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pdf

骈文研究第六辑 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韩梁光锡撰 肖大平译内容摘要：统一新罗时期，占据汉文学主流的是近体诗与骈文。近体诗在八世纪初期（圣德王在位前后）开始流行；到了九世纪初期，在入唐宾贡诸子手中定型；此后，崔致远、朴仁范等人发展了近体诗的写作技巧和表现内容，成为韩国汉诗的龟鉴。新罗统一之前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的骈文，要比近体诗更早，在八世纪初期成熟，到九世纪初期广泛流行，成为汉文学的主要的文体。统一新罗时期的近体诗与骈文，更多的是受到了重视修饰的晚唐文风的影响。此外，当时还产生了一些文学理论，文坛上各种文体兼备。统一新罗时期，汉文学逐渐发展成为韩国文学的母胎。关键词：统一新罗；汉文学；近体诗；骈文；文体一、绪论本文旨在把握汉文学的特性、摸索其有机关系，以揭示统一新罗时期汉文学的特性为主要目的。朝鲜半岛在统一新罗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五言诗，出现了骈散结合的文章，文章写作中表现出审美意识，文学领域也不断扩大，这些都充实着汉文学的内容，文学创作的个性也逐渐形成，等等。这些都为统一新罗时期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在学习从唐朝传来的词章之学，以及接受唐朝文物的过程中，朝鲜半岛汉文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些汉文学作家，形成了汉文学文坛。自此以后，汉文学在韩国文学中占据中枢性位置，地位逐渐巩固，这一时期汉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文体是近体诗与骈文。关于近体诗，五七言诗受到齐梁之际盛行的声韵学影响，到了唐代逐渐定型。骈文也受到了声韵学的影响，文章追求音调的调和；到南北朝时期，走向成熟。比起内容而言，骈文在美学上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化，外形上的调和，比起朴实的古文，骈文更加精巧、华丽。论文原载诚信女子大学论文集卷，年，第 页。韩文论文中原无摘要，此为译者据内容概括。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创作队伍主要是活跃于八世纪期间的、以入唐宾贡诸子为代表的入唐留学生，他们真正意义上接受了近体诗与骈文，进一步形成了文学理论，诸种文体也走向完备。因此，本文为了具体阐明当时汉文学的特征，将对近体诗与骈文的发展过程及其特性进行考察，同时说明统一新罗时期的这些文学理论及各种文体的发展情况。这一研究不仅将有利于理解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也将有利于促进汉文学作为一门学问的体系化。二、诗歌的流行与近体诗的发展王夫之在诗广传中说，诗歌参与天地和育，与宇宙精神浑然一体，广为流行。钟嵘在诗品中说，诗歌不仅对于人的性情会产生影响，同时也能感动天地与鬼神。诚哉斯言！诗歌不仅与宇宙精神和谐为一，也能与人类的性情实现和解。因此，诗歌具有很强的教化功能，被用作政教的手段，在统一新罗时期也不例外。统一新罗时期汉文学的领域不断扩大，国王与僧侣也使用诗歌进行外交，或者从事学问研究。唐玄宗得到新罗国孝成王二年（）圣德王去世的消息后，写作了一篇诗序。其后，又命太子及周围大臣作诗，并令使臣邢璹在出使新罗时将这些诗作带往新罗。景德王十五年（），唐玄宗又亲自作五言诗十首，并令人将这些诗歌带往新罗。受此影响，新罗也写作了诗歌，请唐朝使臣胡归厚带回唐朝。这一时期，僧侣和一般文人一样，能够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诗歌写作极为盛行。义湘所创作的一乘法界图诗七言 句 字中，表现了他的华严思想；慧超在前往印度途中诗兴大发，创作过五言偈体，对自己的学问和生活情况作了形象化的描述。慧超在来到天竺以后，巡访了释迦牟尼的遗迹地，在见到荒废的彼罗尼斯国后，作诗描述了所见到的荒凉景象：不虑菩提远，焉将鹿苑遥。只愁悬路险，非意业风飘。八塔难诚见，参差经劫烧。何其人愿满，目睹在今朝。清王夫之云：“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兽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有与道同情者，悉得共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清王夫之诗广传，四部备要本）钟嵘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至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南朝梁钟嵘诗品，正中书局 年版）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孝成王二年”条。新罗崔致远大崇福寺碑文：“何则鸡林多佳山水，东王诗以印之而赠。赖愚尝学为缀韵语，强忍愧酬之不尔，为海外笑必矣。”