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pdf

73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徐紫悦提要：昭陵陪葬功臣是唐開國最重要的政治群體，其身後的喪葬環節及行事撰書均嚴格遵循制度規定，行狀、墓誌、碑文、史傳等逝後文獻在相關制度程序中次第生成。這些逝後文獻既彼此相因，又關係複雜。其中行狀是各文獻的起點，碑誌與行狀、謚議、實録小傳等處於兩個相對獨立的承傳系統。國史傳記編纂以這些文獻爲基礎，既有因襲，也有增删、改寫，在官方層面對功臣的“身後哀榮”進行了書寫與定型。投唐經歷和“玄武門之變”是考察功臣傳記編纂的關節點，通過唐儉、高士廉、尉遲敬德的典型案例，可見唐代史官在史傳編纂過程中如何剪裁潤改文獻，重塑功臣身後形象。形象重塑後的昭陵陪葬功臣，經由舊唐書 本傳，成爲太宗主導的李唐創業神話的一部分。關鍵詞：昭陵陪葬功臣文獻承傳形象重塑隋末唐初史傳編纂引言自宋代以來，歷代金石學家圍繞昭陵陪葬墓作了大量收集和考證工作 。隨着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推進，陪葬墓的考古信息、碑誌材料等整理成果不斷湧現，其中以相關考古簡報、報告和 昭陵碑石 爲代表 。得益於上述學術積累，現今學界對昭陵陪葬墓的形制、布*本文承葉煒、仇鹿鳴、余蔚、林志鵬、徐冲、陳曉偉、曲暢、黄承炳、高濱、新津健一郎、龐博、厲承祥、布依寧、張越祺等諸位師友給予寶貴建議，謹致謝忱。同時非常感謝匿名審稿人惠賜修改意見。如宋人游師雄所繪 唐昭陵圖（參李好文 長安志圖，三秦出版社，2013 年，第 3841 頁）；趙崡 石墨鐫華 卷二諸跋及卷七 訪古遊記遊九嵕，叢書集成初編 影印 知不足齋叢書 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2127、8791 頁；羅振玉校録 昭陵碑録三卷附校録雜記，石刻史料新編 第 2 輯第 15 册，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年，第 1071110775 頁。所見已刊布簡報 13 篇、報告 2 册，不贅。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 年；另參陳尚君、黄清發 評張沛 昭陵碑石 ，唐研究 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425430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74局、從葬情況等問題，已有深入探討 ；利用昭陵碑石來補史、證史，也成爲學者關注的重要研究路徑 。另一方面，昭陵陪葬墓的背後是龐大的唐初功臣群體 ，這些功臣身後，經歷了怎樣的喪葬環節及行事撰書程式，終至入葬九嵕、静固地成爲整個昭陵陪葬墓群的組成部分，這是本文探究的問題。上述問題的考察既需要結合唐初的政治、制度背景，也涉及唐國史史傳的生成過程。唐雯考察行狀在官員身後議謚、製碑、立傳等環節中的演變，指出謚議、神道碑以及國史本傳都源於不同語境下、不同主體對行狀的精心改造，體現了朝廷重塑死者形象，使之符合官方話語體系的意圖 。仇鹿鳴從唐開國功臣傳的立傳標準和傳記改寫兩方面切入，論述了史官對武德功臣傳記的增潤改寫，並指出國史編纂既有出於政治目的有意改書的一面，也有“並非刻意”的技術性因素滲透其間 。兩位學者的研究可見，舊唐書 諸傳看似單一的叙事，實則是與逝者相關的各種文獻整合一致的結果，這些不同層次文獻中藴含的豐富細節和側面，在整合及繕寫的過程中被扭曲、遮蔽了。由此可追問，諸種逝後文獻之間有着怎樣的關係？昭陵陪葬墓數量衆多的碑誌，爲此問題的解答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關注：昭陵功臣身後的喪葬環節中，與之相關的各種文獻是在何種制度框架、行政程序下奏達承傳、生成流通的，這些逝後文獻（主要是行狀、墓誌、碑文、史傳）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進而，經由去取、增删、修改逝後文獻展開的史傳編纂過程，又是如何來重塑昭陵功臣的身後形象，並通過 舊唐書 本傳（以下簡稱“舊傳”）對諸功臣的身後哀榮進行官方層面的最終背書？在整個喪葬環節、史傳生成過程中，朝廷、喪家等各方承擔着怎樣的角色？關於昭陵陪葬墓的數目、陪陵名氏，兩 唐書、唐會要、長安志 等歷代文獻記載不同。上世紀 70 年代昭陵文物管理所實地調查，清理得 167 座墓葬 ，其後昭陵博物館利用 楊寬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4750、7071 頁；沈睿文 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唐研究 第 5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此據同作者 唐陵的布局：空間與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256273 頁；李丹婕 太宗昭陵與貞觀時代的君權形塑，中華文史論叢 2019 年第 1 期，第 258265 頁。比如焦傑 昭陵碑録 的史料價值，原載 古籍整理與研究 1992 年第 7 期，收入黄永年等編 中國古代史論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488510 頁；牛致功 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 年，第 1114 頁。