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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1、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 2、买官卖官 3、干部交流问题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按需办学培养创业人才——析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理性思考.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对策.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毕业生择业应急之策.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原因及对策.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与对策分析.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分析及对策.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探讨.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探讨.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对策.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扩招引起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研究.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浅谈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试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其对策.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的现状与挑战.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我看大学生就业难.CAJ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新形势下高校就业工作的问题与对策.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及对策.KDH 大学生就业难及其对策\走出高等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难的困惑.CAJ 买官卖官买官卖官问题\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贿选现象的特征、成因及对策.CAJ 买官卖官问题\买卖官现象的经济学分析.CAJ 买官卖官问题\卖官粥爵现象透视.CAJ 买官卖官问题\透视买官卖官交易.KDH 中广评论：狠刹买官卖官歪风　从根本上力克"顽症" 買官賣官現象為何屢禁不止？警惕“程式虛設” 当今政治市场卖官买官现象探析遏止买官卖官的关键是什么中广评论：狠刹买官卖官歪风　从根本上力克"顽症" 李文祥据媒体报道：河北省新近公开披露，凡领导干部送钱收钱、跑官要官、参与赌博者，一经发现，即免职并立案查处。这是该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举措，群众为之叫好。但亦有人摇头，担心此举雷声大，雨点小，雷声过后该怎么着还怎么着，这种看法不是没一点道理的。狠刹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过去在不少地方都曾进行过，虽说力度、措施与成效都有，但总觉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阵风刮来满动真格的，动来动去也就那么回事了。这样说虽消极，但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态与期望值：热切盼望有关各方将这一影响我们党的形象和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肿瘤"彻底除掉，还社会一个本来面目。据群众反映：有些领导干部的心思主要在跑官要官上，没有把精力用在抓大事、谋事业、求发展上。如果是这样，他（们）亦不会沉下心来真正深入到实际中去调查研究，想尽办法解决社会发展中、群众生活生产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跑官要官不是普遍现象，但它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危害非常严重。应当说，河北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深刻的，采取的如公布专项举报电话、开展巡视督察暗访等措施是得力的，亦不怀疑它的决心能否兑现，问题是由于买官卖官行为的隐蔽性，用作起来难以操作，人们担心的亦正是这一点。由于买官卖官各自的风险都很大，所以他们的交易极其诡秘与隐蔽，送钱要官者事不成，恐怖也只能吃哑巴亏，如举报成本更大，后果更糟。面对这种特殊现象，靠举报和巡视督察暗访或许见效，但很难治本。真要解决问题，我认为关键要靠制度，靠对在执行制度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强有力的监督。