界传记中的比重
来自1901－1941年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
（每一时期娱乐人物传记的总的百分比）
时期
严肃艺术的比例
　娱乐人物的总数
1901-1914(抽样5年)
77
47
1922-1930(抽样6年)
38
211
1930-1934(4年)
29
169
1940-1941(1年)
　9
　69

注：严肃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
虽然在世纪初有四分之三的娱乐人物是严肃艺术家和作家，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体在20年后减少了一半，现在则几乎完全消失。

作为20世纪头十年传记类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星期六晚邮报》在1901－1902年间的21篇传记中，有11人来自政界，7人是商业界人士或专业人士，3人来自娱乐界与体育界。政界人物在不同年间的选举日前显得尤为引人注目：高级部门的候选人，如候选总统或参议员；财政部长；杰出的州长。在商界，引介了J·P·摩根（J. P. Morgan）,银行家；他的合伙人，乔治·W·培金斯（George W. Perkins）；杰姆·J·希尔（James J. Hill），铁路系统的董事长。在专业人士领域，我们找到一位航空业的先驱；鱼雷的发明者；一位著名的黑人教育家；一位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娱乐界的人士有:歌剧演员，爱玛·克莱维（Emma Clavé）；诗人，欧仁·菲尔德（Eugene Field）；通俗小说家，F·莫宁·克劳福德（F. Marion Crawford）。

看看这些被精选出来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代表了社会上重要职业的典型。另外，1922年的传记人物比今天的杂志人物更类似于上面引述的1901－1902年间的状况。如果我们以1922年的《煤矿工人报》为例便可看到，总共20篇传记中仅有两位娱乐界人物，但却有8位来自商界与专业领域，还有10位政坛人物。搁置最后一类人物，其他人物是：克拉伦斯·C·列托（Clarence C. Little），倡导革新的缅因大学校长；列奥纳德·P·艾尔斯（Leonard P. Ayres），为人直率的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副董事长；全美铁路系统联合会主管，杰姆·C·戴维斯（James C. Davis）；纽约中央铁路系统的总经理，A·H·史密斯（A. H. Smith）；以及城市规划设计者，约翰·纽伦（John Nolen）。在娱乐界，有一份喜剧演员乔·库克（Joe Cook）的简历（附带的，还有弗兰克林·P·亚当斯），还有一份查尔斯·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自传体简介。

可以这么说，刚才这两个例子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生产的偶像，他们来自生产性的生活中，来自工业、商业和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一位主人公来自体育界，有几位艺术家和娱乐界人士，要么是不属于廉价的或大众性的娱乐领域，要么就是像卓别林一样严肃对待自己的艺术。（我们的讨论和统计中省略了许多短小的传记专栏，它们不过是写些轶闻趣事。《星期六晚邮报》在最近20年里相当规律地刊登了这些东西，名为“无名的工业巨头”，“逛街的人们”，有时又叫“公牛和熊”，“谁是谁，为什么”，“工人的妻子”，“文学传说”等等。）本世纪前25年里，一个思想开放的自由社会孕育了传记作品，这个社会确实想了解在社会领域、商业界和文化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领导者的一些事情。即使在最近20年里，当爵士乐作曲者和运动员进入传记主人公的核心圈子里时，他们的传记被写得几乎仅限于增加读者技术需求方面的知识和他们各自领域的成就。[5]由此，这些人被当作国家布景上的装饰，而不是某种本身就意味着需要专门的关注的特殊现象。

我们将乐于引述两则故事，它们看上去就是过去那个时代的典型。在热奥多·卢西维特（Theodore Roosevelt）的一篇文章中，下列评论是关于麦金莱（McKinley）的刺杀事件的：

是我们，给了所有人成功的机会，一个年青人作为劳动者走进钢铁厂，能够在他的黄金岁月来临之前，就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天赋而成为一个巨大的钢铁企业的董事——我们被混乱的状态这只暗箭所伤，使这种在其他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成为了可能。[6]

这种打不破的自信心让人们相信，机会向每个人开放，这正是传记的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被视为可以效仿的成功的榜样。这些生活故事确实有意成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模范。它们是写给(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某个将来会努力赶上他曾羡慕过的人的人。

传记似乎是这样一种方式，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它把他对重要的历史潮流的兴趣与其他人的私生活的兴趣进行调和。在过去，尤其是在一战以前，通俗传记生存在一种乐观主义的氛围中，在那时，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与对成功人士的兴趣,似乎令人愉快地融合在一种和谐的努力之中。