慧超并不满足于作为留学生入唐的经历，在其 岁前后的开元十年（）前往天竺求法，他所作五言四句的近体诗 首，收录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这些诗歌中的诗句皆满溢着佛教的气脉，也有着诸天的气味。骈文研究第六辑 在佛教圣地巡礼的同时，他还写作诗歌表达求道的喜悦。在行经天竺国那揭罗驮娜寺时，听到一位中国僧人在回国途中突然发病而死的消息后，慧超伤心不已，在诗中写道：故里灯无主，他方宝树摧。神灵去何处，玉貌已成灰。忆想哀情切，悲君愿不随。孰知乡国路，空见白云归。诗中，慧超把自己比拟为这位中国僧人，在诗歌中表达了求道的苦行。类似这样，诗人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化地描述自己的生活，这可以说是朝鲜半岛诗歌成熟的一个标志。此后，新罗文人与唐朝文人写作了不少交游诗歌，也表现出这些特性。宪康王九年（），新罗国王临幸三郎寺，命文臣各作汉诗一首。类似这样，以汉诗来表现日常生活的多种样态，意味着汉诗与汉文学获得了全面发展。在统一新罗之前流行的、那种受到文选所录诗歌影响而形成的古诗，到了统一新罗时期逐渐出现了。神文王时期（年在位）渐开（译者按：新罗景德王时期高僧）所作的咒愿词等古体诗，宪康王在位时期（年）中岳山神所创作的佛简飞扬歌，景哀王（？）创作的繁花曲等乐府体，以及类似海歌词一类汉译诗歌，以及唯一的女性诗人薛瑶的返俗谣之类的楚辞风诗歌，这些都丰富了新罗的诗文学。近体诗在传入朝鲜半岛以后，格式严整的近体诗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主导性地位。继古诗之后流行起来的近体诗，其形式在初唐（年）末期沈佺期与宋之问等人手中走向完备。这一时期，新罗与中国交流频繁，涌现出圣德王时期（年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惠康王九年”条：“春二月，王幸三郎寺，命文臣各赋诗一首。”据说是神文王时渐开所作，乐府体五言古诗。“檀越好布施，天神常护持。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参见三国遗事卷五“大城孝二世父母”条。宪德王时（在位）中岳山神所作，汉初大风歌体乐府。“碍岩远退砥平兮，落叶飞散生明兮，觅得佛骨简子兮，邀于净处投诚兮。”参见三国遗事卷四“心地继阻”条。译者按：韩文中误作三国遗史，今更正。绮丽乐府体古诗。“只国实际分二寺东，雨松相依兮萝中。回首望兮花满坞，细雾轻云并蒙浓。”参见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六乐考俗乐一。三国遗事“水路夫人”条：“龟乎龟乎出水路，掠人妇女罪何极。汝若防逆不出献，入网捕掠燔之吃。”译者按：韩文中误作三国遗史，今更正。唐新罗人薜承冲之女薛瑶所作，离骚风乐府。小序载：“薜瑶，东明国人，左武卫将军承冲之女，嫁郭元振为妾。”“化云心兮思淑贞，洞寂灭兮不见人。瑶草芳兮思芬蒀，将奈何兮青春。”全唐诗一函十册。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在位）的北庵词与南庵词，以及景德王时期（年在位）金地藏的送童子下山等作品。由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虽然在八世纪初新罗诗歌创作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但诗歌创作活动则真正始于九世纪初期入唐宾贡诸子归国以后。这些入唐宾贡诸子回国以后，极大地推动了近体诗的发展。宾贡诸子，包括宪德王十三年（）在中国科举及第的金云卿，以及后来的金可纪、崔利贞、金叔贞、朴季业、金允夫、金立之、朴亮之等 人，其后还有崔致远、崔匡裕、金夷吾、金文尉、李同、崔承佑、朴仁范、崔彦、崔光允父子以及金渥等人。对于宾贡诸子，崔致远说：顾鸡林之士子，特令朴仁范、金渥两人，双飞凤里，对跃龙门；许列青襟，同趋绛帐。不容丑虏，有玷仙科。此实奉太宗逐恶之心，守宣尼择善之旨。振嘉声于鳌岫，浮喜气于鳀溟。伏以朴仁范苦心为诗，金渥克己复礼。获窥乐镜，共陟丘堂。自古已来，斯荣无比。结合全唐诗中所记载的唐人章孝标、张乔、杜荀鹤等人为入唐宾贡诸子所作的赠别诗来看，入唐宾贡诸子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热情，以及诗文学创作的热情。其中，金立之作为宪德王十七年（）随入朝使金昕度唐的 名宿卫学生之一，全唐诗一卷中收录其所作诗句七联。这些联句对于事物皆如实描绘，语言高雅、清丽，含蓄地表现了作者的生活与心境，表现出中唐诗歌的风味。从这些联句中所使用的词汇和风格来看，金立之应当受到了杜圣德王时某娘子所作，题目从韩李家源韩国汉文学史，作简要记载。北庵词：“行逢识落千山暮，路隔城遥绝四邻，今日欲投庵下宿，慈悲和尚莫生嗔。”南庵词：“日暮千山路，行行绝四邻，竹松阴转邃，溪洞响犹新。乞宿非迷路，尊师欲指津。愿顺惟从我请，且莫问何人。”最后一句中“问何人”平仄为下三平，属于初唐近体诗风。新罗王子金地藏（）于至德初年（景德王 年）入唐，来到九华山隐居。所作送童子下山为盛唐风的七言律诗，清新脱俗。新罗崔致远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第 页。