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解说实践攻略.doc

第五章 体育解说的实践(上)

体育解说最核心的主体部分，是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在比赛中的解说过程，即体育解说的实践。从解说话语的内容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阐释说明、预测评论和背景介绍三个部分，同时解说过程还应包含一定量的留白。在美国还有一些学者将体育解说的过程划分为场景设置、身份认同和评论三个部分，分类方式大同小异。

第一节 体育解说的阐释说明

有不少资深体育迷总在抱怨体育解说的水平太低或错误频出，他们威胁要关掉音量，拒绝低水平的解说污染他们的听觉。但我们不妨试想一下，没有解说的体育赛事转播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1926年，英国BBC进行了历史上第一场德比赛马大赛的广播转播，在以报业为主的当时新闻界主流的影响下，比赛的转播就没有进行体育解说。事后，这次转播被证明是一个空前的失败。由于比赛是在瓢泼大雨中进行的，因此在转播的过程中，“大家不但听不到马蹄声，就连书贩子、马经贩子和观众在雨伞下面聊天的声音都比获胜选手抵达终点时的声音大。”不管怎样，那还是前体育解说时代的尝试。在已经适应了配备体育解说的转播后再回到没有解说的时代将会令大多数受众难以接受。1980年，美国NBC在接到大量对体育解说员投诉的信件后，于当年的美式橄榄球比赛转播中尝试不用解说的转播，结果很快被证明是一次失败到无以复加的试验，抗议信是之前投诉个案的数十倍。由此可见，尽管各界对于体育解说员的批判声不绝于耳，可一旦体育转播倒退到前体育解说时代，就如同人类突然从电子时代倒退到机械时代，将成为令人难以想象的梦魇。
由于体育赛事在生存的压力下要不断满足广播电视和网络转播的需求从而变换规则，加之受众接触比赛的频度不尽相同，因此在解读能力上，不同受众群总会显现出参差不齐的水平。美国媒介研究者爱德华·维特摩有一次去看棒球比赛，他注意到旁边的一位观众还带着便携式电视机和收音机，这个观众盯着电视机，又调着收音机，还用望远镜观看场上的比赛，当维特摩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回答：“为什么？没有这些家伙，我无法搞清楚场上正在发生什么！”尽管只是个案，但由此不难看出，如今在现场观看比赛的受众有时已经无法独立解读亲眼目睹的比赛场景，他们早已习惯于借助媒介来达到符合自己习惯的解读方式，而这种解读的主要施加者就是体育解说员。
对于体育解说员来说，阐释说明部分是传统解说中的基础部分。体育解说员需要对画面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例如，在比赛开始时、局与局、节与节之间、上下半场之间和比赛结束后等时段一般都要对比赛性质、对阵运动员和即时比分进行比较详尽的解释说明。对于体育解说员来说，在体育解说的阐释说明部分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体育解说的基本法则——斯科特法则
由于有画面的有力支撑，又有比赛时间、比分和运动员情况介绍的字幕提示，电视体育解说的话语应当精炼、简洁，在叙述时机的把握上更为考究。美国体育解说员雷·斯科特在职业生涯中先后经历了广播解说和电视解说。他认为，电视体育解说“少言多益”，如今这已经成为了电视体育解说员的一条普世的行业准则，被称为“斯科特法则”。 Hedrick, Tom. The Art of Sportscasting: How to Bulid a Successful Career [M]. South Bend: Diamond Communications, 2000: 93.
斯科特法则的精髓在于，语言简练、实用。例如在美式橄榄球比赛中，“传跑”、“达阵”、“5码”等专业词汇与相应的运动员直接结合，就可以替代过去大量的描述性语言。根据斯科特法则，只有解说员意识到自己的解说可能对画面语言起到补充阐释和说明的作用时，才会以简洁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如果画面有足够的说服力，那么体育解说员可以保持一定时间内的无话语状态，即“留白”状态。
“斯科特法则”是从人对视听信息的需求出发，在视觉和听觉信息同时呈现的时候，人初始的反应是接受视觉信息。在视觉信息的信息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时，便开始同时诉诸听觉信息。体育赛事转播即是如此。画面永远是第一位的，当画面无法为受众传递更直观的信息时，体育解说才成为受众的需求。在足球和美式足球这样一些场面复杂、主体相对模糊的比赛中，受众诉诸于听觉上的解说应该多于视觉上的欣赏。今天，“斯科特法则”不仅适用于电视体育解说，在同样能够传递视听觉信息的网络体育解说和手机电视体育解说中依然适合。即使是受众无法目睹现场的广播体育解说，也在大量借鉴斯科特法则中的精髓。
尽管有“斯科特法则”在列，但仍有一些基本要素是体育解说员需要不断重复说明的，例如比分和时间。即使现在有不少转播一直将比分和比赛用时用字幕的形式呈现，但并不是所有受众都能完全理解，有些字幕被台标和商业广告标花遮挡。因此，体育解说员应在比赛开始、半场和结束时，以及譬如得分和重大判罚等比赛拐点时多次重复即时比分和时间。
我国体育解说业界受老一辈广播解说的影响较深，在电视体育解说中渗入了过多的广播元素。许多甚至没有经历过广播时代的电视解说员却一直将广播解说中的细节描述奉为经典。事实上，新中国第一位体育解说员张之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了一系列电视体育解说传播后，也很快意识到既有话语方式在新语境中的不适应，提出“电视体育解说要简明扼要，去掉广播中的动作描绘部分，适当增加带评论性的讲解。” 张之. 球赛实况转播札记[J]. 现代传播. 1980(2): 45.
广播时代的体育解说前辈尚能敏感地把握话语方式的流变，今天的不少体育解说员仍然在坚守不间断陈述的顽疾。因此，只有当“斯科特法则”成为所有体育解说员的基本信条时，体育解说才有可能完全摆脱过往广播体育解说时代的桎梏。