伍伯常對此已有所關注，分别撰文考察了昭陵陪葬功臣的生平、種族、地域出身、家族遷居情況等，進而討論唐初的政治社會態勢（伍伯常 從窆昭陵：論唐太宗的陪陵之制及其陪陵功臣，鄭培凱主編 九州學林 2005冬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 253 頁；伍伯常 萃處京畿從窆昭陵功臣家族遷居考述，中華文史論叢 2008 年第 3 期，第 309343 頁）。陪葬本身就包含着對政治關係、秩序的確認與展示，參 Howard J.Wechsler,Off 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54155.唐雯 蓋棺論未定：唐代官員身後的形象製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1 期，第 8594 頁。仇鹿鳴 隱没與改篡：舊唐書 唐開國紀事表微，唐研究 第 25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 154169 頁。昭陵文物管理所 昭陵陪葬墓調查記，文物 1977 年第 10 期，第 3340 頁。75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 現代遥感技術得 188 座 ，全部陪陵名單已難確考。本文所謂“昭陵陪葬功臣”，主要指從義建唐、輔贊“貞觀之治”有功的文臣武將，不包括陪陵的妃子宫人、皇裔公主（駙馬）等。此外，“陪葬”與“詔葬”也有分别，根據吴麗娱對唐代詔葬制度的研究，詔葬以朝廷所給的特殊喪葬規格、監護使的派設、“葬事所須，並令官給”爲標誌，具備詔葬資格的基本都是親貴和三品以上大臣 。如唐嘉會爲莒國公唐儉之子，官至從四品上殿中少監，雖名列“昭陵陪葬名氏”，但卻是“與夫人元氏合葬於昭陵莒公之舊塋”，即從父而葬，並非詔葬。本文所涉及的昭陵功臣，大多品高勳重，既位於詔葬之列，也具有獲得身後行狀、議謚、立碑等待遇的資格。一、飾終有常：喪葬環節中的制度與文獻所謂“飾終之典，寔屬於勳賢；追遠之恩，允歸於器望”，昭陵陪葬功臣因其勳望，在身故後進入官定的喪葬儀典及行事撰書程式 。本節考察昭陵功臣喪葬環節中諸種文獻的上奏下達、承傳次序等問題，並着重討論其中行狀、墓誌、碑文、舊傳之間的關係。如同有唐一代的中高層官員，昭陵陪葬功臣身故後，家屬或門生故吏撰寫行狀，上呈至尚書吏部考功。行狀記載逝者家世、生平、歷官、言語等内容，成爲後續環節中各種文獻憑據取資的原始材料 。唐六典“考功郎中”條云：“諸職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史録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内官議定，然後奏聞。”尚書考功的主要職責是勘核覆審行狀之信實與否，以作爲太常擬謚的依據。太常擬謚，遂産生“謚議”。唐集中存有相關文書，可觀謚議之式：宋德聞、姚思汗、秋維道 昭陵古墓葬遺址遥感解譯和定位的研究，文物 1992 年第 7 期，第 8792 頁。吴麗娱 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12 年，第 617673 頁。唐會要 卷二一 陪陵名位“昭陵陪葬名氏”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481 頁。大唐故殿中少監上柱國唐府君墓誌銘，拓片見中國文物研究所等編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 壹 上册，文物出版社，2000 年，第 78 頁；録文參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95 頁。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君墓誌，拓片見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 壹 上册，第 47 頁；録文參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42 頁。關於唐代高層官員身後制度性的喪葬過程、生平記述等，參 英 杜希德著，黄寶華譯 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867 頁；唐雯 蓋棺論未定：唐代官員身後的形象製作，第 8594 頁；吴麗娱 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第 605705 頁。行狀作爲記載死者籍貫家世、生平經歷等信息的文書，在唐代官員議謚、撰誌、製碑、立傳等方面承擔着原始資料的職能，參俞樟華、蓋翠傑 行狀職能考辨，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2 期，第 14 頁；唐雯 蓋棺論未定：唐代官員身後的形象製作，第 8594 頁。中村裕一對唐代行狀的樣式及相關制度情況亦有論述，參中村裕一 唐代官文書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 年，第 350372 頁。唐六典卷二 尚書吏部“考功郎中”條“其謚議之法，古之通典，皆審其事，以爲不刊”注，中華書局，2014 年，第44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76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温，潔廉淑慎按 謚法 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於位曰恭”請以恭謚。