所谓靠制度是指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各项政策措施规定，并能够严格按程序办事。党的选人用人政策，尤其是党中央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与此相配套的规定、措施等，都是很有针对性与科学性的，真正严格执行、贯彻到位，那些买官卖官者是不会有市场的。问题就出在好的政策规定没能用好，让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有的甚至将选用干部过程中的一些程序儿戏化，比如，在民主测评和对干部考核中，他们只是摆样子，走过场，做给别人看，没能严格按规定程序办，给买官卖官者埋下权钱交易的市场空隙。我想，如果能在民主测评和对干部考察过程中更加开放些，能将群众的呼声、意见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与条件，即在很大程序上由群众说了算，买官者自然就不会再向少数领导猛投资了，而试图以权换钱者亦就不敢冒险收受或伸手要这不义之财了，因为他想办成的事没有可能实现。要保证党的好制度执行到位，必须靠监督机制来完成。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实施步骤和各个环节的设置，是对领导干部全面评价的完整体系，它们对人的政绩、能力等的评价各有指向与侧重，又互为依存、互为一体、缺一不可。因此，在每道程序、每个环节的实施过程中的监督越具体越到位，评价体系越开放，人为因素的作用就越弱化，而对人的评价则越趋于客观、公正与公平。如此，监督的范围与力度越大，留给买官卖官者的市场空间便就越小、土壤亦越少。因此我认为，当前各地、各有关方面在狠刹与治理跑官卖官等不正之风的进程中，还是应当在这些方面加强监督和监管力度，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顽症"。買官賣官現象為何屢禁不止？警惕“程式虛設” 一個組織部長在6年時間裏，賣出了23頂官帽子，先後75次收受32人的賄賂，共計人民幣90.4萬元，另有48萬餘元的家庭鉅額財產不能說明來源。這個“賣主”，就是阜陽市原市委常委、組織部長韓希鵬。最近，當地檢察機關對這個靠賣官“發財”的組織部長予以起訴，目前法院正在審理之中。買官賣官現象已不是什麼新聞了，它所造成的危害亦眾所周知，但是為什麼這種選人用人上的腐敗之風，在一些地方屢禁不止？從韓希鵬的案件中，人們可以找到一個值得深思的原因，就是“選人程式虛設”。韓希鵬的賣官，在長達6年的時間裏不是沒有被人覺察出；他“選”的幹部不是沒有人反對。但是，只要韓希鵬能收下“買主”的錢，官帽子就可以“出手”，賣官行為“一路順風”。何故？就是因為韓希鵬也“遵守選人程式”，即每一個被“選”者都“走過”幹部提拔任用的程式，比如，考察材料齊全，有辦公會議審查記錄，經過集體討論決定，甚至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等等。然而，就在這一步步程式的背後，卻“凝聚”著韓希鵬這個組織部長事前或事後的“個人行為”和“辛勤奔波”：對經辦人員(屬下)，他“話裏有話”軟中有硬予以“吩咐”；對上級(包括領導班子成員)，他能欺騙則欺騙，能拉攏則拉攏，有的本身就是“同路人”(已判刑的時任阜陽市委副書記的肖作新，就是曾與韓希鵬一道賣官)。正是有了這樣的所謂“選人程式”，韓希鵬才“名正言順”地賣出了一頂頂官帽子。 “選人程式虛設”，其原因主要有三條：一是，在我們的幹部工作中，不少同志的程式意識比較淡薄。不可否認，經過這麼多年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我們的選人程式已建立起來並得到了不斷健全。然而有些領導和組織部門的人員認為，自己在主觀上沒有搞不正之風“亂選人”，沒有違反政策“選壞人”，程式不程式無所謂，結果出現了事實上的選錯人，用錯人。二是，有些領導幹部存在官僚主義作風甚至個人好惡，造成了程式執行過程的“變形”。有的雖說是召開了會議集體討論決定，但“一把手”的民主作風差，或者有“家長式”習氣，在這樣的“集體討論”氣氛中，有多少人敢講真話？諸如此類的“程式”，怎能保證“選好人，用好人”？怎能避免和遏制像韓希鵬這樣的人弄虛作假？三是，“權大於程式”的干擾，一些領導幹部基於個人感情、個人私利、個人目的，通過“組織”對選人用人施加私人影響。比如，有的幹部明明工作平平、才幹一般，卻因某領導的“關照”而進入“程式”得到職級連升；有的幹部明明考察時有不廉潔問題，卻因某領導“說了話”而進入“程式”被提拔重用；有的幹部明明群眾基礎不好，卻因有領導暗示或授意而進入“程式”，照樣得以升遷。用好的制度選拔任用幹部，前提就是按程式辦事；否則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成為一種擺設。沒有程式的嚴肅性，就沒有制度的權威性。程式是實現民主和監督的必要手段，是規範用人行為的必要形式。人常說，無規矩難以成方圓。程式就是選拔任用幹部的規矩之一。嚴格程式，就是要求我們遵循選人用人工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步驟，先做什麼，後做什麼，不能顛倒，更不能隨意簡化。決不允許把個人淩駕於集體之上，搞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真正讓程式成為不正之風不可逾越的屏障。韓希鵬賣官鬻爵，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商品化，大搞權錢交易，敗壞了當地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正如檢察官在“公訴意見書”中指出的那樣，韓希鵬是當地不好的社會風氣的始作俑者之一。這不能不說也是“選人程式虛設”所造成的後果。（文/陳向陽）《解放日報》2003-09-05 当今政治市场卖官买官现象探析 ----：吏治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卖官鬻爵的丑恶现象，在中华大地早已被彻底根除。