现在，我们知道，贸易、商业和金融界的人们才是自由、科学和艺术的真正缔造者——一因此我们观察并研究他们……当然，培金斯先生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人”。哪个拥有事业的人不是这样的呢？[7]

这可以看作是对“强健的个人主义”时期的经典阐述，在那时，既无时间也无欲望来激发人们安排休闲时间以及对休闲时间的组织者的兴趣，而是具有以下特征，人们渴望并相信，从平民大众的起点就可以攀爬上社会等级的阶梯。

我们随处可见这样的评论，即认为传记具有作为个人效仿的榜样的作用。“1890年出现了一本名为《钻石之地》（Acres of Diamonds）的书，作者是罗素·H·康威尔（Russel H.Conwell）。这部书是特别为了解决问题并获得成功的生活而撰写的。作者试图通过列举一些著名的成功男人和女人的奋斗与胜利的例子来鼓励读者。这种以引用成功人士的例子来激励读者的模式被延续下来，最近几年就涌现了许多这样的书，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描述著名人物的故事。有些心理学家已经指出，对自传与传记的兴趣，部分地来自读者试图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们所读的人进行比较，以此从成功人士的奋斗事迹中寻求激励”。[8]

海伦·M·休斯在她建议性的研究中，并未避免用更简明的心理学阐述来解决传记的问题的倾向。在引用了奥尼尔（O’Neill）、伯纳德·麦克法顿（Bernard MacFadden）和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许多作品后，她指出，早期传记中有更多的纪念性和颂扬性成份的区别，而且“生活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焦虑地寻求确定性”，并认为这些与当代对传记的兴趣有关联。

当今的消费

当我们转到当今时代的实例时，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无论是特性还是数量，他们都不同于过去的标准。

仅仅在20年前，来自娱乐界的人在传记作品中的作用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而现在，从数字上看，他们是最大的群体。尽管从上述早期的例子中我们没有发现一位来自体育界，但现在，他们几乎是最受欢迎的群体。来自政界和商业以及专业技术领域，代表着“严肃的职业”的人物，在比例上已经从总数的74％降到45％。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代表非政治领域生活的人物群体。69人来自娱乐界与体育界，25位来自以前称之为“严肃职业”的领域。而这25人中几乎有一半属于通讯行业：有10位是报人和电台评论员。剩下的15人是来自商界和专业技术领域，其中包括两位军火商，亚瑟纳西亚德斯（Athanasiades，118）[9]和约拿·马切尔（Juan March，134）；布林克莱博士(Dr.Brinkley，3)，一个庸医；安格斯先生（Mr.Agas，20），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位可疑的财政专家；匹兹伯格·菲尔（Pittsbrugh Phil，23），一个“出手惊人的”赌马者；德艾尔斯·格兰特夫人（Mrs.D’Arcy Grant，25），一位女船员，还有乔·卡斯特尔（Joe Garstairs，54），一位岛上援助所的拥有者；威廉兄弟（Varian brothers，52），小巧机械的发明者，以及泰勒先生（Mr.Taylro，167），一项极易操作的运动装置的发明者；霍华德·约翰逊（Howard Johnson，37），经营路边餐厅的天才；吉尼斯·佛肯柏格（Jinx Falkenburg，137），那一时期是职业模特；还有，最后是皮波迪博士(Mr.Peabody，29)，一所时髦的上流社会预备学校的退休校长。

“严肃职业的”人们根本不是如此严肃。实际上，仅有9人可看作工业、商业或专业行为中较重要的或代表性的形象，其中6人也可算是报界人物或电台评论员。

我们曾把过去的传记主人公叫做“生产的偶像”，今天杂志上的主人公则应叫做“消费的偶像”。确实，几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休闲领域有关：要么他不属于提供社会的基本需求的行业（如，娱乐界和运动界的主人公），要么他或多或少只算是社会生产机构的漫画式的人物。如果我们在69位娱乐和体育人物上再加上10位报业人士与电台人员，那位职业模特、运动器械的发明者、庸医、赌马者、小巧机械的发明者们、岛上援助所的拥有者和餐饮连锁店老板，我们就会看到，94个非政界人物中，有87人直接从事消费行业。

