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意与迷茫——从朱守城墓出土大理石屏探明代文人长物雅玩.pdf

人文研究ARTEDUCATIONRESEARCH适意与迷范从朱守城墓出土大理石屏探明代文人长物雅玩口黄子秋摘要：1 9 6 6 年，上海宝山区顾村朱家巷出土了一座明代墓葬。考古报告记录，墓穴中保存有大量较为完整的明代文房用品与香具，其中多数物件雕饰精美，材质奢豪，因此该墓葬被多数研究确立为明代文人雅具的重要考古依据。但据学者刘芝华考证，该墓主人朱守城的身份并非明代文人，徐学谟撰写的墓志揭示了其真正身份为万历年间一位以农起家的富人。同时，墓葬中出土大理石笔屏形制之舛误，为考古视角提供了新的入口。该文以历史构想下朱守城之附庸风雅作为切入点，以大理石屏为线索，揭示明代末期文人长物雅玩与富商之间的交互关系，还原明末历史情境下士商之间的适意与迷茫。关键词：大理石屏风朱守城长物身份一、附庸风雅：明商朱守成的选择1966年，随着一系列明式文房用具、石买地券在上海出土，一位明朝万历年间文人的书斋生活映现于人们眼前。上海明墓中相关考古报告记载，该墓随葬器物有香筒、座屏、砚台、折扇等一系列文房雅具。在这座南北向的一墓三式夫妇合葬墓中，中穴墓葬棺盖上所书的白漆字“故守城朱之枢”显示了墓主的全名。这位名叫朱守城的墓主与其西棺的妻子“王氏朱太夫人”合葬一墓，此外，墓葬中再无更多材料辅以断定这位墓主的真实身份。该墓主身份的研究长期被学界忽视或误判，大部分朱守城墓葬的考古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土物件的美学与社会学意义方面，在身份认定上多断定墓主为一位万历时期的文人，并以墓前建筑的名家书额辅证墓主的文人身份。但该猜想碍于实物证据的稀缺，难以进一步推进。而关于朱守城身份的研究如今有了新的进展，学者刘芝华发现在海隅集1 1 中徐学谟为朱显卿撰写的墓志中提到一段话“父铃以农起家，颇积高货。母王太孺人生君一男子。”2 墓志主人朱显卿的父亲正是该墓葬中的朱守城，而该篇墓志铭同样提到了其妻王氏，这和朱守城墓葬中西棺棺盖上铭刻的王氏朱太夫人身份恰好对应。这一史料的发现不仅能帮助人们核验墓葬中人物的身份，而且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信息：朱守城的身份并非一位万历时期的文人，而是一位以农起家的富人。笔者在整理朱守城墓葬出土器物的相关资料中发现，中棺出土的一块镶紫檀边大理石笔屏似乎对朱守城墓物质与身份的判断至关重要。这块笔屏长1 7 厘米，宽8 厘米，高2 0厘米，其前段笔插分有四孔，整体精致小巧（图1），与元末王行的石屏记里描述的小屏十分相似：渤海朱叔重善画而好事，喜从文人才士游，有小石屏，方不逾尺而温润清古，自言得之石偃山中，而求予为记其文之见者，元而举然，漫而偃然，若而树，若奔而垄，浓疑其邃，淡疑其远，默疑其幽精致而清润，中温而有文，遇识者致之剖琢碧砥，饰而为屏，则若浑沦始判而万象列需。类似的元代小石屏还可在王逢、陶宗仪、徐贵等人的题诗中窥见 39。元末明初的文献记载，元代末期的石屏已不再单纯作为功能性的设计产物而存在，而是逐渐成为一种观赏性的玩物。朱守城的笔屏仍然保留着南宋的款式，更接近仿照宋制的砚屏笔格。宋代赵希洞天清录集提出笔格的概念，其中一类带有座案装饰的笔插砚屏到明代中期就已彻底转化为独立装饰，并且对于屏风的尺寸、材质有着日益严格的评判标准。其中，明末最为典型的鉴赏手册便是文震亨的长物志，书中关于图141美術教育研究大理石屏的一段文字如下：镶以插笔，亦不雅观。有宋内制方圆玉花板，有大理旧石，方不盈尺者。置几案间，亦为可厌，竟废此式可也。耐人寻味的是，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明代文人意趣指向了文房雅玩。尽管长物志成书于崇祯年间，但文人品评大理石屏风的传统早在正统二年（1 4 37）就已出现，其滥筋或于更早的时期。