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一销声匿迹半个世纪的丑恶现象又沉滓泛起。官场待价而沽，量“财”录用，“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四万五万给顶帽”，卖官买官之闹剧，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领导干部卖官的胆量和手法较古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地威胁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威胁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威胁着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潜流，在神州一些地方暗暗地流动卖官买官的黑色旋涡，旋转到那里，那里就会出现怪圈。一个工于心计的农民、一个投机钻营的搬运工人，在3年时间内，象变戏法似的竟然成了高等科研单位里既有文凭、又有职称的处级干部；一个名不经传的个体户在短短的月余内，居然能完成入党、招工转干、提升为正科级干部；一个有犯罪劣迹的贪污犯却当上了反贪局长……然而，这些不争的事实，近乎天方夜谭般的虚幻为什么会成为现实？从近几年全国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少数领导干部把人民给予的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卖官鬻爵。山东省荷泽地区原副专员卢效玉任东明县委书记34个月，共有72人先后175次向卢行贿计63万余元，以达到调动、升迁的目的，经卢提拔的几名副县级干部，送给他的钱少则1万元、多则8万元。今年3月2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卢效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云霄县原县委书记郭育棋，1996年因严重腐败被立案审查，其三大问题之一便是“卖官”受贿，且金额巨大。据查，郭从1990年任云霄县委书记起，按职位高低、“肥瘦”，收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贿赂。有证据表明，向郭育棋行贿而谋得“官位”的县科级干部有数十名。河南省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自1991年9月至1997年2月期间，利用职权卖官，多次索要和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23万余元，且精心制作了一张“藏宝图”：把存在数家银行的贿赂款的存折密码、人名、金额、银行地址等用不同符号代替，编制成一道极其隐蔽的三角函数题，密密麻麻地记录了整整三张纸。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0顶官帽大批发。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偌大的县委机关只有6名干事。全县20个乡镇，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占到乡镇干部总数一半以上。会计跃为法院副院长，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江苏省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担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对不符合条件的，只要你付了钱照提拔不误。19 95年底，李树春得知自已将要调离响水，干脆来个“乌纱”“大批发”。一天上午用2个小时，研究变动了102个科级干部，有的是提拔，有的是调动，多是李树春一人说了算。类似这些“卖官”者受到严肃查处的还有：河北省易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杜梦林、陕西省白河县原县委书记党致远、云南省洱源县原县委书记赵文根、山西省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这一件件，一桩桩罪案，从反面提醒人们，在神州大地绝迹多年的卖官鬻爵丑恶现象又悄悄地死灰复燃了。敛财，弄权于股掌之间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卖官成为少数领导干部敛财的重要手段。一些无德无才、甚至劣迹斑斑的人，以金钱开路、搭桥；而少数管干部的人见钱眼开，拿原则作交易，不义之财滚滚来。透过这些“卖官”案件，我们不难发现当前发生的卖官鬻爵行为，都与弄权、敛财有关。人民群众将卖官现象，讥之为“要得富，动干部”，廖廖数语，把笼罩在卖官鬻爵者身上的雾纱，扯得净光，暴露出以下几个特点：待价而沽，量财使用，具有交易性。在少数领导干部“乌纱”店里，都是按职论价的，他们或“零售”，或“批发”。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收受的30多万元贿赂，大量的是利用他的人事大权收取的钱财。仅在95年干部调整中，邢就收受贿赂达14.3万元。江苏省沭阳县东湖乡党委书记袁某向县委书记黄登仁提出想调县里当计生委主任，黄答：“你的要求不高，但现在还摊不到你。”不久，袁看见有好几个乡镇领导干部都调进县城，便再次找黄提出要求。黄漫不经心地说：“不要急，慢慢来。”失望之余，袁遂连续两次送去4万元还未见动静，接着又向黄送上2万元。结果10天后，袁某接到了县委组织部要他去一趟的电话。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具有互惠性。