在8个不能精确地划到消费行业的人物中，只有三位——即，汽车制造商沙龙（Sloan），工程师兼企业家斯托特（Stout）和航空业的沙皇史密斯（Smith）——是生产领域中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工作者。两位军火大亨、运输船的女船长、预备学校的校长和不可靠的市场预言家，他们使我们想起神秘小说里标准化的主人公和相关的虚构的商品：如果我们不能在其“普通的”表面后发现隐藏着的“人类感情”，我们会被那些或多或少具有标准的或典型的个人化和职业化的背景的人给烦死的。

通过用按行为领域的划分来取代粗糙地按职业的划分，我们现在要为传记主人公的行业分层提供一张新的图表。见表4－3，材料来自1940－1941年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

表4－3 传记主人公及其领域

故事数量
百分比
生产领域
3
2
消费领域
91
73
娱乐与体育人物
69
55
报业与电台人物
10
8
消费者财产的代理人
5
4
消遣性小说的标题
7
6
政治领域
31
25
总计
125
100
如果一个来自遥远未来的学生用1941年杂志作为信息资源，来研究什么人在美国有史以来的危机时刻被公众视为最重要的人物，他将会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尽管工业和专业技术的工作者们是适应最大化的速度和效率的，然而大众的偶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生产中的领导者，而是电影、棒球场和夜总会的主角。虽然我们发现1900年前后以及1920年前后杂志传记主人公的职业分布很精确地反应了整个国家的生活潮流，但我们观察到，今天挑选传记主人公的需求与真正的情况不太一致。它们似乎要把那些没有能力或不再愿意把传记首先视为一种心理定位与教育的方式的大众导入梦境。在他们接受的信息不是有关社会生产的机构与途径，而是有关社会与个人消费的机构和途径。他们休闲阅读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只读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为读者的闲暇而准备的人的书。戏剧化的人生在职业方面的准备被安排得就好像社会生产过程要么完全被消除了，要么被默默理解了，无需进一步解释。实际上，休闲时光似乎成了新的社会之谜，对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人类的所有社会化机构在总体上都把社会当作一个消费的联合体，这象征着一种被制作成标准的文章的文学类型，它由庞大的商业网销售，被另一个大众机构即国家的杂志读者群所消费。由此，传记作为一种大众生活的要素存在于大众文学的多种要素中。

体验一下战争状态多么深远地加固、改变甚或扭转了这种趋势，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不定期的观察也许值得一提。

纽约《时代》“杂志”在1942年7月12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沃勒士警告要反对“新孤立主义”》。美国副总统在照片上正在打网球，照片的配文是“沃勒士先生的发球”。照片及配文是一种很具有阐释性的象征。“Serve”这个词指的不是社会职责，而是指副总统私生活的特色。[10]

这一评论还可通过援引几期《星期六晚邮报》和《煤矿工人报》来补充说明，它们是从1942年夏季发行的报纸中随机抽取的。在这项研究的其他任何地方，我们都只限于分析严格意义的传记作品，但在此我们将乐于引用一些这一年中某几期的所有主题，以强调消费领域总体上的重要性。不仅自美国参战以来传记主人公的选取并没有变化，而且，许多纪实性文章的写作也仍旧围绕着消费者的兴趣。

在1942年8月8日的《星期六晚邮报》的十篇纪实性文章中，有五篇与消费领域有关：一篇关于好莱坞的机构的连载文章；一篇是对家乡马戏团的报道；一篇对路边餐厅的采访；一篇对女性读者的分析；还有一篇关于马与四轮单座马车的评论。一周后即1942年8月15日的那一期中，有一篇对国际函授学校的报道；对好莱坞机构的另一篇连载报道；还有电台偶像人物凯特·史密斯（Kate Smith）的传记。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煤矿工人报》，总体上讲，它刊登战争题材的文章的比例要比《星期六晚邮报》大。在1942年7月4日《煤矿工人报》的9篇文章中，5篇是消费者的天下。这里再次出现了一篇关于马和四轮单座马车的文章，另一篇是写一位棒球英雄，第三篇讲的是一位军队中的喜剧演员，第四篇写的是百老汇的制片商，最后一篇是说价钱经济的简易餐车的。三周以后，7月25日的10篇文章中，又有5篇属于同一范畴。

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危急时刻，两大主要通俗报刊的4期上的37篇文章里至少有17篇讲的是普通公民的味觉与消遣的事。在刚参战时与战争期间，报刊杂志向读者公众展示的许多东西几乎完全偏离了重要的社会问题。

