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pdf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2022 年 12 月 第 196220 页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曾紫来在古代希腊历史上，忒拜这个城邦地位相当重要。远在希腊神话和史诗之中，忒拜就享有盛名，被称为“七门之城”，著名的“俄狄浦斯王”等故事就以它为背景。此后直至古典时代，忒拜也一直举足轻重。在本文研究的公元前 4 世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陷入衰落的大背景下，忒拜在战争中重创了斯巴达，并摧毁了其复兴的基础，一度主导了希腊世界秩序，史称“忒拜称霸”。忒拜称霸之时，正介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和马其顿王国成为希腊世界霸主（前 404前 338 年）之间，是希腊古典时代晚期和古希腊城邦外交史上一个历史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中，希波战争后一度极盛的希腊世界逐渐走向衰落，希腊城邦由独立自主沦为被外族统治，波斯帝国对希腊世界的影响力也逐渐达到了顶点。这一阶段希腊世界的几次和平均是在波斯帝国的影响下达成的。一方面波斯需要代理人帮助统治希腊世界，另一方面希腊城邦中的强大者也渴望得到波斯的认可与帮助，以巩固其霸权，因此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三大希腊城邦 斯巴达、雅典与忒拜 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波斯有过合作，这使得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国家间的互动更加紧密。而忒拜由于实力较弱，与波斯既往关系较好，所以在其掌握霸权期间一直与波斯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忒拜重创了斯巴达并削弱了雅作者曾紫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忒拜，或译作“底比斯”，但其古希腊文原文名为“”，根据音译应直译为“忒拜”，“底比斯”一词译自英语。典，客观上反而清除了马其顿统治希腊的障碍。总而言之，忒拜在这一阶段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此前的研究大都立足于希腊本土和忒拜本身来看待这一问题，但是如果站在整个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角度，忒拜称霸又具有何种意义？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国际体系？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国家共存的环境，也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各种联系和互动形成的一个国家的集合体。东部地中海地区存在不同类型的政治实体 希腊城邦，马其顿王国和波斯帝国等，三者差异很大。但是，它们明显存在“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马克斯韦伯有一个很宽泛的定义：国家是一个在一定领土之内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人类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部地中海地区同时存在若干国家，而且它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联系和互动。因此，这一地区的国际体系已经形成。不可否认，希腊世界内部也是一个国际体系，传统上我们正是从这个体系的视角来看待忒拜称霸的。但是，如果放眼东部地中海地区，就可以把忒拜称霸放到更大的一个国际体系中去考虑，这正是本文的主要思路。忒拜霸权相关史料匮乏而且争议较多。这一时期希腊史最重要的基本史料是色诺芬的 希腊志，但正如前人指出的，它对忒拜存在严重偏见，对斯巴达曲意维护，以致故意遗漏了很多重要史实，给研究造成严重影响。其余的史料如狄奥多罗斯的 历史丛书、普鲁塔克的 名人传等也各自存在许多问题和限制，这都使研究难度大大增加。在此基础上，国外历史学者已有部分高水平研究，涵盖了忒拜建立霸权前后的很多方面。其中791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 高尚涛：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时事出版社，2009，第 6263 页。马克斯韦伯著，拉斯曼等编 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第247252 页。Xenophon，Hellenica，trans.Carleton L.Brownso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5.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9.Plutarch，Lives，trans.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相关论著如 John Buckler，The Theban Hegemon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0；Robert J.Buck，Boiotia and the Boiotian League，423-371 B.C.