二、解说员与导播的配合
导播是体育赛事转播的灵魂人物之一。虽然导演（在美国、加拿大等国是制片人）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部门工作的职能，但在实际转播中决定使用哪个机位的画面，向摄像师发出如何取景指令的是导播（有的国家和地区导演和导播合一）。由于画面本身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导播是决定一场体育赛事转播成败的核心人物。不仅如此，导播同时还要不断提示体育解说员在直接关注赛场的同时密切注意监视器里的动向。因此，解说员与导播的配合，即体育赛事转播中声与画的直接对接，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解说话语以监视器画面为导向
一位优秀的体育赛事导播对比赛项目的认知应该不亚于成熟的体育解说员。只有对所转播的赛事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够制作出最适合受众的画面。不同的导播在画面的节奏、景别选取和主题再现上区别甚大，即使在转播同一场比赛时也可以切换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民间普遍认为，美国NBC转播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图像远远优于由BOB提供的国际公用信号图像，一方面原因在于NBC使录播，对部分镜头进行那个了后期剪辑，但更主要得原因在于NBC拥有超过20多年十余届奥运会转播经验的“御用”导播。
正常情况下，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解说应以监视器中提供的播出画面为导向，这样受众便很容易接受声与画的完美合一。实际上，只要导播的切换足够专业，体育解说团队十分乐于一直将目光投向监视器。但现实却是，多数体育解说员还是不得不时常关注赛场上发生的场景，以免漏掉精彩的环节。但无论如何，体育解说团队的解说话语在原则上还是应该以由导播负责切换的监视器画面为导向。如果导播对比赛的解读出现偏差，没能及时洞察赛场上发生的精彩故事，体育解说员和解说顾问还有义务提示导播进行画面切换。
（二）解说话语引导导播进行画面切换
在体育解说员与导播的对话机制畅通无阻的情况下，体育解说团队的解说话语同时可以引导导播进行相应的画面切换。例如，在足球比赛转播中，如果导播正切出无球运动员在场内接受治疗时，体育解说员忽然发现教练员招呼替补队员准备登场。此时，体育解说员可以提示性地介绍画面镜头没有捕捉到的内容，使导播有时间提醒相应机位摄像师锁定并调清画面，为受众补充教练员和替补队员的画面。如果在比赛的重要关头出现了播出画面无法准确诠释比赛内容的情况，体育解说员可以直接提醒导播准备相关慢镜头的重放。因此，优秀的体育解说团队与导播是相互适应、共同提高的，那些解说团队与导播完全缺乏对话机制的转播团队很难出色地完成体育转播的任务。