对所有这些传记人物共同的职业面貌的发现，促使我们这样猜测，人们的真正选择将会是关于这些人物的评价的真实选择。随着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页中的论证，这一假设变得更为可信。我们的内容分析不仅揭示了已发生的、遗漏了的和经过处理的特定主题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律，而且也表明，这些规律也可用消费的同类概念来解释，消费这个词正是传记选材的关键。消费是贯穿这些故事的各方面的主线。我们观察到，传记作者的文学风格的特征在于他对个人的社会关系、职业与性格的表述，它们全都被融入消费的主题中。

为了划分故事的内容，我们决定将其分为四层。第一层,也许有人会把它叫做人的社会学方面：他与他人的关系，他的日常生活模式，他与他周围的生活世界的关系。第二层,是他的心理状态：他的天性发展得如何以及他的性格结构。第三层，他的历史：当他踏入社会时遭遇如何——他是否征服了客观世界。第四层，对作者通过语言的选择有意无意地传达的信息的评估。当然，这种划分也许有些武断，但我们认为，对材料主题的划分的结果是产生了一张相当有效的工作表，尤其是当我们想要分析传记内容的背景状况时。

我们会继续收集125个故事中所有适合这四个层次划分的段落。这样做并非要在此分析所有的2400段引语，而只不过是想提供一些由对它们的研究而得出的发现或假设，我们还希望它们能激发对内容分析的进一步研究。在我们研究这些故事时，寻找类似政治与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类极重大的主题时，通常都是徒劳。我们的社会学范畴自身已传记主人公的私人生活。同样地，我们的心理学范畴也主要限于人的静态图像，许多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造成了并非是他主动所为的后果。所有这些选择与我们的历史范畴相融合，历史范畴主要也是与成功的信息有关，因而呈现出“最合适的事实”（just facts）的一览表的特性。当我们调查作者如何评价他们的主题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清晰的是，传记作家专注于维护他们的主人公，想尽办法把他们捧为最杰出的人，但仍然把他们描述得尽可能贴近普通人的标准。

二、 私人生活

读者们也许已在公共宣传中注意到一种叫做“私人生活”的宣传单，上面描述了一些在科学、体育、商业和政治领域多少有点名气的人物。这一栏目的标题对我们所有的传记来说,都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说这些传记故事全都是专门描写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也许有些夸张，但并非远离实情。尽管给予公众人物的私生活与习惯这么多的描写空间曾是很令人鄙夷的，但现在这一主题却是人们兴趣的聚焦点。视之为夸张说法的原因是某种令人惊讶的事实：我们知道一些关于某人的职业以及职业要求，尽管不是太多，但我们确实没有被告知其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片断。

遗传与父母——朋友与老师

传记主人公那曾使我们受到启发的私人关系，大体上只限于两个群体：父母与朋友。两个群体都应从某种特殊意义来理解：父母包括其他较长一点的亲属或上一代先人，朋友多少有点局限于对主人公的工作有价值的人。在超过一半的传记故事里，至少提到了父亲、母亲或一般性的家庭背景，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坚毅的决心”似乎来自他那“宾夕法尼亚的荷兰祖先”(6)；效率极高的国家发展署官员什普莱夫人（Mrs.Shiply），是“循道公会[11]牧师的女儿”(8)；参议员塔夫特（Taft）是一位“像他父亲一样的中间道路主义者”，“生为贵族并受到贵族式的教育”(101)。我们置身于伯纳德·乔伊斯（Brenda Joyce）的家庭环境中，感受到“他的妈妈和爸爸在某处分手”(110)。但父母家庭的一般模式更显见于琼·卡洛尔（Joan Carroll）的传记中，在那里，我们看到“年青而高贵的母亲……成功的工程师父亲……长她六岁的童子军明星哥哥”(143)；以同样的方式，我们还听说老费迪曼（Fadimans）的“父亲是一位从俄国移民的勤奋的药剂师，母亲是一位护士”(47)；在上引克拉克·盖博的事迹中，我们也了解到许多有关其祖先的事。对于劳动部长弗兰西斯·培金斯（Frances Perkins），我们被告知她的“祖先在1630－1680年间曾遍居新英格兰”(22)；女运输船长，德艾尔斯·格兰特，具有“强壮蛮横的爱尔兰祖先与美洲开拓者先人混合气质的遗传”(25)；雷蒙德·格兰姆·斯温（Raymond Gram Swing）是“严厉的新英格兰传统的继承人”(42)；威廉兄弟有“凯尔特人的血液”(52)；在女斗牛士康西卡·辛特伦（Conchita Cintron）身上，我们发现了“西班牙人﹑康乃狄克州的爱尔兰人和智利人的影子”(116)。