，Alberta：The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1994；Robert J.Buck，A History of Boeotia，Alberta：The Universityof Alberta Press，1979；G.L.Cawkwell，“Epaminondas and Thebe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22，No.2（November 1972），pp.254-278。约翰巴克勒（John Buckler）的 前 371前 362 年的忒拜霸权，加拿大学者布克（R.J.Buck）的 玻俄提亚与玻俄提亚同盟 两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巴克勒的著作在吸收前人学术成果、有技巧地处理史料上颇为见长，尤其精于对忒拜相关的军事问题的分析，但是该书的视角也存在不足。忒拜对公元前 4 世纪的历史应当说影响深远，虽然作者对忒拜称霸的背景和霸权短暂的原因等着墨甚多，研究深入，但对忒拜称霸的影响则分析较少，仅仅简略提及了忒拜称霸与斯巴达衰落和马其顿崛起之间的联系，至于忒拜对更大的范围即整个希腊世界乃至东地中海外交格局的影响则几乎未作分析，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布克的著作由于成书时间较晚，综合了一些更新的学术成果，整体上，全书显得结构清晰、立论有据，为进一步分析和解读忒拜霸权中忒拜城邦面临的局势和其战略选择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基础。不过，布克更加关注的是忒拜城邦的内部事务以及其在玻俄提亚同盟中的关系和影响，对忒拜在当时面临的外交局面和忒拜对东地中海范围内的国际体系的影响则几乎没作任何分析。此外，从外交史角度，弗兰克阿德科克爵士等的 古代希腊外交 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作者对古代希腊世界与相邻的波斯、埃及、迦太基和罗马等的外交概况进行了整体性梳理和总结，其中很多观点和分析对本文均有启发。但具体到忒拜称霸相关问题，由于该书仍主要聚焦在希腊世界内部，对忒拜称霸时期的外交及其影响的分析基本集中于忒拜与斯巴达、雅典之间的关系，对这一时期马其顿和波斯的内部情况以及马其顿和波斯与希腊的互动则分析较少，对部分问题的分析也没有整合。总体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多着重于细节，对于忒拜所处的历史格局和影响刻画略有不足。而国内学界对本问题研究则较为薄弱，以硕博论文为主，多为对西方学者观点的介绍。本文拟从分析忒拜称霸前后的东地中海国际体系入手，试图揭示忒拜在公元前 4 世纪中期的重要地位，展现希腊古典时期除了雅典、斯巴达两强之外还存在多个势力中心的事实，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转折时期及同时891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Sir 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5.张玉：底比斯称霸前后的内政外交，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0 年；赵云龙：公元前 4 世纪底比斯与斯巴达关系述论（迄前 362 年），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5 年；褚衍爱：试论公元前 447 前 386 年的彼奥提亚同盟，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 年。期东地中海国际体系变化的关注，也希望有助于深化关于古代东地中海区域历史的研究。一 忒拜称霸前夕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体系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公元前 379 年，忒拜民众派通过政变再次掌握城邦政权这 20 多年（前 404前 379 年），东地中海地区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战前希腊世界内部的两强对峙，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希腊世界与波斯之间的地区性均势被打破，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土崩瓦解，希腊在短期内形成斯巴达独霸局面。同时，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落入波斯的控制，小亚细亚各行省的波斯总督，运用大量金钱开始对希腊世界施加巨大影响。公元前 5世纪末，在波斯发生了小居鲁士试图争夺王位的大规模内乱，埃及趁机再次取得独立，波斯在很长时间内无力收复埃及。具体而言，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确立了对除小亚细亚之外的希腊世界的控制，但其霸权并不稳固，其之前的很多盟友在战争后不久便站到了斯巴达的对立面。同时，在斯巴达内部，公民短缺的问题日益严峻。人力资源不足，不仅限制了其对外势力范围的扩张，而且严重威胁着内部稳定。本来斯巴达霸权还不至于迅速崩溃，但其统治集团却从色诺芬等人率领万人雇佣军穿越波斯帝国的万里远征中看到了波斯的衰落，便决定进攻波斯，以夺回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控制权。事实上，埃及得以保持独立并恢复了一些元气，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的斯波战争。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东地中海地区已存在一个初步具备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交战初期，斯巴达人占据优势，但很快波斯人便以黄金为武器，促使本就对斯巴达不满的忒拜、科林斯和雅典等希腊城邦联合发动反斯巴达战争，也就是科林斯战争（前395 前 387 年），斯巴达人在本土自顾不暇，只好停止了对波斯的进攻。在科林斯战争中，雅典的海军实力得以复兴，夺回了制海权。