按理说，用钱买官，明眼人一看便知，正直的领导干部就会提高政治警惕性，并与之保持距离。然而，卖官者终于经不住“裹着糖衣”的炮弹的袭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3年时间内，利用职权大做“卖官生意”，给他送钱的人涉及本县45人，收取钱财30多万元。鹤壁市原市长朱振江见某厂厂长胡某获市政府经济效益奖6万元而眼红。一次会后，他单独留下胡，说：“你的奖金对领导也要有考虑，以便今后把工作搞得更好。”胡某自然心领神会。不久，朱振江率团出国考察，从胡某处索要1000美元。后来，胡又陆续送给了朱振江1.5万元。朱振江也将其安排到了市纺织工业公司经理的宝座上。旁敲侧击，暗中索贿，具有欺诈性。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原副主任范文浩在任鄞县县委书记期间，在干部任用上大搞权钱交易、“有偿服务”。1993年至1997年初，他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5万余元。曾担任过镇长的陈某读书毕业回到鄞县后，迟迟得不到安排，陈多次找范，范总是满口答应帮助解决，可就是杳无音讯。陈趁春节期间又拎了烟酒等礼品到范家拜年，重提工作之事。范说，不要着急嘛！慢慢来。说着，叫妻子抱出出生不久的小外孙，让他抱抱。陈见状，赶忙摸出随身带的2000余元的信封递给范妻。不久，陈就被任命为鄞县财办副主任，接着又调任某保险公司鄞县分公司总经理。河南省周口地区原副书记、行署专员曾锦成更是敛财有方。1995年夏，曾锦成前往澳大利亚考察，出国前途经北京，他刚下榻在王府饭店，就打电话告诉了某地驻京联络处主任马某。马心领神会，随即来到王府饭店奉上500美元。不久曾又以行署专员的身份带人到北京跑项目，马某又送上1万元现金，并提出能否提升他为行署副秘书长兼驻京联络处主任，曾当即表态帮忙，事后不久，双方都遂了愿。公开勒索，巧取豪夺，具有疯狂性。要想在海南省原东方市委书记、人大主任戚火贵手下提拔重用，送礼是不行的。94年6月，戚火贵上任不久，就扬言：“林某原是市委办主任，没在教育系统担任过领导职务，不宜当教育局长。”林听出弦外之音，便给戚送去2.5万元才保住官职。林某任教育局长5年间，戚火贵共索贿8万余元。办案人员在清点戚火贵的犯罪证据时发现：活期存折18本，定期存单31张，总计人民币1187万余元，金银首饰2.1公斤，金劳力士手表1块，疯狂敛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安徽省光明市原市委书记薛贤早，以各种方式寻求权力回报，寻找另一条卖官的“新途径”。该市物资局原局长因病长期不能上班，早已觊觎局长职务的燃料公司经理胡某，便托人与薛说情，并主动与薛接触，博得薛的好感被提名为物资局长人选。胡被任命为物资局长后不久，一次上海之行，胡为薛购买了4700元物品。薛贤早并没有满足，一次在饭店吃饭，又附在胡耳朵上说：“你给我买一套音响。”薛书记伸手要了，胡马上点头说：“行。”随即让业务员从公司取出5000元钱交给薛的司机。夫卖官妻受贿，逃避惩处，具有隐弊性。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的夫人已经成为买官者进攻的对象，一些人把走“夫人”路线视为同领导干部拉关系的一条捷径，于是她们对领导干部步入犯罪泥淖增加了助推力。在当前查处的少数领导干部受贿案中，“夫人”占有相当比例。如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竟有34名案犯的“夫人”参与了受贿活动，充当了夫君的“收银台”。浙江省平阳县一位副局长杜某在县委组织部门考察时，有人告发其有经济问题，杜某一次送给被称为“卖官大户”的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3万元现金，董根顺让其妻收下薜款后，很快就成全了杜某的愿望。盐城市政协原副主席李树春在任响水县委书记期间大权在握，找他办事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他人注目，他在多种场合暗示找他办事的人：“有事不要直接找我”。很多人心领神会，就去找他的妻子。据后来李树春交待，所有其妻经手的钱，他都知道，有的钱甚至是他清点后，亲自用亲戚的名字存入银行的。卖官，为何会悄悄地滋生蔓延卖官买官这一丑恶现象，虽然数量上只是极少数，但其“鼠屎效应”却是非常之严重。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卖官买官行为会在短期内“急性发作”呢？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概其要者，有以下诸方面：一是信仰“危机”，心理失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准则。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领导干部接触外界的机会多了，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思想对他们的侵蚀也多了，他们当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看到利用各种机遇暴发起来的先富者的奢侈性消费，不禁由眼热到眼红，由羡慕到攫取。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周宝法的妻子说：“周宝法从没白拿人家的钱，他都是给人家办事才收礼，帮了人家的忙才拿钱的啊！帮人家办事，人家送钱算受贿，那我们家有的是！”广东省徐闻县的杨某是一个好逸恶劳，靠赌博、欺骗营生的人，没有固定职业，竟有从乡到县，甚至包括时任县委书记的苏凤娟等一串“头面人物”出来为他搞假聘干，炮制假材料，“帮忙”搞调动。其实，并非杨某有什么超人“神通”，倒是这些“卖官”者以权谋私的贪欲太强，把手中权力完完全全变成了赤裸裸的敛财筹码。二是个人专断，“班长”成“家长”，群言堂成一言堂。