在此，奇怪的事情倒不是作者论及其出身，而是他们对主人公的出身说了那么多,却对主人公与他人的关系说得很少。在许多传记中，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作者想打动读者，就必须从生物学与地域的遗传性的角度来理解主人公。这是一种原始的达尔文式的社会观念：倾向于让过去的一代人承担解释和责任的重担。个人本身仅仅是他的过去的产物。

这种消极因素在第二组常被提及的私人关系中也可见到：朋友和教师。让我们再看一些例子。我们听说，女外交官哈里曼夫人（Mrs.Harriman）被“派往挪威作外交使节，因为她那些有权势且忠实的朋友”；还有受到严重打击的朋友关系，即约翰逊（Johnson）和他富有的医生朋友的事迹(37)；女电影演员伯纳德·马肖（Brenda Marshall）因“一位无名女孩的友谊”而保住了工作(161)；参议员拜因（Byrnes）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一位梦想破灭的查尔斯顿的老头……教给他秘诀”(18)；而培金斯夫人“受到她的私人秘书的‘保护’……他爱慕着她”(22)。

几乎没有一段情节表明我们的主人公是友谊关系中的积极一方。在大多数例子中,他们的朋友也是他们的帮助者。很常见的是，他们起初是教师后来变成朋友。也许，这正引申出一个观点，用粗劣的“环境”理论的变形来补充粗劣的达尔文主义:主人公是世系与友谊的产物。即使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它仍有助于说明一点，即传记主人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是接受的一方而非给予的一方。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论一下那些被忽视﹑但却决定了人类关系以及私生活的因素，就可以补充刚才的论述。与异性的关系几乎全被忽视了。这确实是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可能会猜想那些舞台上和荧幕上的男演员或女演员，夜总会的娱乐人物等等，会与人们对绯闻的特殊的好奇心联系起来，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恋爱、激情甚至结婚的事件似乎只有在讲到生命中的统计数字时才值得一提。对多罗斯·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陷入爱的纠葛”写了很多；很快刘易斯（Lewis）就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她愿意稼给他(9)；拜因参议员“娶了还在照顾他的有魅力的妻子”(18)；工业巨头沙龙说道，“沙龙夫人和我在那个夏季结了婚……她是马萨诸塞州的罗克斯巴勒人”(24)；皮波迪夫人（Mrs. Peabody）“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嫁给了校长(29)。我们被告知的仅是雷蒙德·格兰姆·斯温结过两次婚(42)；至于棒球运动员里昂斯（Lyons），我们听说了他的单身状况以及他“几乎娶了大学时的情人”(53)；而他的队友，雷祖托（Rizzuto），还“未稳定下来”(57)。在高层政治生活中，我们乐于知道洛斯林大使（Ambassador Lothian）“与妇女相处友善”(115)；而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是“男人中的男人，但没有一位女性选择他”(117)；我们还被简洁地告知，克里斯·马丁（Chris Martin）“已结了婚，抚养着家庭”(121)；还有，“一位女孩被深深打动，在她年仅17岁的时候嫁给了”制片商米歇尔·托德（Michael Todd，131)。

这些以真实的方式讲述的事实，如结婚或离异，是我们常认为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再次设想，在某个遥远的历史时刻，这些通俗传记成为唯一的信息、资源，未来世界的历史学家肯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婚俗制度以及两性间的感情现象已成为非常微不足道的因素了。这些现象似乎只是第五等级的，被降低以迎合对父母血统和友谊的强调。爱情和激情需要高尚的思想、展示生产性的精神与情感力量，而首先这些既不可能用遗传与忠告来解释,也不可能受其限制。

还有一项更有趣的观察：我们发现几乎三分之一的传记故事中都描写了主人公的眼睛。真是令人吃惊，所有可能描写到的外貌与身体特征中，只有对眼睛的描述变得很流行。我们喜爱棒球裁判比尔·克雷姆（Bill Klem）的“明亮的蓝眼睛”，喜欢他那“最敏锐的眼睛”(104)；或者喜欢威根将军（General Weygand）那“优雅的棕色眼睛”(107)。斗牛士辛特伦小姐（Miss Cintron），有着“蓝色眼睛”(116)；而夜总会的歌手莫菲特（Meffett），则有 “非常明亮的蓝眼睛”(119)。