謹議。博士獨孤及議曰：郭知運驍勇有謀，善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謹按 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 曰：“厥孚威如。”繫辭 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 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濟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權德輿和獨孤及的題銜都是太常博士 ，按太常博士“凡王公已上擬謚，皆迹其功德而爲之褒貶”，可知謚議由太常博士根據經考功勘核的行狀，先叙述逝者的品性事迹、勳勞功過，再據 謚法 等古典擬謚，最後以“謹議”作結，撰成後覆申考功，遞交至尚書議謚。謚號議定後，便頒下“謚詔”，即如：又下謚詔曰：名以實稱，事光於前典；謚爲表禮，縟厚於尊言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鄂國公、贈司徒、并州都督敬德襟宇宏劭，機神秘遠式詳兹典，錫以大名，可謚忠武。仍遣使持節，備禮告柩。以顯慶四年歲次己未四月丁未朔十四日庚申陪葬於昭陵，禮也。進一步地，唐會要 所載元和十四年（819）史 官李翱的上奏，清晰勾畫出行狀在尚書、太常、史館之間的承傳情況：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依據若考功定謚，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謚。依此者乃下太常，及牒史館。太常定謚後，亦以謚議牒送史館。李翱針對“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提議行狀當直録事實、不飾虚言，並强化考功的勘核職能，“不依此者，不得受謚”。此次上奏雖在元和年間，但其論及的制度程式可視作唐代常例。該記載説明了兩點：其一，唐代史官編集史傳的主要依據是行狀和謚議，這在“諸司應送史館事例”中的“公主百官定謚”條注 郭廣偉校點 權德輿詩文集 卷二九 故銀青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姑臧縣開國公贈司空李公謚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48449 頁；並參 文苑英華 卷八四 謚議一 同篇，中華書局影印本，1966 年，第 4442 頁。獨孤及撰，劉鵬、李桃校注 毗陵集校注 卷六 故左武衞大將軍使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梁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遼海出版社，2006 年，第 134 頁；並參 文苑英華 卷八四 謚議一 同篇，第 4436 頁上欄。文苑英華 卷八四 謚議一知運謚議 在作者獨孤及下注曰“時任太常博士”（第 4435 頁上欄）。唐六典 卷一四 太常寺“太常博士”條，第 396 頁。尉遲敬德碑，碑首已泐，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39、146 頁；文苑英華 録有此碑，題名曰“唐并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碑”，見 文苑英華 卷九一一 碑六八唐并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碑，第 4797 頁下欄4798 頁上欄。唐會要 卷六四 史館下史官雜録下，第 1311 頁。唐會要 卷六四 史館下史官雜録下，第 1311 頁。77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考績録行狀、謚議同送”亦可印證 。其二，行狀經考功勘核後，牒太常以擬謚，牒史館以編録事迹 ，太常據行狀擬謚，所作謚議亦呈送史館。史官以行狀、謚議爲主要材料，撰作實録小傳，並據小傳編集國史本傳。昭陵陪葬功臣王君愕的早年經歷即爲此提供了綫索：“王君愕，邯鄲人。君廓寇略邯鄲，君愕往投之，因爲君廓陳井陘之險，勸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歸順，拜大將軍。”參考 順宗實録 中的實録小傳 ，引文文句形式與之相類，而且王君愕具有“死王事”的身份 ，故可推斷引文出自王君愕在 太宗實録 中的小傳。王君愕死後“陪葬昭陵”，他的事迹在 舊唐書 中附於其子王及善的傳記：“父君愕。隋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在叙述王君愕“投君廓”“爲陳井陘之險”“屯之歲餘而歸唐”“拜大將軍”事上，兩處引文的沿襲痕迹明顯，足證實録小傳與國史本傳的承襲關係。行狀以及在其基礎上生成的謚議、實録小傳等與逝者相關的文獻，在尚書、太常、史館中次第呈送、流通，與碑誌處於兩個相對獨立的承傳系統。有學者認爲唐國史傳記編纂還會參考碑誌 ，今比勘昭陵陪葬功臣的碑誌與相應舊傳，發現除了薛收神道碑文與舊傳有部分的文字沿襲迹象（詳下），其餘功臣碑誌與舊傳叙事多有參差，很難説碑誌與舊傳之間有直接相承關係。至少就昭陵功臣而言，諸功臣的國史傳記編纂應未參考碑誌，而僅是利用了呈送至史館的行狀、謚議等材料。不過，昭陵功臣的碑誌與舊傳在叙事次序上大多相 唐會要 卷六三 史館上諸司應送史館事例，第 1286 頁。