三、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配合
如果一位解说员与解说顾问配合默契，时常被比喻为形成了良好的化学反应。二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并尊重对方的职责，了解共同存亡、肝胆相照的意义，只有合作才有可能成功。一般来说，体育解说员是一个解说团队的核心人物，类似于篮球比赛中的组织后卫，他在整个体育解说团队中起到穿针引线的功能。由于绝大多数解说顾问没有或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因此在解说的技术层面上比较依赖解说员。解说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解说顾问对转播技术层面的忧虑，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本身。曾经担任乔丹时代华盛顿奇才队主教练的道格·科林斯现在被认为是NBA转播中一流的解说顾问。但在他第一次转播NBA比赛中，恰逢体育解说员加里·本德的耳机出现问题，导播与解说团队的对话只能通过他来传递，六神无主的科林斯大喊“求求你，加里。你把我的耳机戴上吧。你听不见他们说的，但请你把它戴上吧。”可怜的科林斯不知道，他的这番对话全部被直播了出去。解说顾问对体育解说员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在体育解说的阐释说明部分，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间的配合与解说团队的任务分工有很大的关系。以日常体育赛事转播中最常见的双播模式为例。如果解说团队中一人是解说员，一人是解说顾问。那么，在阐释说明部分，体育解说员将承担绝大多数工作，解说顾问只在极个别时机进行辅助工作。如此配合的主要原因在于，体育解说员大都经历过比较专业和严格的语言训练，在瞬间表达和叙事能力上普遍优于解说顾问。如果解说团队两人都是解说员，仍应在解说开始前做好分工，一人主讲，一人主评。主讲的解说员要负责诸如进球等高潮点的阐释说明工作。解说团队中两人都是解说顾问出身的情况比较罕见。一旦出现这种状况，两人在事先还是应当进行简单分工，一人负责阐释和说明主要的比赛场景。不过两人的阐释说明部分总量应大幅缩减，以话题评论为主。三人和三人以上的解说模式分工更加明确，在此不再赘述。

四、看赛场与看监视器的关系
对于体育解说员来说，监视器是他们了解普通受众视角的唯一渠道，受众看到的画面都在位于体育解说员面前的监视器中全体呈现。但体育解说员本人却可以利用自己在场内的有利地势欣赏到也许会比监视器里更理想的观赛角度。于是，体育解说员何时看赛场何时看监视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缺席的体育解说员自然只能与受众享受同样的视角。但即使是在比赛现场，有的体育解说员永远只盯着监视器，毫无疑问他照顾到了受众的感受，解说内容可能与画面深度结合，但他同时也丧失了在现场解说具备的天然优势，无法为受众带来监视器之外呈现的精彩场面；相反，有的体育解说员几乎不看监视器，赛场内的视角总会令他心满意足。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视角天马行空、夸夸其谈，但他解说的内容却时常与画面脱节，有时受众甚至不知所云。
这两种极端的状况都会影响到体育解说员的解说传播效果。事实上，在现场解说的体育解说员往往会兼顾亲眼目睹赛场内的动态和监视器里正在播放的画面。美国TNT解说员马弗·阿尔伯特认为，“我既关注球场，同时也看监视器。我经常瞥视监视器，我得通过它仔细观察。你会吃惊于如果你看不到监视器会错过多少精彩场面……通过监视器你会看到比亲眼目睹更好的视角，因为很多时候距离近多了。更重要的是，你所看到的就是受众看到的。”解说员杰克逊说，“你在电视里看到的只来自于一只眼睛，因此我起初并不看监视器。……但如果有些东西我看不清，或者需要得到帮助时，尤其是慢镜重放的时候，我会求助于监视器。”由此可见，不同的体育解说员对监视器的使用频度和依赖程度大不相同。另一位解说顾问帕克坦承，“除非导演暗示我，否则我很厌恶把目光从赛场上移开。道理很简单：我可能会漏掉些东西。导演总会质疑我是否看过监视器，我想说我把目光持续停留在赛场上是为了看清技战术。”类似杰克逊这样的解说团队成员不胜枚举。又如，鲍博科斯塔斯就承认，在转播篮球比赛时，除去比赛因各种原因被终止或监视器里出现教练的镜头，他有95%左右的时间都是直接用肉眼来观看比赛。事实上，根据统计，在不少项目中，有超过半数的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只在转播中出现争议判罚或精彩场面，有慢镜头重放时和广告时段才关注监视器。
解说中究竟如何分配看赛场和看监视器的时间比例，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监视器中开始播放比赛画面的即时回放或慢镜重放，那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就一定得把目光从赛场上转移到监视器上。因为播出画面中是慢镜头，而解说团队还在描述赛场上正在发生的与之关联不大的动态，几乎是最让观众难以接受的情景。