我们还不太确定该怎么来解释传记作家们在身体方面的偏爱。眼睛通常被说成是“心灵的窗户”。如果作者试图让那些不善表达的读者用同样的语言去理解主人公，他相信通过这种语言表述方式能够理解别人的心灵。也许这样就能满足那些读者。这只是在试图进行心理学上的剖析时所提供的另一个陈腐的例子。

家庭和社会生活——习惯与偏爱的食物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传记主人公从消费和组织化的休闲领域泛滥开来。看看消费品的制造者与代理人如何在叙述过程中改变他们的顾客，倒是件有趣的事。在所有我们调查的故事中，有30％－40％的传记如实地写到了个人习惯，从抽烟到打扑克，从集邮到鸡尾酒会。实际上，只要讲到工作时间之外的习惯、娱乐和消遣，杂志的传记作者就变成一个爱窥探的报道者。

政客们似乎尤其是禁欲者——塔夫特“不吸烟”(101)；威根将军也这样(107)；前英国大使洛斯林，“25年中未喝过一杯酒”(115)。还有电影演员克里斯·马丁，他“不抽香烟也不抽雪茄”(121)；德国陆军元帅米切尔（Milch），“又粗又黑的巴西雪茄是他偏爱的嗜好”(146)。下面再引述一些众人喜爱的习惯或食品：多罗斯·汤普森全力以赴地“做维也纳式的菜肴”,尽管“她的爱人并不喜欢……她把肉汤弄砸了，还笨拙地往茶点面包上涂黄油”(9)。我们被邀请来分享艺术家弗莱切（Fletcher）的“杰出的消化功能”(7)。我们还祝愿安格斯上校（Major Angas）同样幸运，因为“享受美食是他的第二职业”，他“随时都感到饥饿”(20)。马戏团的大人物诺斯（North），似乎也对食物有高度发达的感官，那些食物包括：“用一杯马丁尼、一杯曼哈顿鸡尾酒和一杯啤酒来搭配3磅的牛排食用，在这不变的食谱上，还要加上许多红萝卜”(26)。

至于传记主人公那些无伤大雅的习惯，还有：艺术家弗莱切“喜欢看晚上的早场电影”，并且还喜欢“开车郊游”(7)；拜因参议员的娱乐是“讲述不大正经的长篇幽默逸事，那是所有南方人都喜欢的”(18)。棒球投手培吉（Paige）是位“舞蹈和歌唱专家”(19)；维斯特布鲁德·培格勒（Westbrook Pegler）则“玩扑克”(28)；而他特别赞赏的对手黑格市长（Major Hague），也“喜欢赌博”(36)；他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杂志的通讯员维尔摩特·刘易斯先生（Willmott Lewis），也喜欢“玩扑克”(49)，而斯温则爱打羽毛球(42)。更严肃的一面是格里尔·盖逊（Greer Garson），她“每当空闲时都要阅读并研究许多戏剧”(113)。爱打高尔夫的包括塔夫特参议员(101)，法西斯份子穆提(Muti，114)，“美貌的”卡通画家奇克·扬格(Chic Young，165)，棒球运动员里昂斯(53)和洛斯林大使(115)。

我们还得知谁喜欢“社交聚会生活”而谁不喜欢；还有公寓或私家住宅里的日常惯例是如何稳固不变。例如，弗莱切“早睡早起”(7)；而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谦恭地与父母同住”，但也“喜欢夜总会、明亮的灯光和漂亮的女孩”(56)。我们还听说了女演员斯提克尼（Stickney）那迷人的“乡间住宅”(145)，从政的商人弗莱恩（Boss Flynn）的“有15个房间、8个浴室和私人电梯直通街道的豪宅”(138)；芭蕾舞导演布兰奇尼（Balanchine）的住宅是“一座位于长岛上的温暖精致的房屋和一座位于纽约的豪华公寓”(152)。