斯巴达在联军991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 Xenophon，Hellenica，3.3.4-11；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43-44.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雪梅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第 454460 页。Xenophon，Hellenica，3.5.1-25；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97-119.的攻势下一度陷入困境。但雅典等反斯巴达同盟实力的增强，马上引起波斯的高度警惕，促使其最终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斯巴达。公元前 387 年，波斯以国王的名义，迫使反斯巴达同盟各邦接受共同和平（Common Peace）条约，史称“大王和约”（Kings Peace）。该和约使城邦自治原则得到各方公认，事实上从整体上削弱了希腊世界的实力。“大王和约”明确了波斯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统治权，同时也为斯巴达提供了发动侵略战争的托词。以和约保护者的名义，斯巴达借口维护自治悍然发动战争，先后迫使科林斯等多个城邦屈服。损失最大的则是忒拜，因为斯巴达借口城邦自治原则迫使忒拜解散玻俄提亚同盟。到公元前 382 年，斯巴达的倒行逆施达到极点。在斯巴达的支持下，忒拜亲斯巴达派系发动政变，建立极端寡头派的亲斯巴达傀儡政府，大量反斯巴达派人士出逃到雅典。这种公开违反“大王和约”和城邦自治原则的行为激起众多希腊人的反对，但斯巴达人却依然我行我素。但斯巴达人的暴虐统治显然不能持久，雅典人也不甘心成为一个二流城邦。此时从忒拜流亡到雅典的反斯巴达派人士，很多受到雅典民主政体的影响，逐渐成为民主制度支持者。公元前379 年，这些流亡者在雅典人半公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亲斯巴达的傀儡政府，建立民主制的忒拜城邦，并着手重建新的民主制的玻俄提亚同盟。之后的公元前 378 年，雅典与最初一批成员组成了后来第二次雅典同盟的核心，并成立同盟大会，在其中确立雅典为霸主（hegemon）和“大王和约”原则的捍卫者的地位，针对斯巴达的意图已经很明显。同时，斯巴达一方面安抚盟邦，为避免盟邦投向雅典做最后的努力；另一方面则着手准备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日趋紧张，忒拜则在稍后正式加入第二次同盟，002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Xenophon，Hellenica，4.2.9-23；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 465466 页。亦称“安塔尔喀达斯和约”（Peace of Antalcidas），参见 Xenophon，Hellenica，4.2.9-23；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117-119。Xenophon，Hellenica，5.2.1-4.1；Plutarch，Lives，Agesilaus，23.3-4，24.1；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19.4，20.2；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156-163.关于雅典人在公元前 379 年忒拜民众派政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参见 G.L.Cawkwell，“TheFoundation of the Second Athenian Confederac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23，No.1（May1973），pp.47-60；Robert Morstein Kallet-Marx，“Athens，Thebes，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Second Athenian League，”Classical Antiquity，vol.4，No.2（October 1985），pp.127-151。关于忒拜加入第二次雅典同盟，参见铭文 Inscriptiones Graecae II240。外交环境得到改善，雅典和斯巴达也正式进入敌对状态。此后，第二次雅典同盟迅速吸引了更多城邦加入，在短期内同盟卓有成效，成功地阻止了斯巴达的侵袭。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在公元前 377 年进攻忒拜时身负重伤，长达七年时间无法指挥作战，到公元前 373 年忒拜在陆上基本重新控制大半个玻俄提亚地区。雅典在海上，于公元前 376 年那克索斯海战（Battle of Naxos）中大败斯巴达舰队，重新掌握希腊世界的制海权，色诺芬记载称“雅典人可以得到谷物供应了”，由此可见，雅典的生命线，通往黑海的粮食运输线，也得到了安全保障，消除了斯巴达再次通过切断粮道逼雅典投降的可能，并成功吸纳 70 多个城邦加入新同盟。一时间，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已经摇摇欲坠。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隐患，尤其是雅典与忒拜的矛盾日益激化，而雅典比起公元前 5 世纪经济实力明显不足，无力扩大来之不易的战果。同一时期，马其顿还处于内乱和十分虚弱的状态。公元前 5 世纪末马其顿一度兴盛，但未能持久。此后总体上马其顿人除骑兵战斗力较强外，军事力量仍然很虚弱。之后几十年直到公元前 370年，马其顿一直危机四伏。其邻邦俄吕恩托斯（Olynthus）建立以其为首的卡尔喀斯（Chalcis）同盟，并与雅典保持良好关系，实力强劲，马其顿国王一度被其驱逐。