第二节 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

一、对话体与受众需求意识优先
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应当构建对话体的话语方式。相对于对赛事的阐释说明，预测和评论部分更多地体现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主观意识，它更加需要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因此，在解说中的预测评论部分，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之间应当形成对话体的话语方式，在平等对话的语境中实现对赛事的预测和评论。目前，国内一些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之间的交流还是机械的、生硬的，缺乏对话，尤其是问答式对话的语言环境。解说员在自己说累了之后，运用副语言符号提示解说顾问接着说，与自己的解说完全断裂而非逻辑承继关系。
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还应当树立受众需求意识优先的原则。在实践中，要真正意识到受众需求意识优先是很难的。由于解说员直接面对的比赛和参与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而不是具体的受众形象。因此在转播时，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往往是从主观意识出发，忽略普通受众的感受。正因为这样，在受众与解说员之间架起一座填平机械鸿沟的桥梁的任务被认为是对解说员的高级挑战。一位教授曾对CBS体育解说员加里·本德说，最好的跨越麦克风和受众之间障碍的方法是，在解说员的头脑中勾勒出一副图画，一个有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的完整家庭。解说员要试图与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进行交流，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自己的评论。这种虚拟受众的方式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对年轻解说员而言。
在现实中，不少体育解说员把与自己合作的解说顾问当成虚拟受众，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看似自然和谐。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在“娱乐至死”的路上越走越远。因此，体育解说员在转播过程中，应时刻牢记麦克风和摄像机的终端用户，尽量以受众的需求为出发点，使受众始终保持对比赛的兴趣。

二、发散式思维和逆向式思维
体育解说在客观上需要解说员更多地运用发散式和逆向式思维，对评论部分进行适当的思索。
（一）发散式思维
体育解说员在评论过程中，需要激发发散式思维模式，由点及面，从现象到本质，展开合乎逻辑的评论。只有“有感而发”、“有理而发”，才能令受众信服。例如，在2008北京奥运会击剑比赛转播中，解说员王泰兴在中国运动员仲满击败对手夺冠后，即兴表达出“把仲满两个字拆开，就是令中国人满意”这样的话语。即契合了欢庆胜利的气氛，又显出解说员的睿智，当属解说员发散式思维的典范之作。当然，如果解说员或解说顾问在评论的过程中出现无逻辑的时空跳跃式思维，会令受众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不断更新的“韩乔生语录”中有大量此类的话语，在此无需赘述。
体育解说员在评论过程中，有提出话题和转移话题的功能。在比赛进行间隙，有些解说员时常感觉无话可说，这就尤其需要解说员运用发散式思维展开话题。例如，在科比疯狂地砍下60多分以后，解说员就可以适时地引导“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表现啊！”解说顾问可以轻易地接过话题，将大家带入历史范畴的评论。在解说顾问滔滔不绝于历史回顾时，解说员又可以适时将话题转移至“想想去年吧，科比还差点在监狱里服刑”，使解说顾问可以重新开始一段精彩的评论。由此可见，解说员的发散式思维可以发挥重要的功能。
（二）逆向式思维
体育解说员在评论过程中，还需要激发逆向式思维模式。从正常逻辑相反的方向出发，在胜利中看到不足，于失利中找到积极因素。在本论题有关中美篮球解说个性差异的实证研究中，达拉斯小牛队与休斯顿火箭队比赛第四节的文本十分具有代表性。CCTV解说员杨健和解说顾问徐济成几乎是从头至尾对火箭队的表现进行批判。而FOX解说顾问德雷克斯勒却还在火箭队羸弱的表现中找到了积极的一面，“休斯顿火箭队目前在篮板球方面还排在联盟第五位，平均每场有44个，而今晚他们比对手也多抢了14个篮板。”通过这样的对比，找出了火箭队大比分落后的真正症结在于“就是没有办法得分，没有办法通过篮板球的优势领先。”这种逆向式思维方式下诞生出的话语让人在无尽的失望中还能看到希望，给受众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目前多数解说员和解说顾问还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评论层面上，对获胜的一方倍加赞赏，对失利的一方诸多指责。只有打开了逆向式思维这把钥匙，才能使更多的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在解说评论中的思路更加开阔，不至于简单地成为胜利者的啦啦队和失败者墓志铭的作者。