至于社交方面，则有：南茜·汉密尔顿（Nancy Hamilton）家的舞会“并不耀眼，但很有趣”(103)。报人斯里曼·艾文斯（Silliman Evans）“提倡德克萨斯式的大规模的户外娱乐活动”；而他的同行克里夫顿·弗迪曼（Clifton Fadiman）则“少有社交活动,极少参加晚宴舞会”(47) 弗迪曼的习性就像那些拥有小岛的女王一般孤僻，乔·卡斯特尔（Jo Carstairs）说道：“……少数长期的朋友构成了世界上最短的来客名录之一”(54)。

通过对援引的这200个故事的审视，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变成了对消费者的研究。既没有一个“行动者”、也没有一个“行动”这样的词来激发大众对某人生平的好奇心。整个倾向是要使人接受：生物遗传的和教育的遗产；朋友与老师的帮助；房屋对肉体的保护，吃喝对心理的保护；通过社交娱乐而保证社会支持与声望的安全度；通过全部习惯性行为使心灵和工作精力得以完全休息。在此，我们非常接近那种现代个人遵从的决定性倾向了。他不再是外形上受约束的精力与行动的中心，不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创造与冒险精神的资源库；也不再是一个其工作与效率不仅依赖于家族的未来﹑也依赖于人类进步的完整个体。我们面对的不是“给予者”而是“获取者”。这些新的主人公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地拥有事物的渴望。他们似乎也代表着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的变幻无常；代表着一种态度，所需要的不过是从与再现和娱乐有关的事情中得到满足；还代表了一种状态，对于如何发明、设计或运用能为大众带来满足感的器物的目的，已失去了任何原初的兴趣。

如果我们只通过一些个体的私人生活来看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到一幅扭曲的社会景象。但过去曾有人尝试揭示传记主人公与国家现代历史的关系。早期的传记作者之一D·G·菲利普（D.C.Philips）曾提出：

在每个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精心打造的意识，所有人都被宣告了死期将迅速来临的意识，急迫地要求发掘那些年青人和默默无闻的人。它需要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天才。尤其需要创造、组织和引导的天才。[12]

今天，强调的重点是食物和休闲的日常功能，而不是“创造、组织和引导的天才”。在社会瓦解成一个无序的消费者群体的时候,真正的历史战场从景观中消失了，或是成为背景被束之高阁。格里尔·盖逊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同一背景下被相提并论：一个“喜欢土豆和炖菜，并从不厌倦麦片加鳕鱼的早餐”(113)；而另一个的“晚餐很简朴——一些海椰枣，一点儿米饭和山羊奶”(124)；希特勒（Hitler）和克里斯·马丁都“不抽烟……”(121)。

三、 最合适的事实

上引的菲利普在60年前对皮尔朋特·摩根的“右手”的评论，标志了传记主人公从社会学方面向心理学方面的转变。由于它强调独立性和领导能力有待于个人创造力的运用，它也就表达了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理想形象。

这一引语中至少包含两个要素，已有的是对以前的传记进行心理学概念上的描述，而所缺的正是对目前情形极有意义的概念：成长和孤独。

“年青人，无名者”与遗产有关，但在这一事例中却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随着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而被构想的个性：个人是潜能、精神、道德和情感的总体，他必须在特定的社会体制中成长起来。成长，作为人类生活的本质，与认为个人必须在心灵的独白中找到自我的想法有关。人类的存在似乎由孤独构成，而他进入外部世界则是通过展示他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引语属于这个概念的后一种形式：自我成长和奋斗的个人，拥有在世界中创造和征服的机会。

没有历史的灵魂

在一篇论当代人的文章中，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写道：“成长已经终止了存在”。[13]他在评论从儿童时代马上转入成年生活的现象时说，“当孩子能够走路时就已经长大了，而长大后原则上总是保持同一模样”，[14]听起来就像是在评论我们的传记主人公。在我们的引述中，收集到几段话，它们试图把主人公的童年与后来的生活联系起来。几乎每个故事的第二段都写了主人公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道路，难道这不与我们一般的看法相矛盾吗？这难道不是典型的个性形成理论的一种变形吗？在做出回答之前，让我们先来看几段有代表性的话。在12岁时，“摔跤……是我解决问题的方式”，摔跤手阿曼（Allman）说(13)。赌马之王匹兹伯格·菲尔·菲尔（Pittsburgh Phil），“当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打赌——赌他自己的斗鸡”(23)。对于发明家斯托特，这样写道：“无论他家住在哪里，他都会赶快搭起个简陋的小棚子，然后开始弄出点玩意来”(41)。12岁时，未来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