同时北方的游牧部族往南移动，马其顿人也无力对抗。实力恢复的雅典致力于收复安庇波利斯，对马其顿威胁也不小。简而言之，此时的马其顿不仅不能称霸一方，反而十分虚弱，在东地中海地区没有发言权。就整个东地中海国际体系而言，马其顿当时更多的是一个势力有限的旁观者而非重要参与者。102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28.2-29.5.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trans.W.H.S.Jones&H.A.Ormerod，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9.1.4-8；Xenophon，Hellenica，5.4.47，6.4.10；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34.1，15.46.6.Xenophon，Hellenica，5.4.61.Xenophon，Hellenica，5.4.60，64；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34.3-35.2；Sir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pp.71-78.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ennesian War，trans.C.F.Smith，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2.100.1.本文所引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译文均根据何元国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ennesian War，2.100；Xenophon，Hellenica，5.2.13；John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726.Xenophon，Hellenica，5.2.11；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4.92.3，15.19.2；John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726-727.关于这一时期的波斯帝国的相关情况，从公元前 449 年雅典和波斯签订和约开始，波斯进入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波斯人以黄金为武器，最终左右了战局，但却因承平日久而缺乏战斗力。边境地区的离心倾向也日益严重。公元前 405 年，埃及发生起义，此后进入一段受希腊影响的稳定上升的独立时期。埃及重新独立之后，由于埃及非常富庶，是波斯统治的核心地区，公元前 4 世纪波斯多次进攻埃及。战争中攻守双方均大量使用希腊雇佣兵，埃及与希腊世界和波斯之间的紧密互动由此可见一斑。大约在公元前 404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Darius II）去世，其子阿尔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继位，但深受父母宠爱的次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却不甘心在兄长麾下做一名普通的总督。因此，在公元前 401 年，他率领多达一万多人的希腊雇佣兵和其手下的其他波斯军队发动大规模叛乱，一直攻到幼发拉底河畔。不料，小居鲁士在战斗中身亡。接着，希腊雇佣军首领被波斯人诱杀，群龙无首的希腊人推举色诺芬为统帅，穿越波斯帝国腹地，长途跋涉回到希腊。小居鲁士的叛军居然能一路畅通进军到幼发拉底河这样的腹地，充分说明波斯帝国的外强中干和衰弱不堪。小居鲁士叛乱也开启了希腊雇佣兵在波斯帝国内部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时代，此后的多次波斯帝国内乱中，希腊雇佣兵都被多方所倚重。之后，波斯通过黄金和外交手段，成功挑起了科林斯战争并迫使斯巴达人从小亚细亚撤军。波斯立场的转变既因为雅典势力复兴威胁波斯，也因为雅典与波斯在塞浦路斯的叛乱者以及埃及结盟。公元前 386 年，在波斯授意下希腊城邦结成了所谓“大王和约”，而波斯有权干涉欧罗巴事务也得到了确认，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取得了很大的外交成功。在此之后，小亚细亚获得了和平，并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繁荣。公元前 378 年，埃及最后一个独立王朝，也是很久以来最强大的王朝第三十王朝，由奈赫特内贝夫（前378前 360）建立。一个强大的埃及显然成了波斯的眼中钉，而同一时期，尽管波斯的亚洲属地离心趋势加强，已经濒临解体，但短期内还没有202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 451452 页；阿卜杜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 142145 页。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52；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 449458 页。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69-82；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 465474 页。发生大的叛乱，从而对帝国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与镇压内乱相比，这一时期波斯的当务之急是远征埃及。公元前 373 年波斯派希腊雇佣兵等大军远征埃及，但行动迟缓，进展不顺，加上夏季洪水泛滥，最终惨败，埃及得以保全。