韓愈爲董晉所作行狀即云：“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大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劉真倫、岳珍校注 韓愈文集彙校箋注 卷二七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中華書局，2010 年，第2766 頁）資治通鑑 卷一八五 唐紀一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條 考異 引 太宗實録，中華書局，1956 年，第 5789 頁。屈守元、常思春主編 韓愈全集校注 第 5 册，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27883025 頁。王君愕殁於太宗親征高麗的戰役中，見 新唐書 卷二 太宗紀“貞觀十九年六月 己未，大敗高麗於安市城東南山，左武衞將軍王君愕死之”（中華書局，1975 年，第 44 頁）；又王君愕墓誌云“以貞觀十九年六月廿二日薨於遼東駐蹕之山，春秋五十有一”（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0、110111 頁）。順宗實録 小傳中的張薦生前亦未至三品，卒於出使吐蕃途中，具有“死王事”的身份（見韓愈 順宗實録 卷三“永貞元年四月癸丑”條，韓愈全集校注 第 5册，第 28772878 頁）。舊唐書 卷九 王及善傳，中華書局，1975 年，第 2909 頁。舊唐書 卷九 王及善傳，第 2909 頁。如杜希德在 唐代官修史籍考 中提到：“行狀與相關的碑誌、墓銘仍然是傳記的主要資料來源，這些傳記被收入實録，之後又重新編排到國史與正史的列傳部分中。”（第 66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78類，這是由於碑誌、舊傳都本於行狀。昭陵功臣的國史史傳以行狀爲主要纂寫材料，這一點上文已述。碑誌例如周護神道碑：“方築祁連之山，宜旌蘭菊之美。憑實録，勒此豐碑。”此處“實録”並非官修編年體史籍，而指喪家提供的逝者家世、歷官、生平事迹等信息 。唐代碑誌多見撰者據行狀寫作的説明，如盧坦神道碑“公之記室大理評事羅立言，狀公之行，將諸無容之請，牽課鄙憊，詞達而不文”、王智本墓誌“余方築室幽巖，漁釣清渚，不交人事，忽有使諮，因狀序焉”等等 。故周護碑所謂“實録”可能就是行狀，或類似材料。此外，昭陵碑誌中常見“詔葬之書”，記載了逝者的贈官、賻贈、監護使、謚號、葬日等信息 。這些在碑誌中移録的“詔葬之書”，當是結合喪葬環節中的陪葬詔和謚詔繕寫而成 。謚詔之例前已具引，關於陪葬詔，兹以李靖爲例：（貞觀）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逝，名都爲之罷市；鄭子産斯亡，在機於焉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衞國公李靖蘭畹騰芳，釣川揚佐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所司備禮册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寺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册府元龜（以下簡稱 册府）此卷多載類似的詔書，不贅。可知陪葬詔交代了陪葬官員的贈官、喪葬規格、賻贈、監護使，謚號和葬日這兩項信息則由後續的謚詔來確定。總之，昭陵碑誌的撰者取資行狀、陪葬詔、謚詔等材料，來記録逝者的生平經歷，彰顯逝者的賢能功績。聊作補充的是，不僅喪葬過程中的文獻有制度上的奏送程序，在葬事的物質層面，昭陵陪葬功臣的喪、葬也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天聖令 所復原唐 喪葬令 條文中即詳細規定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荆州都督上柱國嘉川襄公周君碑文，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35、140 頁；録文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三同篇，中華書局，2005 年，第 155 頁。相似例子又如開元二十年（732）大唐故括州遂昌縣令張府君墓誌銘“敢憑實録，乃作銘云”（拓片見洛陽古代藝術館編，陳長安主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 第 10 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38 頁；録文參周紹良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392 頁，録文“作”作“爲”，筆者勘合拓片改之）。權德輿詩文集 卷一三 唐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持節梓州諸軍事守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盧公神道碑銘，第 221 頁；故王君墓誌，拓片見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第 18 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03 頁；録文參周紹良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第 901 頁。