三、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配合
在预测评论的过程中，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之间的配合同样重要。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解说员与解说顾问在预测评论中的配合几乎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集体球类比赛中，导播提示解说团队马上播出即时回放或慢动作重放时，正在阐释说明的解说员一般会马上停止解说，将评论时间交给解说顾问。当球运行到半场以后，无论处于何种话题，解说顾问当把阐释说明部分交还解说员。在这个基本原则下，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工作重心相对明确。接下来笔者从解说员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协作关系。
（一）树立解说顾问的主体预测评论地位
一般来说，解说的预测评论部分是解说顾问的主要职责。在没有即时回放和慢动作重放的时代，电视体育解说顾问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即时回放和慢动作重放技术的诞生使解说员猜测比赛的功能彻底丧失，解说顾问成为了专门应付这两项技术的人。今天，电视体育赛事转播请到的解说顾问往往都是专家，他们理解比赛场内和场外发生的大多数情节的真正原因，能够充分解答受众对画面中正在发生什么的原因，同时预报将会发生什么。“优秀的解说顾问不仅仅是由他被赋予的知识来衡量，还有他完成任务的方式。个性是关键所在。” Kirby, Troy. The Sportscaster’s Notebook [M]. Phoenix: Lewallen Group, 2008: 12-13.
因此，张路、张卫平、约翰·麦登这些具有人格魅力，又深谙比赛内容的优秀解说顾问们成为了受众欣赏体育赛事转播的诱饵。
在广播体育解说中，解说员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在电视体育解说中，尤其在预测评论时，解说员是第二位的，解说顾问居于核心位置。好的电视体育解说员清楚地了解受众的需求，他们能够为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提供足够广阔的表演空间。于是，阿尔·麦克尔、迪克·恩博格和帕特·萨莫拉尔这些名字还能林立于优秀解说员之中。如果解说团队由两名优秀的解说员组成，情况相对特殊一些。如果两人取长补短，会产生良好的化学反应。譬如，黄健翔曾与唐蒙搭档解说足球，两人的优势互补，解说效果令人拍案叫绝。娄一晨与汪译男的NBA解说也恰到好处，资讯与娱乐同时并重。但如果两人各自为战，就有可能事倍功半。2004年全国女排联赛决赛转播中，天津电视台解说员王喆与中央电视台洪钢在合作解说时相互“较劲”，分别站在天津队和八一队的立场，结果王喆在转播中数次兴奋失声，解说效果大打折扣。这场转播的解说在国内球迷圈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同样的，美国CBS电视台曾请到文·斯库里和汉克·斯特拉姆两位优秀的解说员合作解说NFL。但两个美式足球解说界的翘楚之间的合作行同虚设。一个人评论完了以后，几分钟后另一人又用不同的语言再表达一次。直到比赛进入第三节，导播正告二人，“斯库里先生，请你转向你的右边，向斯特拉姆先生做自我介绍。斯特拉姆先生，请你转向你的左边，想斯库里先生介绍自己。”随后两人的解说才逐渐恢复正常。
那种试图缩减解说顾问的表达空间，挑战解说顾问核心的预测评论功能的解说员是愚蠢的。实质上，解说员与解说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唇亡齿寒。解说顾问预测评论的主体功能被剥夺之后，解说员的职能相应变得更加复杂。而且，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将自己推入尴尬的窘境。
（二）辨证对待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
虽然解说员应当不遗余力地为解说顾问营造预测和意见表达的良好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解说员对解说顾问的所有预测评论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相反，如果解说员时而用质疑的口吻对待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有可能使解说顾问提供更加理性和有说服力的回答。比如，在一场美式足球转播中，解说顾问约翰·麦登赛前信誓旦旦地预测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肯定将取得胜利。在转播中，解说员迪克·恩博格再三用质疑的口吻求证麦登不同寻常的预测，在最后一节麦登终于承认自己独家采访到了两队主教练，发现爱国者队教练组将对手的战术已经完全吃透，胜券在握。最终的结果证实了麦登的判断。
辨证地对待解说顾问的预测评论，需要解说员具备相当的业务能力，拥有可以与解说顾问在同一语境下“对话”的资本。国内解说员在对体育项目的认知上与解说顾问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有的解说员认为，电视体育解说员有时应主动把位置放低，表现出不耻下问的态度。解说员王喆提出，电视体育解说员应该“时刻想着观众，虚心向顾问求教……解说员适时暴露一些小小的‘缺陷’观众反而会更加喜爱（依据心理学的晕轮效应）”。 王喆. 电视体育解说论纲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74.
这实际上是以牺牲解说员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作为代价的。对于解说员来说，更理性的做法应当是更加努力认真地准备自己的解说对象，拥有与自己解说身份相当的话语权。在转播中以平等的姿态对待解说顾问，既不刻意与解说顾问形成对抗，也不盲从解说顾问的每字每句。这样的解说员才能赢得受众，尤其是专业诉求愈来愈高的体育受众的尊重。与此同时，时刻对解说顾问保持疑问状态，解说员还可以赢得解说顾问的尊重。