唐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八函四册）：“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鲛室夜眠阴火冷，蜃楼朝泊晓霞深。风高一叶飞鱼背，潮净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参。”唐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十函一册）：“天涯离二纪，阙下历三朝，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译者按：韩文原文中“离”字脱，今补。）唐杜荀鹤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十函八册）：“归捷中华第，登船鬓未丝。自应天上桂，别有海东枝。国界波穷处，乡心日出时。西风送君去，莫虑到家迟。”全唐诗卷一中所载上述七言联句七联中，金立之与金云卿的诗歌各收录一联。日本的千载佳句中收录金立之诗联 句、金云卿 句、金可纪诗句 联。此三人的联句未见互相重复者仅此联句。秋夜望月：“烟破树头惊宿鸟，露凝苔上暗流萤。”峡山寺玩月：“山人见月宁思寝，更掬寒泉满手霜。”赠青龙寺僧：“绀殿雨晴松色冷，禅林风起竹声余。”宿丰德寺：“风过古殿香烟散，月到前林竹露清。”赠僧：“更有闲宵清净境，曲江澄月对心虚。”秋夕：“寒露已催鸿北去，火云渐散月西流。”早春：“园梅坼甲迎春笑，庭草抽心待节芳。”骈文研究第六辑 甫、白居易、元稹等盛唐与中唐诗人诗歌的影响，比起社会诗而言，他更擅长山水诗的写作。除金立之以外，金云卿与金可纪二人也各有一联诗句传世，这些联句也是以七律形态写作的山水诗歌。可以说，这些以中唐风格写作的近体诗，到了九世纪初期入唐宾贡诸子手中逐渐走向成熟。此后，被誉为韩国汉文学开山之祖的崔致远也有不少近体诗传世。在当时新罗末期混乱的社会现实中，崔致远通过文学表现其求道的精神，作为当时的代表性文人，以诗歌升华了心中的恨，提高了作品的品格，其所创作的诗歌成为了新罗近体诗创作的典范。崔致远擅长七言律诗的写作，今天我们仍然将崔致远所写作的诗作视为典范。他所作的登润州慈和寺上房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诗作如下：登润州慈和寺上房登临暂隔路歧尘，吟想兴亡恨益新。画角声中朝暮浪，青山影里古今人。霜摧玉树花无主，风暖金陵草自春。赖有谢家余境在，常教词客爽精神。该诗平仄合律，颔联与颈联对仗绝妙，山水描写精彩，是典型的晚唐风格的七言律诗。首联中表露了在混浊的世俗社会中内心所藏之恨意，颔联与颈联中通过绝妙的对仗句，表现了在无限自然中感受到的对世事的虚无之感，而尾联中升华了这种恨意。从写作技巧与手法上来看，虽然诗歌只在吟咏人生之无常，但语韵清华，表现出作者求道的精神，是崔致远一篇得意之作。除崔致远以外，崔匡裕、朴仁范、崔承祐等人也各有十首七言律诗入选东文选，特别是朴仁范所创作的题泾州龙朔寺。可以说，与崔致远的登润州慈和寺上房同是当时代表性的作品。全唐诗载新罗金云卿秦楼仙：“秋月夜闲闻案曲，金风吹落玉箫声。”新罗金可纪题游仙寺：“波冲乱石长如雨，风激疏松镇似秋。”李圭大认为共有 首，参见韩李圭大崔孤云汉诗研究，韩国汉文学会汉文学研究 年第 辑。平仄如下：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如下：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泾州龙朔寺阁，兼柬云栖上人翚飞仙阁在青冥，月殿笙歌历历听。灯撼萤光明鸟道，梯回虹影到岩扃。人随流水何时尽，竹带寒山万古青。试问是非空色理，百年愁醉坐来醒。此诗符合七言律诗的格式，语韵清华，句格豪迈，自然没入，曲尽其妙地表现了诗人摆脱烦恼的慧心。东人诗话中评价说：“吾东人之以诗鸣于中国，自三君子始。”这里的三君子分别就是登润州慈和寺上房的作者崔致远、题泾州龙朔寺的作者朴仁范和题泗州龟山寺的作者朴寅亮。因崔致远、朴仁范以及高丽时期朴寅亮等人，韩国诗歌遂为中国所认可。事实上，上面这些诗作都收录在宋人祝穆所编纂的方舆胜览之中，受到中国人的称赞。在高丽时期，成为汉诗创作的规范，朝鲜半岛律诗受到重视即始于此。然而，统一新罗时期的诗风诚如崔致远所说，并未能摆脱晚唐形式主义的束缚。这种情况不仅是晚唐如此，这些诗歌作品都创作于中国，这些新罗诗人身处异国他乡，虽然其诗歌创作受到了盛唐与中唐时期社会诗歌的影响，但比起那些表现诗人参与社会现实的诗歌而言，这些新罗诗人更多的是创作那些描绘田园与山水风光的诗作，以及表达内心郁闷之作。这种创作风潮一直持续到新罗末期，使得技巧主义成为当时盛行的诗歌创作风气。总之，诗歌广泛盛行的统一新罗时期，在圣德王前后受到近体诗创作的影响，到九世纪初期近体诗创作在入唐宾贡诸子手中定型。此后，崔致远、朴仁范等人发展了近体诗的写作技巧和表现内容，使得近体诗成为韩国汉诗的龟鉴。三、文体的变迁与骈文的兴盛汉文本来并没有骈散之分，其后随着文章写作中对文章整齐与修饰等定型化的追求，汉魏时期骈文兴起，六朝时期骈文随着汉文学的发展逐渐盛行起来。到了唐代骈文弊端渐显，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复兴运动，古文与今文分道扬镳。当时盛行骈文（时称“今文”），而在此之前的先秦与两汉时期的文章都以古文写作。