如杜君綽神道碑（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43、154 頁；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四同篇，第173174 頁）、豆盧寬神道碑（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9、118 頁；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一同篇，第 134 頁）、牛進達墓誌銘（拓片見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 壹 上册，第 34 頁；録文參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20 頁）等等。吴麗娱已指出，陪葬詔（吴著中稱“詔葬之書”）與謚詔是分開、單獨頒下的（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第 619620 頁）。册府元龜 卷三一九 宰輔部褒寵二，影印明刻本，中華書局，1960 年，第 3770 頁下欄。79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 了百官的賻物、銘旌、明器、引披鐸翣等待遇 ，又據 唐六典 可知，官給之碑碣、瓶缶、偶人等諸物“大小高下，各有程準”。昭陵碑石中，杜君綽、李孟常、越國太妃燕氏三人的神道碑皆由萬寶哲刻字 ，已刊布的昭陵陪葬墓簡報中亦見隨葬品相似之例 。由此看來，昭陵功臣身後隨葬器物的製作似乎也有“常例”，甚至可能存在相對固定的製作群體。以上明晰了昭陵陪葬功臣喪葬環節中諸種文獻的奏達程式與承傳次序，逝後文獻中最核心的莫過於行狀、墓誌、碑文、史傳，這四者是記載逝者生平、品性的主要材料，也塑造了後人對昭陵功臣形象的直接認識。以下着重討論行狀、誌、碑、傳之間的關係，通過考察這四種文獻的承傳、修改情況，昭陵功臣的身後哀榮也將在“飾終有常”的静態表面下層層浮現出來。舊唐書 前半部分直接取材於吴兢、韋述等人撰成的紀傳體國史 ，昭陵陪葬功臣的舊傳大體出自唐代史官之手。昭陵功臣中未見有行狀傳世者，不過薛收子薛元超的行狀、墓誌、舊傳並存 。唐雯比對薛元超行狀和舊傳，認爲兩者關係密切，並指出舊傳删落行狀中體現元超與高宗情誼的細節，以隱没其不仕武后的政治立場，從而揭示史官對元超身後形象的重塑 。今勘合行狀和墓誌，結合 類要 引録的一則實録佚文，發現就具體問題而言，行狀、碑誌與舊傳除了遵循上文歸納的“常例”，還存在更複雜的關係。首先，行狀和墓誌列叙薛元超生平時，都據年歲一一備舉，文多雷同，是墓誌本自行狀之證。其次，墓誌有溢出行狀的文字，如薛元超八歲與房玄齡、虞世南交游，九歲以幕府子弟爲太宗召見，高宗時與許敬宗潤色玄奘所譯經論等事 。溢出之辭中，太宗夜宴一事值得 天一閣博物館等校證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中華書局，2006 年，第 709712 頁。唐六典 卷二三 將作監甄官署，第 597 頁。齊東方指出，將作監負責喪葬活動所需物品的供給，與禮部、鴻臚寺形成了一個行政操作鏈條（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 2006 年第 1 期，第 6668 頁）。吴麗娱在齊東方的基礎上，進一步對詔葬官給的器物詳加考述（參 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第 660673 頁）。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54、165、185 頁。如張士貴墓彩繪瓷俑“式十一件在王君愕墓出過同樣姿態的俑”（陝西省文管會等 陝西禮泉唐張士貴墓，考古 1978 年第 3 期，第 173 頁），長樂公主墓出土的武士俑和鎮墓獸與王君愕墓所出酷似（昭陵博物館 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 1988 年第 3 期，第 28 頁）。參黄永年 唐史史料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第 1011 頁；杜希德 唐代官修史籍考，第 152165 頁；謝保成 舊唐書 的史料來源，唐研究 第 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 365367 頁。文苑英華 卷九七一 行狀一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第 51055107 頁。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禄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墓誌（以下簡稱 薛元超墓誌），拓片見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 壹 上册，第 83 頁；録文參周紹良、趙超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278281 頁。唐雯 蓋棺論未定：唐代官員身後的形象製作，第 9394 頁；唐雯 舊唐書 列傳史源辨析之一以傳世傳記類材料爲中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中古史研究 編委會編 中國中古史研究 第 8 卷，中西書局，2020 年，第 2122 頁。