四、批判是一把双刃剑
在体育解说的预测评论部分，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对赛事和相关人员的批判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批判是一把双刃剑，尺度的拿捏殊为重要。适度的批判会树立并巩固解说团队的信誉，但过度的批判可能导致解说团队的形象受到影响。
（一）适度批判能建构解说团队的威信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等是电视体育解说的主体对象。由于他们不是完人，因此在比赛过程中总会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指出他们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错误，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由于解说顾问是能够更加深层次卷入解说主体对象的人，因此批判是解说顾问尤其需要具备的能力。
解说团队的适度批判能够使受众对比赛场上正在或已经发生的情景更加明晰，有更为透彻的认识。例如，CCTV篮球解说顾问张卫平在转播过程中，通过指出对教练员更换队员的不当，进而提出教练员的执教策略有待改进；通过指出裁判员某一判罚的有失公允，进而提出裁判员在选位和视角上有待提高。通过这样的评论，受众对篮球比赛本质的认知有所提高，对篮球解说团队的依赖感持续增强，解说团队的威信因而得到建构和巩固。
（二）过度批判可能导致解说团队众叛亲离
过度批判是指解说团队在解说评论部分，有侮辱解说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伤害解说对象的感情的话语，或者在某一话题的评说中小题大做，用犀利的话语言过其实地解构某一事实。过度批判时常出现在解说团队对赛事转播中其中一方（尤其是主队，有时也可能是裁判员）的表现严重不满时。譬如，在国内足球比赛转播中，某解说员经常使用“裁判员终于现出了原形”，“教练员输得仿佛裤子都被扒了”这样的话语，这显然是对客观事实的过度阐释，属于过度批判。还有一些解说员对场上出现的一些正常的身体接触过于敏感，随时提醒受众目前场上的火药味浓厚，导致受众对比赛的认知也发生偏离。
过度批判首先会导致解说对象对解说团队的严重不满情绪。由于目前的解说顾问多数以前曾经担任过运动员或教练员，由于不恰当的批判，可能使圈内人士不再对其保持信任，严重的甚至可能反目成仇。TNT篮球评论嘉宾查尔斯·巴克利由于在转播中长期敌视休斯顿火箭队，引起了全队上下乃至球迷的普遍反感。火箭队麦克格雷迪甚至公开表示自己从来不理会这个“火箭叛徒”的言语。其次，过度批判会导致解说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反感。一些解说员无奈地表示“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和“看在上帝的份上，积点儿口德吧”就是对这种过度批判的回应。再有，过度批判会引起受众的反感。解说团队对某件事物或某人持续不断的攻击，将会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一些受众反而会站在被批判者的立场换位思考，导致解说团队的解说产生负面效果。综上所述，解说团队的过度批判可能使自己面临众叛亲离的尴尬境地。
（三）批判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般来说，解说团队在进行批判式评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果解说员和解说顾问自身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的技术动作，不要过于苛刻地指责运动员；其次，在没有完全厘清比赛最新规则的前提下，不要肆意贬低裁判员的争议判罚；再有，在单场比赛没有完全结束和职业比赛中一个长时间段赛事没有完成的时候，不要轻易否定教练员的战略和战术部署；最后，在进行批判时要注意留有一定的余地，要把握好批判的底限。如果有侮辱解说对象的人格尊严和伤害解说对象的感情的话语出现，那绝对属于过度批判，有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五、预测是艺术不是技术
体育解说中的预测是比较常见的。解说员和解说顾问会随着比赛场上形势的不断变化随即做出一系列阵型、结构和预测，进而不断对比赛结果进行修正性预测。有的解说员的预测往往八九不离十，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比赛的理解已经十分透彻；反之，还有的解说员时常预测错误，像有名的乌鸦嘴“球王”贝利，几乎成为了足球迷们判断胜负的反向指标，但也不会有受众认为他们不懂体育。因此，体育解说中的预测更象是一门艺术，预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添受众在欣赏比赛时的乐趣，使受众在得知最后的结果时对解说团队的预测或赞叹或讥讽，断不能认为解说员是为受众提供相对权威的结果倾向判断而成为一门技术。体育解说的预测如果可以顾及到以下三点，将不至于成为解说中的败笔。
（一）不轻易做出预测