在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时，将骈文称为今文，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将之称之为四六，到了清代改称骈文。古文与今文，先是被称为古文与四六，其后改称散文与骈文。古文与今文是从使用时期上所作的区分，古文与四六文则是从精神上所作的区分，而散文与骈文则是从形式对立的角度所作的区分。骈文研究第六辑 所以，散文并非是与韵文对立的名称。从形式方面来看，与骈偶以及四六句的骈文相比较而言，散文使用散语行文，基于此被命名为散文。南宋时期，王应麟在辞学指南中解释说，此前人们将文体分为散文与四六文；而关于散文的理论，直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复兴运动才得以确立，这样骈文的定义也清晰起来。刘开在与王子卿书中写道：“文之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骈文与散文如同树的枝与干，对于散文家而言，在文章写作时不可避免地会追求文章整齐与修饰效果，会使用骈偶与对句。韩愈的原道是一篇说理文，以散语行文；而进学解与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文中大量使用对偶句，句格整齐，接近骈文。柳宗元较韩愈更甚，骈散兼用。古文复兴运动以后，人们在文章写作中兼用骈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散文以说理和记事为主，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以及国语战国策作为法古的对象，而骈文则是十分重视辞藻的抒情性文艺文，从汉代的辞赋中发展而来，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骈散结合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骈文作为一种抒情性的文体，并不适合谈论义理。到了汉代以后产生了以骈文进行论说的趋势，魏晋人喜好谈论义理，这一时期的文章多以骈散结合语体写成。到了六朝时期，则基本上都是骈文。不仅如此，到了唐代，陆贽在写作诏令和奏译文时，也使用骈散结合的文体，而此后的诏令和奏议则为兼具骈散，新罗时期的花王戒和上唐玄宗谢恩表等等文章就受到了这类影响。新罗在统一之前，那些僧人们所写作的论文，都表现出某种程度上接近文选风格的骈文。而统一新罗之后，受到六朝和唐初文风的影响，骈文写作广泛流行。文选一书被指定为国学教科书，在读书三品科中，作为考试科目受到重视，随着宾贡诸子返回新罗，晚唐文风在新罗流行，新罗文章写作逐渐转变为骈文一统天下，骈文成为当时文章写作的主流。现在流传下来的新罗时期的骈文作品，有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以及文武王陵碑文等等，文章中阐述了新罗与唐朝的关系，表现出雄强的文风，当时著名的文章家主要有强首和薛聪等人。在文章方面，协助文武王统一三国的强首未能留下相关作品，不过根据三国史记列传的记载，可以推测强首当具有很高的汉文学造诣，也十分擅长文章写作。从时期上大体来看，文武王答薛仁贵书很有可能就是强首的作品，而薛聪则只有一篇花王戒传世，借由该篇可窥其文风。花王戒中，薛聪论述了神文王（年在位）治理天下的道理，文章采用拟人和寓意等手法，委婉地暗示了儒家的君臣之义。同时采用对照等手法，明确地对比词义，充分地发挥文章讽谏的效果。文章中大量使用四六等精巧的对仗句和典故，以及叠字叠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一年”条。清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 年版，第 页。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韵、色彩对、数字对等，是一篇整齐的骈散结合的文章。不过，从文章中单纯地对事件进行简单罗列的骈文初期的形态来看，此文尚未摆脱统一之前骈文体形式的束缚。这种情况也体现在神文王死后、圣德王五年（）为王祈冥福而制作的、安放在皇福寺石塔中的金铜舍利函上所镌刻的皇福寺址出土铜函铭文。此后的金大问与禄真皆堪称当时的骈文创作代表性人物。金大问于圣德王三年（）出任汉山州都督，擅长文章写作，著作丰富，有花郎世纪高僧传乐本汉山记鸡林杂传等著作，但可惜的是这些著作未能流传下来，只有三国史记“真兴王三十三年”条中，有这样一句记载：“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者。”这句话就是花郎世纪原文中的一部分，对仗精巧，文章洗练。如果这篇流丽、洗练的文章能流传下来，那金大问绝对是杰出的文章大家。高僧传中收录了三国高僧们的传记，花郎世纪中记载了花郎的历史，鸡林杂传中记载了新罗的野史，汉山记中记载了汉山的风物和人物，而乐本则记载了新罗时期的音乐。可以看出，金大问著作的内容非常广泛，从这些著作皆围绕新罗这一点来看，金大问不仅自主，而且博学多识，是当时代表性的文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些著作的特点来看，此后的海东高僧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著作，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其著作的影响。