波斯在忒拜崛起过程中的公元前 370 年代对希腊事务干涉相对较少，原因大概就是：波斯国王忙于对付野心勃勃的总督和讨伐埃及，自顾不暇。由于第二次雅典同盟中包含一些离小亚细亚较近的岛邦，使波斯尤其是其西部总督倾向于对雅典的势力加以遏制。由此可见，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实体之间存在联系和互动。但是，也不能将这种古代地区国际体系与近现代相提并论，由于交通的不便与距离的遥远，当时从波斯帝国的统治中心到希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使得波斯国王不可能完全掌控对希腊世界的外交。更何况，如前文所述，对波斯而言，相比富庶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希腊事务并不特别重要。因此，这一时期的波斯与希腊间的外交很多是由波斯西部行省总督所主导，不一定都能代表波斯国王的意图。同时，波斯方面之所以有时会显得外交方针反复多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外交事务是出自不同的领导人的意志，国王与不同的总督们各有各的利益立场和考虑。由此观之，在忒拜民众派政变的公元前 379 年，东地中海地区整体上可以说是一片混沌却又危机四伏，处于危险的平衡中。公元前 5 世纪末就已经重获独立的埃及正处在其最后一位强有力的法老的统治下，其与波斯的冲突吸引了很多希腊人前往充当雇佣兵；波斯帝国老迈的国王一方面日益失去对西部边境各省总督的控制力，叛乱风险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还要与埃及敌对，因此自顾不暇，对希腊世界的干涉减少；在希腊本土，将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拱手让给波斯，实力不足却施行暴政的斯巴达日益成为希腊人的众矢之的，而其国内人力资源也已经濒临枯竭，依靠波斯支持勉强维持霸权；雅典休养生息已久，逐渐走向复兴；忒拜则迅速崛起。未来希腊化世界的统治者马其顿人此时正陷入内乱，在希腊北部沉睡。这时忒拜的政变以及后来的称霸，正如一声打破沉闷困局的惊雷，深远地改变了整个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体系。302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29，42；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History，vol.6，pp.82-84；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 479480、485491 页。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82-83.二 忒拜称霸与旧秩序的终结尽管忒拜称霸的时间非常短暂，却对希腊世界旧有联盟体系和霸权格局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在希腊史上，早在公元前 6 世纪出现的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最早且最有效的外交体系之一，也是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力量。此外，尽管提洛同盟已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解体，但以雅典、斯巴达两强为中心的传统国际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主导着希腊世界，雅典在公元前 4 世纪几次反对斯巴达的联盟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在这种状况下，忒拜却打破了这个局面，终结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希腊世界传统国际体系。首先，忒拜所在的玻俄提亚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南北希腊的交通要道上。尤其对于缺乏强大舰队的陆上强国斯巴达而言，玻俄提亚可以说是其北上控制北希腊地区的重要通道，这是斯巴达人不惜代价也要控制该地区的重要原因。同时，尽管忒拜在玻俄提亚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却远远达不到雅典在阿提卡或是斯巴达在拉哥尼亚的那种程度。在玻俄提亚地区还有其他几个实力不弱的大城邦，在本文所涉及的公元前4 世纪，主要的大城邦是普拉泰亚（Plataea）、忒斯皮埃（Thespiae）和俄耳科墨诺斯（Orchomenus）。这三大城邦长期对于忒拜控制玻俄提亚联盟的局面十分不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忒拜在战争后期从雅典掠夺了很多财富，国力大为增强。后来忒拜在战后帮助雅典民众派重新夺权，并参与联合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但最后玻俄提亚同盟在“大王和约”签订后被强制解散。公元前 379 年，忒拜民众派掌握政权，不久后便加入了第二次雅典同盟，并力图重建玻俄提亚同盟。斯巴达人在随后几年中大举进攻，忒拜人则坚决抵抗。忒拜自从民众派夺权之后，持续秉持反对斯巴达的对外政策，先是挫败了斯巴达公元前 370 年代对玻俄提亚的多次进攻，客观上支援了雅典在爱琴海上重建同盟的行动。公元前 373 年忒拜抓住机会迅速对忒斯皮埃和普拉402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Sir 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pp.231-243.Robert J.Buck，Boiotia and the Boiotian League，423-371 B.C.