如，谢环杏园雅集图中描绘的大理石屏形制已表明，上层阶级对大理石屏的审美意趣早已摆脱了装饰化设计。有关这类赏玩性质的大理石屏风的历史记录并不少见，石屏同样得见于明代浩博的青简与谱记之中。据记载，朱守城所在的明朝万历年间，大理石屏已在文人书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年间一块上品大理石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文人的文化修养与财富地位。如，文徽明之友顾元庆曾于大石山房十友谱序中列石屏于其首，并特附图录描述：右石屏：高二尺有奇，广一尺三寸，前后有诗与竹，皆东坡亲迹，立必端直，山房呼为端友。赞日：有石如砥,表公之刻。竹既潇洒，诗亦精特。乘气而润，应雨而滋。清风披拂，千古仰思。巧合的是，万历时期的文人胡应麟所建的书斋绿箩馆“十六君”陈设体系中，同样将大理石屏列为榜首，他在少室山房集中的一首五言诗中分咏十六雅具，其言榜首石屏：奇峰置案头，恍忆包山麓。万朵洞天云，鞭龙入林屋。李日华、丰坊等人的记述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论调，虽然相比前两者，他们并未将石屏位次列为文房首位，但都无一例外地将大理石屏这一器物与笔墨纸砚、鼎器香炉等传统文房器物并置探讨，这在早先的格古要论等鉴藏书籍中并无先例。晚明的大理石屏以独特的魅力突破了限制，赢得了当时文人的青睐。在这样的风尚下，可以推断万历年间的正统文人不会因一块石屏的误而丧失自已的品位与颜面。尽管大理石材于当时数量稀缺且价格较高，明末的地方志和文人日记还是证明了仍有不计其数的文人豪掷千金购买上等石屏，并将其作为雅债广泛流通或行贿42于上层的官邸书阁 32 8-2 9。朱守城的大理石笔屏形制的错误似乎暴露了这位富人似乎不太入流的审美水平。而若以技术层面求疵石屏的表面工艺，据后人常罡海外拾珍记中的工艺描述：点苍山石，苍翠泛绿者称春花，黄赭烟褐者称秋花。插屏之石据此应品列秋花。其石貌也沧桑，磨工也古拙，边缘经手泽沁润，已如脂似蜡、酥光熟透，非数百年物不能致。插屏之左右立柱内侧,开槽沟以纳石板，曲背吻合，旧痕陈垢亦随形相符，是原石原座、量体剔凿者也。结合丰坊所载的史料，可证明这里提及的大理石插屏才是当时较为风雅的款式，并不同于朱守城的镶嵌款式。此外，明代文人士大夫要求大理石屏表面磨工保留古拙风味，屏面最好粗糙不平，而朱守城石屏的表面显得过于光滑而有匠气。这并不是朱守城在附庸风雅上的第一次失误，墓葬考古器物的综合考察提供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判断。如，在香筒形制的选择上，朱守城选择了从繁的雕刻设计。朱守城墓出土的香筒筒面雕饰以“刘阮入天台”的民间故事，尽管不能排除明代文人器物中确实有民间世俗题材的装饰，但总体而言，明代文人在态度上不齿于故事性的装饰。对于图像故事的贬斥几乎是很多明后期文人的价值取向。在柯律格明代图像与视觉性的研究中，明代文人藏书中的图像总是伴随文人的纠结态度 5 1 37-4 2。这里只需要比对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关于器物故事图像和材料选取的数语，便能凸显朱守城与正统文人品位的差距。若太涉脂粉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30.研宜用紫黑二漆，不可用五金，盖金能燥石；至如紫檀、乌木及雕红、彩漆,俱俗,不可用 间39。因此，览及所有的墓葬出土器具一一朱守城墓中不含内胆的香筒和笔筒、扇骨精雕、施以洒金的花鸟折扇，以及价值不菲的大理石屏一一种种雅物都展示着它们的象征意义远胜过实用价值，并忽视了时代文房用具的清雅规谏。朱守城为什么要附庸风雅？笔者试图解开背后的疑团。