薛元超墓誌，周紹良、趙超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 278279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80注意：“太宗嘗夜宴王公於玄武内殿，詔公詠燭，賞綵卅段。他日，賦公泛鷁金塘詩成，謂高宗曰：元超父事我，雅杖名節；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薛元超墓誌的撰者是崔融，薛元超對他有薦舉之恩、故主之誼 。崔融當時“兼直崇文館學士”，他在撰寫墓誌時，除以行狀爲主要材料外，應還參考了一些記録君臣游宴言行的材料。最後，唐雯擇出晏殊 類要引 唐高宗實録 一條：皇太子在京師，頗以畋獵爲事，中書令兼左庶子薛元超上疏諫之曰：“魏太祖征并州，留太子在鄴，頗出畋獵，崔季珪乃進書諫之曰：槃於游田，此乃 書 之所戒，魯侯觀魚，春秋 譏之。深惟儲嗣，以身爲寶，今縱馳騖，而臨險阻，誠有識者爲之所深懼。伏請焚翳損褶，以塞衆望。”太子報曰：“昨奉嘉命，廣開正路，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吾心。”册府 録其諫疏全文 ，文字較詳。薛元超諫太子事見舊傳，但不載其言，册府 此條當源於宋人仍可見到的唐代詔令奏疏。實録删節諫疏，史官編集薛元超本傳時，進一步删除諫疏内容，僅記進諫一事。這提示，唐代史官在纂修實録時，還會參酌當時的詔令奏疏，並在由編年體實録至紀傳體國史的過程中，對這些文字增删去取，最終撰成傳世的 舊唐書 列傳。舊傳背後實有相當複雜的纂修過程，這在 舊唐書褚亮傳 上也有體現。褚亮爲褚遂良之父，位列“秦府十八學士”，死後陪葬昭陵 。褚亮碑和舊傳所叙褚亮生平、歷官率多一致 ，可知都本自行狀。據碑文，褚亮由陳入隋又入唐，貞觀元年已年近七旬，其事迹相較其他昭陵功臣乏善可陳。史官對此采取的辦法是，大量迻録奏議諫疏來擴充傳記篇幅。如褚亮碑云“大業七年，授太常博士。彝倫爲施政之本，忠信乃達禮之源，凡厥損益，多爲條制”，舊傳載録了其時褚亮對煬帝改置宗廟事的奏議；又如碑文稱褚亮武德年間上書諫獵，舊傳即迻録整篇諫疏。褚亮傳 的大部分篇幅便是這兩篇奏文。由褚亮碑反推，其行 薛元超墓誌，周紹良、趙超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第 279 頁。舊唐書 卷七三 薛收附元超傳：“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館學士。”（第 25902591 頁）據 唐六典 卷二六 太子左春坊 可知，太子左春坊下屬崇文館，左春坊的長官是太子左庶子（第 663665 頁）。舊唐書 卷九四 崔融傳，第 2996 頁。晏殊 類要 卷一九 總叙東宫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第 166 册，影印西安文物管理委員會藏清鈔本，齊魯書社，1995 年，第 710 頁上欄；並參唐雯 晏殊 類要 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11 頁。册府元龜 卷七一四 宫臣部規諷三，第 8492 頁下欄8494 頁上欄。舊唐書 卷七二 褚亮傳，第 2582 頁。以下有關褚亮碑、傳的内容均出 大唐故散騎常侍弘文館學士贈太常卿陽翟縣侯褚府君碑（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昭陵碑石，第 74、203 頁；録文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四八同篇，第 1793 頁）及 舊唐書 卷七二 褚亮傳（第 25792582 頁），不另出注。81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 狀應也無甚事迹，故史官作傳時，以行狀記事爲綱，並在其間迻録相關奏議諫疏，湊成篇幅。回到對薛收父子的討論。薛收亦十八學士之一 ，卒於武德七年（624），神道碑立於永徽六年（655），現已漫漶。結合舊傳，迻録碑、傳文句相似者表列如下：表 1 薛收碑舊唐書薛收傳太宗與公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或容，（缺四十七字）知置，若爲存養，知卿叔侄之情，偏復篤睦，加安撫，以慰吾懷。”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暨繼明統業，念舊旌賢，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缺五十一字）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缺五十一字）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嘗夢君儀範，傷悼特深。旦敕所司，賜以粟帛。又嘗夢收如平生，又敕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除第三條叙事次序不同外，其餘文句之間的蹈襲清晰可見。不過薛收碑、傳這部分的高度雷同並非出於“本自行狀”的緣故。上述諸事均發生於薛收卒後，“贈定州刺史”更是已距九年，行狀必然無法記載。並且，碑文撰者和立碑時間的特殊提供了另一可能。