可以说，金大问的著作对韩国文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圣德王时期表文获得极大发展，其中代表性的有圣德王三十二年（），唐玄宗派使臣送来鹦鹉和丝绸等物品，为此新罗写作了一篇圣德王上唐玄宗谢恩表。该文中不仅大量使用对偶句，句中自对、概念对、数字对，典故与华美语句比比皆是，可以看出文章写作中对形式美的追求。这些文章都是具有骈文四大家品格的初唐风的骈文。上述花郎世纪就深得骈文真髓。从上述这些事实来看，圣德王时期文人从唐朝学习了词章之学，骈文走向成熟，而且骈文要比近体诗更早走向定型。根据三国史记列传的记载，禄真的姓名字号未详，是一吉飡（译者按：“一吉飡”为新罗时期的官职名）秀奉之子，宪德王十年（）任执事侍郎，当时他向角干金忠恭献参照拙稿薛聪与花王戒，高大国语国文学研究会语文论集第 集，年。三国史记列传薛聪：“金大问本新罗贵门子弟，圣德王三年为汉山州都督，作传记若干卷。其高僧传花郎世纪乐本汉山记犹存。”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五年”条：“此据金大问鸡林杂传所记书之。”指的是唐初之骈文大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骈文研究第六辑 上阐述用人方略的上角干金忠恭书一文，此文让人同时联想到韩愈的潮州刺史谢上表以及为韦相公让官表。此文是一篇具有中唐风格的古文，行文古雅、简洁。文圣王时期的金立之所写作的圣住寺碑文（约 年前后）以及昌林寺无垢净塔院记（年），这两篇文章都是对仗极为整齐的骈文，由此可以看出骈文截至这一时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接下来是被认为是东国文宗的崔致远。由其文章，可见其文章写作深得中国文艺文之精髓。桂苑笔耕集 卷收录了崔致远在唐朝时所写作的诗歌 首、文章 篇，是崔致远最早的诗文集。此后，他还写作过四山碑铭无染和尚塔碑铭真鉴和尚塔碑铭大崇福寺碑铭智证和尚碑铭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崔致远的代表性文章。四山碑铭序文效仿唐代碑文格式，文体优美，词意圆滑。无染和尚塔碑铭序文开头采用骈散结合的形式写成，且其结构如下：帝唐揃 乱 以 武 功，易元以文德之年，畅月月缺之七日。日 蘸 咸 池 时，海 东 两 朝 国 师 禅 和 尚盥浴已，趺坐示灭。国中人如丧左右目，矧门下诸弟子乎。呜呼！应东身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去世三日，倚绳座，俨然面如生。门人询乂等号奉遗体，假肂禅室中。“易元以文德之年，畅月。仲冬曰畅月，月缺之七日。应东升者八十九春，服西戒者六十五夏。”对句绝妙、整齐，但大多数文具采用的是骈散结合的形式，词意圆滑，成为韩国碑文的龟鉴。因此，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及归国以后所写作的表状碑文成为我国文体的模范。此外，还有金默贞的神行禅师碑文（年）、崔贺的寂忍禅师塔碑铭（年）、朴居勿的皇龙寺九层木塔刹柱本记（年）、金颖的普照禅师塔碑铭（年）、圆郎禅师塔碑铭（年）、金远的弘觉禅师碑铭（年）以及新罗末期的朴仁范的梵日国师影赞无碍智国师赞、崔彦的真镜大师塔碑铭（年）、崔承祐的代甄寄高丽王书等等。这些文章都收录在徐居正所编的东文选之中。这些碑文，与崔致远的四山碑文类似，写作中采用的是六朝与唐代的骈散兼用的碑文格式，摆韩黄寿永韩国金石遗文，第 页；韩黄寿永新罗圣住寺碑，文化财第 号，文化财管理局 年版，第 页。三国史记列传禄真。韩黄寿永韩国金石遗文，第 页。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脱了碑文写作严格的格式。其中神行禅师碑铭，气魄宏大；寂忍禅师塔碑铭，则是表现儒佛道内蕴一致的代表作。文章中并未使用十分晦涩的典故，而使用较为平易的语言，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这种碑文体的写作体例当在崔致远之前的崔贺那里定型。此外，崔承祐代甄萱写作过代甄萱寄高丽王书，全文少修饰，行文简洁，但又能尽达其义，十分重视义理，表明了高丽儒学肇始的一面。以上这些文章除了禄真的上角干金忠恭书以外，其他文章接近于骈文，可以说反映了统一新罗时期骈文的盛行，是当时文章写作的主流文体。早期的花王戒采用的是以骈句为主、以散句为辅的写作语体，还未能摆脱统一新罗之前的状态。而到了圣德王上唐玄宗谢恩表的文章中，则使用纯粹的骈文体，骈文体成熟起来。到了圣德王前后，骈文写作广泛流行，作家极力追求形式美，文章中大量使用典故，表现出骈文的弊端。在碑文写作上，无论是在记事上，还是在隐喻儒佛道思想的说理的特性上，以骈句为主的行文中，往往穿插有散句，词意明确，摆脱了骈文严格的格式，成为以后接受古文的苗头。这里不可忽视的是，汉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新罗自主精神基础之上的。新罗在统一三国以后，耽于享乐、陶醉于中国文物之中，固有的传统精神逐渐丧失。因此，当时知识分子力图匡救当时的社会现实，薛聪写作花王戒、李纯写作建好乐文等文章，即旨在向新罗王进行劝谏；而金大问的花郎世纪等文章，则旨在为新的时代呼唤走向三国统一的民族精神。