二、屏中寻径：文化权威与朱守城的焦虑当朱守城留下了历史的隙，大理石屏让人们得以人文研究ARTEDUCATIONRESEARCH从中寻觅真相，至于充当事件载具的历史器物本身并无对错。放远来看，导致朱守城认识失焦的参考系实际在于器物背后的权威话语品评体系。这套由文人建构的识物美学体系早在明朝初期就已建立起来，涉及古玩的鉴赏与品德教化，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渗透不断强化自身。这一话语体系在艺术市场中尤为明显，体现在明代古玩到今玩的历史演进之中。在明末的文玩市场内，朱守城想必也知晓格古要论一书，因为这几乎是明代每一位想要将经济实力转换为文化地位的人必读的书籍 7 1 8，它广泛影响了明代文物市场之后的价值取向，也影响了包括文震亨的长物志在内的书籍。成书于洪武年间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起初在体例上仿照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广泛地分论了古琴、古铜器、古画、墨迹、法帖、奇珍、漆器等古物(8 1 2 3-6 0。作为明代的一部鉴古专著，其引领的崇古风尚不拘于单纯美学范畴内的分析。甚至可以说，作为连接社会阶级的某种文化表象，它提倡的复古的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明朝的士族教育，而是从诞生之初就与商品社会紧密联系，几乎每一位想要获得良好鉴赏品位的人都能够在市场中得到它。该趋势导致的一个影响便是书中描述的贵重奢侈品在构建明朝前期的社会等级中就已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 1 8 9。同时，格古要论作为传统文化权威的表征，将晚明的新富置于传统文化准绳之下，也重新界定了士绅的身份范畴一一让原本的士绅阶层拓展到一批巫待获取社会身份的新富那里。因此，当人们今天以社会学角度研究这部著作时，该书围绕着以士人为中心展开的教化几乎处处可见：教导人们“博古博物，君子所当务”，告诉人们古锦帐“虽富贵可爱，但可装堂遮壁，非士夫清玩也”。遗憾的是，在格古要论中，人们并不能寻到有关大理石的古器物，尽管当时苍山县志这样的地方志文献中记录了点苍水墨花大理石的开采，但士人似乎尚未广泛了解到这一新兴石材。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的格古要论分论中一篇记载了十八种石材，可镶嵌于屏风家具等奇石共七种，包括竹叶茂瑙石、土玛瑙、红丝石、南阳石、永石、川石、湖山石，并无大理石在内。其中的南阳石和永石是当时常见的石屏装饰，而大理石屏风要到明朝晚期的体系中才渐渐薪露与兴盛。明代的古董市场内的“今玩”又被称为“时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提及这一风气：“好玩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明代时玩之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这依托于当时迅猛发展的手工艺技术 9 1 4 3。古玩奢侈品经济对生产发展的刺激链接了高明的工匠与需求的文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推动明代后期文物市场活跃的时玩风气形成（虽然也导致品盛行）。与此同时，时玩的历史逻辑绵延了明代早期的崇古风尚，仍然保留着复古与崇雅的文人意识，并特别在装饰原则上保留了正统的趣味。晚明的文人对于器物清玩的需求不再仅限于早期的古董，万历前后的工艺家群星璀璨，文人纷纷追捧他们制作的扇骨、玉器、铜炉，朱守城墓出土的精雕扇骨就是一例佳证。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今玩”不让“古玩”的局面 31 4 0,使二者的界限若有若无，这也催生了文人话语体系的再次建构。