據 金石録 知 薛收碑 爲于志寧所撰 ，于志寧正好名列顯慶元年（656）奏上國史的史官之列：“顯慶元年七月三日，史官太尉無忌、左僕射于志寧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内府。”關於唐初的國史修撰，劉知幾云：“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爲五十卷。”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于志寧等人奏上紀傳 舊唐書 卷七二 褚亮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宫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天策府記事薛收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第 2582 頁）舊唐書 卷七三 薛收傳，第 2589 頁。薛收碑 碑首已泐，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26、128 頁；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同篇，第 119120 頁。立碑年月原不辨，碑文僅謂“（上缺）其月戊戌朔三日庚申，陪葬昭陵”，據 舊唐書 卷七三 薛收傳“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第 2589 頁），永徽六年八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陳垣 二十史朔閏表，古籍出版社，1956 年，第 87 頁；張培瑜 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 年，第204 頁），碑當立於此年。録文均出自 薛收碑，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28 頁。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同篇，第 119 頁；以及舊唐書 卷七三 薛收傳，第 2589 頁。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 金石録校證 卷四 目録四，中華書局，2019 年，第 65 頁。唐會要 卷六三 史館上修國史，第 12891290 頁。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 史通通釋 卷一二 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46 頁。並參李南暉 唐紀傳體國史修撰考略，文獻 2003 年第 1 期，第 3334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82體國史，起義寧至貞觀末，薛收既卒於武德七年，那麽他的傳記應早已撰成。於是經由史官于志寧，薛收的神道碑文與史傳産生了直接聯繫。舊傳的前半部分主要采自行狀，後半叙薛收身後事或是參考了 薛收碑，或是于志寧撰碑文時參酌了已撰成的薛收傳。總之，薛收碑、傳之間應有直接的互參關係，不再是由於沿襲行狀而内容相似了。類似現象也反映在李勣的墓誌與舊傳上，李勣墓誌記述太宗閑宴托孤、剪須爲藥、李勣割肉别單雄信事多與舊傳相類，或許和誌文出自“爰詔史臣，載揚勳烈”之筆有關 。昭陵陪葬功臣中，碑誌俱存者目前只有唐儉、尉遲敬德、程知節、李勣、阿史那忠 ，其中程知節碑文、墓誌記載多有未合，張沛按語中已有所揭示，兹舉碑誌歧文例表列如下：表 2 大唐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上柱國盧國公程使君墓誌銘程知節碑公慨然長憤，有切瞻烏。鳩集雄豪，思樹名績。我高祖昭受駿命，底義乘圖。始掬旅於容關，遽戡功於遂圃。公揆時驤首，應機投袂。睹碭雲而式抃，仰譙星以載馳。粤自艱危，間行歸順，則武德元年也。投李密於汾澨，歸王充於鼎邑。顯慶初，拜使持節、葱山道行軍大總管，擊賀魯於塞表爰降手敕，遠以迎勞。尋拜使持節、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詔公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鑿（下缺）遽傾十角。飲至之晨，特蒙慰奬。頃之，坐裨將失律，免職歸第。據 舊唐書程知節傳，程知節投唐前先後歸依李密、王世充 ，對這一經歷，墓誌以虚言飾之，碑則直録其事。舊傳記載：“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程知節因屠城而延誤軍期，還師後被罷免，不久後被授予岐州刺史，墓誌隱没免官事，神道碑反記之。按唐 喪葬令“復原 32”“諸碑碣”後小注曰“其文皆須實録，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揚州大都督上柱國英國公勣墓誌銘，拓片和録文參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5455、172174 頁。不少昭陵功臣的神道碑僅存其目，如楊恭仁、王君愕、鄭仁泰等，又有石存但文字已磨滅幾盡者，如李思摩、牛進達等，本文所謂“俱存”指的是有全文或較多文字傳世。