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的特点.docx

鲁迅自传
作者 鲁迅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 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2〕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3〕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

邓稼先
作者 杨振宁
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只举1898年为例：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
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
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
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24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在北平上完小学和中学以后，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导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这些日子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危机的新生日子!
1967年以后邓稼先继续他的工作，至死不懈，对国防武器作出了许多新的巨大贡献。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次年3月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在这期间他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1986年5月邓稼先做了第三次手术，7月29日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邓稼先与奥本海默
抗战开始以前的一年，1936年到1937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年到1966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前后17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5个人，奥本海默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和他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时有发生。不过比起以前要少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也就是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这项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
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说“在外地工作”。但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过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摄氏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突发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永恒的骄傲
稼先逝世以后，在我写给他夫人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有下面几段话：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人生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第一千个球
作者 贝利
以罚球踢进我的第一千个球绝不是我当初的意愿。但在那个时候，用什么方法踢进都行，但求完事大吉!不知道我对着球站了多久，安地拉特很紧张地望着我。我极力保持清醒的头脑，忘记这球对我、对我的足球生涯、对我的球队的重要性。我极力放松下来，恢复刚才的冷静。刹那间，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一次少年队比赛中我没有踢进罚球，我又克制自己不去想它。我告诉自己站得越久，失球的机会越大。要是踢不进那也无所谓，还有别的机会嘛!当我脑子还在辩论，身子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我发现球已经踢出去了。我看到球以美妙的弧线，飞过安地拉特张开的手掌，进入球网。
观众的吼声几乎能把滂沱大雨压下去。摄影师和记者从球门后面冲上来，把我团团围住。数以百计的观众跳下看台，不理会警察，越过湿地，向我冲来。我的球衣被人剥了下来，又有人替我套上了另一件——上面印着1000的号码。我被人抬了以来，绕着场跑，眼中的泪水表现出我是多么激动。我们经过看台时，观众欢声雷动。我被放下来之后，大家要我绕场慢跑一周，好让每个人看看我的新球衣。跑过马拉卡那体育场拥挤的区域时，我的心跳得很快，为这件事终于过去而高兴，为我创造了千球纪录而感到愉快。在我经过看台时观众都站起来欢呼。
然后，别人替换了我。我回到更衣室，坐在那儿，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慢慢脱下那件印有1000号码的新球衣，把它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准备带回家，作为珍贵的东西，永远保存起来。
次日，我进了一千个球和美国宇宙航行员康莱特、比恩第二次登上月球的新闻，平分了巴西报纸的头版。在我看来，这两件事的重要性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不只一次而是两次把人送上月球，比发生在足球场上的任何事当然重要得多。但在那时候，我还是为自己终于破了千球大关而感到十分高兴。那个球是在我的第九百零九场比赛中踢进的。它使我卸下了一个思想包袱，从此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件更重要的事——即将来临的1970年世界杯赛。
慈父与恩师
有一天，我和伙伴们坐在远离家门的树阴下，家里人根本看不到我。有人给了我一根烟。这不是机制香烟，而是根“絮絮”烟，是用一种完全没有烟味的巴西出产的干菜叶做的，巴西的孩子拿纸卷起来抽，就和美国孩子用玉米须做的卷烟一样。我小心地看了看四周，谢勒斯提和安布洛辛娜都确实不在附近，我才鼓足勇气把烟点着了。这不是我第一次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把烟吸进去，这次我想试试。我们聊得很起劲，天南地北，也记不起谈了些什么，大概不外乎是足球和女孩子吧。我的警觉性不免放松了些，抬头一看，父亲刚好走过。他向我们招了招手，没说一句话就走过去了。
我把半截烟往地上一按，脸都吓白了：“天呀!回家后够我受的了!”
一个同伴嘲讽说：“有啥可受的?他没看到你吸烟。”另一个又说：“要是他看到了，现在你也不会坐在这里了。他早就拧着你的耳朵拖你回家了!”
他们说得好像也有理，我当然希望他们的乐观看法是有根据的。但我一回到家，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了。父亲马上把我叫了过去。我觉得奇怪的是，他的声音十分平静，就像在和我讨论最近的一场足球赛一样。
“我看到你抽烟。”
我没说话，因为我无话可说。我只是站在他的跟前，东张西望，就是不敢碰他的目光。他一直保持着耐性。
“我有没有看错?”
“没，没有。”
“你抽烟有多久了?”
他还是非常平静，就像是在问我擦皮鞋擦了多久、上学上了多久似的。这是不是暴风雨前的那种宁静?
“我，只吸过几次，几天前……”
“告诉我，味道好不好?你知道，我没抽过，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没说正式的香烟我没吸过，只吸过“絮絮”烟。我也明明知道讲明了这一点也没有用。“我不知道，也许没有多大味道。”我答得那么笨，本以为他会一记耳光打过来，但是他没有揍我，而是把我拉了过去，好像要进行一次朋友间的谈话似的。他伸出一只手抱住我的肩膀，向我解释开了：
“你踢球有几分天分，以后也许会成为一个高手。要是你抽烟喝酒，就踢不好球了。到时候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在九十分钟之内一直踢出理想的水平。这事你自己决定吧。”
然后他伸手从口袋中取出了钱夹子。这夹子又旧，又薄得可怜。他打开夹子，我看到里面有几张皱皱巴巴的票子。他接着说下去：
“但是，如果你还想抽烟，最好还是抽你自己的烟。老是讨人家的烟很丢人。你自己买烟需要多少钱?”
我简直羞得无地自容。我抽的烟不是自己买来的，这还无关紧要，这时我倒联想起许多事情——我似乎见到父亲每星期一拐一拐地走上足球场，膝盖肿得像西瓜那么大;我似乎看见他为了养活一家人，在毫无怨言地清理便盆、打扫地板。我两眼盯着地板，真希望地上开个洞把我吞下去，埋葬我的羞惭。父亲一声不响地看了我很久。
“好吧，没事了。为了我们家庭的名誉，你自己的名誉，以后别再讨烟抽了。要买，向我拿钱，我给你。”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向他要，他是会给的。
后来，我又好几次想起这次谈话。我知道我的个性。而且在那个年龄，我是容易感情冲动而轻举妄动的。要是他当时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很可能反而会激起我的反抗，今天我便成了一个恶习难改的烟鬼了。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由于我一直酷爱足球运动，而且知道抽烟对一名职业球员的确有害，因此我可能不至于堕落到那个地步。这些都很难说，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从那一天开始，我一直没有碰过香烟，也从来不想去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