对于大多数电视体育解说员来说，在受众中的美誉度和诚信度都是他们十分看重的因素。为此，他们往往会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对比赛的准备和解说传播时的各种技巧运用。但一段毫无根据，甚至看上去还有些根据的预测可能会令解说员的心血付诸东流。在体育领域，某些项目的结果是可控的，出现意外结果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还有一些项目的结果是完全不可控的，冷门随时可能发生。一旦最终结果与预测结果出现了比较大的误差的话，解说员的可怕预测将会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体育迷的笑料。比如，笔者曾经在一场甲B比赛的中场评论中，预测上半场两球领先的主队将以大比分完胜对手。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主队下半场连丢四球，以2：4败北。这一颠覆式的结果使笔者在体育受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事实上，类似足球这样的比赛，实力和一段时间内的士气只是影响胜负的一方面要素而非绝对因素，最终决定胜负的有可能是赛场外的一些因素和运气。体育比赛最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其结果的不可预知性。虽然笔者也曾多次准确地预测过比赛结果，但只需要一次重大的挫折，就可能使之前的种种努力前功尽弃。
还有一些解说员被难得一见的重大意外击倒。例如，在NBA比赛中，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在落后8分只剩下9秒时，被解说员已经提前宣判了死刑。但神奇的雷杰·米勒竟然连续投中3记三分球，最终将比分逆转，惊得当值的解说员半天无语，解说顾问只能连呼上帝。这样的场景当然令球迷们终身难忘，这样的尴尬也可能使解说员终身难忘。解说员应该铭记，只要比赛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更何况，即使比赛结束，结果也可能因为技术因素和兴奋剂等问题而改判。因此，解说员对比赛结果的预测应十分谨慎。
（二）对涉及彩票和赌博的预测格外慎重
今天，与职业体育赛事密切相关的正当的体育彩票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以地下形式出现的赌博行业也对职业体育赛事的结果虎视眈眈。由于电视体育解说员对有关比赛的“内幕”消息有比一般人更加多样和更为可靠的渠道，因此他们的预测便成为了彩民和赌徒们十分关注的晴雨表。有时，权威电视体育解说员和解说顾问的预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相关赔率的些微变化。因而，解说员和解说顾问应对涉及体育彩票的比赛场次格外慎重，对可能引起巨大资金流动的地下赌场涉及的有关赌博项目格外慎重。否则不仅可能严重影响到自己的声誉，还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生安全。
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一位芬兰足球解说员对韩国队一路淘汰葡萄牙队和意大利队的表现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得到了裁判的庇护，因此还有可能以2：1击败西班牙队进入四强。比赛最终的结果神奇般地印证了他的预测。因此该解说员的预测得到了普遍的质疑，有人认为他提前获得了地下赌博组织的消息，这使他不得不接受相关机构调查并终止了随后的解说工作。甚至还有传言表示，东南亚某赌博公司因此损失惨重，已经向其发出了追杀令。虽然传言无法得到证实，但这位解说员的预测的确给自己带来了事先无法估量的麻烦。因此，体育解说员在涉及到可能有重大资金流向的比赛时，尽量不做谁先进球，哪一方半场领先，哪一方取得最后胜负等诸如此类的预测。如果一定要进行预测，只对场面上阶段性的变化和一名队员上场后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以免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三）用自嘲的方式直面错误的预测
错误的预测当然难免，几乎解说员和解说顾问都会遇到。在之前的预测成为别人的笑谈时，解说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对由错误预测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道歉。道歉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态度必须诚恳。如果能够用幽默的自嘲方式来直面错误的预测，将是最好的挽回声誉的方式。譬如，法国TF1的网球解说员在预测错误后总会说“看来我昨天的睡眠质量不高”，美国解说员迪克·恩博格曾经戏言“我们这个团队的人都会轮流犯下一些错误，今天那个倒霉的家伙就是我”。当然，还有的解说员会以其它幽默的方式来化解这样的尴尬。晚年时常预测错误的著名赛车解说员穆雷·沃克表示，“我可没有犯错误，我只是提前进行了预言，然后马上就被证明是不对的”。 Rowe, David. Sport, Culture and the Media: The Unruly Trinity, 2nd Edition [M].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1.
无论如何，错误的预测并不可怕。但如果不能勇敢地面对他，那么结果可能会真的可怕。