録文均出自 大唐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上柱國盧國公程使君墓誌銘，拓片見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 壹 上册，第57 頁，録文參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57159 頁；及 程知節碑，碑首已闕，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47、159160 頁，另參陳尚君輯校 全唐文補編 卷一三同篇，第 159160 頁。舊唐書 卷六八 程知節傳，第 2503 頁。舊唐書 卷六八 程知節傳，第 2504 頁。83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 不得濫有褒飾”。又據 新唐書百官志，對欲立碑銘者，考功郎中、員外郎須“會百官議其宜述者以聞，報其家”。可見碑文内容在制度上有着嚴格規定，故程知節早年歸附李密、王世充，以及出軍失利而免官等不光彩的事迹雖爲墓誌諱言，卻無法在神道碑文中抹去。另一方面，江波綜合考察詔葬大臣墓誌的尺寸、内容等，指出“許多詔葬大臣墓誌從石材到撰書刻都是由喪家自主完成的”，朝廷並無多少制度上的規定 。由此，相較於以“爲逝者諱”爲基本訴求的“壙内秘辛”之墓誌，作爲公衆景觀的神道碑往往承載着官方立場，其碑文作爲公開讀物，處在朝廷的嚴格管控下 。不過，昭陵功臣的神道碑文與墓誌大都没有程知節例中這樣明顯的歧文，不少昭陵碑誌的撰者都帶有諸館學士、史臣等官方身份，這是昭陵神道碑文與墓誌共通的一面，體現了官供喪葬下的碑、誌具有某種程度的共性。碑、誌的差異更多體現在文體上的不同，如尉遲敬德碑誌記載尉遲敬德從劉武周麾下，投誠至太宗李世民之經歷：時劉武周鴟張塞表，狼顧邊垂，公委質行間，任輕都尉。屬皇運聿興，霸圖伊始，舉赤旗於晉野，杖黄鉞於參墟。爰委茂親，董兹戎律。太宗躬整兵甲，以擊武周，獲其偏裨，凶徒迸潰。公乃率其餘衆，投誠拜款。辭袁之節，抗迹於前荀；去隗之誠，比肩於往竇。即授秦府統軍。尉遲敬德神道碑文作：劉武周不稽天氣，寔暗人謀。怒窮轍以抗威，臨焦原而自逸。公見縻昏僞，迫以驅馳。取譬辛毗，甫依袁而免戾；同夫馬援，聊寄隗以偷全。尚鞠醜徒，據其危堞。太宗俯離鳳邸，親御龍韜。軍次介休，將屠僞邑。早欽英略，深嘉義勇。飛箭以述皇威，投金以申同德。公鑒窮無象，識照先機。虚西楚之如狼，陋南巢之吠犬。遽歸真主，期乎人定，擢授秦府統軍。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第 711 頁。此條是吴麗娱根據 唐六典 及 天聖令“宋 26”復原而成，唐令拾遺 據大唐開元禮 唐六典 白氏六帖事類集 等復原爲第 20 條（參 日 仁井田陞 唐令拾遺，東京大學出版會，1933 年，第 832833 頁）。新唐書 卷四六 百官志一尚書省吏部，第 1190 頁。江波 唐代墓誌撰書人及相關文化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第 175179 頁。初唐官員墓誌的尺寸大體取決於官品，“初唐的三品以上官員墓誌要達到邊長 0.75 米以上，很多達到邊長 0.86 米以上，地位特别高的可以達到 1 米以上”（趙超 古代墓誌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3 年，第 150 頁），江波此論乃是針對三品以上的詔葬者内部。仇鹿鳴有關 羅讓碑 的研究，對碑的政治宣傳功能和景觀效應多有發覆，並指出“無論神道碑文字的書寫，碑石的刻立，甚至是斷碑的重刻，都在國家權威的嚴密控制之下”（仇鹿鳴 從 羅讓碑 看唐末魏博的政治與社會，歷史研究 2012年第 2 期，第 2744 頁）。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君墓誌，拓片見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 壹 上册，第 47 頁；録文參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141142 頁。尉遲敬德碑，拓片及録文分見張沛編著 昭陵碑石，第 39、145 頁；並參 文苑英華 卷九一一 碑六八唐并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碑，第 4796 頁。文史2023 年第 2 輯總第 143 輯84相較神道碑文，誌文更多的只是叙述經歷。對尉遲敬德起先依附劉武周的經歷，神道碑文稱“迫以驅馳”“據其危堞”，又謂尉遲敬德仰慕李世民已久，立刻就投奔了“真主”李世民。神道碑文辭更加華麗，在叙述的同時更有宣揚官方意識形態的意味。綜上，昭陵陪葬功臣身故後，記載家世、生平、歷官、言語等内容的行狀是逝後文獻的起點。行狀經尚書考功勘核，上呈太常擬謚，太常博士作謚議，覆申考功並遞交至尚書議謚。謚號議定後，頒下“謚詔”。行狀、謚議均呈送史館，史官以行狀、謚議爲主要材料，撰寫實録小傳，復據實録小傳編纂國史本傳。昭陵功臣的碑誌與上述程式處於兩個相對獨立的承傳系統，諸功臣的神道碑文、誌文主要依據行狀、陪葬詔、謚詔等材料撰成。在這些奏達程式、承傳次序之“常例”下，作爲昭陵功臣逝後文獻核心的行狀、墓誌、碑文、史傳，有着更爲複雜的關係。其一，就史傳生成過程而言，史官除了以行狀、謚議爲主要材料，還會參酌相關詔令奏疏、君臣游宴言行等其他記録。在整個編纂過程中，尤其是從編年體實録到紀傳體國史的演變中，傳主的事迹往往經歷層層增删去取。其二，就碑誌與傳的關係而言，兩者在常規程式上本相互獨立，但有些情況卻會因撰者、撰製時間的特殊而産生直接勾連。其三，就碑與誌的關係而言，兩者同爲官供喪葬的産物，故具有某種程度的共通性；兩者的差異主要源於文體不同，並且由於碑、誌的物質載體、應用場合、撰文目的不同，相較墓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