这与圣德王时期汉译的海歌一脉相承，表现出新罗汉文学自主的主体立场。四、文学论的形成与诸文体的具备对于文学的认识，新罗时期原原本本地继承了初期统一新罗以前的文学观念。其中，占据主导的是儒教的使用的文学观，三国史记“强首”条中记载道：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朝鲜总督府编韩国金石总览，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 年版，第 页。“夫法之体也，非名非相，则盲聋智者，莫能观其趣；心之性也，若存若亡，则童蒙理者，焉可测其源。故有学无学，才尝香钵之饭；二乘三乘，宁得药树之果。”朝鲜总督府编韩国金石总览，影印本，第 页。原文如下：“夫钟也者，叩之声之闻之，可能定虑。镜也者，磨之光之照之，足以辨形。以物之无情，犹妙用若此。矧伊夙植间气生，蕴灵愿心非妄，心行是真行，空中说有，色际知空，方净六尘，自超十地所体，大于虚空之大，所量深于瀚海之深，神通也。不可以识。识，智慧也。不可以知，知者乎，既禅师其人也。”朝徐居正东文选卷五十七：“昨者新罗国相金雄廉等，将召足下入京。有同鳖应龟声，是欲鷃披隼翼，必使生灵涂炭、社稷丘墟”骈文研究第六辑 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此外，强首、金仁问、安景恭等人利用文章解决当时复杂微妙的国际关系，其贡献不亚于金庾信等人的武功，文武之力实现调和，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业。在儒家看来，文学需有助于政治或外交活动。当时，这种儒家的实用的文学观念十分浓厚。记录非常简短，文武王陵碑文 中记载道：“诗礼之训。”金仁问碑文 中记载道：“董狐之经史。”这些记载虽然简短，却能证明这一点。虽然上述两篇碑文中有很多阙文，并不容易了解前后文意，但不难看出这两篇碑文关涉的是文武王与金仁问的学问及其治教。所谓诗礼之训，指的是以诗经和礼记来教化百姓，意味着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实践。“董狐之经史”中的“董狐”指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其在写作史书时采用秉笔直书的写法来阐明大义。诗与礼具有很强的治教上的功能，而直笔则是国家治乱盛衰的尺度。新罗在统一三国之前，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必须强盛国力。而在统一三国以后的 年间，则必须为了摆脱唐朝的干涉而持续努力。因此，必须建立强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强大本国的实力。这样，新罗王朝在现实问题基础之上，以追求王道政治理想的儒教为统治理念之根本，强化国家体制。这样，在文学方面，儒家的文学观成为主流。其中，文学实用性的一面得到强化。然而统一之后，随着国家体制逐渐走向完备，领土得以扩张，资源得以增大，同时一些唐朝文物传入新罗，王公贵族生活奢侈安逸，实现统一伟业的新罗人的气象和精神逐渐衰退。其中，典型的例子有文武王（年在位）与神文王（年在位）。文武王建造了豪华的雁鸭池，其后打算在庆州重建都城，询问僧侣义湘等人意见，遭到义湘等人的反对。神文王继位以后，发生了国舅金钦突等人与报德国的叛乱。然而，神文王继续沉迷在安逸的生活之中。于是薛聪写作花王戒一文，试图劝说神文王建立王道政治。花王戒一文中，依托花王牡丹，采用委婉含蓄的语言，向国王进谏治国理政之道。类似这样采用讽谏的方式向国王劝谏道理，建立王道，这就是儒家传统的文学观。除了薛聪的花王戒，金大问的高僧传 花郎世纪 乐本 汉山记 及鸡林杂传等著作，也发挥了匡救现实的作用。虽然这些著作未能流传下来，但从这些著作皆三国史记列传强首。译者按：韩文论文中作，经查当为良度公安景恭（）。作者误将安景恭封号“良度”视作其姓名。韩许兴植韩国金石全文古代篇，亚细亚文化社 年版，第 页。韩黄寿永韩国金石遗文，第 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十四年”“二十一年”条。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神文王元年”条。三国史记列传薛聪。三国史记列传薛聪，同“新罗本纪法兴王十五年”条。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围绕新罗展开来看，并非只是单纯地传达知识，更进一步的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与精神、匡救现实。这些文章让当时有着透彻的历史意识的学者感受到当时社会上的不安，同时感受到在新的时代唤醒统一三国的新罗文化与精神的必要性。处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新罗致力于发展国学的文治之策，以此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安定。这样，在圣德王与景德王时期迎来了新罗文化的全盛时期，文运隆盛。这一时期涌现的甘山寺弥勒菩萨造记（年）以及圣德大王神钟铭（年），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状况。