丰坊在为华夏所撰的真赏斋赋中借用林泉高致画中“三远”概念以画喻石，格外突出了新玩大理石屏的品质要求，他描述道：东沙于是扫绝尘器，独怡岑静，巷无车马之音，庭鲜襟裙之影，置轩之果几，拭般侯之金鼎，蒸游檀之珍香，汝官之陶皿，涤端州之紫观，列点苍之秀屏，佩不衰之汉熊，握如脂之古印1 31 9 7。苍山秀屏之推崇或源自胡应麟更早的京华记忆，他在少室山房集之前的少室山房类稿中记载：忆尔时长安中伏天，偕足下过某勋戚贵人家十仞八窗洞开，层冰嵯峨，如雪山离立，左右前后，客坐其中，俨入洞庭、点苍间，大瓷盘盈六尺，一贮甘泉浮碧桃朱李，一满贮青门瓜，五色鲜华莹彻，不曹玛瑙水晶 31 38-1 0点苍意象让人如入画境，故被文人认为能够媲美甚至超越前代的古玩。在万历年间谢肇记录的一块点苍时玩大理石屏风的售价已经超过米友仁云山真迹 31 7。来自苍山的大理石屏即使年份有限，甚至没有显赫的递藏身份，但这一介于古玩与今玩间的清物，自成化以来就流传人间，百年之内便已深入人心。回到朱守城的墓葬，他的焦虑似乎得以展露。前文谈及的古玩与今玩之风皆为当时文人的话语阵地，仅夹43美街教育研究带有少量高明的古董商位列其中。大理石屏这一时玩自然也被当时的文人纳入他们的话语体系，以其稀有的数量和文人画花纹重塑了部分士人阶层的符号。而这一符号不仅源于自持，而且引发了市场的疯狂追求：在明代延续的较为严苛的儒家社会模式中，商人的身份低微，明中叶的一些富商为了加入士绅的社交圈，在文化领域笼络士人阶层，以求获得话语权 7 1 1 5 2,而明代中后期的商人则开始更加大胆地尝试，意图追寻更高的社会地位，以财产作为获得社会认同的资本。教育、文化以及文化产品，这些都展现了明代商人欲求与身份的焦虑，当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价值的同时，他们也渴望获得新的身份、新的文化形象。而他们的欲求，在万历年间的出版商余象斗出版的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跃然纸上。余象斗把自己描绘为一个学者，举手投足间都颇似一位德高望重的士人，在他身旁环绕的侍女书童则又暗示了他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家财万贯。因此，朱守城书斋之用心与富商余象斗的文人雅梦或许别无二致。三、市野迷局：互渗欲求下的多样性余象斗和朱守城都渴望在身份上达成文人雅梦，而商人的欲求并不是单向的。在明代市野的迷局之中，颇多物件证明文人对于世俗财富的追捧同样显眼，他们也希望多彩的民间故事可令他们摆脱传统书斋的清冷寡淡，并且有机会炫耀以往文人身份下并不被允许展示的财富 1 0。在隆庆年间出版的紫箫记中，刊印的一张插图版画似乎和富商余象斗的“自画像”形成对比：画中的士绅不明所以地右手指天，实则炫耀着身后昂贵考究的花梨木折叠椅 7 1 2 5。他脾皖的指向帮助人们摆脱了单一的欲望轨迹，架构出更加丰富的历史舞台。不难发现，这种欲求互渗导致的结果就是明代器物的多义性与时人身份的多重性。在物质上，1 6 世纪大量涌现的有关中国文化及诗文的书籍插图便是典例，这些商品向识文断字的人普及了高雅文化。其中，万历年间安徽郑少斋刻的古文正宗就表现了苏的木刻版画，并且该书在民间广为流传 5 4 6。明代后期，这类以往独属于高雅文人的传统主题开始活跃于各种民间生活器物上，而在文人的藏书阁内也开始出现异于寻常的装饰图像。尽管插图难入文震亨这种文人的法眼一一总是让人联想到一群需要依靠图画才能理解的市民读者 5 355一但很多文人的家中藏书中依旧潜藏着不少“粗陋”的世俗插画1 1 1。明代的宣氏墓中一共有十二种带有插图的书籍，涉及南戏曲文。万历年间刊刻的吕坤所撰闺范，其插图满足了很多士人读者对于女子深闺的窥视欲 5 39。如果还要援引一些材料，陈际泰44（1 5 6 7 1 6 4 1）的自述则揭示了他在十岁时背着母亲从舅舅那里借了一本带有插图的书籍，却碍于脸面，为自己辩解并没有看书中的插图。