用一个“卖官”者自己的话说：“现在选拔任用干部，在一些地方是例行公事地考核一番，考核结论千篇一律。最后只要主要领导拍了板便可决定。个别一把手将‘班长’当成‘家长’，使‘群言堂’变成‘一言堂’，这样的干部管理体制，给予管“官”的人如此大的权力，怎能不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正是因为如此，在干部提拔使用上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卢效玉在任东明县委书记期间，提拔干部或人事安排大多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当办案人员查看卢任职期间的县委常委会会议记录时，根本就没有提拔干部的记载。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到1998年8月案发前几年间，组织人事工作则由他亲自“操劳”，虽然党的组织人事工作也有许多规矩，订的纪律制度也不少，但到了王新康那里，这又能起多少作用呢？该县某镇原党委书记郑某因大吃大喝等经济问题被举报，王新康开始支持对其查处，但不久王新康住院，当郑某与当时的镇长赵某一起给王送去1万元后，王新康立刻改变了对郑的“看法”，结果只是给郑一个通报批评就不再追究了。不仅如此，后来郑为了能够被推荐为副处级干部，又给王新康送去2万元，很快被提拔为组织部长。三是暗箱操作，以所谓“集体决定”的合法程序作托词。目前，不少地方干部考核、提拔使用的程序上，仍是沿袭过去的老办法，考核研究决定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这就给卖官者们在提拔干部时夹带私货，以售其奸大开了方便之门。即使群众有意见，都能用“组织考察、集体决定”、“正常提拔”等冠冕堂皇的托词搪塞过去，局外人很难弄清个中的“猫腻”。浙江省某县组织部长谭某，通过许愿封官，大做“乌纱期货”交易，大肆收受贿赂170余万元。97年9月30日，广东省雷州市委决定将市水利局局长林某调离，得知消息的林某国庆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急忙主持召开水利局领导班子会议，专门研究人事变动，结果只用一个多小时就通过了6次任免决定，共涉及47人的升迁或免职。被提拔的里头，有人因超生受罚，有人长期不上班，此外还有13人的任免超越了权限。四是监督乏力，使腐败的权力衍生出新的权力腐败。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常常对人说：“到我们这一级干部就没人管了”。他把卖官作为敛财的“第三产业”。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干部的荣辱升降，一支笔就可以支配干部的政治前途，在这种氛围里，又怎么不生出卖官的政治怪胎呢？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的3年时间内，利用职权大搞“钱官交易”，先后收受45人贿赂30多万元，大多为卖官所得。为了兑现某乡一负责人张某在给其送钱时作出的承诺，郑先后四次专门为其召开书记碰头会，终于满足了张到实权部门当领导的目的。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刘金生，是一个农家出生的初中毕业生，由于他用80多万元傍上了陈希同、王宝森等大人物，从此仕途变得“无限光明”。1993年初，顺义县委决定将刘金生由顺义镇党委书记调任县农工部长，任命已经下达，交接工作正准备进行，不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一个电话，要求县委“暂时不要动”他。两个月后，刘金生被市委正式任命为延庆县委书记。忧思，并非多余的话吏治腐败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自古至今，卖官鬻爵由此造成人亡政息、一朝覆灭的史实，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我们党以史为鉴，清醒地看到清除这种腐败现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严肃指出，用人方面存在的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必须严格整肃。在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他旁征博引，总结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诫全党对卖官买官行为，必须坚决刹住。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重大课题。对确属于卖官买官的，发现一起要查处一起，坚决绳之以党纪国法，毫不手软地惩治这种腐败行为。就领导者个人而言，必须自尊、自重、自醒、自警。《醒世恒言》载：薛录事（官名）于高烧昏迷中化为鲤鱼，跃入湖中，恰遇渔夫垂钓，明知饵在钩上，吞之必祸身，但耐不住饵香朴鼻，张口吞之，终被钓去。作者点评曰：“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纵观近年来纷纷落马的卖官买官者，大多是识得破，“却忍不过”而吞下诱饵的。一个行贿买官者在交待问题时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我向他们塞钞票时，绝对是将他们当作一块敲门砖来看的，否则我自己的心态无法平衡。凭什么要我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手里塞，还要赔笑脸。”鄙夷之色，谩骂之态，切齿之声，溢于言表。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每个领导者警醒和思考么！