披阅五千言之道德，弃名位而入玄；穷硏十七地之法门，坏色空而俱灭。举忠良而抚俗，崇礼乐而观风。野务本农，市无滥物，时嫌金玉，世尚文才，不意子灵有心老诫。在前一篇文章甘山寺弥勒菩萨造记中，很好地融合了道教与佛教；而在后面一篇文章圣德大王神钟铭中很好地体现了儒家与道家的文学观。三教时有对立，但如同上面两篇文章所显示，比起冲突而言，三教很早就有调和的趋势。所谓“百圣同头，本来无异”，三教融合为一。特别是在唐代道家与佛教以及儒家都各自受到保护，三教在唐代以平等的姿态获得发展。当时的知识分子，于三教都必须具有很高的学问素养，而在统一新罗时期，三教十分自然地融合为一，在参与并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格局。而反映在文学上，三教的文学观同时发挥作用，这些都具体体现在当时的诗文创作活动中。惠恭王八年（），金弼奥所作圣德大王神钟铭开头部分如下：夫至道包含于形象之外，视之不能见其原；大音震动于天地之间，听之不能闻其响。是故凭开假说，观三真之奥载；悬举神钟，悟一乘之圆音。该文章为了阐明钟的功能，先是以庄子的“言不尽意”为论据，接着提到老子的“希夷论”，最后以佛教的文学观终结，其中很自然地融合了道家与佛教的文学观，是代表性的例子。韩许兴植韩国金石文，亚细亚文化社 年版，第 页。韩许兴植韩国金石文，第 页。拙稿崔致远的思想与文学，我们文学研究第 集，我们文学研究会 年年版，第 页。韩许兴植韩国金石文，第 页。庄子天道篇。老子第十四章所谓“希”，意为欲听却听不见，欲看却看不见。骈文研究第六辑 其后到了元圣王四年（），在国学中设置了读书三品科，培养并选拔人才，学风盛极一时，在本国培养了很多学者，也涌现出宾贡诸子等一些文人。誓幢和尚碑铭（哀庄王时，年）中写道：“不学书无以言，亦无以记录，如何知其由来？”金献贞所作的神行禅师碑铭（年）中提到“离言之法”，即表明了各自的文学观。新罗人的文学观，除了上述这些，崔贺的寂忍禅师塔碑铭（年）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观，这些关于文学的评论逐渐积累，到崔致远时终于形成体系。崔致远在与客将书与献诗启的文章中透露了自己的文学观：以诗篇为养性之资。以书卷为立身之本。（崔致远与客将书）虽儒宫慕善，每尝窥颜、冉之墙；而笔阵争雄，未得摩曹、刘之垒。（崔致远献诗启）儒家发现了诗歌中的性情，涵养性情，经典为入德之门。崔致远依据这种儒教文学观，通过诗歌来涵养性情，通过书籍来积累见解，以此为立身之根本。他学习颜渊和冉伯牛的德行与学问，学习曹植和刘桢的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意志。他相信，在对儒家“文以载道”这一认识之下，以诗文对万事万物进行形象化处理，以此获得审美满足、增长学识、涵养性情。比起通过穷究、思索万事万物来获得人生与宇宙的原理，他更相信根据不同的事件采用不同的理论（所谓“以文为事”），也能在传情达意上达到极致。因此，他的文学观并不偏向于某一个学派的主义或主张，而是包含了三教。崔致远说，德非言不著，言依德不朽，主张文道并重，他对六朝时期的沈约和谢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沈约与谢朓等人都是追求唯美主义文风的文人，主张儒家的诗教，其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唯美主义的倾向，二者看似矛盾，然而崔致远的观点是道文一致，这种倾向贯穿于崔致远一生的文学创作。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四年”条。最早的宾贡诸子，是宪德王十三年（）科举及第的金云卿。宾贡弟子以外，还有入唐留学生与留学僧，现存新罗时期的诗文多出自这些人之手。韩许兴植韩国金石文，第 页。韩许兴植韩国金石文，第 页。韩许兴植韩国金石文，第 页。新罗崔致远与客将书。新罗崔致远献诗启。新罗崔致远无染和尚塔碑铭。新罗崔致远初投献太尉启。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另外，如脱离文字，则无法言“法”。因此，如若没有文字，就无法照亮人的眼光，指出了文笔的必要性。崔致远的佛教文学观，与他的四山碑铭中所体现的道家文学观混为一体。进一步地，基于这种文学观崔致远从事着文学创作活动，也实现了对文学的理解。贤首传中写道：旧史本无，若谓吾文篇幅广大、夸张其事，则实为讹传，此亦为泛滥之根本。文辞再盛，又有何益？不若简介，最为珍贵。以文字来夸张内容，显得有失古法。在文章中，作者自问自己是否是这种人。在回答中明确地指出，自己严格遵守古法，对于事实，采取以简洁的文字如实记载的立场。就像这样，为了获得写作的真意，自己遵守古法，以简洁的文字写作了贤首传，崔致远就是在这样一种确固的理论基础之上从事作品创作活动的。另外，在真鉴禅师碑铭（年）中也揭示了理解作品的方法。崔致远主张，为了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内容，不能受到字句的约束，而必须通过作品来理解作者的本意。以下这段文字中表露了其批评意识：但如青莲居士，惟夸散诞之词；白石山人，只骋荒唐之作。但以风月琴樽为胜概，不以君臣礼乐为宏规，遂使千年万年所流传，皆嗟大雅小雅之沦弊。