，p.1.Sir 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pp.79-81；G.L.Cawkwell，“Epaminondas and Thebe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22，No.2（November 1972），p.261.Xenophon，Hellenica，5.4.39-47.泰亚采取行动。因此，除俄耳科墨诺斯之外的大部分玻俄提亚城邦均被纳入新的民主制玻俄提亚同盟中，新玻俄提亚同盟完全形成。公元前 371 年波斯国王出面调停，有意让希腊各邦达成和议，这应当与之前波斯远征埃及失败使其希望得到更充足的雇佣兵作为补充不无关系。斯巴达此时已经无力继续同时与雅典、忒拜两大强邦为敌，雅典则对忒拜日益增强的侵略性行为十分不满，加上面临财政困难，因此有意进行和谈。之后在斯巴达的和会上，斯巴达为了解散玻俄提亚同盟，提出不能由忒拜代表全体玻俄提亚人，而应由玻俄提亚地区各城邦分别进行宣誓。忒拜坚决反对，和谈遂破裂，忒拜被排除在外。之后，由于伊帕密浓达的创新战术和珀罗庇达斯（Pelopidas）指挥的圣队（Sacred Band）的奋战，忒拜军队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大获全胜，斯巴达国王克勒翁布洛托斯一世（Cleombrotus I）战死。斯巴达从此以后几乎完全处于守势，再也没有发起主动进攻的能力了。兴高采烈的忒拜人遣使雅典邀请其一起进一步打击斯巴达，本已对忒拜深怀戒心的雅典闻讯更加不安，拒绝了忒拜的邀请。这时忒拜寄希望于忒萨利亚雄心勃勃的塔戈斯（Tagus）珀赖俄斯的伊阿宋（Jason of Pherae）。关于此人的史料十分有限，他当时基本控制了忒萨利亚全境，实力雄厚，无意让忒拜过于强大，试图维持忒拜与斯巴达之间的均势，在斯巴达与忒拜之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甚至有希望成为希腊世界的新霸主。但他突然被暗杀，由于伊阿宋有组织反波斯远征的计划，有学者认为刺客是波斯国王所派遣，这也使中希腊顺理成章地落入忒拜的控制之下，而忒萨利亚地区再次陷入动乱。雅典在之后不久也试图举行由其主导的和会，但很多重要城邦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忒拜、曼丁尼亚（Mantinea）及厄利斯（Elis）均未加502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9.1.4-8；Xenophon，Hellenica，6.4.10；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46.6.Xenophon，Hellenica，6.3.18-20；Plutarch，Lives，Agesilaus，27.4-28.5；Pausanias，Descriptionof Greece，9.13.2；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179-181.Xenophon，Hellenica，6.4.1-1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52-55；Plutarch，Lives，Pelopidas.23；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181-184.塔戈斯是忒萨利亚的军事领袖的头衔名，权力很大，有时也被称为国王（Basileus）或是执政官（Archon）。A.T.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第 492 页。Xenophon，Hellenica，6.4.20；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184-185；Sir 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p.83.盟，这说明忒拜已经掌握了希腊事务的主动权。此时，长期在斯巴达威慑下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诸邦开始出现混乱，寡头派政权的地位摇摇欲坠，民众派势力抬头，很多城邦陷入内乱，同时对斯巴达长期霸权普遍不满。其中，阿耳卡狄亚（Arkadia）的动乱影响最为深远。本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尔哥斯（Argos）就一直与斯巴达处于敌对状态，而阿耳卡狄亚在公元前 5 世纪曾经与阿尔哥斯联合共同对抗斯巴达，后来在公元前 418前 417 年才被斯巴达击败，但斯巴达对该地区的控制一直称不上稳固。此时，阿耳卡狄亚内部经过斗争，其民众派先后在该地区最重要的两大城邦曼丁尼亚及忒革阿（Tegea）中掌握了政权，并在玻俄提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根据民主制原则组建了阿耳卡狄亚联盟。然后，为了抗击斯巴达，阿耳卡狄亚，厄利斯和阿尔哥斯三城邦结成了针对斯巴达的三方联盟，并一度向雅典请求建立防御同盟，但未能达成协议。之后三方联盟转而向忒拜求助，忒拜方面在伊帕密浓达和珀罗庇达斯等人的坚持下，加上厄利斯人资助了 10 塔连特作为忒拜远征的军费，最终经过公民投票接受了联盟。其后，伊帕密浓达率军多次远征伯罗奔尼撒半岛，此时斯巴达公民人数越来越少，加上希洛特和边民（perioikoi）纷纷投奔忒拜军团，结果，忒拜大军兵临斯巴达城下，蹂躏了拉哥尼亚（Laconia），并解放美塞尼亚，彻底摧毁了斯巴达体制的经济基础，给予斯巴达致命打击。斯巴达领土大为缩小，经济上一蹶不振，外部则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斯巴达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然而，新近仿效玻俄提亚同盟成立的阿耳卡狄亚同盟却因过于追求自身利益而成为忒拜的麻烦，其与厄利斯之间的领土争端也日趋激化，602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辑）Xenophon，Hellenica，6.5.1-10；John Boardman，et al.eds.