这些史料同时表明：部分明代文人对于含有插图书籍的态度颇为暖味，他们像对待禁忌那般仅在私下珍藏。或许是因为嗜书的文人对于书籍过于苛求，类似的世俗题材则会更加大方地显露在一些书斋之外的常见器物上。如，1 7 世纪早期的绘有西厢记的斗彩瓶被证明是文人所好故事的表现，这和闵齐极彩绘版西厢记一样受到文人好评 5 1 6 1。除了物质器具在明后期的多义存在，在身份问题上，古玩市场内的古董商也往往并不以单一身份游走民间，他们兼具士商的多重属性。在清河书画舫书画记大观录等文人记述中，职业古董商并非都仅精于货财，还有部分通过自我教育获得了文人的身份和品位，王越石便是其中之一。吴其贞书画记记载：“王越石 一门数代皆货古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1 1 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中提到一位苏州古董商人张慕江也有着令李日华倾慕的文化水平。冯梦祯快雪堂日记载“过邵氏。取古玩数事回。约其到舍议价 1 3，记录了他在自家斋房内的古玩交易。此外，明代山人文化中文人的职业画家身份还能在这个方向上为人们拓宽视野，它以某种周的方式呈现一一那些起源于文人的高雅隐逸的书画品位在商业的推动下成了失意文人世俗谋生的路径 1 4 而类似的职业转换带来的图像主题流变不一而足。这些互相渗透的案例能帮助人们管中窥豹，无论是士人还是商人，明代身份与物质的雅俗性似乎随着白银的流动而不断转化。当固定的传统都渐渐剥离了以往扎根的秩序而转向新的金钱秩序时，回到石屏的话题，这些高昂价格的石屏主要以双线分别流通在上层官邸与下层商行。云南地方志的记载中就出现了向皇室进贡大理石屏的记录。成化十三年（1 4 7 7），乞却镇守官进贡禽鸟奏状中首次提到了大理石屏作为厚礼进贡 31 2 8。繁枝细节的材料证实大理石屏牵涉出的复杂的卖家和买家群体以及雅俗之间难辨其详的事实境况。如，在明刻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曾购买过一块螺钮大理石屏。关于小说独特的媒介属性能否说明渗透于民间的意识形态暂时难下定论，但书中西门庆的价值观必然早已深陷迷局。作为一位并无文化的破落户，他执意购买螺大理石屏，这份明代商业社会带来的价值冲击很快将以不可逆转的潮流形式席卷每一个社会阶层。四、雅俗辩证：文人世俗生活与长物之梦文震亨的长物志对于民间尚无时节排布的绘画题材陈设有过相关的新规。如，他要求“至如移家则有葛仙人文研究ARTEDUCATIONRESEARCH移居图”，而“立春则有东皇、太乙图，对于这类辟邪节庆类的世俗图像，文震亨并非漠不关心。同样在悬画月令中，他为明代后期的文人奠定了一种清单式的处理图像的手册，文中以一种“相宜”调和文人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雅俗图像。显然，雅俗交织的价值逻辑是明人不可回避的时代议题。当晚明的商业为士绅阶层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士人喜闻乐见地接受了它们。这段历史还证明了附庸风雅不仅存在于商人群体，而且泛在于文人圈内：江南文人的藏书有多数因袭流俗，他们藏书的习性或为癖好，或为沽名钓誉的装潢。附庸风雅的背后会因循一套生活艺术化的准则，长物则代表了晚明文人品位的再极化，重新塑造了文人的身份和价值观。这一举动其实也可以在文震亨长物志的成书背景中窥见。面对晚明文化与经济秩序相继崩溃的局面，强调拥有某物实则是广大文人适意之下的迷范心理。这种在生活赏玩体系上的建树反映了明中后期文人的心态变化，一种雅俗交互的新旨趣将填补单纯占有某物的空虚。长物体系的确很好地协调了文人追求雅俗的双重欲望。在世俗性中，伍袁萃的林居漫录中记载：“明代士大夫相聚一起，所行不过是饮酒、博奔与戏谎而已。