对于李白的文章，他评价称李白热衷于写作放纵的文字，而将诗歌视作君臣和礼乐的规范。其文学观建立在儒家文学观基础之上，同时也涵盖了诸家的说法。这里各种文体兼备，并行不悖。一般我们认为，作家通过文体来表现和传达其思想，而读者则依据文体来把握内容。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些方法：对汉文学类别进行分类，选出作品，按照类别进行归纳，对汉文学作品建立整体上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文体分类。对文体进行分类的著作，代表性的有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清人姚新罗崔致远真鉴禅师塔碑铭。新罗崔致远真鉴禅师塔碑铭。新罗崔致远贤首传。新罗崔致远真鉴和尚塔碑铭。新罗崔致远谢高秘书示长歌书。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诸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类。骈文研究第六辑 鼐的古文辞类纂等等。文心雕龙并不区分骈散，而将文体分为 类，文选中将骈文体视作正宗，共分为 类，古文辞类纂中将散文体分为 类。诚如上文中所指出的，文选在新罗与梁、陈交流频繁的六世纪末期传入朝鲜半岛。虽然在传入初期未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在新罗统一以后，被列入国学校科目，成为诗文创作以及文体形成的典范。文选分类具体如下：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书檄难对问说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类在朝鲜半岛，近世朝鲜成宗朝时期，文人徐居正选编截至当时的诗文，编成东文选一书，该书中收录了三国时期的诗文 篇，这 篇诗文被分为 类。其中，首是崔致远的作品。下面我们以崔致远为中心，对三国时期的文体做一番概括说明。当时除了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还有崔承祐的糊本集。可以看出受到了唐代的影响，文集类编纂盛行。现在桂苑笔耕集传世，桂苑笔耕集中的文体分类具体如下：表、状（奏状、堂状、书状）、别纸、檄书、书（杂书）、委曲、举牒、斋词、祭文、记、疏、启、诗。一共分为 类，虽然比文选和东文选分类较少，但崔致远的遗集孤云先生文集和孤云先生续集中又有如下分类：赋、诗、表、状、启、记、碑、赞、愿文、传。又分了十类，可以看出，崔致远创作过各种文体的作品。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在崔致远之前朝鲜半岛产生过哪些文体？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崔致远是统一新罗末期的人物，考察其诗文在多大程度上对文体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一问题，也可以不成为问题。从只有崔致远一人创造过上述各种文体的作品来看，这些诗：五言古诗（）五言律诗 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总 首；表笺；启；状；檄书；赞（）；奏议（）；书（）；记；?I0序（）；?I1牒；?I2祭文；?I3疏；?I4齐词（）中是除去崔致远作品的作品数。三国史记列传薛聪：“崔承祐以真圣王四年入唐。至七年，唐侍郎杨涉下及第。有四六五卷，自序为糊本集。”统一新罗时期的汉文学研究问题也不具有普遍性。除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诗文之外，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对其形成过程进行说明。新罗与中国往来的国书，在格式上一般具有诏书和表文的形式，历代国王在从中国接受册命时，新罗国已经熟悉了诏令类与奏议类文章的写作。文武王册封安胜为高丽王的册文与教书，文武王下达给百姓的教书，下达诛杀伊飡军宫命令的教书，以及文武王、宣德王、文圣王的遗诏，等等，由这些文章来看，诏令与奏议类文章的写作已经达到了十分圆熟的境界。神文王七年（），神文王派大臣前往祖庙进行祭祀，所写作的祭文格式严整。此外，也有金大问的花郎世纪鸡林杂传高僧传等史记类，以及汉山记方志类。除此以外，僧侣们所写作的序文和论疏，以及三国遗事和特异传中的志怪类，这些作品与前面提到的诗文，具备了崔致远以前圣德王与景德王时期的各种文体。此后，金石文方面有：金立之的圣主寺碑文（年前后）、金颖的普照禅师塔碑铭（年）、金远的弘觉禅师碑铭（年）等碑志类，金立之的昌林寺无垢净塔院记（年），朴居勿的皇龙寺九层木塔刹柱本记（年）等杂记类；碑铭方面，真鉴和尚塔碑铭与大崇福寺碑铭皆为四言，无染和尚塔碑铭为五言偈颂体，智证和尚碑铭为七言偈颂体，金献贞的神行禅师碑铭为四言，金颖的普照禅师塔碑铭为九言与八言混合体，圆郎禅师塔碑铭为七言，崔贺的寂忍禅师塔碑铭为八言乐府体，这些碑铭皆各具特色。由以上这些事实来看，圣德王在位前后新罗国人已经熟悉了各种文体。此后，经过入唐宾贡诸子的努力，韩国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