，vol.6，The Cambridge History，pp.185-186；Sir 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 Greece，p.83；PaulCartledge，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London：Duckworth，1987，pp.309-310.John Buckler，The Theban Hegemony，pp.70-73.W.G.Forrest，A History of Sparta，950-192 B.C.，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andCompany，1968；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ennesian War，5.56-74.Xenophon，Hellenica，6.5.3-11；N.G.L.哈蒙德：希腊史 迄至公元前 322 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 795796 页。美塞尼亚作为希洛特的主要来源地，是斯巴达经济的支柱和政治军事体制的基础，失去美塞尼亚，对斯巴达体制的打击可谓致命，使其几乎不可能再次崛起。Xenophon，Hellenica，6.5.3-3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59-63；Plutarch，Lives，Agesilaus，32.6-12；John Buckler，The Theban Hegemony，pp.70-90；Paul Cartledge，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pp.310-312.这些都给忒拜霸权的发展投下了阴影。如前文所述，第二次雅典同盟的共同敌人是斯巴达，雅典一贯的立场也是支持民主制反对寡头制。但忒拜的强盛却促使雅典与斯巴达接近，早在留克特拉战役后雅典的和平尝试中，斯巴达便参与了。到了公元前 369 年，双方更建立了同盟关系，并轮流享有陆海军最高指挥权，但这也使第二次雅典同盟失去了共同目标，而且雅典也不得不放弃一贯的立场，一定程度上陷入尴尬的境地。忒拜与雅典关系的恶化也使得第二次雅典同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之后伊帕密浓达对半岛发起第二次远征，这一次远征中，斯巴达避而不战，忒拜军迫使西库翁（Sikyon）投降，并蹂躏科林斯等邦土地，进一步打击了斯巴达的盟邦，使其更为孤立。之后斯巴达虽然进行过反攻，但并不能扭转其整体上的颓势，后来伊帕密浓达对半岛进行第三次远征，这次远征成功使阿凯亚（Achaea）屈服，虽然其后来反水，但威慑作用不容忽视。公元前 366 年，以科林斯为首的斯巴达盟邦因战争已民穷财尽，最终在征得斯巴达许可的情况下接受承认美塞尼亚独立的条件，并与忒拜方面议和。这事实上也意味着忒拜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的实现，亦即成功终结了由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忒拜霸权达到一个高峰，斯巴达事实上输掉了对忒拜的战争，之后半岛的战事主要是围绕阿耳卡狄亚进行。应当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终结对希腊世界乃至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旧有联盟体系和外交格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考克维尔等学者认为，应如狄奥多罗斯所记载：“波斯大王派出使者成功劝说希腊人结束他们的战争，并与彼此达成全面和平。因此，从留克特拉战役算起持续了五年之久的斯巴达 玻俄提亚战争结束了。”公元前 366 年曾有过一次由忒拜主持的和会，且除斯巴达外的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均参与其中。从公元前702忒拜称霸与东地中海国际体系的变迁 Xenophon，Hellenica，7.1.26；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77.2；John Buckler，TheTheban Hegemony，pp.104-106.Xenophon，Hellenica，7.1.1-14；Sir Frank Adcock and D.J.Mosley，Diplomacy in AncientGreece，pp.84-85；John Buckler，The Theban Hegemony，pp.90-92.Xenophon，Hellenica，7.1.15-2.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68-70；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9.15.4.Xenophon，Hellenica，7.4.6-11；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76.3；G.L.Cawkwell，“The Common Peace of 366-5 B.C.，”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11，No.1（May1961），pp.80-86；John Boardman，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vol.6，pp.200-203；Paul Cartledge，Agesilao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p.312.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15.76.3.367 年在波斯首都苏萨和会前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