第三节 体育解说的背景介绍

体育解说中的背景介绍具有相当实际的意义，它可以使受众不致于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去欣赏比赛。宋世雄认为，“解说员研究的资料越充分，掌握的背景越广阔，懂得的知识越丰富，那么，对转播解说就越有帮助，因而对广大听众观众也越有教益。” 宋世雄. 宋世雄自述——我的体育世界与荧屏春秋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313.
通过解说员适时的背景介绍，受众对比赛的困惑和不解可以逐渐减轻或消失。反之，解说员的解说传播效果将事倍功半。体育解说中的背景介绍，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

一、背景介绍的分类
（一）人文背景
人文背景是指解说员向受众提供与赛事相关的文化、历史地理、艺术等方面的人文背景，以利于受众更准确地把握赛事转播中的人文氛围。譬如，在转播巴西足球比赛转播中，解说员可能反复强调这个民族如火的热情和桑巴舞技巧，于是，比赛场上出现的一些匪夷所思的精彩场面便不足为奇。在介绍法国运动员时，解说员常常会联系上法国人浪漫的性格和非凡的艺术天赋，这样受众便不再惊诧于法国运动员在运动中展现出的艺术性。在巴西足球队可以在客场输给厄瓜多尔这样的球队时，解说员适时地介绍厄瓜多尔主场3000多米的海拔便让大家心中释然。在北京奥运会的转播中，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的不少解说员都能够从人文背景的层面分析比赛动态，如非洲军团在中长跑项目上和牙买加在短跑项目上的巨大优势，以及俄罗斯运动员在花样游泳和艺术体操上的霸主地位等等，使受众不再困惑于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
（二）人物背景
人物背景是指解说员向受众提供有关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训练和比赛经历、业余爱好和特长等要素。由于电视体育转播的核心竞争力便是树立英雄，激发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明星崇拜。因此，人物背景的介绍是实现英雄塑造的关键因素。仍然以北京奥运会上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的转播为例，解说员韩乔生和杨健对菲尔普斯和博尔特事无巨细的介绍，使这两位奥运会上的超级明星在中国也拥有了大量粉丝和拥趸。
（三）技术背景
技术背景是指解说员向受众提供比赛中可能或已经发生的技战术特点和专项术语，使受众对比赛本质的把握更趋深入。比如，体操术语中的“程菲跳”、“比洛泽尔采夫”和“金格尔空翻”等，跳水比赛中的109C，5337D等。技战术上恰到好处的背景介绍会使受众对解说员的依赖感大大增强，同时对欣赏比赛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四）因果背景
因果背景是指解说员向受众提供赛场上某种特定现象的原因，使受众对某些非正常的现象不再疑惑。比如，在北京奥运会射击比赛转播中，解说员李博和解说顾问杨凌在美国选手埃蒙斯在最后一枪打出不可思议的4环时，立刻联系到了上届比赛匪夷所思的最后一枪脱靶事件，使受众马上就明白了运动员是在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进行比赛，失误在所难免。在跆拳道比赛转播时，本来应由陈中和对手进行四分之一决赛，但裁判突然宣布陈中告负，解说员周英杰立刻补充解释陈中在上一轮比赛中最后时刻被英国选手踢中，导致裁判改判，这样就使受众在最短的时间内获知信息。

二、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配合
在背景资料的介绍上，解说员与解说顾问的分工比较重要。由于解说顾问以前大都曾经担任过运动员或教练员，对比赛的“内幕”较之解说员更加熟悉。例如，一些篮球解说顾问可以准确地分析出场上球队“三上”、“三下”的技术要领，排球解说顾问根据运动员的手势准确预测出球队的战术变化。由于受众对解说顾问的专业期许值更高，因此，一般情况下，解说员应当主动减少对背景资料，尤其是深度背景资料的介绍，引导解说顾问向受众最感兴趣的“内幕”和技战术方向的话题靠拢。当解说员与解说顾问在某些技术环节意见相左时，一般以解说顾问的判断为基准，解说员可以委婉地表达出另一种声音。在解说过程中，如果解说员在技战术方面频频质疑解说顾问，不仅会使受众对解说顾问的信赖程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会对解说员的“越权”平添反感。

三、解说员与受众的互动
手机短信平台和网站互动区的运用使电视体育解说员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大大增强。解说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受众的反馈，从而对解说内容进行及时的调整。在背景介绍上，受众有时会对与比赛相关的层面提出海量的问题。解说员可以根据自己对背景资料的掌握对问题进行及时回复。如果解说员对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的，不应贸然回答。一旦答案并不准确，会使受众对解说员的诚信度和专项能力都打上问号。
在转播中，解说员还是应当根据画面语言有选择性地进行背景资料的介绍。如果解说员不择时机，一股脑地将自己掌握的背景资料全盘道出，或者在与画面关联度不高的时机介绍背景资料，会破坏电视转播声画结合的美感，同时也可能遭致受众的反感。
与此同时，解说员如果在比赛转播中喋喋不休，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受众的欣赏疲劳。不少广播体育解说员在转为电视解说员后，就会因为这类问题为观众诟病。

第四节 体育解说的留白

在体育解说的过程中，说与不说、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是一个困扰很多年轻解说员的问题。“留白”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应运而生的。体育解说中的“留白”是指解说员在转播过程中留出一定的空白时间，仅通过同期声或画面语言向受众传递信息。一般认为，在广播体育解说中，连续6秒钟没有声音，听众就会猜测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故。因此，广播体育赛事转播中“留白”不宜过多过频。但在电视转播中，恰当的留白是十分必要的。

一、“留白”的理论依据
“留白”是电视体育解说技巧中与广播体育解说的重要区别之一，它有着比较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留白”的符号学依据
美国符号学家托马斯·西比奥克将看似空白或无法感知的物质归于零符号。在符号学中，零符号具有强大的符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