而江盈科在雪涛阁集中则记录了士人之间的玩乐游戏：“年来诸仕宦，眼中可路记。如展百官图，掷殷相赌戏。”1 5 1 相对于世俗性的一面，明代文人的长物梦又让他们远离了过于世俗的泥淖。借由不断细化的制度体系，文人将身份问题在器物之上叠加并衍生，以此对抗一般商品带来的世俗化冲击。除了耳熟能详的长物志，张岳编纂的惠安县志中也存在这一趋势。张岳在该书的一张土特产列表中告诉读者，上品的荔枝产于枫亭和泉州南部之间的地区，同时规定龙眼必须分为龙眼、人眼和鬼眼三种不同样式 7 1 1 5。张岳将荔枝的稀有性与精英知识分子的需求联系起来，构建了高级文人的长物规则。此类例子还有插花、家具摆设、饮食焚香等。这些精细化的趋势同样可见于后期的大理石屏中。嘉靖二十年（1 5 4 1），名臣陆深携北京购得的大理石屏归松江宅邸，姚子明受陆深之邀，作咏石屏诗。俨山集中记有多封陆深赠姚子明父亲的诗歌，友人之间的邀咏书信甚至特有石屏篇一类 31 8 6。明代大理石屏的诗文铭刻和复杂的摆设规则表明，这一物件也被纳入明代后期的文人长物体系，并且充当着书斋话题的中心，不少文人会以石屏为由邀请友人赋诗或者展开品评。这些活动与乔讯在魅感的表面一书中强调的明代社会政治风向不无关系 1 6：大理石屏模仿文人山水画的错视表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与政治的视觉性关系，而且反映了文人一方面寄望山水另一方面享受财富地位的复杂心态 9 4 2 5-4 5。如，人们可以看到，文人的书斋生活与文人之间交游的视觉观赏性不断增强，并且体现出一种娱情和集会的雅集综合体。其中，大理石屏作为长物雅玩的关键标志，时刻存在于文人交游的主题里。谢环的杏园雅集图作为最早的大理石屏图像资源，自诞生之初就与世俗政治相互关联。嘉靖年间的大理石屏与王室身份又紧密相关，象征滇南稀有的贡品。因此，政治性是明代文人士大夫视觉逻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一视域或许将再次导向对朱守城墓葬物质与身份的全新审视。注释：详见文物1 9 9 2 年第5 期和何继英主编的上海明墓。参考文献：1刘芝华.物质与身份一一以朱守城墓出土的文房用具为例J.美术学报,2 0 1 8(3):5-1 1。2徐学谟.海隅集卷十七 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册.济南：齐鲁书社，1 9 9 7：6 0 2-6 0 3.3蒋晖.明代大理石屏考 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 0 1 8.4常罡.海外拾珍记 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 0 0 8：8 3.5（英）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第二版)M.黄晓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6.6（明文震亨.长物志图说卷七 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7（加拿大）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M.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 6.8（明）曹昭，（明王佐.格古要论 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9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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