关键词：政治,腐败,贿赂遏止买官卖官的关键是什么［作者：佚名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5-3-28 7:22:28 点击数量：57］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卖官案”的原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昨天上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报道，此案涉案官员众多。通过大肆卖官鬻爵，马德共收受贿赂600多万元，另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待查。我们常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买官卖官正是最典型的吏治腐败。在中国古代，买官卖官乃公开的秘密，最著名的当属东汉桓、灵二帝的公开张榜卖官，桓帝时“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时二千石官2000万钱，四百石官400万钱，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先交钱，贫者可赊欠，到任后加倍缴纳。所以，尽管马德案创造了中国买官卖官的一项新纪录，但人们读到其中某人给马德送了50万，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县长；某人给马德送了25万元，只是为保住其现任官职不被别人“买了去”；马德有次因病住院，一个星期就在医院里收了240万元……之类的故事时，或许并不会感到特别新鲜。要言之，买官卖官的歪风邪气源远流长久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些地方，官位炙手可热，含金量高，升值潜力大，花50万买个县长，顶多不过两三年，不但能顺利收回成本，而且还能赚他个盆满钵满，何乐而不为？对于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古人有非常精到的描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进行到现在，通过制度文化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经成了各界的一个共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对于买官卖官的预防和治理，主要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限制官员的权力，特别是限制上级官员利用个人影响干预和决定下级干部任免的权力。官员的权力是政府权力的一部分，限制政府的权力是民主宪政的根本要义，限制政府权力的过程，就是保障公民权利的过程，限制上级官员干预和决定下级干部任免的权力，就是保障公民通过推举、投票、质询等手段影响或决定干部任免的权利。如果市委书记马德的权力有限，不能明里暗里决定下辖某县县长的人选，也就不会有人掏50万向他“买”县长了。二是降低官员权力的含金量。这有赖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令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使得官员除了合法的公务消费、职务待遇和薪金收入之外，在社会和市场上再也生财乏术。行政权力的含金量降低了，行政职位对那些一味追求金钱的人的吸引力也会随之降低。三是国家和社会亟待在“官本位”之外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使那些在政界之外的其他领域建功立业的人，也能享受到足够的荣誉，树立起崇高的尊严和成就感。比如一个人长期甚至一辈子都在一个不大的地方，或担任公益性职务，或经营支柱企业，为当地的社会自治和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社会就应该承认他，民众就应该景仰他，那么他就大可不必为自己未曾在政界发展而遗憾，更不可能产生花钱买官的冲动。马德案的依法审理，更清楚地暴露了买官卖官的症结所在。要从根本上遏止吏治腐败，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上付出艰苦的努力。（潘洪其）干部交流问题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畅通干部交流的渠道.KDH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干部交流工作应走出五个误区.CAJ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干部交流应走出几大误区.KDH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加大干部交流锻炼力度培养复合型领导指挥人才.KDH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加大干部交流力度.KDH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坚持五种方式推进干部交流.CAJ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论切实加大领导干部交流工作力度.KDH 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交流问题\完善干部交流制度是关键.K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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